周恩来的四个昼夜.docx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周恩来的四个昼夜.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最真实的“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记忆。
那么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的百姓、干部、国家领导人都有怎样的表现，他们都进行了哪些思考和挣扎……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电影作品;需要指出的是：
这部电影又是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展示那段历史的电影作品。
首先，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
应该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大都来自于父辈的讲述以及网络。
就本人来说，每逢过年父母在包饺子的时候都要用看起来有些絮叨的方式回忆一下那段“低指标，瓜菜代”的历史。
而本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发现电影中展示的很多情节竟然和父母的讲述一模一样：
光秃秃的的树枝、加了树叶或野菜的稀糊糊、吃了以后解不出大便的杂合面窝头、饿的浮肿而穿不下鞋子的村民、站在全村最高处只能看到大队食堂冒出的炊烟……这些影像无疑比口头讲述更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感同身受。
其次，人物形象的鲜明而非脸谱化。
周恩来总理是电影的主角，而本人一向认为影视作品展示伟人的伟大，似乎并不是难度太大的事情。
但周恩来总理是伟人，同时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不懂、不擅长的地方。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周总理帮村民栽红薯秧，他不懂得红薯秧要斜着放进坑儿里，也不懂得用土埋好后是不能用脚踩的……当他被女村民纠正后，脸上也难免露出一丝尴尬。
这一情节给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伟人尴尬是什么样子的?
作为伟人他普通人的一面是什么样子的?
周恩来总理的扮演者孙维民以精湛的演技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儿。
另外，影片另一主角：
村委会主任郭凤林在影片大部分情境中都是一种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面目。
按说这应该是一个至少不能算太正面的人物形象。
让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猜想：
他其实是一个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而不顾村民死活的坏官。
但是，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也曾经参加过儿童团，也曾经差点被日本鬼子的刺刀刺死，他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自私鬼。
他之所以隐瞒真相也是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
这一非脸谱化的处理，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在当时那段历史中，作为基层干部真实而复杂心态。
其三，这部电影呼应了主流思潮。
十八大曾经说过“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
那么为什么不走老路?
如果我们看了这部电影就会明白，我们中国人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反复、曾经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曾经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确定了今天的发展道路从而获得了今天的物质生活水平。
其四，这部电影事实上回应了当前网络上一些关于三年自然灾害耸人听闻的描述。
我们不否认当时的情形的确非常困难，但是这是不是等于发生了网络描述的那些人间地狱般的事情。
至少，这在影片故事发生的河北、河北武安是不存在的。
本人也没有听到父母提及曾亲眼见到过本地曾发生过那些事情，那些事情他们也只是听说而已。
老实说，在观看这部电影之前，本人想到了不久前上映的另一部电影《一九四二》。
而此片上映后，很多网络评论都说：
一九四二?
那一九六零呢?
好了，现在有在这样一部反映一九六零（左右）那段历史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而本人认为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
如果您对这一题材感兴趣，不妨关注一下当地院线的影讯，到时候可以一看究竟!
重大题材电影创作的新收获
李准
看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始终处在激动中。
一部小投入小规模的影片，竟然拍出了如此强烈的精神感染力量，堪称重大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新收获。
在我看来，它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重大题材电影创作的发展作出了新的探索，提供了新鲜经验。
其一，以领袖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为精神切入点，紧紧抓住周恩来通过调查研究后决定停办公社大食堂，以解决群众挨饿问题为中心叙事线索，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上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作为重大题材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既是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的一个优势，也是对创作者的一个考验。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创意上的高明就在于此，创作者深深懂得：
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和中央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导致三年困难，为克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几乎全部出动，分路赴农村调查，在多路调查的基础上作出了停办公社食堂的决定，这些都是重大史实和重大决策，不能含糊。
全片在确保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围绕着领袖和人民的关系来营造故事，围绕着真话与假话、好与更好之间设置矛盾与悬念，使观众犹如身临其境，在被深深吸引感染中已分不清，也不想再去分清哪些是历史真实，哪些是艺术虚构。
创作者对纪实风格的追求，特别是结尾处随行记者拍摄“定格”手法的使用，更有效地强化了影片的历史真实感和艺术震撼力。
这种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互相支撑、化合叠加从而实现双赢的成功经验，给今后的创作提供了启示。
其二，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对老区人民国家主人公精神的深度发掘照亮了全片，从一个独特视角唱响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河北武安伯延镇是有名的革命老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伯延人民作出了卓绝贡献和伟大牺牲，他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对伯延人民深入骨髓的国家主人公精神的新发现是：
所谓老区精神不只是吃大苦、耐大劳，勇于牺牲，艰苦奋斗，而且是即使在党的决策出了问题、国家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他们首先想到的也不是消极等待、怨天尤人，更不是向国家伸手，而是要为党分忧、为国解难，勒紧裤带去履行国家主人公的职责！
影片真实而又巧妙地反映出伯延并不是真空地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浮夸风和共产风也刮到了伯延，老百姓一样忍饥挨饿，当地的树叶和树皮也被吃光。
但是当周恩来带队到这里搞调查时，许多干部和社员却为总理的操劳而忧心，不愿因自己的困难给总理增加负担。
公社主任郭凤林为掩盖真相甚至把“落后分子”关了起来，这无疑是错误的，但他激动地对大家说：
“解放前咱啥苦啥罪没遭过，饿几天肚子周总理都来了，犯不上鸡一嘴、鸭一嘴地喊叫，眼下国家建设比咱这重要。
”这又分明透露出他的本意是要靠自己勒紧裤带渡过难关。
这不正是老区人民的国家主人公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延伸和闪光吗？
从片中我们还看到，那些“落后分子”急于找总理说出伯延的真实情况，目的也是要和中央一起找出解决难题的办法，而这样做的前提是对党的信任，相信中央一定能改正错误，带领人民走向胜利。
影片中连弟奶奶以当年曾给刘伯承、邓小平做过拽面为荣耀，这次宁肯卖了寿材也要让总理吃她做的拽面，这一笔更是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真正的老区精神永远是党领导我们前进的力量源泉。
在这种老区精神的光照下，影片表现了困苦和灾难却又没有陷入悲观失望，反而贯穿着一股团结起来共同渡过难关的激情。
其三，聚焦于为人民鞠躬尽瘁这一周恩来人格魅力的核心，编、导、演倾心创作，精益求精，在周恩来形象的塑造上作出了可喜的新探索，创造了宝贵的新经验。
领袖形象塑造的成功程度，是重大题材影视剧思想艺术水准的主要标志。
三十多年来，重大题材影视剧在塑造周恩来形象上已创造了一连串的新高，积累了许多经验，尤其是像电影《周恩来》、电视剧《长征》已经立起了很高的标尺，要超越它们、创造新经验，谈何容易！
但是，因为创作者努力在深入生活中走近周恩来，因为牢牢抓住了人民总理爱人民、为人民鞠躬尽瘁这个最本质、最突出的人格特征，《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对周恩来形象的塑造出人意料地给人们带来新的惊喜、新的震撼，具体表现为：
一、与影片的内容相适应，摄像机不用仰角拍摄，自始至终用平视的角度拍摄人民总理的一言一行，尤其是对周恩来坐在炕头、门槛上与社员谈心的情景的拍摄和氛围的营造，真实地凸显出周恩来不在人民之上、人民之外，就在人民之中，他就是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二、用真实的艺术细节去表现当时已承受很大精神压力的周恩来，面对群众的困苦首先不是指责，而是检讨自己这个总理没当好，向伯延的百姓真诚道歉，对犯错误的干部有批评更有理解和爱护，那样发自肺腑，那样催人泪下！
从平易中写崇高，越显其崇高；以自律来写博大，更显其博大。
三、用源于生活的出色的艺术概括，生动地呈现周恩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难，为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活得有尊严而倾其所有、鞠躬尽瘁。
在这四个昼夜里，周恩来看到社员张二廷一人抚养4个孩子太困难，主动提出要领养一个孩子，张二廷说要按妻子遗嘱亲自把孩子带大，周恩来尊重了他的意愿，却用自己身上最后的钱给孩子买了一身新衣服；连弟奶奶卖了寿材请总理吃拽面，周恩来出钱把寿材悄悄赎回来，安排人在自己离开伯延后再把寿材送还老人家。
如此周到，如此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如此能体悟和尊重每个底层百姓的主体愿望和生命尊严感，这就是周恩来最伟大而又独特的人格魅力之所在，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鞠躬尽瘁。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对周恩来鞠躬尽瘁精神的这种新发现，不但给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增添了新的光彩，也令观众浮想联翩，心潮澎湃！
孙维民饰演周恩来，全身心投入而又激情内敛，沉稳、从容，浸沉于规定情境，尤其着力于人物内心情感与逻辑的准确表达，让人感到真实而又新鲜，为周恩来形象的塑造带来了新的启示，可喜可贺。
（作者为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品力作
高尔纯
表现周恩来生平业绩和精神风貌的影视作品可谓多矣，再拍同类题材影片，需要面对极大的挑战。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独辟蹊径，从取材到立意都能创出新意。
编导者们的匠心独运，不仅拉近了历史与现实、领袖人物与普通百姓、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距离，再次让周总理的形象在银幕上熠熠生辉，也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本身焕发出感人魅力。
影片在主题立意和题材开掘上，紧紧抓住当前社会关注的党风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热点问题，充分发掘该历史题材所蕴含的巨大现实意义和价值，用历史观照现实，将历史叙事巧妙地嵌进当代观众的现实视野中。
这种历史与现实跨时空的对接与呼应，打破了以往某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叙事的时空隔膜，增加了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历史往事，观众竟能历历在目。
无疑，宣扬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反对弄虚作假等，都是拉近历史与现实的心理纽带。
这不能不说是编导者的高明和睿智之处。
影片的另一个亮点，是改变了以往同类影片中塑造领袖人物时多用的仰视角度，彻底把领袖人物实实在在置于普通百姓之中。
影片无意在歌颂领袖人物的丰功伟绩方面作文章，而始终将镜头聚焦在领袖人物与普通百姓间零距离的接触以及他们的坦诚交流对话上。
周总理拒绝村干部为他准备的酒宴，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喝野菜汤、吃粗粝难咽的窝头，他亲切地喊比他岁数大的老人叫“老哥哥”，与干部社员一起插薯秧、看演出，油灯下查账算账，走进社员家里访贫问苦，面对面听他们提意见、发牢骚。
在干部和社员大会上，他带头承担责任，说自己这个总理没有当好。
影片中的周恩来不是突兀于群众之上超群绝伦的伟人，而是一个自觉置身于群众之中、为人民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公仆形象。
影片感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回避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尽量真实地还原历史细节，同时又按照电影艺术创作规律，大胆进行艺术加工和取舍，增加了合理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把历史和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
摄影师画外音叙述，摄影镜头的定格处理，黑白与彩色画面的交替衔接，无处不在提醒观众影片确有历史真实的依据；然而一旦入戏，你会发现，无论是对环境、氛围的营造渲染，还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都是从艺术审美的高度出发，经过精心构思和打磨的结果。
随着一个个情节的展示、一个个鲜活人物的陆续登场，以及一个个充满情感和震撼力的典型细节的呈现，影片是在娓娓讲述的一个完整的具有独立结构的电影故事。
影片时空构架、情节铺陈、人物塑造，都是以服从艺术的审美需求为前提。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影片把故事浓缩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空环境里：
一个村子，四个昼夜。
而且，故事有完整的矛盾冲突，发生发展，有头有尾；起承转合，脉络分明。
导演在矛盾冲突的设置和分寸把握上是颇费苦心的，社领导郭凤林说假话，关押“落后分子”、向老父亲封锁消息等等，构成了矛盾冲突的对立面，但他又不是“坏人”，他是怕让中央领导“着急上火”才说假话的，尽管这个理由现在听起来有些奇怪可笑，可在当时却是真实的，有其特定的时代烙印。
在当前多元文化并存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拍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是我们面临的课题。
许多人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很难有新的突破了，《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却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其启示为：
只要坚守艺术家的良知，尊重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面对挑战，勇于探索创新，充分发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就一定能拍出更多让人耳目一新的精品力作来。
（作者为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副会长、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
“这是一个传递感动的故事”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饶翔
由河北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共同打造的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推出以来，导演陈力听到最多的两个字是“感动”。
“我带着10名小学生过来观看影片。
来之前我们曾经排练过一个诗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
》，也许是如今的孩子们对周总理不够熟悉了解，因此在诗朗诵时他们很难找到感觉。
来看电影前，我布置学生们写观后感，他们还不乐意呢。
在流着泪水看完影片后，他们却主动要求写观后感。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日前在邯郸工人剧院放映时，来自邯郸市滏东小学的教师李蓓在映后的观众交流会上说了这样一番话。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以上世纪中期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为背景，讲述1961年周恩来来到河北邯郸市武安革命老区伯延公社考察调研，在四个昼夜里与当地村民之间发生的故事。
公社主任郭凤林本着为党分忧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弄虚作假的行为，但周恩来明察秋毫，甩开干部访贫问苦，得知真相后与毛泽东含泪通话，决定调整农村政策，取消大食堂分户吃饭。
据悉，影片在邯郸、武安、涉县等革命老区的第一轮巡映受到热烈欢迎，场场座无虚席。
当影片回到武安露天放映时，老区人民纷纷闻讯赶来，在放映现场哭成一片；观众席中不时传出“周总理，周总理”的呼喊声。
映后，一位伯延老乡说：
“我亲历了这段历史，那时我才二十出头。
影片中的情景跟当年周总理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周总理就是这么亲切，没架子。
影片圆了我们伯延人民五十几年的梦，让我们这帮老头儿老太太活得更有劲头了。
我的孙儿们平时跟他们说啥都听不进去，一看这电影就知道了，好日子来之不易，要好好过才对得起咱们国家。
”
“这是一个传递感动的故事。
”曾凭借《少年毛泽东》《爱在廊桥》等影片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以及“金鸡奖”、“百花奖”的女导演陈力强调这部新作“不是命题作文，完全是有感而发”。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剧组多次到伯延当地采访，影片中的一些故事便是由采访得来，而老区人民的淳朴也让她颇为感慨：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51年，大部分亲历者都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但当我们一谈起周总理的这四天四夜他们就流泪，我们也深受感动。
”在陈力看来，影片的基调取决于如何理解那个时代：
“我是用一种温暖的心态来理解那个时代。
一旦你真正走进生活，你总是能看到生活的希望所在。
”
主演孙维民并不是第一次在电影中扮演周恩来，然而这一次的表演经历却令他分外感动：
“最后一场与总理告别的戏，找了很多当地的百姓当群众演员。
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了，他们穿着单衣，赤脚站在水里，站了很长时间。
他们像真地见到总理一样，热泪盈眶，表现出的真情实感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到历史情境当中。
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感觉。
”
在北京召开的几场观摩研讨会上，影片赢得了一致好评，被认为是一部应该向广大观众，特别是党员干部推荐的优秀影片。
专家们认为本片具有很高的历史含量，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历史的沧桑，着力塑造了领袖人物的人情、人性和人格魅力，同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提醒人们要敢于说真话，听真话。
据了解，影片正在进行第二轮巡映，放映团队及剧组主创奔赴西柏坡、阜平等革命老区，驻石部队，接下来影片将走出河北赴山西吕梁、陕西延安等革命老区开展第三轮巡映，并计划推向全国各电影院线进行放映。
挖掘历史真实与情感真实
周星
电影是人生的影像折射，如何表现现实人生与创作者内心的情感人生，取决于态度、方法与观念。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编导在挖掘历史真实和情感真实的创作中找到了动人的奥秘，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影像的自然性。
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影片创作的突出所在：
首先是影片创作态度：
呈现出现代意识的回归，表现真实的历史和真切的人生。
影片充满着一种浓烈的历史感，却保持着相当沉静的心态加以叙述。
套用老话来延伸即：
大事不虚，小心掌控，稳重延展，而人气饱满扎实。
对于1961年艰窘的生活，对于国家面临着的困难局面，对于人心担忧却不愿意袒露的历史感，影片都给予了坚实的把握。
对于如何把握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陈力的分寸把握得当：
不能回避却需要合理揭示。
由此，影片始终掌控着叙述复杂历史的端正态度，而又能切中时弊。
导演吃透领袖复杂情感和时代微妙矛盾的务实精神，使得叙事影像风格操持在疾徐有序的表现尺度上，让一个可能政治宣教化的故事回到人生常理感知的轨道。
创作者沉静的心绪让电影摆脱了不少主旋律创作的浮躁、主观之气，而充分表现客观历史的发生状貌，但凝缩在叙事中的对于周恩来人品性情和精神情操的浓烈感悟却透现而出。
无论收尾的欢送场面的真实热烈，还是拍摄现场村民情不自禁的激动表现，都说明内在精神表现到位才是观众所需要的东西。
其次是表现重心：
注重温馨细腻而精致的细部展示。
主旋律创作易犯毛病是概念主导情节，一切围绕着概念展开。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回归正常人性的同时，围绕周恩来了解农村大食堂真相的调研充分展开，期望看到事实和被坚决堵截住真实表露的矛盾构成张弛冲突，一个个有生活质感的细节成为延展的段落核心。
影片中的周恩来绝非了解一切真相的高人，却一直不动声色地探秘不能得到真实情况背后的原因。
他并不是依赖领袖高压来速战速决，因为体察民情才是调查的目的，而是不急不躁地等待契机把握现实真情。
影片一开始就表现周恩来去大食堂时，敏锐发现为领导安排的红烧肉等美食，一只脚已经迈入却退回的瞬间特写，意味深长。
打住脚步那一刻的特写，在停顿之间无言表现出周恩来的心理思考和情感判断；离身而去的那一刻，急促而坚定，因为他深知这顿饭的后面肯定有失当之处，在人们饭都吃不饱的时候，奢侈的招待饭是多少乡民的血汗，如何能咽得下去？
人民的总理细察究竟的内心和绝不会俯就的人格，在脚步的抬起和落下之间的犹豫，自然是人物内心活动的外在显现。
而创作者刻意用行为细节的放大，来不动声色地诉诸观众的情感神经，使观众在情感上得到满足。
另一个脚步动作的细节是周恩来寻访张二廷家，这位憨直而敢于说真话的汉子，在周恩来的眼里显然值得关心器重，这既是察人高明也是关心到位。
破旧屋舍的门槛前脚步没有犹豫的踏入，定格的正是总理和人民心心相映的真情。
镜头语言表情达意的精致，是因为创作者深知电影视觉语言的奥秘。
再次，人物形象的生动表现：
端庄而人性化的性格表现，让影片充满人性光彩。
影片中的周恩来一直承受着时代的重压，但始终保持着沉稳而低缓的声调，吻合着时代气息。
对于农村百姓的贴心问候、亲民深情的表现，相比以往，是较为独特的一次性格展现。
影片中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彼此尊重、关心尤其温馨。
肩荷着艰难时期的国家重任，担忧着百姓的生存问题，关怀着亲人的身体，这一切在人民总理的一个个细节和表情中得到极为动人的展示。
此外，公社郭主任的执拗而任性，自以为遮蔽真相才是为领导分忧的那份顽强，后来知错而愧疚的真诚；连弟奶奶残疾但明事理、心疼总理的表现；张二廷贫穷而直爽的性格等，都融合在影片所表现的历史环境中。
对于历史负责的态度和对于人性的珍惜，让电影充满着感染人心的情感光彩。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建国版《一九四二》
文/马庆云
彭丽媛大姨的男人说，中国当下，不能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这话虽然伤及中国左右两派，但却符合一个整体论原则。
中国自49年以来的社会，并非是一个前后割裂的政治脉络，而是有着起承转合关系的，这里边，一脉贯之的，还是吃饭的问题。
前三十年，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吃饭，吃不饱，但大伙吃的差不多差；后三十年，用个人主义的方式吃饭，有的吃饱了，而且吃的非常好，有的吃不饱，有的吃饱了但吃不好。
这六十年，终究还是吃饭的问题。
所以，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与其说是民国史，不如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是国人在吃饭之余，对吃不上饭的一种焦虑。
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全民勒紧裤腰带，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后三十年，则是用个人主义的方式让一大部分人勒紧裤腰带，完成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向大托拉斯资本主义的转化，从现在起的三十年，也是哲学上说的，中国正式步入世界化的三十年，则是怎样监控托拉斯主义、完善反垄断社会法则、将托拉斯主义产生的资本以社会福利的方式向曾经勒紧裤腰带已经六十年的底层转移。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陈力主导创作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应运而生。
该部电影，显然在关注前三十年的吃饭问题，并试图通过邯郸伯延这个小地方来管中窥豹。
为了更贴近吃饭问题这个主题，影片时间截口直接选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巴年一九六二年。
饥饿是这部电影以后可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一笔的最有价值的符号，与之相比，“周恩来”这三个字，只是一个政治化的符号，用这个符号来完成“影视作品立场性正确”的总局需要。
与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相比，《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编剧无法选择底层和高层两个阶层如何面对饥饿这个双线套路推进故事，因为“底层如何面对饥饿”这条线地推进，必定面对“建国后”的“政治不正确”等诸多审核问题。
诚如一些野史中所言，一九六二，依旧如一九四二一样，饿殍遍地，流民四野，如果将这些展示出来，一定是我们当下的影视审核制度所不能容忍的——当然，我坚信，这种不能容忍，会在未来的三十年内，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陈力主导创作的“一九六二饥饿电影”如何展示这种饥饿状态，便成为该部电影是否具有电影史学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了。
在《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影片通过周恩来这个符号化的人物的眼睛，观看到扒光的树皮、树叶，并通过一个童言无忌的小女孩的嘴巴，告诉观众，吃树皮、树叶，确实是那个年代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
影片甚至于以最温和的方式向“周恩来”送递糠做的窝窝头，并最善意地希望总理在只喝树叶汤的时候，能减少饥饿。
这种以“爱总理”的方式传递“社会价值”与“历史信息”的方式，无疑合理地躲避了总局对影片政治性正确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为宏大历史事件之下的细节叙事，陈力主导创作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不忘直接将镜头对准采摘树叶、水煮树叶和吃树叶的整个过程。
这幅全景图的影像学价值颇大。
乃至于影片后半部分，用“周恩来”的追问“原先的棉花地为何要种红薯”来引出一个历史性真实——在饥饿的年代，红薯乃至于红薯秧子都可以充饥，而且是做有效的充饥方式之一。
吃糠咽菜，是拉不出屎来的。
影片用“邓颖超”给村民们送开塞露这一桥段讲出这一历史真实。
长时间食用这些东西，不仅拉屎困难，甚至于会出现活活憋死的状态。
历史记载，明朝饥荒时期，很多人食用观音土，最终活活憋死的情状。
当然，一九六二，也并不会也不可能会比明朝饥荒幸福。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不愿意或者也没有能力用“绝望的死亡”来实现“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境界。
关于这一点，我想，陈力可能太女人了，“建国后”也可能太爷们了。
如果说《一九四二》的价值所在，那便是，对我们这个民族为何救灾不力的一种整体性观察，尤其是对上层建筑的观察。
这种观察，涉及到民族性上的劣根性问题。
作为建国版《一九四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也必须要对为何出现灾荒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解答。
该部电影，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了一个显性答案和一个隐性答案。
显性答案，是通过影片人物之口说出的——大伙吃大食堂的时候铺张浪费，有多少家底都会折腾干净的。
而作为隐性答案，则是中国的农民太过于淳朴善良了，以至于国家牺牲他们的利益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将粮食所产生的商品学价值都调配到工业上去了。
这个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