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面典型案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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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面典型案例

正反面典型案例

正面典型：

郭明义，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红十字志愿者之星、鞍钢矿业公司模范共产党员、鞍钢精神文明建设标兵、鞍山市道德模范。

他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撑起了180个家庭的天，用6万毫升鲜血挽救了75条鲜活的生命，用20年执着的无私奉献激发了5000多人的爱心，有人问老郭：

“你自己家里并不富裕，为什么要拿出那么多钱帮助特困学生和周边同志，而且坚持了那么长时间？

他回答说：

我和妻子都有稳定的收入，家中没有额外负担。

同那些困难的孩子、职工家庭相比，我觉得自己是富裕的。

王志霞：

党员永远站好“岗”

　　王志霞：

吉林省长春市汇通驾驶员培训学校党委书记

　　党  龄：

25年

　　9月11日上午，中秋前一天，王志霞在医院一边打着点滴一边读着祝福短信。

这些短信有普通学员的，有残疾人学员的，还有她一点一点转变过来的“问题”少年发来的。

　　阳光透过玻璃窗静静地照在输液瓶子上，一滴一滴，就像时间不舍的流逝。

　　1982年，风华正茂的王志霞进了长春市第一毛纺织厂当上了细纱挡车工。

由于聪明肯干，几年后，她成了这个有着3000多青年大厂的团委书记。

1986年，又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那时的日子似乎如织不完的布平平流过。

但1992年的下岗让生活一下子发生了大改变。

“摆过地摊，卖过盒饭，那个难劲，就别提了。

”摸爬滚打5年后，她带领35个下岗的兄弟姐妹撑起了驾校。

　　“当年我们35个下岗工中有13个党员，我们说，共产党员永远不下岗，成立了党支部。

2006年1月，支部变党委。

现在，企业下设5个党支部。

党员人数也由当初的13名，到现在的近百人。

”

　　在汇通驾校，有个人人皆知的理念：

党建越加强，企业越发展。

党支部从成立起，即组织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10多年来从未间断。

“这些年来，驾校每一项重大决策，都要经党组织班子集体讨论并广泛征求职工意见再确定。

我们的员工都说，身边的党员推着你往前走，不前进不行啊。

”

　　驾校把每一名党员都安排在关键岗位，所有党员都佩戴标志上岗。

在各项急难险重任务中，冲在最前面的是党员，干的最多的是党员。

“去年，我们做问卷调查，几乎所有不是党员的员工都表达了加入党组织的强烈愿望。

”

　　在王志霞办公室，有一个宝贝——44个本夹子整整齐齐地装满了一书柜，里面装的是12年来员工撰写的数千份思想汇报、学习心得。

“我每天下班路上、入睡之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看员工的思想汇报、学习心得。

”这个习惯，王志霞一坚持就是12年。

　　2008年，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的王志霞又多了60个“孩子”。

 这些孩子大多是单亲家庭，用大人们的话说，是学“坏”的孩子，不上课，爱打架，还有被劳动教养过的。

“我们想着企业好了，总得为社会做点什么。

就针对这个群体创立了汇通中等职业学校。

”

　　从此，王志霞扮演起妈妈的角色，耐心地给这些孩子讲起了人生道理。

学校把学费都免了，吃饭住宿也不收钱。

由一个党员带一个孩子，手把手地教手艺，教做人。

“现在，他们都成‘才’啦。

”今年4月，60个孩子毕业后全部留在驾校，成了新生代的员工，家长们拉着王志霞的手开心得直流泪。

　　12点多，一上午的点滴点完了，王志霞匆匆在医院吃口饭，1点多钟，就赶到了驾校，孩子们正在会议室等着她呢。

“过节了，我要亲手给孩子们发月饼、发奖金呢。

他们成才了，但依然需要鼓励和关怀。

”

反面典型：

落马官员狱中提醒：

“莫因贪小而为之，到我这样悔之晚矣”

对话人:

李敦书

　　原任职务: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交通局局长

　　触犯罪名:

受贿罪

　　判决结果:

2010年6月4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判处李敦书有期徒刑十年。

　　犯罪事实:

2004年6月至2009年1月，李敦书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单位与个人的贿赂25.28万元，以及价值1万元的笔记本电脑一台。

　　新闻背景:

2011年4月21日，记者在湖北省洪山监狱采访了正在这里服刑的李敦书。

　　希望能早点出去与岳母见上一面

　　得知记者要采访，李敦书很爽快地答应了。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并说出了让家人向岳母隐瞒其因受贿入狱

　　李敦书:

对。

我岳母是老党员，一直对我很信任，并以我为自豪。

她要是知道我出了事，并且还要蹲十年的大牢，非得气死不可。

　　曾认为收受红包只是人情往来不算受贿

　　李敦书受贿案发，源自一桩血案。

1998年2月23日凌晨，武汉市武昌区发生一起枪击杀人案。

案发多年后，涉案的东西湖区某路桥工程公司老总万天林（化名）被抓获归案。

万天林为了获得重大立功、减轻处罚的机会，主动交代了他曾经向东西湖区多名领导干部行贿的犯罪事实，李敦书就是他的行贿对象之一。

　　记者:

你是怎么被万天林拉下水的?

　　李敦书:

他就是每年春节请我们班子成员吃顿饭，然后发给每人一个红包，总共就三次，加起来有1.8万元。

　　记者:

当时你是出于什么考虑收下了这些钱?

　　李敦书:

案发前，我一直认为这只是人情往来。

而且现在社会风气就这样，再说，又不是我一个人收，大家都有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记者旁白】检察机关在李敦书不以为然的“红包门”事件中，顺藤摸瓜，查出从2004年到2008年5月，李敦书在节假日期间，特别是在春节，多次收受业务往来单位送的红包，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总共加起来有8万元之多。

　　记者:

听说你侄子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在你的帮助下，他介绍了一个工程队参与一座高架桥的建设，得了8万元中介费。

事后，你收下了他送来的8万元。

　　李敦书:

是有这么一回事。

他是在我生病和买房付首付款的时候，分别送给我3万元和5万元，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记者:

你想没想过在这种情况下，收下侄子送来的钱也会构成犯罪?

　　李敦书:

没想过，当时我认为，侄子从小是跟着我长大的，他给钱那是孝敬我，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记者:

你为什么以堂妹买车跑运输缺资金为由，向下属的运管所“借”2万元钱?

　　李敦书:

因为我知道，运管所在为区里购买60辆出租车的过程中，收受了销售代理商6万元的回扣。

　　记者:

这笔钱你事后还了吗?

李敦书:

没还。

　　【记者旁白】这件事之后，李敦书又以外甥开公司缺乏启动资金为由，找一位老同事借了4万元。

这位老同事的儿子在一家市政公司工作，李敦书曾经以业主单位的名义向委托招标单位打招呼，使这家市政公司承揽到了180万元的工程。

　　告诫在位的领导干部切莫因贪小而为之

　　李敦书出生在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农场，1974年作为回乡知青参加工作。

他从一个小队的团支书干起，经过自己的努力，1995年当上了农场场长。

2003年他调任区交通局局长。

2009年3月10日，李敦书主持召开了全局反腐倡廉工作大会。

在会议上，他还大谈交通系统反腐倡廉工作重点突出在工程建设、防治商业贿赂、规范财务管理、加强监督四个方面。

没料到没过多长时间，李敦书就因受贿被查处。

　　记者: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滑入了犯罪的深渊?

　　李敦书:

关键是放松了学习，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我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没有把握好人生的航程。

　　记者:

据介绍，在案发前，你已经是区级领导干部的候选人了，结果你却出了事，遗憾吗?

　　李敦书:

我辜负了党组织多年的培养、教育和重用。

我对不起妻子，她30年如一日关心、支持我的工作，而我的回报却是在她退休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给她精神上的刺激、经济上的压力。

我也对不起子女，没有给他们树立一个优秀的父亲形象，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工作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我非常想但又无颜去看一眼我那即将出世的小外孙。

　　记者:

对现在手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你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

　　李敦书:

比起那些受贿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是几千万元的贪官，我只能算是小贪。

但切莫因贪小而为之，否则，到我这样，那就悔之晚矣。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忏悔人:

许迈永

　　原任职务:

浙江省杭州市副市长

　　触犯罪名:

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

　　罪判决结果:

5月12日，宁波市中级法院判处许迈永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判决后，许迈永不服，提出上诉。

浙江省高级法院经审理后，驳回许迈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犯罪事实:

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许迈永利用职务之便，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安排工作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1.45亿余元;侵吞国有资产5300万余元;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万余元。

　　新闻背景:

7月1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许迈永被依法执行死刑。

本文系许迈永在2009年10月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的思想检查。

　　1984年6月，萧山县（现杭州市萧山区）进行机构改革，我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组织上选拔担任城厢镇副镇长，从此走上领导岗位。

在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下，我努力工作，岗位不断变化，职位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过萧山市（现萧山区）委组织部部长、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培养的结果。

我本应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报答组织的培养恩情，却犯下了严重的违纪违法错误和罪行。

　　从小穷怕了，工作后考虑经济问题比较多

　　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

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

　　记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下300多元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

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年下半年，我到戴村镇中心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

1979年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

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

但由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差，生活比较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所以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

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

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看着老板们的财富迅速增长，心态变得不平衡了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

　　记得1989年，我在萧山市委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

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

看到他们潇洒自如，我感到做党务工作与搞经济工作大不一样，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感觉搞经济工作真好。

　　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

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

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

　　思想观念的变化，逐步反映在行动上。

本来，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职位的提升，意味着更有条件、更有空间施展才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但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我逐步认同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把私利和金钱看重了。

与此同时，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

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

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

我对经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心态不平衡，时常有一种攀比思想，与老板比，与高收入阶层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

　　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比较的参照物、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

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应该多积蓄点财富给后人。

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

　　我虽然身处党政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经常考虑经营上的事，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

同时，还想尝试自己的经营才能，要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致使自己离组织的要求越来越远。

　　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

　　平时，我注重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注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不能明辨是非。

　　如2003年，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本想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时炒5套房子被人发现，因而请项某直接操作。

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资金扣除利息后的收益归我。

2004年，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炒房收入共计有500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助我炒房，收益归我。

通过深刻检讨，我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

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我没有出具过借条，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买卖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栖蝶谷”一套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

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不出钱，也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500万元实质上是项某送给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这些都是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糊，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好法非常重要。

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我没有学好法，法律意识淡薄，是我酿成大错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

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

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听说有人向纪委举报我，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10%的干股。

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

这10%的干股，总价是1000万元。

我相信他们不会说10%的股权是我的，只要吕某不说，就无从可查。

而且我认为，说出来对吕某也没好处。

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织。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我没有悬崖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而是去掩盖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致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