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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文化》读书笔记
《增长的文化》读书笔记
序言
在21世纪使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富裕的技术主要都源自于西方。
这是为什么？
问题不在于欧洲（创造掌握）的知识比中国、印度或中东地区更多，而在于欧洲人掌握的是不同的知识——有用知识。
科技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力活动所处的文化和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给定了知识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也决定着创新发展的方向；文化环境决定着这些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和信念。
在欧洲社会（1500-1700年间）的系列巨大变化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领域是其“思想市场”的转型。
欧洲的思想市场极具竞争力。
支撑该市场得以（良性）运营、并驱动欧洲知识分子的文化和信念（发生）变革的，是一个隐藏在欧洲社会中的学术活动规则或制度，即“文人共和国”。
1700年，欧洲与其他地区（中国、印度及中东）之间的差距相当微不足道，可是（以上）这些微小的差异最终导致它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本书）将展示早期现代欧洲是如何为18世纪的大量变革打下基础的，也就是经济史中的三大引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有用知识的兴起。
第一章文化与经济学
现代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在启蒙运动时期被称作“有用知识”的广泛应用所驱动的。
这种由创新推动的全球性经济增长，首发于西方。
通常被称为“大分流”或“大丰富”。
大分流为什么出现？
如果新科学或技术中的有用知识的产生和持续改进是现代经济正常的核心，那么（人们）创新的动机是什么？
知识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因此，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知识长期来说是趋于供不应求的。
但毋庸置疑的是，科学投入的增加在1830年后成为了（驱动）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技术进步及其引发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人们的态度和天赋。
态度决定了哪些人会花心思和力气（去力求）解释自然世界；天赋则决定了他们能否成功地将他们的解释转化为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和生活。
本书的观点是，文化变革使得西方所发生的技术爆炸式（发展）成为可能。
本书所使用的定义：
文化是一套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偏好的组合，它们通过社会而非基因的传播，他们也被社会中的不同子集所共享。
文化与制度概念的区别：
制度在社会中创造出了一个激励结构；文化构建了制度形成的基础，因为文化为制度提供了合法性。
社会的激励结构是基于一些观念所构建的。
文化信念是一个有关选择的问题。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正是在（1500年以来的）这几个世纪中，欧洲形成了那些有助于推动经济大发展的特有文化和制度。
第二章 自然与技术
某些文化决定的（行为）偏好对技术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这些偏好包括愿意对儿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倾向于选择低时间偏好率（长期主义）和风险规避型的组合。
社会对生产、工作和闲暇的态度，是决定创新会否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技术进步的社会往往也是相对平等的社会。
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的资产阶级社会正是适合技术进步发生的候选社会。
一般化与专门化（有限的）文化特质对于创新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专门化适用于熟人社会，而一般化则适用于陌生人社会。
一般化的文化价值观更能支持创新。
一种批判性的、能驱动经济增长的文化信念是一种进步的信念，它们由实证性、规范性和规定性三种成分组成：
一是实证性成分。
它意味着从观念上接受物质进步是可能的，即历史是呈现上升趋势，而不仅仅是平稳的周期性运动，而且这种上升趋势是可持续的。
二是规范性成分。
它假定经济进步是可取的、有价值的，而不是认为财富和物质的积累是罪恶或无用的。
三是在以上两个信念成立的前提下，有必要通过规划、阐述、拟定和实施一套具体的政策和制度改革计划，来获得长期的发展。
第三章 文化进化与经济
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应将“文化要素”作为（可）选择的（要素）单位，而不是选择的载体。
这一进化模型所说的选择，并非通过人口（规模）动态（变动）而发生的自然选择，而是个体所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行为（可理解为个体的自适应性行为）。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指出，文化具有某些进化特征：
一是变异（性）。
文化各种特质之间差异极大，也包含了旧时创新的结果。
二是遗传性。
文化都能垂直地、水平地在个体之间传递。
三是过度繁殖。
文化特征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个体能够容纳的极限，人们必须面对着品项繁多的（文化要素）菜单进行选择。
以上三特性表明，个体的文化选择是适应性的：
当环境变化时，文化特征趋向于通过保留某些元素和消除其他元素来做出相应的改变。
在文化变革（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本书研究的核心是有用知识的变化，是它们的改变最终导致了技术和经济福利的变革。
在文化中也很容易发现不连续的飞跃，每一次飞跃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早期特征的元素，但它们不论从表现形式上、还是功能上，都与之前的文化特征完全不同，足够让它们不同到成为有希望的怪物。
大多数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都是（由）很多（微）小变化缓慢而渐进积累（而成）的结果。
但是，不论你如何提高马匹的质量或是改善马车，你都永远不会得到一辆自行车。
虽然最新颖的设计都会包含一些传统的部分，但无法否认这些设计的革新本质。
在古代社会中，工具的出现和改变主要依靠的是模仿和干中学机制。
在这样的世界中，技术进步是缓慢的。
但是当文化进化到促使人们（探究或）接受技术背后的自然原理时，这个创新（发展的模式）就永远改变了，不连续的技术飞跃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第四章 基于选择的文化进化
有用知识（包括科学和技术）在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因此，工业革命就是一个突然加速的文化变革深刻影响经济（的历史进程）。
文化变革的速度取决于文化互联的程度。
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参数：
一个是某人意外（取得某项）发明的可能性；二是与该人有关联的人数。
有些发明的取得，需要发明人对相关科学原理具有相当广泛的知识储备。
持续的进步所需要的，是技术的更广泛的认知基础，使得技术发展的过程更快、更有效率。
发明人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获取这些知识。
所以，这个互联程度不仅影响了创新的扩散速度，也影响了创新本身出现的速度。
因此，基于选择的社会学习所需要的沟通技术参数等，对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交通和通信技术决定了获取知识的成本。
因此，其进步水平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启蒙社会认识到，知识是非竞争性的，传播有用知识是改良社会的方法之一。
第二篇 文化企业家与经济变革（1500-1700年）
第六章文化企业家与基于选择的文化进化
“文化企业家”概念，接近于诺斯的“意识形态企业家”，以及熊彼特的“社会企业家”。
“文化企业家”是指一群在特定文化领域推翻了现有权威、创造出了（与之）对抗的文化变体的人们。
第七章文化企业家——弗朗西斯·培根
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注重效用的实用自然知识（已经开始得到关注并实现了增长）。
培根使得人们开始意识到实验的重要性。
培根的研究工作，强力推动西方社会在自然哲学研究领域与工匠、农民的（实践）领域之间建立起了桥梁，使得命题知识的创造者与指令知识的创造者、使用者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
只有在有用知识被有效组织、协调、分配和获得的前提下，技术进步才会获得成功。
1500年以后，欧洲知识分子界逐渐认识到，“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置于传统上被视为是下等工作的实际事物之中”，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要“重新重视起工匠的工作”。
皇家学会加强了培根所设想的科学与工业之间的卓有成效的联系，这也成为了工业启蒙运动的支柱之一。
18世纪下半叶，各种学会、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都致力于通过将企业家、实业家与科学家、哲学家联系在一起，将自然哲学（科学）与“有用艺术”（技术）结合起来。
（此时期），学者们开始建立起一种通用科学语言，以此作为科学家之间有效沟通的媒介。
这降低了知识获取的成本。
培根为我们留下的遗产，恰恰是从文化上认同有用知识的增长，并将它看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八章 文化企业家——艾萨克·牛顿
牛顿作为一位“文化企业家”对工业革命产生了影响，是因为他改变了一个特定群体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这一群体就是启蒙社会中的精英人士们。
牛顿、培根和伽利略一样，都是生活在“文人共和国”中的人物。
牛顿对斯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斯密采用了从现象到原则“自下而上”的归纳方法。
牛顿的作品让人们信服，一个以机械式宇宙观为基础的促进物质世界改善的信念是可行的。
驱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是一种信念，即坚信所有的自然现象和规律都可以通过一套连贯一致的、完整的自然法则来解释。
牛顿帮助科学建立了一个重要原则，即科学知识不是永恒为真的，当有新的和更好的证据可用时，已有的科学知识是可以被修改和质疑的。
自然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注定要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初原动力。
这也成了工业启蒙运动的核心座右铭。
第三篇创新、竞争和欧洲多元主义（1500-1700）
第九章 行为中的文化选择：
人力资本和宗教
促进精英们加入科学、工程、农业改良和其他与生产有关研究计划的价值观和动机，为解释奴隶社会较低技术生产力的产生原因提供了线索。
（早期文明社会的）技术创造力较低，是由于生产领域和体力劳动工作都（锁定在）低声誉文化和低社会地位上。
（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创造一个企业家或资产阶级文化来获得支持，这是一套韦伯式价值观。
它增加了社会对劳动、生产和技术的尊重。
资产阶级的兴起，体现了对商人和工匠的尊重。
人力资本投资仍被广泛认为是对所有的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的。
教育和经济发展都被看作人类社会中可取的、有价值的现象。
可是谁决定了要投资人力资本？
为什么要投资？
投资何种形式的人力资本？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理解当时的文化基础。
宗教间的和平竞争，与国家间的和平竞争一样，促进了智力创新的产生和发展。
从16世纪开始，人们发现有学问的人与有技术的人之间的交换交流，会产生创新火花。
指令知识与命题知识之间的交流能产生巨大的价值。
——这也是工业启蒙的基石之一。
大量（有用）知识都是由我们称之为“实践者”的人们所积累起来的。
【点评】：
书中其他部分也多次提到，其他文明古国的工匠技术能力发展的更早，而且水平也并不低，但为何没有形成现代科学和工业启蒙呢？
原因就在于此。
第十章文化变革和有用知识增长（1500-1700年）
在这段时代中，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文化——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对有用知识所持信仰和态度的变化，（具体来说主要是关于）如何获取和传播有用知识、有用知识可以为人类带来什么等。
中世纪没能产生工业革命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工匠们的技术）发明的出现不是基于对技术运行原理和方式的深刻理解，因此这些技术很快就陷入停滞之中。
（只有应用中的技术和支持它们的知识共同演化、相互强化，才能最终产生作用于现代经济增长的爆发力。
）
工业启蒙是工业革命的基础。
它的文化起源是什么呢？
1、早期现代欧洲实现技术创造力增长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是对吸收和利用外来观念的开放态度和强烈意愿。
欧洲在科学革命中获得了领导地位，是因为欧洲正处于伊斯兰、印度和中国有用知识的交汇处。
因此，欧洲在产生融合式创新乃至现代科学方面，居于一个独特的（有利）位置。
早期现代欧洲的航海之旅打开了外来社会信息（涌入）的闸门：
新产品、新技术、新的动植物品种都被传入欧洲，社会对它们并没有表现出实质上的抵制。
在中世纪盛期，欧洲人就已经表现出对外来信息和文化的欣赏。
（相对而言，）对于1900年之前的非西方社会来说，采纳西方的想法和技术是异常困难的。
案例：
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明朝时期的中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等。
相反欧洲的案例：
棉花和陶瓷工业，他们明确地用发源地来命名这些产品。
2、（包容精神）：
欧洲人可以将外国人的性格和宗教与他们的技术和知识有效地区分开来。
这意味着知识创新者的国籍和宗教信仰可以与知识创新相分离，是无关紧要的。
3、欧洲的政治力量在各个层面上的激烈竞争，让欧洲人（不得不）习惯于模仿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所创造的技术。
4、（批判意识）：
对前辈们的智慧和知识的态度。
认为古典知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是会限制知识创新速度的。
（欧洲）从1500年期，保守文化体系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大部分正统思想最终都崩溃了。
传统智慧的可竞争性和可怀疑性，成为“文人共和国”的标志。
16-17世纪的欧洲，对新奇事物的恐惧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技艺爱好”的上流社会风潮。
知识的火炬从贵族传递到了学术新人。
5、为了名望和声誉的竞争，成为了17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核心特征。
（科学）超级巨星的巨大成功，带动了一些年轻人会选择以研究自然和实验哲学为职业。
进入思想市场变得更加容易，其中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1650年以后，保守势力再也无法阻挡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地区新思想的传播了。
这个文化上的彻底改变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呢？
（当时的欧洲与其他文明地区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
）文献综述了之前的有关解释因素：
文化企业家的奋斗、印刷术、商业革命、航海大发现等。
总之，各种新发现彻底削弱了古典权威的声望，并且这种削弱也是不可逆的。
通过观察和实验所积累的新事实，再加上新仪器和新技术的出现，对传统智慧的质疑也越来越多了。
第十一章分裂、竞争以及文化变革
16世纪初，欧洲各个文化领域中压制创新的力量都开始（逐渐）丧失原有领地，欧洲文化得以加速进化。
从长远来看，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事件）是欧洲的创新者最终打败了保守主义。
这一胜利在其他任何区域都没能发生。
如何解释欧洲的这一独特经历？
一种解释认为这与欧洲的“国家体制”相关，即欧洲是由高度分裂的国家或地区单位组成，它们之间一直矛盾不断。
正如大卫·休谟所言：
“竞争自然会在这些相邻的国家形成，而且显然也是进步的来源。
”国家间的竞争对文化变革有着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统治者之间为了争夺更好的公民而彼此展开竞争（人才竞争）
二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保守力量在镇压知识创新者活动时遭遇到协调失败。
（在这一竞争背景下），天才的文化企业家（往往）会借力打力，（通过）挑起守旧势力之间的内讧，来为自己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伴随政治分裂的是智力和文化的团结，是一个综合性的思想市场。
这使得欧洲能够受益于与智力活动相关的规模经济（效益）。
政治分裂与“文人共和国”这一泛欧体制的独特结合，就是1500年后戏剧性思想变革产生的关键。
到了18世纪，保守力量对创新的压制只能算是装腔作势、徒有其表了，思想多元主义在易北河以西的欧洲各地逐渐成为了社会主流。
在这一进程中，修道院、大学、城市等自治、准自治的自我管理机构都接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十二章 竞争与“文人共和国”
早期现代欧洲知识界的制度背景，包括一个多中心的政治环境与一个由学者和文人所组成的跨国界的“文人共和国”。
这个“文人共和国”社区极为重要：
一是，它使得知识创新者（拥有了超越国界）的更广大受众（群体）。
二是，它使得所传播的知识不受限于其创造者所处的地理环境，（从而具有更广泛的）普世性。
三是，它为学术界和艺术圈的“超级巨星”提供了一系列制度激励。
它不仅为思想提供了一个竞争市场，而且为那些希望得到人口、名望和赞助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竞争市场。
文人共和国作为一个虚拟实体而存在，它通过向所有人开放信件和出版物以保持自身活力。
文人共和国这一制度架构解决了对创新个体的努力和才能如何奖励的问题，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创性和创造力。
对竞争的赞助是重要的，但它不是共和国唯一的激励机制。
最重要的声誉来源是基于同行间的评价。
一个人必须做出原创性贡献，并由其学术界同侪进行评估。
便捷良好的沟通，是在欧洲大陆传播声誉的必要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见证了学者和工程师之间的书信网络变得越来越紧密，而且超越了政治和种族界限。
这些网络由于商业化和中长途贸易的增长而在欧洲各地不断兴起。
赞助人和地方宗教权威不能控制或规定受他们赞助的知识分子所发表的言论。
这种竞争意味着，人们享受着较高程度的自由，可以在日益开放的思想市场上提出各种新想法。
17至18世纪，一些贵族正式化了他们的赞助形式，不再在政府中雇佣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而是让他们任职于贵族们控制的正规学院和大学。
早期现代欧洲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项核心制度原则，即“开放科学”。
欧洲学者一般都会通过书籍、小册子、个人信件和期刊等形式，来展示他们发现或提出的新见解，将信息传递给民众。
这带来了知识获取成本的下降，促进了有用知识对技术进步、生产力和经济绩效的提升。
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文明）社会所创造的知识，都比它们能够产生的少，这是因为它们没有（此类）激励制度。
只有西欧于1600年后开始营造能够产生这种知识的环境，并能够让知识更快速地积累，以致影响到生产的所有方面。
“文人共和国”是国际上一个由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精英群体组成的“看不见的大学”，其基于知识分子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即知识是由社区分配和共享的公共品。
“文人共和国”既支持市场运作，又支持个人在其中发挥作用。
（这一套激励措施），激发了有才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在科学、医学、哲学等领域探索新思想，并将他们的成果纳入公共领域。
“哲学自由”，是文人共和国的核心原则。
这个概念应被看做是在每个学科力求解放思想、避免教条化的原则。
“文人共和国”的公民有抵制教条主义的决心。
反叛权威、批判传统，是启蒙运动的核心和行动中心。
文人共和国中，英雄不论出身，也不论贫富。
欧洲成功的关键是其将政治分裂与文化统一结合在一起。
启蒙运动是文化进化的最后阶段，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和欧洲现代经济增长。
这着重强调了国家和社会物质进步所需要的两个要素：
一是有用知识的增长，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
二是指导经济规则的政治制度的改进，以及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方式的改良。
“文人共和国”指定了一批权威，让权威根据逻辑和证据来判断各种观点的真伪。
文人共和国的专家，不仅需要熟悉现有的知识规范，也需要掌握验证新知识的方法。
一个人想成为专家，必须做出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文人共和国”学术网络通过创造出巨大的协同作用，激励了大量智力创新的产生。
鉴于此，知识分子团体的共同产出远远大于他们独立研究所产生的成果综合。
大约在大航海时代开始出现在欧洲的“文人共和国”，在启蒙时代发展到了顶峰，这（一进程）反映出了一个极为重要机制的发展，解释了工业革命所体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引发经济绩效的大跃进。
第十三章清教主义和英国例外主义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起始地），其文化是否与欧洲其他地区有所不同？
这其中可能的不同就在于清教运动上。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是由多国一起合作努力推进的。
“文人共和国”的架构使它超越了国家边界。
一个国家（在科学上）取得的重大突破几乎能够立即传到其他国家。
这有助于将欧洲与其他文明社会区域区分开来。
工业启蒙为各国传播并采用有用知识、建立符合经济现代化和增长要求的制度体系等，打下了基础。
第十四章 一种进步的文化
在“文人共和国”的所有思想中，那些关于科学、技术、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思想，对于后期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有用知识的增长是这些进步思想的核心（贡献）。
在一个竞争性的（政治）制度下，对有用知识的探索成为（事实上国家之间的）一个合作性项目，参与其中的（国家）主体（虽然）相互不协调，但是它们付出努力的最终受益者（却）是“整个人类”。
关于进步的观念，特别是那些把有用知识的积累看作为物质改进核心的观念，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志，它为所有的“革新——创造”活动提供了一种文化润滑剂。
（而这些在其他文明国度或中世纪的欧洲都未曾出现过）。
对古代权威经典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大航海时代跨洋航行所带来的地理学知识的增长。
17世纪晚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爆发了一场“书的战争”，这是一场“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战争，是随后长达两个世纪的文化进化进程中的分水岭。
1500年以后，地理大发现、技术进步、对自然的（深入）探知以及迅速增长的信息获取（能力）等因素的结合，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比古代的先辈们更加明智。
到了17世纪，对古典知识的奴性崇拜意识逐渐消失。
第十五章启蒙运动与经济变革
17世纪的思想市场以及从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文化企业家们，共同缔造了“启蒙运动”。
这是一场文化巨变，标志着欧洲成为经济现代性的发源地。
——一种关于实用性改良文化的产生，一个社会进步信念的出现，以及把有用知识看作是决定以上两种变化关键因素的认知。
——这些信仰有被我们所认为的其他开明的文化因素所补充：
视政治权力为社会契约、对行政机构的正式限制、言论自由、知识可竞争性、宗教宽容、基本法定人权，以及其他若干基本认识：
交换是正和博弈、经济活动和贸易是可取的、产权是神圣的、将国家视为社会终极目标是愚蠢的。
（以上）这些信仰极为符合启蒙运动的总体框架。
它们的逐渐盛行是经济增长的文化基础，是更为繁荣的新经济大楼建造所依靠的脚手架。
关于有用知识可以促使经济转型的相关认知，正是实现“大丰富”的驱动力。
思想市场中的思想竞争促进了“文人共和国”的（持续）发展。
18世纪，进步思想的力量还没体现在对现实进步的贡献中。
工业革命之前，我们很难看到将科学的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例子。
即使在1800年之前，只有很少一些重要发明可以直接归功于科学发现，或者是依赖于科学新见解。
科学要感谢蒸汽机的，比蒸汽机要感谢科学的更多。
科学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究竟有多重要？
（仅依靠）高技能工匠自身能够发动工业革命吗？
（历史上），很多拥有大量高度熟练工匠的国家却陷入技术停滞，典型代表就是南亚和东亚的国家或地区。
正如培根所预期的，（在初期现代欧洲，）有用知识和娴熟手工艺是高度互补的，它们创造了一种协同效应，（从而）改变了人类历史。
技术进步如果没有与更高的知识层面发生联系，最终只会走向收益递减的道路，也不会产生一个可持续的和自我强化的工业革命进程。
一个纯粹的手工知识社会是不会产生宏观发明的聚集，不会从根本上触发产业革命的。
——如果没有手工技能，自然哲学家的见解也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影响。
——工匠是技术进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样是产生重大发明的群体。
可是如果没有注入自然哲学，以及后续的数学、化学等学科的全新概念，这样的能力不会促成它们在历史中所引发的“相变”。
工业启蒙的本质是手工技术进步和科学方法、科学发现两者的融合发展。
科学与生产的结合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益处，但它们的融合却持续了数百年。
在16-17世纪，慢慢成熟起来的文化信仰（关于有用知识等）开始影响到技术，并最终影响了产出、生产力和经济绩效。
“因”主要是文化变革，“果”是有用知识的增长，而不是反过来。
文化进步和有用知识的增长所带来的成果，最终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人口来分享。
文化变迁首先影响了几千人，随后在工业革命前影响了几万欧洲人。
正如“文人共和国”是一个精英群体一样，工业革命的技术驱动力也是由一个小而精的团体推动的。
第十六章中国与欧洲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李约瑟之问：
“为什么中国社会在公元8世纪比西方社会更崇尚科学，而从公元18世纪开始却压制科学的存在？
”
中国当时发生的情况（指明清时期科技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并不奇怪（少见的）。
真正与众不同的是欧洲。
（早期现代）欧洲不同于其他社会，没出现任何科学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
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和欧洲都经历了技术进步。
很难说，1700年之前谁的技术更先进。
但是，1700年之后他们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科学技术自此走了一个下坡路。
1680年之后，在中国当时符合斯密增长要求的制度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发展悖论：
强有力的制度与停滞的经济共存于一国。
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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