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母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岁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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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在母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岁月
回忆我在母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岁月
在我8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我在岳云中学学习了四年，工作了七年，退休后迄今生活了20余年，并先后参加了80周年、90周年、100周三次校庆筹备工作，与母校结缘的的岁月不短，在母校百年校庆来临之际，回忆过去那段难忘的岁月，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一、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母校学习四年（1939年9月——1943年7月）
1939年夏，我在衡山岳北白山高级小学毕业，面临着升学问题。
这时，湖南一所著名的私立岳云中学已经迁到离我家20华里的白果镇办学，我顺利地考入。
岳云校址原在长沙，因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于1938年3月迁到南岳。
10月，南岳校舍被国民政府军令部占用，被迫再迁白果，租赁赵、刘、周各姓祠堂五处为校舍办学。
第一舍是校本部，在桐梓坳的周家祠堂，第二舍是周家祠堂斜对面的刘家祠堂，第三舍是白果镇对岸的刘家祠堂，第四舍是白果镇中段的周家祠堂，第五舍是白果镇东头的赵氏宗祠。
第一、二、四舍为高中部校舍，第三、五舍为初中部校舍。
1939年秋，我进入初中一年级学习，入住白果镇东头的赵氏方山公祠，我被编入第62班，同年级的还有第63班，开始过着严格的童子军管理生活，由体育教师汤秉荪和李珍（因他的肤色黝黑，被学生戏称为“李黑皮”）兼任生活管理员。
二年级时，搬到白果镇对面的刘氏宗祠，直到初中毕业。
这时管理我们的是童子军团长兼体育教师胡国春先生，因身体肥胖被人称为“胡胖子”；也就是在他的动员下，我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参加的共约百余人，可说是集体加入吧。
入团后，参加过一次宣誓大会，领到过一个臂章，但一直没有领到团证。
参加过一次学校区团部主办的论文比赛，题为《公德与私德并重说》，我被录取为初中组第一名。
二年级时，担任我班语文教师的是李之透老师，采用的教材是语文教育专家叶圣陶主编的“语文百八课读本”（开明书店出版），以讲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为主。
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鲁迅、巴金、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小说和《中学生》（开明书店出版）、《现代文艺》（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出版）、《野草》（在桂林出版社的杂文月刊）等著名杂志，对我的思想产生启蒙作用，使我向往幸福和光明，痛恨腐败和黑暗。
1941年6月下旬，也就是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期末，高中第25班同学的毕业告别晚会在刘氏宗祠内的天井举行，我在旁观看。
晚会开始进行得热烈欢快，师生有说有笑，但当晚会进行到学生代表发言时，因为批评学校领导（主要是针对训育主任李启礼）言词有些尖锐，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没等代表讲完，李就拍桌打椅，高声叫嚷，不准代表讲下去；美术老师丁竹如也带头呼口号，反对学生此举，晚会不欢而散。
高25班是当时全校思想最活跃的一个班，在语文老师李昌瑛的带领下，民主自由空气十分浓厚。
原湖南省图书馆馆长，高25班校友何之光写有《难忘的母校高25班》的回忆文章，（刊于《岳云九十年》，对此有详尽记述。
初中三年级时的英语教师是彭灿（双龄），他是岳云高9班毕业的校友，在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就回母校任教，年仅二十余岁，发音洪亮，充满活力，自编英语语法讲义，石印发给学生。
他还爱好文学、哲学，喜欢写作。
他与好友陈励（在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合编，自费出版不定期的杂志《蓓蕾》，令我十分敬佩。
1942年夏，他辞去教职，去江西赣州中华正气出版社任编辑。
当时担任赣州地区专员的蒋经国先生，采取许多革新措施，罗致了不少人才，（如国内著名的文化学者曹聚仁等），赣州地区因此被称为“新赣南”。
彭老师与我有通信往来，与我的同班同学宋觉之的关系更为密切，常给我俩寄来新出版的报刊。
初中三年级时，我曾和同学合作出刊墙报，揭露和批评校方的缺点，被胡国春老师叫到办公室训斥，差点被开除学籍，结果由于自己作出检讨与彭灿老师担保，始得毕业。
毕业后，曾想离开岳云，报考另一所著名的私立明德高中（校址在湘乡霞岭，离我家也只20余里），未被录取，而岳云因我的初中毕业考试成绩优秀与其他九位同学同被免试升入高中。
1942年秋，继续在岳云高中一年级学习（高33班），校舍在离白果镇约5华里的桐梓坳刘氏宗祠。
这一年受语文教师刘公任和历史教师雷柏龄的影响，我的个人爱好从文学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向往将来从事新闻工作，理想当报社主笔，撰写社论，评议时政。
刘老师是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的女婿，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他教的虽是语文，但在课堂上汪洋恣肆，针对时局，常发宏论。
他对我写的作文，颇为赞赏。
他的派头很大，从他家到上课地点相距不足5华里，每次来都要坐两人抬的轿子，不肯步行。
雷柏龄老师是四川简阳人，兰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毕业，他在岳云执教虽只一年，但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很大。
在没有认识雷老师以前，他已经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我在族叔曹奏勋（他在国师附小工作过，和雷相识）处读到一本题为《伤痕》的纪念册，那是国立师范学院部分同学为怀念死者余泽清而编印的；余是福建莆田人，因患肺结核逝世于南岳，纪念册中有专文记述雷老师在南后精心护理余君和料理丧事的过程，读之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所以雷老师来教课后，我对他既尊敬、又亲切，课余常到他的住所去求教。
临别时，他曾给我书写长篇赠言，从外国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写到近代中国的陈独秀、胡适，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先进人物的事迹对我进行教诲，激励我的上进心，可惜这份赠言在建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丢失了。
岳云有重视数理的传统，我的兴趣在文科。
当时设在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很有名气，而且高中实行文理分科。
我在岳云读完高中一年级后很想转学国师附中，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雷老师，他表示理解和支持。
于是，我和同班同学宋觉之、欧阳安汉步行200华里到兰田参加插班生考试，结果全被录取。
我和觉之读文科，安汉读理科。
这样，我便结束了在母校四年的学习生活。
二、改革开放时期，我回母校工作七年（1979年8月——1986年7月）
1958年5月，在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中，我在工作单位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公职和劳动教养的最重处分。
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磨难生涯（劳动教养将近五年，在砧瓦厂就业七年半，回原籍农村劳动八年。
）直到1978年5月才由中共衡山县委摘帽工作办公室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12月，中共衡山县委在南岳的市干部疗养院举办学习班，集中全县的摘帽右派学习三天。
最后县委组织部宣布，对所有摘帽右派予以安置。
我随即收到通知，我被重新录用，工资定为中教9级（月工资为46元），安排我到衡山两路口县立三中工作。
1979年上学期，三中领导安排我教两个班的语文，一是初中二年级一个班，一是文体班（集中全校的文艺、体育特长生）。
这一学期，在摘帽的右派分子之间传递着一个信息，中央55号文件中说：
“凡不应划右派而被划错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和原来的工资待遇，摘帽右派分子可以向原划单位提出申诉，请求改正。
”我认为自己属于错划之列，便向南京大学党委提出了申诉。
1979年7月初，三中放暑假，我留在学校参加高考的的监考工作；这时收到南京砧瓦厂给我寄来的回城通知书（我是1970年8月由南京砧瓦厂遣送回原籍农村的），要我在规定期限之内办好迁移启口手续回厂报到。
当时对是否回厂曾有一番考虑，南京是大城市，当然比逗在小县城好，但回砧瓦厂工作不一定有理想岗位，衡山县委组织部已录用我为教师，且我得知教育局已下调令，将我调往设在南岳的衡山一中（省属重点中学）任教，当然比回砧瓦厂好，加上一些亲友说我已年过五十，不必远行，就在家乡工作好了。
权衡利弊，我当时放弃了回南京的机会，没有如期回城。
这说明我安于现状，缺乏开拓进取精神。
事后反思，这是一次失误。
因为回南京后，信息要比小县城灵通，求职就业的活动空间要比小县城大得多。
1979年8月，我离开三中到一中报到。
一中在新中国建立前是私立岳云中学，是我读过三年初中和一年高中的母校；但我学习时的校址是在白果，对南岳校址则十分生疏。
来校以后，始知校舍（教室、食堂、宿舍）均为建国前所建瓦房，显得十分陈旧，像我这样的单身教师住房，是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平房，地面潮湿光线阴暗，只能摆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地点在当时的“三八花园”，现在是女生宿舍所在地。
秋季开学以后，学校领导分配给我的教学任务是高中一年级四个班的世界史和初中二年级四个班的中国史，每班2课时，每周上课总时数为16课时，应该说这个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尤其是对我这个荒废了业务达20年的人。
为了搞好教学，我首先要备好课。
为了备好课，我除了抓紧白天上课以外的时间，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十点以后才休息。
1979年10月中旬，我收到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寄来的“改正决定”称：
“1958年5月将我划为右派分子，经复查系属错划。
决定自1979年9月起予以改正，撤消原划右派分子的结论，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
”收到这一决定，我的喜悦和兴奋是不言而喻的，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
12月，教职工调整工资，按规定我自1956年评定工资级别以后20余年来从未增加过工资，这次是可以升一级的，但考虑到我刚恢复中教五级的原工资待遇，在这里属于较高的工资级别；为了把这一机会让给更需要增加工资的人（因为升级面只40%），我主动提出放弃。
从1980年秋季开始，高中由两年制改为三年制，并从二年级起实行文理分科。
历史是报考高等院校文科的必考科目之一，因此成为高中文科班的必读课程。
从中国史到世界史，要重新学习一遍（过去是初中学中国史，高中学世界史）。
1982年秋起，领导安排我任高203班（文科班）的历史教师，另教高一两个班的世界史，每周的任课总时数较以前有所减少（只11课时），但实际工作量反而增加，并感到有工作压力，因为复习的好坏关联着学生的高考成绩。
由于这个班的多数学生是从初中升上来的（初147-150班），我从初中二年级起，就一直担任他们的历史科教师。
接触时间较长，师生感情较深。
我虽不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却关心他们的全面成长。
我向他们介绍报刊上的重要文章，我代他们到邮局预订报刊，然后分发到他们手中。
不少学生升入大学和参加工作后，继续和我保持着联系，总计全班有19人和我通过信，最多的达26封，其次为23封、17封、14封不等。
学生周萍来信说：
“在一中读了整整六年的书，您老就教了我五年，我庆幸自己生得逢时，遇到了你这位好老师，我如果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话，我一定要像您老人家那样去诲人。
您经历了坎坷的人生，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像校园里不老的青松。
您把心中的苦楚深埋心底，而把整个身心放在育苗上，您不是我们的班主任，却干着班主任干的事；有多少同学的思想疙瘩是您解开；您关心学生们的学习、身体、生活和思想。
得到您的温暖，我只不过是无数学生中的一个。
高考前夕我得病，是您和同学们给了我体贴，给了我关怀，精神作用和药物作用双管齐下，我终于以惊人般的速度康复了。
”黄雪梅同学进入北京大学后，一开始感到有些不适应，有些孤寂，来信向我倾诉，并问我在大学应该怎样学习，我给她回了信。
她来信说：
“我并不是一个爱讲别人好话的人，但我要说您的话确实是太好了，我觉得许多地方简直是看透了我的心，击中了我的要害；不论是您对我寂寞之心的安慰，还是对我学习方法的指导，我都是百分之百的接受。
我从内心感谢您给予了我一次极大的帮助。
”陈玉云同学在来信中说：
“在我的心目中，你是我所接触的老师中最好的一个。
正因为你体贴关心同学，能理解同学，原谅同学们的一时错误，所以同学有很多不愿意跟别人讲的话都跟你讲，生活、学习上有困难都喜欢请教你，同学们既把你当作自己敬爱的老师，有时也把你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每次我与你攀谈时，我都无所不谈，家里的事，学习上的困难和苦恼等，我都喜欢跟你说。
我和同学们从你哪里学习了知识，也学会了做人。
”的确，同学们不只把我当作他们的老师，也把我当作他们的知心朋友，他们在来信中不止谈学习情况，也谈生活感受，甚至他（她）们在恋爱中产生了苦恼，也向我倾诉。
我很珍视他（她）们的来信，都按来信的时间顺序排列，分人装订成册，保存至今。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偶尔翻读这些来信时，引起我的无限遐思，它带给我的是心灵慰藉和精神享受，远比一束鲜花和一个礼包珍贵。
由于我和高203班的学生之间感情深厚，2007年农历3月7日，我过80周岁生日时，这个班有近30名学生回校给我祝寿，除在南岳、衡山两地工作的以外，有的远从长沙（周萍、阳湘萍、李长征）、衡阳（黄雪梅、宾锡湘、杨为民）赶来，这种真挚的师生情谊，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1984年夏送别了高203班后，1985年夏又送别了另一个文科班211班。
因为连年紧张的脑力劳动，使大脑神经的兴奋与抑制作用失去平衡，我年轻时曾患上的失眠症复发了。
每晚的睡眠不足导致身心疲惫，头脑昏沉。
我向学校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承领导照顾，减轻了我的工作量。
1985年下学期，只教高中一年级四个班的世界史，每周期12课时，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工作量最轻的一年。
由于失眠症的困扰，萌生了提前退休的想法。
（按规定年满六十周岁退休，我应工作到1987年上学期）。
加之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消息，说是1986年以后退休的，只能领取原工资75%的退休金，大家信以为真，全校教职工中申请退休的就有8人之多，当然有些是年龄已经到期的，但李植培同志（总务处副主任）和我就还差一年。
为了说明申请提前退休的理由，还去医院开具了有病证明，教育局很快批准我从1986年下学期起退休。
以后事实证明社会流传的消息是谣言，还是按工龄长短来计算退休工资。
由于提前退休，没有评上教师职称（1987年才开始教师职称评定工作），退休工资也比评上职称然后才退休的少多了。
这是自己的又一次失误。
三、退休以后，我在母校生活了20余年（1986年9月——迄今）
1986年9月，我开始住在学校过退休生活。
没有退休时渴望早日退休，退休后却产生着失落感和空虚感，一时也在心态上难以适应，还是要干点工作才觉得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因此，二十多年来大半时间还是退而不休。
曾经在“衡岳高考补习学校”执教三届高三复读班（92年秋至94年夏，96年秋至97年夏），先后有四年时间参与编撰、校对《南岳志》初稿（90年夏至92年夏，94年秋至96年夏）。
自己感到最有意义的还是前后参加母校建校80周年、90周年、100周年三次校庆筹备工作。
1987年3月，我到衡山总工会所主办的电视大学打工，到5月中旬，岳云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赵聚煌派校长办公室的曾宪惠同志来找我，要我回岳云工作，因为1988年是岳云建校80周年，学校准备编印校友录和校庆纪念册，需要有专人负责，电大负责人汪礼炎同志同意让我回校。
最初接受这项工作，感到困难很大，要编印校友录，手头只有一本1948年建校四十周年时编印的校友录，前四十年的校友名单固然可以此本为据进行翻印，后四十年的校友名单必须重新搜集编辑。
困难在于学校档案室在“文革”中（1967年4月）被造反派砸烂，所存的文书档案绝大部分被毁，仅余零星之断简残篇。
为了搜集1948——1967年间的校友名单，我和曾宪惠同志两下长沙，在省教育厅档案室查阅学校所呈报之学生名册，获得了大部份名单，但仍缺少几个班，我俩便回学校找当时在校工作的老班主任、老教师和当时在校学习的老校友进行回忆，然后互相印证核实。
1987年12月，终于将校友录付排，由衡山印刷厂承印。
编辑校庆纪念册有两个难点部分，一是编写岳云八十年大事记，当时手头只有1938年宋焕达所撰的三十年大事记（见《岳云三十年》）可供参考，前三十年可以以此为据进行增删，后五十年则必须从头搜集资料编写。
为了编写后五十年的大事记，我首先浏览了档案室残存的文书档案，按时间顺序随手作出札记，然后整理成稿。
另一个难点是要将校友中的七位英杰和三十四位烈士的事迹写出简要的介绍。
当时手边虽有介绍这些英杰的传记和各地党史办、民政局提供的烈士资料，但因限于篇幅，不能原件转载，必须进行改写或缩写，工作量相当大。
曾宪惠、张建光、胡任翔三位编辑都是在职教师，他们只能挤用课余时间编写一部分，大部分的编写任务落在我的肩上。
我当时的干劲确实相当大，不仅白天按时上下班，而且晚上加班，科技楼三楼档案室内经常是灯火通明。
那时，思维敏捷，头脑清醒，工作效率高，经过半年的奋战，校庆纪念册终于编成付排，由衡阳市彩色印刷厂承印。
1998年4月22日是母校建校90周年。
为了迎接校庆，校长文亚杰安排语文组的胡任翔老师和我共同主编《岳云九十年》一书。
因为有上次编印的80周年纪念册作基础，加上校友总会专干谭文汉同志和教导处管理档案的何成玉同志协作，工作开展得比上次顺利。
除了日常的编校任务外，我的主要工作是撰写《风雨沧桑九十年》这篇校史和续编九十年大事记。
使我不解的是，这本完全由岳云出资出力编印的书，在封面上却署名为“政协衡山文史委员会和湖南岳云中学校友总会”合编。
时光荏冉，转眼到了2007年，母校的百年校庆即将来临。
为了迎接这一节日，校方成立了百年校庆筹备办公室，由原初中部主任杨振祥老师负责。
张建光校长和杨主任都邀我参加工作，负责编纂《岳云中学百年校史》，我原想以身体健康欠佳为由予以推辞，终以盛情难却，欣然接受邀请，愿为母校最后一次竭尽绵薄之力。
但我是个科盲，不会操作电脑，只能用传统的爬格子方式撰稿，兼作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
我平日不下象棋、不玩桥牌、不打麻将，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书籍、杂志、报纸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正如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胡绩伟老人所说：
“我一生的营养，除吃饭以外，就是读书。
”书刊的来源有二，主要是向图书馆借阅，其次是自费订的。
来母校工作以后，我同时订阅两报（《文摘报》、《文学报》）、两刊（《历史教学》《文物天地》），我还前后订阅《纵横》双月刊11年，《新文学史料》季刊9年。
为了充实母校图书馆的藏书，我曾于2000年3月第一次向图书馆捐赠书刊，计有《中国通史》、《古代汉语》等书籍40本，《历史教学》、《纵横》等杂志7种共239本，《文摘报》、《文学报》合订本16册，价值近千元。
为此曾获得时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文亚杰在全校党员大会上的通报表扬。
我曾许诺在逝世以后，愿将全部藏书捐赠母校图书馆，现决定提前实现诺言，将价值2500元左右的全部藏书损赠（计有《辞源》、《剑桥中华民国史》、《钱钟书论学文选》、《顾准文集》、多种版本的《陈独秀传》等。
）作为向母校百年校庆献礼。
（曹先志，本校历史教员）
2008年3月1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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