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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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1.新制度主义的兴起1.1新制度主义产生的渊源1.2新制度主义产生的背景1.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划分2.新制度主义的深度剖析2.1新制度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区别2.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意义2.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困境3.新制度主义在现实中的运用3.1帕特南让民主运转起来3.2傅军国富之道3.3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1.1新制度主义产生的渊源：
新制度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分析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最有影响的分支之一。
新制度经济分析完全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方法和工具，在新古典的范式里讨论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并将传统理论视为外生常量的产权制度、交易费用和组织结构作为关键变量来分析代表人物有：
罗纳德科斯、阿尔钦、张五常、道格拉斯C诺斯、威廉姆森等人。
1.2新制度主义产生的背景,新制度主义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创立。
他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史研究之中并发现了制度与制度变迁在长期经济增长与停滞中所起的作用，建立了一套“制度选择经济和社会结果”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
该理论与方法在80年代被运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
1.2新制度主义产生的背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士马奇和伯根大学的教授约翰奥尔逊教授于1984年发表的新制度主义：
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中阐述了新制度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
“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复杂和丰富多样，显而易见，对集体生活也更加重要。
”自此，“新制度主义”一词在政治科学领域中频繁出现。
20c70s、80s，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重新发现”了制度分析在解释现实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形成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20c50s、60s科学主义思潮反理性思潮传统政治学现代政治学行为主义主流理论（制度被排除在主流视野之外）行为主义是一种革新研究对象：
政治行为、行为互动代替政策和制度；研究方法：
科学技术手段量化和实证分析；个体偏好通过行为表现出来；集体现象=个体行为的聚集个人偏好利益聚集机制=最佳效果局限性：
一味强调价值中立和研究手段的科学化，远离现实政治生活；从现实来看，主流学者无法应用行为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复杂的变化（美国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越南战争）,新制度主义：
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1984年马奇、奥尔森由于行为主义的影响，作为政治生活基本因素的组织被忽略了，而实际上，组织和法律制度则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者。
个体“表现出来的”偏好与真正的偏好是存在距离的，集体决策不是个体偏好聚集的结果，而是决策规则影响的产物，集体决策无法还原为个体偏好。
“新制度主义”复兴制度分析新制度主义的兴起&对行为主义理论的批判放弃对制度的研究行为主义的主要缺陷,经济学,二战后主导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战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20c70s“滞胀”（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失业）宏观问题：
政府作用、政府职能加尔布雷斯“制度演进”、诺斯的“制度变迁”和科斯的“产权理论”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兴起,社会学,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自建立之日起，就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和制度变革的比较分析密切相关制度影响着社会和经济行为力图解释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假定制度存在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向可能被认为是社会学中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向。
它扩展了古典主义社会学者和早期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的知识遗产，后者同样与经济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知识交流。
1.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划分,盖伊彼得斯（B.GuyPeter）七分法,西门雷奇（SimonReich）四分法,豪尔、泰勒三分法,克拉克（WilliamRobertsClark）二分法,七分法盖伊彼得斯（B.GuyPeter）,彼得斯在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
新制度主义一书中指出，与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相对应的七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包括：
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国际制度主义,四分法西门雷奇（SimonReich）,雷奇在治理杂志上发表的制度主义的四幅面孔一文中，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对象出发，揭示了新制度主义的四幅面孔：
历史制度主义，用来分析再分配型政策新经济学制度主义，用来分析管制型政策规范制度主义，用来分析现代化的政策将制度本身当作行动者的制度主义，用来分析自由化的政策,三分法豪尔、泰勒,豪尔和泰勒1996年在英国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共同发表了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学派一文，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大的流派，这种划分方式已经为大多数研究者所引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接纳为一种公认的划分方式。
三分法豪尔、泰勒,1社会学制度主义,更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
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倾向于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2历史制度主义,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政治结果的多元动因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历史制度主义又是“制度的”，它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
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即前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和影响着后一阶段的政策方案,3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起源于对美国国会制度的研究，关注国会的规则如何影响立法者的行为坚持把“理性的个人”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要对政治现象提供充分的解释，就必须对制度进行分析，因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制度就是某种规则，该规则界定、约束了政治行为者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所采用的策略；遵守制度不是道德、义务使然，而是经过计算认为符合自身的利益，即“结果性逻辑”的结果；制度是可以设计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所设计制度内含的激励与约束,二分法克拉克（WilliamRobertsClark）,普林斯顿大学的克拉克教授从方法论自身的角度采用二分法的方式来划分新制度主义流派，将其分为：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以结构为基础的新制度主义,2.新制度主义的深度剖析,2.1新制度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区别2.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意义2.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困境,2.1新制度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区别,制度的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习俗惯例，也就是人类行为中的规则性可以为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带来秩序和可预测性；二是规则或赋予权利，也就是个人的选择集合，就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关系来说都被社会所认可。
例如，政府就是制度化了的政治。
传统的制度分析主要集中于对政党、议会和法庭制度等的研究，主要关注正式的制度。
20世纪后期，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内涵开始从规则转向了观念、资本与规制。
传统制度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正式的规则与组织而不是非正式的惯例，是正式的政府结构而不是更宽泛的对政治管理的制度性约束。
理论内容,
（一）、制度：
从规则到观念、资本与规制制度是新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制度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
制度（institution）的中心含义是从拉丁语动词instituere（创立或建立）派生而来的，它表明一种已确定的活动形式，或者结构的结合。
例如，政府就是制度化了的政治。
20世纪后期，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内涵开始从规则转向了观念、资本与规制。
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对制度的最初理解是将其看成是一系列的规则、组织和规范等“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还体现为某种结构性的安排，如组织。
“现代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是各种正式的组织，法律制度和官僚机构是当代生活的支配性角色。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复杂性的增强，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相互渗透的密切，制度的内涵也开始逐渐扩展开来。
首先，观念变成了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影响政策发展和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变量，观念分析逐渐变成了制度发展经验性工作的重要成分。
同时，制度还表现为一种资本形式。
规范作为资本，支持着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和信任；一种基础良好的信仰，不会总让你在支持私人的短期收益中受损失。
遵守社会群体的规范就是使规范成为一种资本形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制度在全球治理的层次上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
规制。
规制是指覆盖不同领域并具有不同程度效力的协定，是一系列明确或隐含的原则、模式、规则与决策程序，行为者的期望因此而在特定领域内融合在一起。
此外，国际政治学界也开始广泛采用制度分析的方法。
阿瑟斯坦在协调与合作：
无政府世界中的制度一文中，把国内制度的定义扩展到国际制度，他认为，一旦国家之间产生共同的而非单个的决策行为模式，国际制度也就形成了。
他还解释了国际制度的发展、变化和崩溃，建立了一种“国际制度变迁”理论。
其他的理解：
休ES克劳福德（SueESCrawford）和埃里诺奥斯特罗姆（EliorOstrom）认为：
制度包括三种基本内涵：
首先，制度是一种均衡。
其次，制度是一种规范。
再次，制度是一种规则。
（二）制度变迁杨龙133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不是泛指制度的任何一种变化，而是特指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的制度。
制度供给、制度需求、制度均衡与非均衡,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变迁的特征制度同形性包括三种基本形式：
1.强制同形性2.模仿同形性3.规范同形性,2.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意义,1、新制度主义对传统的研究方法有继承更有发展。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既关注价值和制度的规范作用，又采用经验的、个案的分析方法，对传统政治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进行了综合，它采用的方法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结合2、新制度主义既关注政治生活中的的非正式惯例，也关注正式的章程与组织结构。
3、新制度主义将价值、规范问题重新引入政治分析，打通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联系。
评价,价值所在：
新制度主义要解释的问题是：
制度的性质以及制度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新制度主义提出了社会科学的经典问题，即组织、结构、文化、规范、习俗是怎样构成社会行为，如何在行动者之间分配权力，以及怎样塑造个人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
因为制度内涵的广泛性涉及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也触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多方面，新制度主义甚至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
目前，新制度主义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界学者的视野。
他们以对行为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为起点，克服了旧制度学派的缺陷。
在政治学领域，他们反对行为主义只注重过程不注重制度的研究，努力把制度同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整合起来，使作为政治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制度问题重新回到了主流政治学家的视野，推动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转变。
2.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困境,1、新制度主义在关于制度的定义与存在问题上内部有争论2、新制度主义内部的理论类型的多样化，这些不同的类型在方法论上存在根本分歧。
3、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以及个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上矛盾重重。
缺陷：
新制度主义的多样性无疑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政治世界的理解水平，但是，它们在显示自己独特优势的同时也暴露了相应的不足之处。
历史制度主义没有建立起一套对制度如何确切影响行为的复杂理解，也很少注意到具体而确切的因果链，而正是通过这些因果链，制度才影响到需要加以解释的行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行动者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对于政治结果的决定性作用，超越了传统理论利用如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结构性变量对政治结果的解释，但是，这种进步却是以牺牲基于相对单薄的人类理性理论的概念意图为代价的。
从理论本身来看，新制度主义更多地关注制度对政策及其他政治选择的影响，而没有为制度的形成与变化提供充分的解释；其次，新制度主义各分支在方法论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如“制度”概念的测量与验证问题；“新制度主义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无法证伪的可能性，即当制度没有被遵循时，新制度主义往往辩解说那是因为制度还没有完全发展，或者说任何制度都允许某种程度的偏离，这使得制度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的假设无法证伪。
”新制度主义还带有循环论证的倾向。
如，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绩效的好坏应从制度的优劣人手来分析，但评判制度优劣的标准又是以经济绩效的好坏为依据的。
如此便陷入循环论证之中。
3新制度主义在著作研究中的运用,3.1帕特南让民主运转起来3.2傅军国富之道3.3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
3.1帕特南让民主运转起来,帕特南让民主运转起来使用了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
本书被称为是继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之后的又一部皇皇巨著。
本书以意大利的南北两区域为背景探讨了制度对于民主形成的深刻影响。
本书指出：
历史上的制度主义曾经是传统政治的主要研究工具，但历史上的制度主义强调政府和政治运动的连续性和制度发展的时序和前因后果。
而新制度主义则是运用了博弈论、理性选择和模型化技术的工具，将制度当做一种扩展了形式的游戏。
行为者的行为受到游戏规则的制约。
制度影响政治且制度由历史形成。
这本书既把制度当做因变量又把制度当做自变量，探寻制度被环境所影响和制度如何改变人的政治行为。
这本书一是对一些政治理论如新制度主义找到了实践经验上的验证，其次为我们展现了草根民主或者基层民主对政治民主化的极大推动作用。
3.2北大政管院教授傅军国富之道,本书提出了BMW的假说，即纵向的政府（bureaucracy）和横向的市场（market）是形成W（wealth）国富国穷的两个基础维度。
傅军教授认为这个秘密就是政府纵向的制度安排和市场横向的制度安排相结合。
作者在本书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研究，希望通过对历史上各国的兴衰成败状况来对证实这一假说。
具体的说就是做好基于人才导向的、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利益制衡的政府纵向制度安排,以保护产权为基础的并与世界经济连接的市场横向制度安排以及充分运用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本书以制度为核心研究国富国穷的秘密，并且运用了博弈论、理性选择主义、诺思、科斯等人的研究范式，因此也是新制度主义的一种尝试。
国富之道,B维度的制度安排,M维度的制度安排,3.3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
奥斯特罗姆夫妇对制度的看法、对制度演进的分析以及他们独特的治理理念,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
陈敬德、何世晖在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时,认为由于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具有相当特殊的技术和经济性质,只有构建多中心体制即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以及多中心的资金安排等,才是解决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我国其他不少学者还积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念和分析框架研究国内外政治现象,人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连续撰写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等论著,从历史和制度的视角研究国家的治乱兴衰。
王庆兵把历史制度主义运用到国际政党比较研究中,认为英国和美国不同的制度结构和政党组织特征塑造了选民的投票行为。
复旦大学的何俊志博士,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研究中国地方人大问题,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给了各级人大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动力比较分析以制度变迁为视角,与中国改革同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具有各种动力因素间相互交织和更替的规律性特点。
纵观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虽然各种动力萌发、生长、转化的界限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还是存在着此消彼长、此弱彼强的特点。
以制度变迁为视角，纵观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轨迹，基本经历了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利益多元化”、从“单边行动”到“多元主体”、从权力基点下的“强制性变迁”到利益基点下的“诱致性变迁”的动力变化过程。
民主化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成为贯穿政治体制改革其中的一条主线。
一、供求平衡视角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利益多元化”二、供给角度下的“单边行动”到“多元主体”三、制度变迁模式下的“强制性变迁”到“诱致性变迁”四、“民主化价值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依赖,一、供求平衡视角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利益多元化”,新制度学派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用供求平衡分析制度变迁，认为制度的变迁是从制度出现了不均衡开始的，不均衡是相对于供求而言的。
当一个社会中制度的供给大于或小于需求的时候，就出现了制度不均衡。
在一个特定的制度结构中，各种制度安排相互依存，其中一项制度安排的变化会使其他制度安排跟着做出调整。
一种制度变迁造成其他的某项制度安排不再适用，制度均衡由此被打破。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端的动力即是供求不平衡的直接反映。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突出的遇到原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而产生了“不适应”的问题。
由此可见，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当然首先来自经济体制改革，来自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如果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期作为一个分界，改革的逻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逻辑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变迁两个因素之间的顺序关系上。
处于不同利益关系中的人们也都有了改善自己生活和保障自己权利的需求，以及对社会公正、公平的追求。
基于“适应性”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效率保障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利益多元化所萌生出的改革新动力上，就应将着力点放在关注社会公平、公正上，放在对于每个人政治权利的保障和改善上。
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营造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使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生活的人们都有机会和可能增进自己的生活前景。
二、供给角度下的“单边行动”到“多元主体”,制度的供给是创造和维持一种制度的能力，一种制度供给的实现也就是制度变迁的一次发生过程。
制度的供给不像商品的供给那样简单，仅考虑成本与收益对比。
多数情况下，它是一种政治产品，实现制度变迁时政治权衡往往是第一位的。
这种政治权衡主要是对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以避免或化解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更经常面临的是制度供给不足，这主要源于发起者的预期（anticipation）不足。
其主要顾虑是变迁会导致巨大的社会代价，制度变动将改变社会的结构，社会已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将被打破，这对于既得利益者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有时候，一些社会宁可暂时维持低效的但是稳定的社会状态，从而使得制度变迁由于供给不足以致供求严重失衡。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自觉推动为起点和持续动力的，特别是党内最高领导层的推动和支持，是政治体制改革得以启动并顺利进行的必要前提。
政府是改革最主要的主体，在改革中起主导作用。
同时，政府还是改革的客体，“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动议使其在改革中常常扮演着“自我革命”的角色。
就国家提供制度创新的能力而言，缺乏改革动力的政府能否提供适宜的制度安排是有疑义的。
必须培育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要素，不断增强外部环境的动力。
当政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成为人们表达和争取利益的手段时，人们表达利益的要求就构成政治变革的直接动力；当人们的生活改善发展到相当水平之后，便会引起人们对自己政治存在状况的关心，由此产生的要求也会成为政治变革的直接动力。
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双向互动”的过程，形成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
三、制度变迁模式下的“强制性变迁”到“诱致性变迁”,新制度经济学从变迁发起者的角度区分制度变迁的模式。
变迁者选择制度安排的主要根据是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
如果两种制度安排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低的制度安排或者能提供预期收益多的制度安排可能会被采用。
这种以利益驱使为基点的变迁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inducinginstitutionalchange）；但在现实中，制度的变动并非都是受新的获利机会所驱使，有的制度变迁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这种以权力推动为基点的变迁被称为“强制性变迁”（enforcinginstitutionalchange）。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以来主要是靠高层领导的推动，并且始终是围绕权力的收放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改革伊始，邓小平就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矛头直指原有政治体制的总根源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分权成为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手段。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出现了符合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规律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分权受阻。
2、权力腐败。
3、权力的政治约束失效。
以放权分权为主要推动力量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度陷入困境。
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口：
还权国家将本来属于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明确界定国家的权限范围，使国家职能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从政治体制改革前的国家与社会“不分”，到改革的一段时期内强调“分开”（包括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等），再到目前探讨以利益为基点的“整合”，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和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为政治体制改革开拓了新的发展路径。
四、“民主化价值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即“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
”由于制度变迁的过程存在一种规模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机制，故一个社会的初始制度选择决定着这个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趋向与变迁速率。
当一个社会选择了某种制度时，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下制度会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获得自我强化。
其结果既可能进入良性制度变迁的境界，也可能沿着一种错误的路径下滑，进而被锁定（lockin）在一种无效率的制度状态之中。
建国后，中国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模式是解放区根据地体制与苏联模式的混合体，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
这种政治体制模式的弊病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又由于“左”的错误不断强化，最终被长期锁定在无效率的制度框架中无力自拔。
邓小平开创的与中国改革同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开始就以推进民主政治为其核心的价值追求。
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波折不断，甚至一度陷入困境，但民主化的价值取向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线。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政治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综观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发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调动和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人民群众必须从一开始，就有机会、有权利直接或者通过其代表，参与到改革的过程当中来，从而成为改革的持久不衰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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