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筑学 和王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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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筑学和王澍

王澍的一个思想性项目：

他从阿尔多•罗西的《城市建筑学》那里学到了什么

AnIntellectualProjectbyWangShu：

HisLearningfromAldoRossi’s“TheArchitectureoftheCity”

【概要：

王澍于2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虚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罗西《城市建筑学》一书的精读基础之上的。

王澍在罗西当年对欧洲城市组成及形成过程的结构语言学式分析模式中看到了理解城市的新可能。

在此基础之上，王澍整合了诸如形式主义文艺批评以及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立场，对中国的传统聚落和城市进行了一次再认识，并由此提出了若干设计主题与策略。

从这个角度讲，王澍当年的博士论文是一项为其日后的建筑探索铺设了基础的思想性项目。

本文所概述的正是王澍当年解读罗西学说时的语境以及他从中获得的启示。

】

【Abstracts:

Abstracts:

WangShu’sdoctoraldissertation——“FictionalizedCity”——byandlarge,reliesuponhisclosereadingofAldoRossi’s“TheArchitectureoftheCity”.ItispreciselythestructurallinguisticapproachembeddedwithinRossi’dissectionoftheformationandconstructionofEuropeancitiesthatcaughtWang’sattention,andwithwhich,hesawthepossibilityofre-interpretingthespacesoftraditionalChinesesettlementsandcities.BaseduponhisunderstandingofRossi’sbook,alongwithideasfromformalistliterarycriticismandstructuralanthropology,Wangformulatedseveraldesignthemesinthe1990s,whichwouldappearandre-appearinhislaterprojects.Inthissense,Wang’sdoctoraldissertationservesasanintellectualprojectthatsetsthefoundationforhisensuedarchitecturalundertakings.ThisessaywillpresentabriefoverviewofthecontextandcontentofWang’sdissertation,andhowhewasinspiredbyAldoRossi’swritings.】

【关键词：

王澍，阿尔多•罗西，结构语言学，城市建筑学】

【keywords:

WangShu,AldoRossi,StructuralLinguistics,TheArchitectureoftheCity】

王澍于2000年所提交的博士论文《虚构城市》“下篇”经其压缩改写之后曾以“时间停滞的城市”为题发表在《建筑师》杂志同年的10月刊上（总第96期）。

在这篇长文里，王澍不断地变换着叙述的话题，快速而迅捷，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的“野性思维”（TheSavageMind）到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的“符号帝国”（TheEmpireofSigns），从徽州豸峰的古村落地图到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手绘的“一只蜥蜴的形态学描述”，然后经由“场所的具体性”，抵达了他当时刚刚设计完毕的苏州文正学院图书馆。

一路上，如读者可以想象的那样，叙述本身是清晰且具有启发性的，上下文基本是不清晰的。

结果，整篇长文读起来犹若众多趣点之间的条条曲径，每一条都连向某些未知的可能。

这就是我十几年前初读王澍此文时的第一印象，感觉身陷某个园子或是迷宫似的，一时记不起来路，辨不清出口。

去年夏天，当我在接受了《建筑师》杂志社有关2013年王澍专刊的稿约后，当我捧起《虚构城市》开始阅读时，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王澍的论文中除了我们意料之中的文学意趣之外，埋藏了王澍当时的太多想法，而且，他在一个论点和另一个论点之间往往滑移迅速。

这就注定了此次的阅读不会是个简单轻松的过程。

坚持之下，特别是针对他对关键词的阐述进行了反复阅读与思考之后，我发现，这次泥泞中跋涉式的阅读并非没有回报。

当我们绕过了那些为“作品自足体”所做的各种抗辩之后，就会看见《虚构城市》里所积淀的思考渐次浮现出来。

读者——包括我本人——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比之卡米洛•西特（CamilloSitte）、科林•罗（ColinRowe）、凯文•林奇（KevinLynch）、戈登•卡伦（GordonCullen）的城市学说，王澍曾经那么地推崇过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的那本《城市建筑学》！

倘若我们忽视了王澍与罗西之间这条重要的思想线索的话，那真就没有什么阿里阿德涅线绳（Ariadnethread）可以把我们领出王澍的思想迷宫了。

这样看时，王澍当年从罗西《城市建筑学》所开始构建的方法与观点宛如中国美术学院杭州象山校区那些高度个性化建筑底下的岩脉。

顺着王澍在1990年代的那段思考一路追踪过来，我们才能明白王澍日后那些设计主题、策略以及哲学都是从何而来的。

所以，在本文中，我将试着对王澍的博士论文给出一个简要的综述，概括一下王澍当时的写作语境以及基本思路，并特别关注在王澍与罗西之间在思想或主题上的某些可比性。

《虚构城市》写于1990年代的中国。

这里，“1990年代”和“中国”这两个带有时空特征的词汇都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们一起限定了王澍论文写作的语境。

王澍的博士论文不可避免地共享着当时中国建筑话语的某些痕迹。

切莫说这篇论文的文体，比如只给出关键词解释不出给文献索引的作法，就是该论文挑选话题的方式以及“建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这类宏大话题本身，一度就是学者和建筑师们所普遍关心的东西，也容易获得广泛的共鸣。

十年之后，风尚已转。

即使是王澍本人所指导的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生们，他们的论文选题也多聚焦到了“建构”等话题上去了。

诸如画论或园林中不同的“视看”方式，浙江乡土民居中的土作竹作研究，等等。

这倒不是说王澍在当时不曾敏感地关注过案例解析。

恰恰相反，王澍在论文中艰苦地把科林•罗、勒•柯布西耶、卡尔维诺（ItaloCalvino）、林奇、罗西等人的文本切成了碎片，他等于在把这些文本当成了所要解析的案例。

不过，隔了一个十年，建筑师们对不久之前还激辩过的那些话题似已变得漠然。

像王澍在论文里对“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反复抨击很有可能会让年轻一代的建筑师们颇感惊讶，因为他们眼下正在发愁的事情也许不是在预算和任务书都很苛刻的条件下该如何死抠平面，而是面对甲方市场营销的要求，为迎合大众消费时代如何创造更为新奇的建筑形象的难题。

回头望时，在过去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建筑与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语境、心态、视角甚至问题本身，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那么，今天的读者们要想搞清楚王澍当时在论文中都想了些什么，就得先了解一下当时王澍为何要那么想的原因。

如前所述，“功能主义”曾是王澍在论文中主要抨击的对象之一。

可什么是“功能主义”却并非是个一成不变的概念。

就像出现在建筑领域里的任何词汇和术语那样，“功能”和“功能主义”身上带着诸多含混甚至是相左的涵义（Forty2000:

174-195）。

“功能”（function）一词原本在数学（方程式）和生物学（机能，可以指对象或是过程在某个系统里出现的理由）里都有着很是具体的用法（Forty2000:

174-195）。

被移用到建筑领域里，这个神奇的词汇就衍生出诸如20世纪初期德语里的“即物性”（Sachlichkeit）以及“合目的的实用性”（Zweckmässigkeit）这些派生意义。

而建筑里的“功能主义”也可以指代很多东西，比如，“国际式建筑”（InternationalStyle）出现前后人们对技术、效率、简洁的绝对推崇，导致了“功能主义”在建筑中的体现更像是一种简约风格或时尚。

王澍笔下所要挑战的“功能主义”则特别指向了人们在看待城市和建筑问题时的“消减主义”立场（reductionist）。

也就是说，这样的“功能主义”更多地指向一种思维方式。

当然，在中国，这个词汇一定带有中国国情的痕迹。

毋庸赘述，在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特别是从195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的这段时间里，“国家”在建筑界曾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从建设标准、建筑规范的制定，到建筑批评的标准的审核（王澍会将此类功能主义称为“意识形态化的功能”（王澍2000：

28）），“国家”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侧面和每一个所在都留下了它的烙印。

跟西方建筑语境里的“功能主义”典型性语焉不详相反，那时中国的建筑功能观既萎缩成为针对平面的流线最短化、内部空间使用效率最大化以及压缩结构跨度降低造价这样一类带有“经济性”色彩的操作手段，也指向了“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的“三原则”里的实用态度。

无疑，王澍写此论文的目的之一肯定旨在瓦解前者（王澍2000：

4；23；58），但同时，还包含了对后者在更深层面上的担忧。

王澍如是写到，“[论及]现代建筑学中的功能问题。

并不是传统建筑学不谈功能，而是因为功能在现代被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式做了严格、细致的物质性分类，并以它所谓的‘客观性’获得某种决定性地位”（王澍2000：

14）。

显然，王澍担忧的是“获得某种决定性地位”的看待建筑与城市的主导价值观和方式方法。

他在论文“总序”里就提出过自己所追求的方式：

“

（1）不用概念[指教条]；

（2）不用欧式几何语言；（3）不把城市做历史次序、文化等级、大小规模、功能类型的划分”（王澍2000：

1）。

言外之意，王澍认为，当时主导的建筑观和城市观过于“概念化”（不具体）、过于西化（缺少了对自己传统特质的理解）、过于迷信线性历史（太简单化了）。

王澍以这种“反潮流”的立场宣称，“我产生了一种观照城市及其构成的新方式。

我毫不迟疑地站在无权势的小单位的差异共同体这一边”（王澍2000：

“摘要”）。

与“大”相比，王澍选择了“小”。

“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城市有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那些被写上‘拆’字的建筑通常比那类高尚的文化建筑更有价值。

它们无权无势，但紧贴生活”（王澍2000：

4）。

恰恰是那些带着“前现代”痕迹的老街、小建筑、园林以及现代主义本身矛盾性的遗产，让王澍隔着三十几岁的年龄差别和相当的文化距离在罗西那里找到了某种认同感。

意大利北部地区在二战之后也曾经历过一个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时期。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大量南方乡村劳动力人口不断迁入此地。

不可避免的是土地使用模式与地景的剧烈改变。

无尽的高速路、遍地开花的高楼、彼此相似的城郊住宅区、购物中心、工业园区还有小汽车，它们成了人们身边的日常景观。

这种新型现代化景观的快速蔓延同时也瓦解着意大利诸城经过千百年时间才能形成的性格鲜明的物质空间结构与城市记忆。

学者们因此常把战后意大利城市扩散、尺度激烈放大、建筑开始变得匀质化的这一时期称为“城市危机时期”（Modena2011）。

这些，岂不也是王澍在撰写论文时他所熟悉的日常景象吗？

每一个经历过1980和1990年代开发浪潮的中国人对此也不会觉得陌生。

的确，罗西当年所要面对的城市发展观也正是在二战前就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国际现代建筑师协会（C.I.A.M.）所倡导的那种严格分区、以交通和生产效率为先的“功能主义”城市观。

到了1950年代末期，罗西对这种效率至上以及技术决定未来生活形态的信念已深表怀疑。

他并非反对一切意义的“功能”，“更为具体地，我们拒绝的是骨子里的经验主义统治下的功能主义。

就是那种认为依靠功能就能把形式组织起来，唯有功能才构成了城市人造物和建筑的观点”（Rossi1984:

46）。

起码在罗西看来，“功能主义”最令人不满的地方就是那种把建筑“形式”跟“功能”放到类似代数公式里的作法。

仿佛功能变量一变，形式就得跟着改变似的。

罗西坚持认为，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过去维系过以及正在维系着“都市人为事实”的东西并不仅是一时一地的功能，起码不只是功能。

不管我们把功能理解成为建筑物或空间的“具体用途”还是某种“实用性”，功能都不能成为衡量那些带有城市性且被叫作“城市”的地方的第一标准和唯一标准。

这些大方向上的相似倾向性让王澍在罗西那里找到了参照：

他们所要面对的挑战以及他们面对挑战所给出的应答基本一致。

然而，对自己所尊敬的前辈能产生认同感往往还需要一些其他理由，更为私密或是亲密的理由。

这里，也许王澍和罗西对于文学的共同热爱会是一种更为恰当的解释。

要知道，罗西在年轻时曾被人们认为更像一个“文人”（manofletters）而不是建筑师，罗西对此很是自豪。

王澍也曾多次说过自己“首先是个文人，业余才是建筑师。

”罗西的《一部科学性自传》堪比一部文学传记，仿佛在向司汤达（Stendhal）、鲁塞尔（RaymondRoussel）致敬。

王澍的硕士论文《死屋手记》算得上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致敬，博士论文又像在对巴尔特和卡尔维诺致敬；在写作的习惯上，二人都诗意地琐碎。

无论是罗西还是王澍，写着写着，就沉浸在一种个人化的情绪之中去了；还有，这两位作者采集文献和思想的方式很相像，既喜欢旁征博引，又因为过份聚焦于自己的目的多不在意线索之间可能的冲突与矛盾。

例如，我们会在《城市建筑学》“前言”和“第一章”里看到，当罗西试图解释什么是“都市人为事实”时，罗西可以从芒福德（LewisMumford）、列维-斯特劳斯、卡塔内奥（Cattaneo）、萨默森（Summerson）一直引到文学名家托马斯•曼（ThomasMann）、蒙田（Montaigne）那里，且不太顾及像建筑史学家萨默森的观点可能跟自己的观点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而王澍的论文开篇就大段引述了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他想以文学，特别是想象体虚构小说，去对抗消减主义的城市观。

王澍也不太会顾及罗西的观点本身是否存在着什么冲突；最后，二人都在写作架构上抱负巨大。

罗西于1966年所发表的《城市建筑学》旨在为当时新兴的“城市设计”创建一种科学化的知识框架，以便寻找“城市设计”学科自治的可能。

王澍呢，则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论文，完成对当时中国主导城市观的瓦解与重构。

王澍于是在自己的论文中多次对罗西的学说发出赞美，而且，这种赞美通过比较中凸现成为某种偏爱。

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学说不幸地成了那个经常被王澍拿来去烘托罗西的参照。

他揶揄林奇说，“本着这种‘科学’认识，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迅速就成了一座千塔之城……林奇或许会争辩，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把他的理论教条化、商业化、庸俗化了，不过，我以为他的理论为这种实践中的庸俗化创造了条件，问题就出在了他所谓的科学概念系统”（王澍2000：

8）。

而罗西呢？

罗西“把研究的角度与林奇那类基于亲身经历者的感受性的城市研究保持距离，他称赞那是一种重要的研究，但是言外之意是：

可能走错了方向”（王澍2000：

6）。

与林奇的“五要素”相比，罗西的《城市建筑学》就成了关注“整体性的都市人为事实”的典范（王澍2000：

10）。

那么，王澍真是醉心于罗西研究“都市人为事实”时的“整体论”吗？

这里，我们得当心。

因为就在几页之前，王澍自己吐露说，他在罗西身上最为看重的东西在别处，说到底，还是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中所采用的结构语言学框架。

王澍在论文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城市设计中的关系”一节中已经指出了罗西的《城市建筑学》有四种学术参考体系：

“

（1）索绪尔（deSaussure）的语言学原理。

尽管只在序言中直接提及，但实际上贯穿全书，可以被看作是这本书基础的基础，原理的原理；

（2）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

同样谈的不多，这大概是因为罗西真正的意图在于最终建立一种在建筑学内部，关于建筑本身的纯正讨论。

不过，罗西以为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有他所见过的最为精辟的城市讨论。

同时，罗西在方法上与列维-斯特劳斯非常一致；（3）17、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学派的社会学家关于城市的论述。

这是罗西书中引述最多的；（4）建筑史家和建筑师的论著。

量少而范围有限，非常有针对性”（王澍2000：

4）。

“罗西的研究从一开始，其符号学色彩就十分明显，这从他如何看待城市和体验城市的方式中表现出来。

他强调我们至今都未能如实地看待城市，但这不意味着他的城市观是经验的、行为的或自然主义的。

相反，他视这类城市观是回到城市事物本身的‘看’的障碍。

他在城市中看到的不是功能，也不是样式，更不是意象的形象，而是类型和类型间的结构联结”（王澍2000：

10）。

如今看来，这的确是王澍在当时所给出的一个颇有洞见的观察。

像这个有关罗西的《城市建筑学》和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之间的联系问题，是个几乎人人都知道，也都会多多少少提及的问题。

因为罗西自己在《城市建筑学》的开篇就明确宣布了他对索绪尔贡献的依赖：

“索绪尔对于语言学发展所提出的要点可以被翻译成为发展出一种城市科学的任务书：

就是对于现有城市的描述和历史认识；对于在所有城市人造物身上以持久和普遍方式发挥着作用的各种力的研究；还有，对于研究领域的界定和限定”（Rossi1984:

23）。

罗西这一“将语言学翻译成为城市科学”的计划体现了一种彻底性，从“大纲”（城市研究的任务书）到“对象”（城市人造物和各种力）到“范畴”（领域的界定）的彻底性。

这是罗西可以从索绪尔那里拿来或者说已经拿来的东西。

可是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会有王澍的那种兴趣或是敏感度，愿意深究罗西的这一陈述呢？

当彼得•埃森曼（PeterEisenman）和西班牙建筑师莫尼奥（RafaelMoneo）在1976年要为《对抗》杂志（Oppositions）撰文介绍罗西的《城市建筑学》时，二人都认为有必要把“建筑自主性”当成为罗西写作的突出重点去强调（Moneo1998:

108）。

“于是，从此书的一开始，罗西就宣布了建筑学这个学科的某些具体性；亦即，城市是怎样构建的，怎样产生于建筑的，怎样通过‘对政治、社会、经济体系的分析’又不仅仅依赖于这些体系而确立了学科自主性的”（Moneo1998:

105）。

莫尼奥在这篇文章中，在快速概括了罗西的类型学方法之后，并没有论及其中的语言学视角，反而提到了生物学，因为罗西本人提到过在城市建筑的逐渐转化和生物演化之间的某种相似性：

“类型概念（conceptoftype）的引入使得罗西可以制造一种新的分类方法（anewkindofclassification）。

这样的分类方法很像生物学家在研究植物生命所使用的方法”（Moneo1998:

110）；1984年时，当《城市建筑学》英译本终于在美国面世时，埃森曼为之写了一篇长序——“记忆的房子：

类比的文本”（TheHouseofMemory:

TheTextsofAnalogy）——去总结罗西的贡献。

这时的埃森曼更多地从罗西书里看到了罗西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与继承这种双重态度。

他引了德里达（JacuqesDerrida），选用了“文本”这样的字眼，但埃森曼同样没有深究罗西结构语言学分析的具体意义何在。

在埃森曼的眼里，论及不同时代建筑师世界观的转变更为重要。

这样一来，罗西工作的重要性在于：

“人本主义者的认识旨在对主体和客体进行整合，而现代主义者的认识激昂地要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制造分离”（Rossi1984：

5），那么罗西的使命就是“聚焦在一种中介的要素：

即，工作的过程”（Rossi1984：

5）。

埃森曼的评介不能说不成立，就作者的本意来说也的确有这样的意思。

在罗西挖空心思要给L’ArchitetturadellaCittà一书取名时，他曾经想过使用lafabbricadellaCittà这个标题（见罗西1978年时为美国本所撰写的序言（Rossi1984：

18））。

这里，显然Città（不再仅仅是一堆物质人造物的聚合体，而是某地因为有着各种事件的发生、记忆和个性从而出现了城市性的城市）与fabbrica（既是建筑物也是建造行为，既是过程也是组成）构成了一种类似索绪尔式“语言”与“言说”那类关系，一种“棋局”与具体落子的“棋子”重要度之间的关系。

lafabbricadellaCittà展示了建筑物们是如何在时光中演化或是消亡从而形成城市性的那个过程，也是一处场所最终获得了灵魂的过程。

用埃森曼的话说，“场所一方面是一处可以容纳一系列事件的场地，另一方面它自己也是一种事件。

在这个意义上讲，场所总是独特的或是有个性的，有着所谓‘场所的灵魂’”（Rossi1984:

7）。

用罗西自己的话说，“城市是以形成自身为唯一目的的，没有其他解释，可以解释城市在其人造物中的呈现。

这种存在方式暗示着以某种具体方式存在着并将以此方式继续存在下去的存在意志力”（Rossi1984:

162）。

不过，似乎埃森曼在1980年代在罗西此书身上所看重的既不是“存在的意志力”，也不是“房子”，而是在他所言的大历史终结的时代，飘荡在废墟上空的记忆。

2006年时，玛丽•路易丝•洛布辛格尔（MaryLouisLobsinger）在其“意大利城市的新尺度：

关于罗西的《城市建筑学》”的长文中，对当时在美国语境下为何罗西大作几乎变成了捍卫“建筑自主性”宣言的因由做了若干澄清。

她把罗西的著作重新放回战后意大利的城市危机年代里，转而指出《城市建筑学》末尾一章有关城市组成的犀利政治经济分析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和再认识。

不过，洛布辛格尔也没有太在意罗西跟索绪尔之间的联系。

在真正关注到罗西研究中结构语言学特征的人里，特别是与上述几位学者相比，最靠近王澍视角的作者就是克里斯蒂娜•博耶（M.ChristineBoyer）。

博耶于1994年发表了她的《集体记忆的城市》一书（Boyer1994）。

该书有着明显的本雅明（WalterBenjamin）格调。

同时，博耶的写作也高度依赖于罗西的思想。

在她的解读中，博耶体察到了罗西视角中的结构语言学倾向：

“卡洛•艾莫尼诺（CarloAymonino）和阿尔多•罗西是两位从1950年代就开始研究建筑和城市、历史和记忆之间关系的建筑师。

如果说现代建筑已经无法跟其城市环境或是观者进行交流因而丧失了意义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引用一位结构语言学创始人之一的说法，那是因为‘意义存在于一个符号向另外一种符号体系的翻译过程之中，’而建筑没能发展出来它的符号体系。

于是，艾莫尼诺和罗西从结构语言学里借来了两个根本性问题：

城市在形式意义上是怎样由符号（signs）组成的？

作为一种形式体系，城市又是怎样物质地组织起来的，并在时光中发生转换的？

”（Boyer1994:

178）。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存在于《城市建筑学》一书里对于城市组成和城市形成过程的“类型”分析之中。

这里，人们对“类型”（type）一词的使用就像对“功能”一词的使用那样，有着诸般杂意，甚至常有“形态类型学”的提法。

但如王澍所言，罗西的“类型”并不是像西特笔下那样只是“形象或是外貌或是形态”的类型，而是某种原理或是原则，更为准确地说，是“记号化过程”（王澍2000：

12）。

我个人非常认同王澍的这一观察。

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容易注意到罗西在《城市类型学》各处的观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