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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社会》读书笔记
1 内容简介
本书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主要是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是，并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本书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
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
2 写作过程
所谓经典社会学著作，往往是这样的：
大名早就如雷贯耳，在推荐书单里总会碰到，甚至其中的结论你也常常引用?
?
但你基本不会完整仔细地去阅读它。
这样对待《街角社会》，绝对是个遗憾，就像那些饱读爱情故事却不会恋爱的人一样遗憾。
很难再找出一篇比它更像小说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了，“迷人”两个字可以印在书脊上。
为了完成这篇论文，怀特亲身去波士顿北区的意大利贫民区（科纳维尔）做蛊惑仔，并在帮派里混到了副老大的位置。
这样的经历使这本书生动、细致、雄辩而可信。
正如卡帕的名言：
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走的不够近。
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招来了那些持批判认知论的同行的反对：
观察者参与其中，将会使被观察对象失去其客观性。
值得欣幸的是，怀特坚持他无需为他的品德或这本书的声誉辩护，反对者们也都没有质疑这本书的经典地位，并且它最终影响了社会学研究的批评标准。
怀特对科纳维尔的社会结构及组织文化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解剖，对保龄球和社会地位、议会与群体团结、群体忠诚与社会流动的讨论，着迷于分解后的细部观察，又不失于琐碎和狭隘。
而作者修订时增加的附录，《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对研究者的启迪意义更不亚于正文本身。
《街角社会》的最重要的价值和学术贡献，并不在于它对科纳维尔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的描写，而在于它的成书过程，在于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
正如在本书最后的附录中怀特所说的，正是对该书研究方法的讨论使这本书成为学界的经典之作，销量也跟着大增。
怀特很对我的胃口。
他看到的贫民窟，“只是城市里的一个地区，那里高度集中着低收入的人，他们住在破旧的房屋里，卫生和健康条件恶劣”，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社会学的定义”，但“正是这些状况导致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研究，他认为确定人们在这种条件下如何生活是一个从实际观察中提出的问题”。
这本书在最初确实遇到了许多的阻力，也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最激烈的批评来自当时芝加哥城市研究学派的领导者路易斯.沃斯，最终是埃利弗斯.休斯出来打圆场，才使怀特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毕竟，怀特走过的学术道路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他最初的研究动力并非来自要拿一个社会学博士学位，而是出于对人本身的关怀。
因此他的学术道路是从实地研究开始，之后才进行大量的专业文本阅读。
他自己显然有些得意于自己的不走寻常路，“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我在从事实地研究时对有关贫民区的社会学文献并不熟悉，正如我在刚开始研究时自认为是一名社会人类学家一样。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那两年，我把自己埋在社会学的文献堆里，并认识到多数文献都是毫无价值、误人子弟的。
在我看来，如果要我在开始研究之前先清除这些垃圾，这对我完成眼前的任务是不利的。
”
更严峻的挑战来自此书出版几十年之后，关于其参与式研究方法和研究者伦理道德问题产生了更加广泛的讨论。
有的学者认为怀特的研究方法无科学性可言，还有的学者认为怀特的研究违背了伦理要求。
这就有意思了，这些讨论触碰到社会学、尤其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核心问题。
首先，作为参与者，怀特的关注点更多的在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惠关系是否平衡，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怀特势必对被研究群体产生了影响。
既然如此，那他所研究的群体已经变了样子。
如同一个人类学家来到一个原始部落做调查，但是在他进入的同时，这个部落就已经不是它原本的样子了。
怎样衡量研究者本身作为参与者所造成的影响，是摆在每一个实地研究者面前的问题。
其次，作为研究者，应当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
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还是“后基础批评”的方法？
在这里怀特试图将自己的研究作为定性与定量的综合。
怀特自己也认为主观与客观根本不能分的一清二楚。
他的方法中，既有对行为模式的定量分析，又有对个案分析的定性理解。
他试图以自己的研究在实证主义和格尔茨的理解方法之间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最后，既是参与者，又是研究者，在实地调查中常常发生角色冲突的体验，这对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煎熬，这从怀特对研究过程的回忆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不得不面临两难的抉择。
在这里，主位观察与客位观察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同怀特所说，“我的解释与多克的解释常常混杂在一起”，如果“我”是代表客位的话，那么“多克”就是代表主位的。
这对进行实地观察的研究者来说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两难处境。
这些问题都是开放性的，并没有标准答案。
正是因为《街角社会》为后人留下了如此困难的问题，为思考留下了如此巨大的空间，所以才成为经典的吧。
这还真应该感谢怀特这位半路出家的社会学家，以及他的未经“垃圾”污染的经典著作。
《街角社会》是威廉·富特·怀特用了三年半时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科纳维尔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是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份，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所做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怀特从
“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两个方面，还原了真实的科纳维尔，怀特以人物为线索，将复杂的内容连缀起来，而后又对他所认识的科纳维尔的情况进行了总结。
在附录中，还十分难得地写出了“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介绍了怀特的经历和使用的方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附录二是怀特曾经帮助过的一个街角青年所作的演讲——“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2]。
读完此书，着手写读书笔记时，我和另一个阅读此书的人达成一致看法：
附录的阅读比前边正文的阅读更加利于读书笔记的写作，正文的内容如很多人所提及：
像是一部小说。
人物角色复杂，我不得不边读边画出人物脉络图才能保证下一次阅读时不至于忘记了内容。
读完正文，尽管内容生动，并没有什么感觉，就像读完一部三流小说或者是看一部情节俗套的电影那样，看完就忘掉了。
但是附录的阅读却使我大受震撼，怀特的个人背景，各种准备工作，进入可科纳维尔的尝试以及渐渐融入科纳维尔作为“街角帮”一员展开调查，以及怀特在调查了18个月后才知道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等等。
如果说正文是关于意大利人贫民区的一部小说，附录一《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就是怀特写作这本书的小说。
怀特对于小说的爱好可能是这本书以这种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坦言道：
我写得剧本和小说都是对我亲身经历或目睹的时间和情况加以小说化的说明[3] 。
所以写作这本书，对于怀特来说，也是小说化的一部分。
近年来我国也出国很多这样质性研究的书目，像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或者是吴飞的《浮生取义》，读起来同样生动。
也是走进一个社区并进行研究的案例。
在怀特印象中，贫民区是一些三层至五层的破旧楼房，里面挤满了住户，也就是说必须满足人口密集这个条件，而科纳维尔的每英亩居住人口多于这个城市的其他任何地区，所以怀特最终选择了科纳维尔。
当选择完研究地区制定研究计划的时，怀特颇受打击，怀特提到有益的忠告与无益的劝告一样，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后来他也认识到，这对于他的研究的确是有用的。
怀特一开始想的通过一个家庭来展开并且画出社会结构图的方法在其调查中逐渐不合适，怀特可以通过直接观察人们的行动来研究社会结构。
CAPA那句名言是：
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走得不够近；而怀特给出的回答则干脆是：
走进，而不仅是走近[4]。
怀特进入科纳维尔并成为“街角帮”的一员经历的层层的尝试：
从在雷加尔旅馆的忐忑，到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引见认识多克，再到住进诺顿街的阿尔·马丁尼家以及跟阿尔的爸爸学习意大利语。
最终，怀特终于融入诺顿街，建立了足够的私人关系，他也像多克和奇克一样，成为科纳维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他终于像一个地道的“古惑仔”一样了。
他投保龄球的功夫，甚至超过了土生土长的科纳维尔青年军。
而“保龄球”是群众游戏，“社会地位”才是各人目的。
通过切身观察“保龄球”诸类群体活动，怀特计量出了各角色之间“相互作用”的频率和效果发现了仅靠一般旁观几乎不可能识别的街角社会内部非正式等级结构与个人行动表现之间的相互关系，保龄球赛的积分所反映出的社会等级关系也怀特所始料未及的，因此，怀特常说，“我在实地呆了18个月以后才知道我的研究方向”——这个下文再说。
走进去尚且需要这么久的时间，远观又能指望有多少重大发现呢？
怀特坦言道：
从事实地研究是很紧张的。
当你还是一个局外人，总想知道人们是否会欢迎你的时候，心情最为紧张。
虽然你喜欢你的工作，但只要你在从事观察和访谈，你就要扮演一种角色，你就无法完全放松。
像是怀特第一次试着进入科纳维尔时，怀着几分惶恐，在雷加尔旅馆楼上的酒吧和娱乐厅四处观看，最终选中和在一起的一男两女搭讪时，其中的男人说，要把他扔到下楼去，于是怀特径直走下楼，怀特的第一次尝试可谓很失败。
所以怀特把自己的研究的开始定在1937年2月4日，也就是怀特和多克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多克很聪明，立即明白怀特想要什么，并且保证只要怀特跟着自己，就可以了解到怀特想要知道的东西，并且还给怀特的工作开展提出几点注意事项。
事实证明，怀特的工作能顺利开展，跟多克的帮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使后来怀特有几项事情犯了当地的忌讳。
洛夫兰夫妇在其著作《社会情景分析》中，曾把实地研究适用的议题归纳为十种：
1.Practice（实践）；2.Episode（情节）；3.Encounters（邂逅）；4.Roles（角色）；5.Relations（关系）；6.Groups（群体）；7.Organizations（组织）；8.Settlements（聚落）；9.Socialworld（社会世界）；10.Lifestylesorsubculture（生活形态或亚文化）。
怀特正是认识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深入性，并恰当地引入了这种研究方法，作为参与的观察者，以公开的身份参与到被研究群体中进行观察[5] 。
怀特把实地研究作得前所未有的彻底——他成为了研究对象的一份子。
怀特自己也承认道：
“我起初是作为一个非参与的观察者。
随着我变得被社区所接受，我发现自己差点儿变成了一个非观察的参与者。
我有了科纳维尔的生活感受，但是这意味着我已经能够把我的科纳维尔朋友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也是做理所当然。
”[6] 不得不承认，怀特的这种实地的参与式研究风险较大，如果掌握不当的话，真正受当地的影响，或许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了其中一员，就真正难以发现其中的事情了。
实地研究让怀特尝尽苦头，在研究开始面临很多其他研究人员的质疑，研究过程中既要融入又要有一定的脱离，还有研究过程中可能违法的情况以及言行举止不符合当地人们的行为可能引起当地人们疏离，可谓如履薄冰。
但是，在研究开始一年多以后，怀特无意获得了他在科纳维尔最令人兴奋的研究。
在诺顿帮的保龄球大赛上，诺顿帮对于比赛结果的预测和实际结果基本一样。
怀特是这样记录的“在这个保龄球道上，社会结构正在起作用，它把每一个成员——我也和他们一样——固定在他自己的位置上。
”事后怀特反复思考这次保龄球比赛时，抓住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个人表现与群体结构之间的关系。
“保龄球”是群众游戏，“社会地位”才是各人目的。
通过切身观察“保龄球”诸类群体活动，怀特计量出了各角色之间“相互作用”的频率和效果。
怀特在科纳维尔呆了18个月以后，终于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
街角青年之间、非法团伙与政治家们之间们的协作机制就这么脱离了无组织的外表，而趋于明朗化。
“有人说，贫民区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无组织的社会。
就科纳维尔的状况而言，这种判断是极为错误的。
”尽管科纳维尔内部存在冲突，科纳维尔也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状态的、完整的社会结构的社区。
科纳维尔的全部制度都是由街角帮、非法团伙和警察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结构这些基本要素组成的。
科纳维尔的人们认为社会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等级组织，在这一组织中，人们的地位和彼此间的义务被限定和承认。
科纳维尔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组织，而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的社会融为一体。
“如果非法活动-政治的结构和象征性的终于意大利使科纳维尔与整个美国社会格格不入，那么这显然是无法通过说教来改变的。
”[7]我觉得这对于科纳维尔地区的人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它并不是人们眼中的落后或者无序，而是其文化传统和背景——人们对于种族和对于意大利文化的忠诚使得它与众不同。
它具有一个高度组织有秩序的社会具有的一切内容。
后来，怀特数次重访科纳维尔，并且与书中极为被调查者保持着联系。
怀特无法证明这本书对当地产生了什么影响。
当地社会工作者却是度过这本书，但是它对他们的制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诺顿街街坊文教馆工作人员都很恼火，因为这本书使得他们在其他社会工作者以及上流社会支持者面前丢了面子；书中的各个街角青年也逐渐脱离街角，过上了自己的生活。
克里斯（书中的奇科·莫雷利）说怀特趁人们毫无防备，让他们上了当。
假设报社来采访，你可以尽情准备，在公众面前扮演的是你最愿意在他们面前扮演的角色，但是，对于一名和你一起生活的社会研究者，你却无法这样做。
对于解决这个难题，怀特表示自己毫无办法。
或许这就是走进一个社区进行调查，真正融入后，给当地人们造成无法避免的影响，可是只有这样在当地人们没有准备的日常生活中，才能获得最有价值的资料。
因此看来，走进社区的程度对于我们具有很大的考验。
《街角社会》的销量起伏不定，在1943年出版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忽然又变成学术界关心的一个新的焦点。
怀特开辟了研究的新的途径，在社区中的参与行动研究逐渐受到重视。
走入社区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朴实的实地研究，还有多少人忠于你
很久没有读一本书爱不释手的感觉了。
《街角社会》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资助下，于1936至1940年间对科纳维尔（化名，即波士顿北区，科纳维尔原文为Cornerville，即“角落”和“小镇”的合成词）进行实地研究的报告，亦是他的成名作。
有趣的是，该著作在1943年末出版，直至1945年仍销量不佳，一度“险些沦为特价书”。
1955年后，该著作获得新生，人们关注的不仅是怀特笔下的街角社会，而是他在形成本书中的一切努力——他潜心于扎实的实地研究，并抵制住了众多社会学家的批判，形成了一本干净的、完整的社会学著作。
书里的所有内容，几乎都是怀特用简单的观察法、个案研究以及人物访谈所得，更为珍贵的是，在附录部分，怀特还详细记录了本书的成书过程，包括他是如何一步步调整写作计划，将研究范围从诺顿帮、大学生俱乐部开始逐步扩大至非法活动团体以及政治选举，实地研究中，观察者难免会融入进他所观察的环境中去，所以怀特在1940年离开科纳维尔（即波士顿北区）时“有一种强烈的离家的感觉”。
完整地看过《街角社会》，脑海中除去怀特对实证研究的卓越贡献，仿佛也有着整个科纳维尔三年多的时光。
需要强调的是，怀特对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曾犯的错误直言不讳，还详细讲述了其后的反思，这不仅对怀特自己，更对之后投身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高贵的参考资源。
一、定性的实地研究
社会调查中，简单明晰的定量研究和内容丰富的定性研究总让人难以取舍，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数据化，但清晰明了数据化可能导致我们忽略很多调查内容。
然而对定量还是定性的取舍并不难，只要我们在调查之前首先明晰我们想得出什么样的解释——通则式（nomothetic）还是个案式（idiographic）。
就《街角社会》来看，怀特最初的意图是本着走近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的想法，来研究科纳维尔地区的历史、经济、政治、教育尤其是社会态度等一系列问题，通过调查问卷或者设计实验等一系列定量研究方法来对待这一本来就不现实的课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怀特采用的实地研究无疑是最适合研究某一特定地区内的问题，尤其在他把研究缩小后，成果就更加显著。
1、实地研究及其研究者
实地研究是指研究者深入到想要研究问题、情况等所在的地区内，在自然的状况下进行观察。
除了社会学研究者，新闻报道中也有大量实地研究，19世纪《世界报》的女记者内莉•布莱混进纽约拉克威尔岛的疯人院所作的调查，以及深度采访，实则都属于实地研究。
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实地研究的成败，很难想象，如果怀特无法顺利地融入到诺顿帮、大学生俱乐部以及后期的非法活动团体等，这项研究会有着怎样的结果。
毫无疑问，实地研究对研究者有着很高的要求，在制定研究计划需要一定的前瞻性，在进行调查中需要高度的敏感度以及悟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庞大的工作量对研究者的耐心、细心程度也是很大的考验，在研究后期，研究者对待繁杂的资料更需要强大的分析、整合能力。
研究者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二是处理好与被研究者的关系。
首先，实地研究中，研究者都存在对所研究活动的参与程度，完全参与和完全不参与是两个极端，一般来说，长期的相处会使研究者不知不觉地融入进去，但还要保持着研究的目光。
在政治选举中，怀特曾经进行过重复投票，事后他非常后悔，因为这不仅可能断送他整个研究，更多的是违背了实地工作者的道德和形象。
其次，研究者也应处理好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怀特在这个问题上也犯过一次错误，就是在政治选举中，为接近托尼而惹怒了卡洛，他违背了观察者的原则，想要去积极地影响事态的发展。
2、实地研究的调查方法
实地调查的方法主要有观察法、个案研究以及人物访谈。
怀特在《街角社会》中充分运用了这三种方法，从而总结出了翔实、完整而全面的资料。
观察法贯穿了怀特研究街角帮活动的始末。
实地调查最大的优点之一便是它的自然性，为保持自然性不被破坏，细心的观察往往能得到比生硬的访谈更出色的效果，因为在很多问题中，尤其是涉及到个人隐私、非法活动或者政治机密等一系列敏感话题中，任何问题似乎都是不应被提出的。
在怀特因“警察是否接受贿赂”的“多嘴”而造成尴尬后，多克的解释是“少提出无聊的问题……你就在这一带多串串，日子长了，不用问什么，你也能得出答案。
”最有趣的便是，诺顿帮等级划分完全是怀特通过观察自行得出的，因为诺顿帮的成员，包括多克都觉得他们是完全平等的。
当然，观察法要求研究者有着敏锐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保证他们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时发现状况的微妙变化。
个案研究是对某个社会现象的例子进行深度检验，比如一个村庄、一个家庭或一个青少年帮派。
很显然，无论是诺顿帮、大学生俱乐部还是科纳维尔和体育俱乐部的研究，怀特运用的都是个案研究。
在对成书过程的阐述中，怀特并未对人物访谈进行介绍，但是在整个报告中，人物访谈随处可见，可以说，怀特对的人物访谈资料是其报告的主要支撑，对于很多实质性问题，比如由于街角青年的自卑感带来的和大学生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非法赌博活动以及政治选举中的投票等等，都是通过人物访谈一一展现的。
3、实地研究的特点
首先要指出，不同于有着明确针对性、目的性的定量研究，实地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
在实地研究中，研究者不仅难以预测可能得出的结论，甚至还可能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修正研究计划，最后形成的结论也很可能与研究初衷大相径庭。
实地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自然性。
由于它运用的是默默观察、循序渐进地访谈等手法，相比“中断式”的调查问卷能得出更贴近事实的结论。
调查问卷往往需要打断被研究者正在进行的活动，比如正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在街上匆匆赶去某个地方，加之出于对完全陌生的研究者的不信任，很可能给出偏离事实的数据。
怀特一度采用了登门拜访的调查方式，结果他称这种做法是“再也没有比我最终采用的方法（指登门拜访）更不恰当了的”，而运用此方法进行的这项研究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除此之外，实地研究的方法奠定了其全面、深入的基调，研究者深入实地的切身体会、大量实例和数据以及丰富的访谈资料均有助于形成翔实的研究内容。
二、《街角社会》成书过程
在梳理了怀特成书的过程，实地研究的特点和过程就很自然的展现了出来。
1、1936—1937年
怀特于1936年大学毕业，然后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资金，得以选中波士顿北区进行对贫民窟的研究。
在他最初的，组建10人团队的宏大计划被推翻之后，1937年初，怀特将研究计划转向人们的友谊模式，通过登门拜访的方式询问不同人的朋友和潜在敌人，依此类托绘制人物结构图，但很快，怀特便放弃了，因为他发现可以通过观察人们的行动来研究社会结构。
1937年2月，怀特进入街坊文教馆，从而结识了多克，多克对怀特给予了很大帮助，以致二人的关系很快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怀特迅速成为诺顿帮的一员，言行举止受到了影响以致回到哈佛会觉得不自在；多克也有一个信息提供者逐渐转化为怀特的合作者，他于怀特讨论计划，为怀特解惑并交流想法，以致后来每做一件事都会想想对怀特有什么帮助。
与此同时，怀特搬进了科纳维尔，向人们表明要写一本关于科纳维尔的书，并学习意大利语，这为他扫清了很多障碍。
1937年7月，怀特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观察街角帮和大学生俱乐部。
他表示，“这些人日复一日的常规活动才是我的研究的基础资料。
”
以上的部分体现不仅体现出了实地研究难以预测的特点，也展现了怀特为实地研究做的一系列准备。
资料的准备（选定科纳维尔的街角帮）、寻找线人（多克）以及表明自己的身份（称自己要写书）。
需要指出的是，向被研究者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成败。
怀特在解释清楚自己身份上下了很大功夫，告诉街角青年他要研究科纳维尔的社会史显然只会引起尴尬的沉默，于是怀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自己在写一本关于科纳维尔的书，人们对这件事地看法完全取决于对怀特的看法，而且这个解释的确奏效了。
1937年7、8月间，怀特暂时离开了诺顿街，之后打算扩大研究范围并暂时放下对诺顿街和大学生俱乐部的关注，但他很快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研究一个群体远远不只是去考察它在某个时刻的活动和人际关系。
只是当我开始看到这些群体内的变化时，我才意识到较长时期的观察一个群体的极端重要性。
”为此，怀特没有抛开它，并在秋季偶然地成为州议员乔治•拉韦洛的义务秘书——保罗•费兰特的义务秘书，从而进入了政界的研究。
在经历了完整的政治选举流程，包括那次重复投票之后，怀特返回了诺顿街。
2、1938年
1938年4月，在一次保龄球比赛中，怀特获得了“令人兴奋的研究经验”，即发现个人表现与群体结构间的关系。
1938年春季，怀特结婚之后继续在科纳维尔定居，他在思考了自己现有的研究成果后将基金续期一年。
此后，怀特将研究范围扩大至米勒帮。
由于此时他已将保龄球比赛作为消遣，从而忽视了一些问题，直至朗•约翰来找他谈话，怀特才将朗的问题与多克的头疼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出了继“令人兴奋的研究经验”后另一个重要的结论——群体中的地位、表现和精神健康间的三向关系。
随后，怀特通过与里科•德莱奥的关系结识了其老板——非法活动的头目托尼•卡塔尔多。
为了研究非法活动，怀特还加入了科纳维尔和体育俱乐部，通过每天大量记录和画地位图进行分析，准确地发现了该俱乐部的两个群体——便餐馆帮和理发店帮。
1940年的春夏，怀特一直在写诺顿帮和大学生俱乐部的个案报告，并拿出一部分与多克进行交流。
1940年仲夏，怀特离开了科纳维尔，他说“我在一生中，也曾多次从一地迁居到另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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