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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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
（八）农业经营方式、结构、规模与城乡关系问题
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而且我国农民人口在世界农民人口中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局面。
[29]因此，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研究的热点。
新中国农业经济史方面的论著较多。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已出版了《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的林业》、《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当代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当代中国的畜牧业》等书。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和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合编了《中国农村四十年》（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林业部编辑了《全国林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7）》（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渔业统计四十年》于1991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陈守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是一部全国性的新中国农业史专著：
林毅夫撰写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获1993年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
王耕今、张宣三主编的《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则研究分析了1949年至1989年的农业积累问题。
陆学艺主编的《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
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记实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典型资料。
陈吉元等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区域农村经济研究方面近年出版了：
山东省农科院编写的《山东农业发展历程与新趋势》（山东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洪惠良等编写的《绍兴农业发展史略》（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江苏省农村厅编写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河北省农调队编写的《河北农村四十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书。
在论文中，陆学艺的《四十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91年第2期），顾海《四十年来我国粮棉油猪生产增长规律的实证研究》（载《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1991年第3期），张森福的《中国农业技术变迁：
理论与政策》（载《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7期），翟振武的《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1949－1979）》（载《人口研究》1991年第4期），邢建国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历史分析》（载《江淮论坛》1991年第3期）等均是通过纵观新中国数十年农业历史阐述某一方面观点的文章。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经济史的研究，近年来大量成果集中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余年。
其中焦点集中于研究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以及我国农村的工业化，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
其中的诸多观点虽然不是针锋相对的，但是看问题的角度差异很大。
关于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问题涉及到农业经营体制、农村土地制度、农村经济结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非农产业的发展、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及农业政策等等诸多方面。
杜润生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论及八十年代前叶我国农业改革各方面的问题，侧重于农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变化。
郭书田主编的《变革中的农村与农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则对1978－1991年中国农村改革的各个方面作了大量实证性的分析与研究。
其中的十个背景报告是研究这个时期农业经济史的宝贵素材；其对农村经济的研究立足于土地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是十分有见地的。
徐笑波等著《中国农村金融的变革与发展1979－1990》（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围绕着农村金融体系和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经济运行的相互关系，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体系运行的特征、成因和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对我国农村工业化历史与道路的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份量的成果。
其中如：
杜闻贞的《农村工业区与农村发展新阶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乡镇企业发达的江苏省的南通、昆山等地的乡镇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阐述了农村工业区开发与二元经济结构现代化的问题。
陈吉元、韩俊主编的《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回溯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农村工业的历史概况，从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铺垫了令人深思的背景材料；并且通过苏南、温州两地农村工业的特点比较阐述了区域文化背景对农村工业化微观主体选择的影响；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工业化作了比较性的研究；突出强调农业发展对农村工业化的重要作用。
杜海燕的《中国农村工业化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在对我国农村工业比较发达的几个地区（无锡、界首、南海、上饶、原平）作了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农村工业化的背景、进程、影响和前景，从组织制度、政策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描绘出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基本特性和主导方向；提出“消除经济的二元性，在当代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成为进入并持续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课题”（第7页）张荐华等的《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发展模式》（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则对苏南、温州、珠江三种乡镇企业模式的情况作了比较与介绍。
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向“三元经济”结构转化，中国形成了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使得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问题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从而，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经济要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三元经济”结构转化。
陈吉元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认为：
“为了较准确地把握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中的主要内涵及特征，有必要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分为几个阶段。
阶段划分依据：
1、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2、产业发展战略的重大变化；3、就业结构的显著变化。
依此，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可分为两大阶段：
前30年农业劳动力模糊转移阶段（1947－1978年），后10年农业劳动力真正转移阶段（1978――至今）”（第261页）。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陈伯庚：
《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冯海发等：
《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6期；赵凌云：
《1957―1988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翟振武：
《中国工业化道路与城市人口增长机制》，载《管理世界》1990年第3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四十年发展就成就的国际比较》载《管理世界》1990年第3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四十年发展成就的国际比较》载《管理世界》1990年第三期；陈廷煊：
《建国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和特点》，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九）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基层单位自主权、改革分配制度开始的。
因此这一时期阐述新中国几十年来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史论结合的著作与文章空前多起来了。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出版的《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当代中国的劳动保护》，国家统计局编辑的《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么树木的《三十五年职工工资发展概述》（劳动人事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徐颂陶等人的《中国工资制度改革》（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年版）等著作与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公有制环境中职工（包括农业劳动者）收入分配的政策与状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成分下职工的收入分配状况。
其特点为，谈职工多（包括农业职工）、谈农民不足；主要谈收入，基本不谈消费；谈政策多，作实证分析少。
随着改革与研究的深入，我国对此问题研究的特点是：
从对职工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扩展为对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与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
并且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情况开展典型调查与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依据大量数据，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和经验研究，以及国际比较研究。
形成了一系列历史与现实密切结合的著作与论文。
如赵人伟主编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八十年代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作了总体描述和专题分析。
提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可以概括为：
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有不断扩大的趋势，“1、在过去10年中，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经过了一个U字形过程，即1978－198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先是缩小，1984－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扩大”；3、“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也显示了不断扩大的趋势”；4、“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也经过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
国家体改委分配体制司编的《差距与公平――关于中国社会分配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则专门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规定的工资和制度之外社会成员个人（未包括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其中包含了1991年7月起对19个省市的5.4万户个体和私营企业的抽样问卷调查以及储蓄结构变化的情况等等。
其结论为：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配制度、政策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整体的提高。
从总体上看，社会收入分配仍然处于大体平均的状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收入差距，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必须坚持。
在农民的收入分配方面，财政部编写的《中国农民负担史》第4卷[30]以大量的史料和数据反映了1949―1985年中国农民负担，可以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反映新中国建立后近40年来农民的收入状况。
马国强等人的《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研究》[31]则专门就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收入和消费问题作了分析和研究。
关于改革前农民的消费水平年均递增1.8%（非农业居民为2.9%）。
在低水平的状态下，导致消费结构超常稳定与以自给性消费为主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1979－1990年间农民纯收入年均递增14.1%，总的消费水平增长很快，消费结构变化很大，恩格尔系数在11年中下降了12.8%，住房支出、日用品支出比重增长最快，前者上升了9.7个百分点，后者上升了5.3个百分点；同时新产品性消费已由1978年的不足40%上升为1990年的67.2%。
从而增加了农民对市场的参与度与依赖感，也增加了农民对货币的信用弹性。
此外，一些论文还开始对中西方收入分配机制作对比研究，提出了一些引人思考的见解。
如简新华的《中西方收入分配机制的对比研究》[32]一文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几乎同时发生了先是注重公平，然后又强调效率的相似而非巧合的变化，其分界在八十年代前后，但至今都还没有找到实现二者协调统一的有效途径。
回顾与比较战后中西方分配制度的演变，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难题，将会颇有启发。
[33]。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小康目标后，消费问题在经济学界引起重视。
在对小康消费战略目标的研究过程中，对我国经济史的消费问题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刘方域、杨圣明主编的《90年代中国市场消费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十多年这方面一波三折的历史：
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是轻视消费重视积累，或说重生产轻消费，计划积累率偏高，消费率偏低。
1959年和1978年消费率都低于65%，结果被迫进行了调整。
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很多，一是极“左”路线的干扰，片面理解积累率愈高愈好；二是人口增长过快；三是第三产业滞后，社会保障系统跟不上发展需要。
其中主要原因是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误区：
即通过压缩消费来增加积累或维持高积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交替出现过消费超前和需求不足两种端倪。
消费超前端倪主要表现为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长率一度超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如从1978－1987年，全民居民年均收入增长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约为11%，而同期按每个社会劳动者平均创造国民收入计算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仅增长5.4%左右；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膨胀增速更是凶猛。
进入九十年代，在整顿治理阶段，通货膨胀率得到了有效抑制，经济降温，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转趋平衡。
却又出现了商品滞销、市场疲软，库存积压、效益下降的新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又反映出需求不足、生产难以启动的端倪。
通过继续治理整顿，1992年市场萎缩和产品积压状况得到了全面缓解，工业产品的销售率已趋正常。
由于地方政府扩大基建规模，新的建设项目增加、各地新起的开发区增多，房地产业开发趋热，到1992年底需求不足又让位于需求拉动，1994年形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热。
等等。
该书从消费经济的角度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与对策。
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在消费领域的开拓提出了一些基本思路。
（十）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往
1978年以来，对于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与世界的经济交往问题，一种十分普遍的说法是“闭关锁国”。
原因很简单：
因为那是开放的对立面与改革的对象。
随着近年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一批论文专著以大量的史实与分析说明了两个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在对外经济交往问题上方针从来不是所谓“闭关锁国”。
而是主张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往来关系的。
[34]2、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的主要原因以及与世界经济交往的经验教训。
董志凯的《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根据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资料阐述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所遭到的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经济封锁及中国人民反封锁的业绩，反映了这个以往尚无专著的历史过程。
其结论为：
关起门来搞建设既不是我国的初衷，也不可能恢复发展经济；“实施一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引进资金、设备和技术是分不开的；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不应也不必取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对于我国来说，开展国际经济往来关键在于自己的方针政策正确。
该书还提出了五、六十年代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三点教训：
A、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斯大林“两个平等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使我国失去了一些了解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技术、管理方面先进经验的机会，并且使外贸经济完全服从当时两大阵营斗争的要求，影响了经济效益和发展。
B、实施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贸易价格长期不变的思想，背离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要求。
这样做的结果，商品数量不是越来越多，质量不是越来越好，从而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C、对外贸易经营逐步变为完全由国家进行，使省以下的各级地方机构及私营经济对外贸易失去了积极性。
关于建国初期的对外经济关系，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的研究与编辑出版，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成果。
[35]目前，“闭关锁国”的提法已经逐渐被“封闭半封闭状态”的提法替代。
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对外经济贸易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成为中国工业八、九十年代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这使得对外贸易在中国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从而面世了一批研究论文与专著。
由于我国工业化中期的任务繁重，与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相比，道路更为艰难。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加剧了资金的紧张，王建的《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载《经济日报》1988年1月5日）论述了加快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历史背景。
江小涓的《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运用以实证为主的方式，通过对中国40年来对外经济贸易和工业增长、工业进步、工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中国工业的发展与对外经济贸易的关系问题。
她对这个问题按照历史顺序分为四个时期作了分析：
1953―1957年工业建设中引进项目的中心地位；1958－1972年工业发展波动时期对外经济贸易作用的递减；1973―1979年大型成套设备引进的第二次高峰；1980―1987年新时期工业增长和结构转变中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作用。
作者认为，从工业发展水平、经济体制和国际环境等相关因素考虑，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都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主张对外经济贸易应该为国内工业整体发展服务，采取结构、技术导向的水平型发展战略。
樊勇明的《中国的工业化与外国直接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在叙述和分析上采取了纵横结合的办法，认为“即令在闭关自守的‘文革’前三十年，中国也对利用外资的可能性作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允许的大胆探索。
但只有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才能感性认识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现实。
”他通过历史的分析得出“中国工业化必须走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道路，必须实行既坚持自力更生又要积极引进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资金的两条腿走路方针”。
该书将1979―1991年的外商对华投资分为四个阶段：
1979―1984为起步阶段；1985―1986为调整阶段；1987―1989年6月为发展阶段；1989年6月―1991年6月是曲折阶段。
通过与外国的比较，该书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指出：
“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方针相呼应，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劳动密集的出口型企业和以国产化为主要目的的技术先进型企业。
这两类企业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推动着原有的工业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为中国经济参与亚太地区产业分工，走向世界开辟了现实而广阔的道路。
这样，就从根本上打破了‘文革’前三十年中国技术引进中的引进――停滞――再引进――再停滞的怪圈”。
[36]此外，关于财政投资与国有经济的效益及评价；集体经济的中国特色及其评价；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新中国的历史作用；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的原因以及与世界经济交往的经验教训等等问题，也是关注的热点。
对于中国现代部门经济、区域经济、人口经济等方面也有众多论述，限于篇幅在此作不全面介绍。
[37]
九十年代特别是1995年以来，随着香港、澳门回归日期近与大陆台湾两岸经济交往的增加，对香港、澳门与台湾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正在增多。
如郑德良编著的《现代香港经济》第三版，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段承璞主编：
《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李国鼎著：
《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贾康、余天心编的《港澳台财经与华侨华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1月版等。
与此同时，随着世纪之交的迫近，对20世纪中国经济史的纵向研究也在升温。
尽管上述焦点问题不能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参见的著作大多数也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专著。
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由于新中国近五十年的历史处于二十世纪这样一个战争与和平交替、社会制度大变革、以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带动人类社会迅速进步的伟大时代，又时时处于此种变革和进步的时代中心和前沿，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史无前例、举世关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是一个引人瞩目，急待深入的重大课题。
三、本学科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与时代的需要比较，与国外发达国家经济史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目前我国本学科的研究是相当滞后的。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系统的、深入的资料整理与研究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不朽经济理论经典著作是建立在大英博物馆汗牛充栋的资料和英国经济史的基础之上的；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史是建立在丰富的、系统的、世界性的电脑联网的资料基础之上的。
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和战乱，造成我国统计资料不完整，文书资料和档案资料不完备、欠整理，难以利用。
新中国建立之后，受种种因素的限制，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的解决。
至今，由于科研基础工作投入的不足，特别是对于资料工作的轻视与漠视，这项工作尚未得到它应有的位置。
2、缺乏长期的科研规划与有效的组织管理
对于何时拿出一部能够代表国家水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没有一项长远规划，相应的组织管理措施和计划自然也无从谈起。
3、科研与教学脱节
大专院校的经济专业将中国经济史，包括中国现代经济史作为选修课程，可读可不读；一些名牌大学经济系的经济史教研室后继无人；造成经济专业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对于现代中国经济运行的过程、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特色均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甚至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这些问题既严重地影响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反映了加强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4、国际交流欠缺
国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论述和分析散见在外国人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其中往往存在史实上的错误和分析上的偏见，但是中国经济史学者尚未走上国际经济史研究的论坛。
在研究方法上的交流与沟通工作也做得很不够。
西方经济史既有传统的记事本末式的教科书式的写法，又有侧重制度、发展、区域、技术，宏观、微观等不同角度，采用计量、叙述等不同方法撰写的经济史，从而使得经济史的研究丰富多彩，经济史的著作引人入胜，经济史的论述发人深省，经济史在经济学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这些方面我们尚存在很大的差距，需要学习和借鉴。
因此，增加经济史学科的国际交流，是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在延伸，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经济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因此，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是一项长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领域，需要国家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重点扶持。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宏观战略研究，需要编撰出具有国家水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一系列高水平的专业史。
注：
[1]转引自《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6页。
[2]转引自王占阳：
《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274页
[3]石仲泉：
《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135页。
[4]参见周为民：
《重新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载《求是》1989年第1期；王占阳：
《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页。
[5]董志凯主编：
《1949―1952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7页。
[6]参见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年大会上的讲话；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乔木：
《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载《求是》1989年第19期。
[7]在《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216页上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为：
“在认识上当然是一种深化，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但在实际过程中一再加快前进的，导致一些消极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
[8]龚育之：
《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薛暮桥：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载《求是》1989年第1期；林蕴晖：
《谈谈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矛盾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9]《薛暮桥回忆录》新看法为：
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适合两方面内容：
确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一过程从1949年到1956年，只用了7、8年时间。
主要失误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搞得太快了，搞得过头了。
[10]参见路江：
《重新认识三大改造》，载《经济学周报》1988年6月24日；张传贤：
《对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历史时期的再认识》，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甘一飞：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载《党史文汇》1989年第六期；李亚东：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评价》，载《资料月刊》1990年第5期。
祁广森：
《“一五”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探索》，载《长白学刊》1993年第2期。
[11]王占阳：
《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改革开放》649页。
[1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选编（1949―1952）》金融卷、商业卷；武力：
《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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