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银行信贷增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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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银行信贷增长

新一轮银行信贷增长

　　1978—1998年贷款规模简单扩张阶段。

其主要特点是信贷粗放经营，贷款权力分散，信贷约束软化，效益、质量低下，而且还形成了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

　　1998～2002年：

谨慎防范贷款风险阶段。

在1993年开始对过热的经济降温，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金融监管逐步强化，注重控制风险，贷款权力上收，信贷趋于集中化，银行不敢轻易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放款。

1998年开始信贷增长减速运行，这表明“慎贷”所产生的信用紧缩属于一种可获得性信用紧缩。

　　2003年以来：

效益优先阶段。

金融机构开始树立信贷质量强于信贷数量的观念，以效益最大化为原则，其主要特点是：

贷款增速变快、结构变优、效益变好，在过滤了贷款的无效需求后，贷款增长与潜在GDP的增长基本适应。

　　效益优先阶段信贷变化趋势及合成因素分析

　　基本经济金融因素的原动力，促使银行信贷增速加快

　　经济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客观上要求信贷快速增长。

一是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观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经济波动周期，一般的程式是：

在每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之前，投资开始加速，物价开始回升，同时伴随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的高增长。

二是伴随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的外生性增强。

如汽车、住房等十万元级消费，多数人难以单纯依靠个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获得的可支配收入来实现，不得不借助信贷供给增加支持。

跨入GDP人均1000美元的门槛后，这种伴随消费结构升级而出现的信贷创新和扩张趋势将会持续开展。

三是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企业和社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进入重化工阶段，资本深化不断推进，创造单位GDP需要的资金存量增加，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需要更多的资金供给。

　　内在经济活跃程度加强，增加了贷款需求。

政府的投资冲动，引起了新一轮投资热潮；民营经济日益活跃，民间投资增长逐步加快；在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历史新高的同时，金融机构及企业境外资金明显回流；直接融资比重过低，企业融资格局进一步向银行贷款倾斜。

　　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的压力，也成为信贷扩张的内在动力。

　　贷款结构优化释放出贷款增长的空间

　　信贷结构的调整优化直接关系到贷款的效率、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是我国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003年以来金融机构进一步从客户、行业、区域、期限多方面调整新增贷款结构，拓展了新增贷款空间。

一是调整贷款投向的地区结构。

商业银行贷款加速向贷款质量优质区、利润中心区集中。

二是改善贷款的行业结构。

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贷款投放的重点，如贷款增长最快的是信息服务、教育、房地产、城市公共事业等部门。

三是改善贷款的客户结构。

盲目“垒大户”的现象已有转变，新增贷款中增长最快的是民营企业，从而使贷款业务获得了较大的释放空间。

　　贷款发放方式多样化，有保障的贷款方式比重不断上升

　　多种形式融资并用。

一是贷款以外的方式融资，金融机构通过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方式为企业融资；二是呆账核销减轻了银企双方的经营压力，减少了贷款账面余额。

　　信用和担保贷款占比大幅度下降，有物资、资金作保障的抵押贷款占比上升。

2003年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票万亿元，同比增长%；累计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万亿元，同比增长91%.12月末，已签发的未到期商业汇票余额为万亿元，同比增长%；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余额8934亿元，同比增长%.

　　在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化解历史包袱，信贷增长的可持续性显著增强

　　新增贷款质量明显提高。

2003年年末，按五级分类标准，全国银行贷款不良率%，比年初减少个百分点。

金融机构亏损大幅度下降，经营效益再创历史最好水平。

贷款周转速度加快。

2003年，银行及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万亿元，比上年多发放亿元，增长%，贷款周转次数为次，比上年加快次；贷款周转天数为354天，比上年加快60天。

这些都显示了信贷增长可持续性的增强。

　　货币信贷变化中值得关注的几大关系问题

　　货币信贷快速增长与投资高速增长的变化的关系。

贷款增长过快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经济的低水平扩张，投资过热和部分行业、地区重复建设等经济结构性问题有所显现。

2003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较上年增长%，远远高于投资增幅。

投资是中间需求，如果投资不能转化成最终消费，只会形成新一轮“生产过剩”。

　　信贷快速增长与物价迅速回升变化的关系。

如图所示，我国的CPI与信贷增长比较，约有半年以上的滞后的正相关关系。

2003年的信贷和经济增长过快，将推动物价上涨，加上农田保护、种粮农民不增收等因素的影响，占GDP权重较大的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物价已显示出不断加速上涨的趋势。

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从2002年的—%骤升至2003年的%，表明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信贷总量快速扩张与区域、行业分布不平衡的关系。

2003年以来，我国信贷的增长也出现地区间增长差异过大的问题，信贷增长地区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必然进一步造成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持续下去，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贷款行业投向过于集中，行业结构风险开始显现。

2003年以来，房地产、钢铁、水泥、汽车、电解铝等行业出现了过热增长、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问题，信贷对这些行业的放款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信贷总量快速扩张与银行系统风险的关系。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达到1：

1左右，而我国这一比例本来就低，近几年又在下降，2000年为1：

10，2002年下降到1：

，2003年进一步下降为1：

年，我国国内信贷增加额万亿元，而股票市场上的融资额仅有1357亿元，信贷融资是股市融资额的22倍。

贷款所占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攀升到2003年的%.2003年企业债仅发行336亿元，为银行同期新增贷款的%.

　　信贷高增长与金融调控手段的关系。

信贷的高增长几乎必然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

2003年在信贷高增长的背景下，广义货币M2与狭义货币Mi分别增长%和%.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形成机制来观察，信贷的高增长，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出口增加等原因使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结售汇体系迫使央行投放大量基础货币。

二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充足，为信贷扩张提供了动力，虽然央行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但因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充沛，从总量上抑制资金运用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三是利率工具难以充分利用。

2004年元月，价格水平上涨%，而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已经使存款的实际利率变成负值。

注重货币信贷预调的政策建议

　　货币信贷调控的原则。

经济上升期货币政策的基点应是保持稳定。

虽然2003年贷款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由于资本市场低迷，使得总融资增长速度并没有贷款增长速度那么大。

由于我国具有转轨中和发展中经济的双重特征，客观上存在一个必要的2%左右的“自然通胀率”，正常的物价稳定目标区间上下限应该高于一般发达国家1—2个百分点，可以界定在2%～4%之间，物价水平超过4%才可以说是出现了通货膨胀。

从这个意义上看，一段时间的贷款较快增长对促进物价回升和GDP的增长是十分必要的，不会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贷款快速增长持续下去，造成持续的总融资增加量超量供给，则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可能性将进一步加大。

因此，较好的选择是：

既不能过松，使得局部过热问题加剧，又不能过紧，以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货币信贷调控的方式。

我国区域、行业和融资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因此，货币信贷要结合结构特点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控。

从信贷投放产业的角度看，在对部分过热行业予以适当抑制时，货币信贷的“水龙头”要有扩有控、有松有紧。

从信贷投放地区角度看，货币信贷政策调整的重点应主要针对某些地区进行结构性的预调，对于不同区域的信贷投放要予以引导，寻求“点”突破，防止地区间的差异拉大。

同时，要尽快扭转金融市场融资结构的“逆向运动”，逐渐降低间接融资比例、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支持股票市场的发展，应开始建立纯粹服务于风险管理需求的衍生类工具及其市场。

推进直接金融工具的多元化和金融市场的分层化。

开发具备新的风险收益工具，如新的股权类工具、新的集合投资工具、证券化产品、产业投资基金等。

　　货币信贷调控的手段。

适时运用非经济性调控手段，以正确引导市场预期。

加强选择性工具的运用，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拓展一般性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的运用方式，以强化间接金融调控的力度。

一是加快培育市场利率，提高央行利率政策的弹性。

二是采取结构性存款准备金制度，选择一个时点，对不同类别存款采用不同准备金比例。

三是针对外汇占款开发对冲工具，如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也可以考虑发行以国家外汇储备为资产基础的外汇储备债券，还可以借鉴香港外汇基金操作的经验。

　　货币信贷调控中的政策协调。

要协调好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关系，它们的功能不同，前者重在调控总量，后者更具有调整结构的功能。

央行要通过鼓励和限制性的信贷政策措施，来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

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

当前，由于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配合面临新的情况、新的矛盾和问题，要对原有的政策组合进行必要的调整。

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业监管之间的关系，以保证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要协调好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影响的矛盾。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

当前我国银行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要加强与银行监管的合作，使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作出积极的反应，从而达到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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