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关于墨子的国际伦理思想浅析.docx

浅析关于墨子的国际伦理思想浅析.docx

《浅析关于墨子的国际伦理思想浅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浅析关于墨子的国际伦理思想浅析.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浅析关于墨子的国际伦理思想浅析

浅析关于墨子的国际伦理思想浅析

　　论文摘要：

全球化要求有一个真正的全球式的关怀——普遍平等之爱，墨子的“兼相爱”伦理思想为最终实现全球的公平、正义、富裕和幸福提供了思想资源。

本文首先论述了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兼相爱，交相利”，然后分别介绍了其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交流方面的伦理思想，最后阐述了全球化为墨子国际伦理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论文关键词：

墨子；国际伦理；全球化时代

　　梁启超在《墨子伦理学》中非常感慨地说：

“以全世界伦理学一大祖师，而二千年来，莫或知之，莫或述之”。

墨子生活在动荡剧烈的战国初期，当时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大多具有主权国家间的关系：

各国拥有独立的政权，具有相对明确的领土和人口，各自独立决定和处理自己的内政和外交，相互承认并达成了一些明确的共同的国际关系准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早于西欧体系的华夏体系。

…各国公开追求自己的利益，在残酷激烈的竞争中利用一切手段和条件保存和发展自己。

墨子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学说。

　　尽管墨学曾一度被罢黜而成“绝学”，但它以其先进性和合理性，在全球化即将全面到来的当代获得了实现的现实基础。

因而把墨子的这些具有永恒和普世价值的思想开发出来、诠释出来、解读出来，对于改变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构建一个充满情爱的和谐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一、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兼相爱。

交相利”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精华，它突破了儒家“爱有差等”的狭隘观念，提倡一种相互的、平等的、普遍的爱。

墨子认为兼爱与否，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指出，兼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兼的本意是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同时顾及事物的几个方面，而不是考虑和认识到它的一个方面，要全面，不要片面。

片面，则是“别”，墨子要“兼以易别”，对于他人、他家、他国都像爱自己的家、自己的国那样去爱，推而广之，对于自然、社会、文化，也像爱自己一样的去爱。

“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兼爱下》），“爱人者此为博焉”（《天志下》）“天下之人皆相爱”（《兼爱中》）。

　　墨子还指出，兼爱是可行的，因为“兼爱”原则是建立在人类知恩图报、对等互报的本性之上的。

‘爱人”作为一种道德行为，尽管意味着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但由于“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当爱给予对方以利益，使对方在爱中得到利益，从而总是能得到相应的甚至更大的利益回报。

这样相互的爱就成了相互交利，“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鲁问》）。

平等地爱就成了平等互利：

“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天志中》）。

普通地爱成了使天下普遍受利“万民被其利”，“天下皆得其力”（《尚贤中》）。

　　墨子把“兼相爱”与“交相利”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兼爱中》他提出了“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是以仁者非之。

”既而发问：

“既已非之，何以易之?

”他回答道：

“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之后又发问：

“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

”言：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

墨子的“兼爱”思想将孔子的“仁”的思想的内核发挥得淋漓尽致，并有了突破与超越。

极端的“别”爱可以说是国际关系中一个赘疣。

通过标榜相互间的差异和自我崇拜以加强内部凝聚力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易于开启而又难以控制的政治动员力量，无疑加深了国际关系伦理中的对立性。

爱自己的生命，爱自己成长的土地，这样的爱一旦被利用，卷入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之中，就会带上恶的色彩，促使每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凌驾于别国之上，自己的民族与国家总要比别国更优秀。

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正是这种有差别的“爱国之心”被扭曲和滥用的结果。

墨子以“兼爱”“博爱”取代了孔子的“别爱”，将“兼爱”的伦理思想推论到国际事务上，同时，墨家的思想较儒家更进步在，对道德的提倡没有排斥合理的欲求的满足。

儒家是“子罕言利”，而墨家谈爱却同时提到利，认为爱与利是同时发生的，兼相爱的结果必然是交相利。

但这种利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大家都可以得到的利。

既满足了个体正当的利益需求，又兼顾了彼此的需求，的确是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一剂良药。

所以，日本的池田大作说：

“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

”

　　二、墨子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

　　在两千年前，墨子就提出了一套代表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反战理论。

他讨论了战争的根源，提出了一般战争伦理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问题，并指出了战争对有关国家或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实际影响、因滥用暴力造成得不偿失的非正义的后果问题。

　　墨子讨论过为什么存在战争这类本体论的问题。

在墨子看来，当时社会的一切动乱、祸害、灾难、罪恶，一切的攻杀和战乱，都是因为只爱自己的国，只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视别国的利益为草芥。

“乱何自起，起不相爱。

”“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兼爱上》）。

他进而指出，如“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则“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熬贱，诈必欺愚”，故“凡天下祸篡怨恨，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

墨子看到并且也不否定人们爱自己的国，但这还不够，因为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爱、有所偏私的爱、别爱。

“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兼爱下》。

爱如果只停留在这个范围，不但不应提倡，而且应该反对。

　　墨子是较早就提出了一般战争伦理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问题的思想家。

墨子把战争分为两类：

一类是“攻”，非正义战争，包括以大欺小、恃强凌弱、镇压人民、扩张称霸的穷兵黩武，和邪恶势力之间的互相倾轧。

一类是“诛”，正义战争，是为人民兴利除害的战争。

古今治墨学者均认为墨子“非攻而不反战”，如冯友兰先生所说：

“墨翟反对兼并战争，但他不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只主张非攻，而不主张非战。

”

　　墨子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决反对不义战争。

他指出，战争大量耗费物力、人力、财力，战争“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妇人不暇纺绩织壬，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

”同时由于战争中“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又加之“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

他还在《非攻》篇中分别列举了王公大人们发动战争的理由并加以反驳，指出发动战争者是“弃缺重余，得不偿失。

”针对战争可以得名得利，墨子反驳道：

“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非攻中》）。

针对战争可以广土众民，墨子举例反诘道：

“战争的这种后果，譬如医生用药为人治病，一万个病人吃了这药，只有四五个人疾病全愈，因之不是通用的好药。

’

　　墨子始终站在小国、弱国的立场上，针对当时“攻城滥杀，覆高危安”，广大弱小国家的人民受尽苦难的现实，指出弱小国家要想摆脱被“攻伐”的命运，就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国防力量，增进各国合作，组成一支反对强权的中坚力量。

墨子说：

“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

”墨子的联弱抵强的思想，彻底地把弱国小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与生存意义同大国富国人民的生命价值放到完全平等的位置之上，对当今第三世界人民争取基本人权与生存权具有重要价值。

墨子鲜明的提出了国家间平等的伦理思想，“强弱在这方面完全不造成区别……一个小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完全不亚于最强大的王国。

”国家间平等的原则具有抑强扶弱的道德意义，始终是也应当是国际社会的一条根本道德，否则它将无正义可言。

　　墨子不仅提出了国际伦理思想的雏形，而且亲自付诸行动。

他终其一生，奔走呼吁，强烈谴责不义战争，并与其弟子通过谈判、说服等和平手段，挫败战争发动者的战争意图和军事谋略，将战争的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从而制止战争，是反战的上上之策，正所谓是“上兵伐谋”（《孙子兵法·谋攻第三》）。

面对着大国对小国的蚕食鲸吞和广大百姓的惨遭荼毒，墨子不畏牺牲，勇敢担当起了和平反战的使命，可谓是“赴火蹈刀，死不旋踵”《淮南子》。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墨子仅从人性角度分析，认为战争源于不“兼爱”，而忽略了社会的不平等性，忽视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根源。

同时只主张非攻而不主张非战，事实上是“以暴制暴”，即使战争性质是正义的，也不能抹杀战争自身的“罪恶性”。

因为在大规模的战争之中，人类面临着种族灭绝、无政府状态以及文明倒退的危险，这一过程本身也会伴随着令人震惊的苦难和恐怖，造成因疾病和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常常比暴力的本身所导致的死亡还要多得多。

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必须承受战争带来的伤害。

因此，真正的战争伦理是“无战争”，任何战争都应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从人类的和平出发，最好不要发动战争，只有树立“任何战争都是犯罪”的伦理意识，成为超越传统战争观的新认识，引导人们共同努力去防止任何战争的出现。

　　三、墨子的国际经济伦理思想

　　墨子既没有将道德伦理问题化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也没有将物质问题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认为经济与道德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二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在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中，最核心的即为“义，利也”。

在主张满足“私利”的同时，强调“公利”“他利”和“天下之利”的考虑，通过主体的利人的行为来实现利己这一主观目的。

　　墨子认为，既“贵义”又“尚利”，义与利是统一的，一方面伦理观念并非是超功利的，它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利益为基础，另一方面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讲求伦理道德。

他把人们的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结合起来，既肯定了至善的标准又强调了道德规范，铸就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功利主义。

墨子对义、利的关注，是以自然人性论为立论出发点的，认为人生来就是“好利”或具有“蕴利之心”的主体。

而这一主体需要的满足又首先必然要通过财富的获得方能实现，因此人会追求财富或功利，如李贽所云：

“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

”（李贽《德业儒臣后论》《藏书》卷三十二），人性自私，所以自爱而不爱别人，所以方人自利。

墨子并没有消极的主张祛除人的自私性，而是积极的疏通这种自私心。

他认为，主体对私利的追求，只有采取了一种“交相利”的方式时，才具有了伦理的正当性，即为“义”。

他认为义乃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他提出“万事莫贵于义”（《贵义》）。

他特别重视“义”与“不义”之辨，墨子所谓之“不义”就是一种“人自利”或损人利己的行为，认为不去帮助别人而只顾自己，与禽兽没有两样。

“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通，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尚同》）。

但是，只要是不损害他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利己”，墨子都是肯定的。

他正确处理了利人与利己的关系，即只有在利人中才能利己，在利人中实现自利。

这种把他者利益与个人利益融合为一体的思想，跟个人利己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墨子的这种“义，利也”的思想既是功利主义的，同时也是利他主义的，或者说是一种伦理性的利己主义。

墨子说以“义”来求“利”乃是一种“顺天意”的行为。

墨子的这种“天志”（thewillofheaven）思想与韦伯所讲的基督教新教伦理中的“天职”（thecalling）观念是颇为相通的，它赋予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以一种超利益的价值，既保障了“义”的崇高地位不受损害，又使得“利”的实现总能获得一种伦理道德的支援。

墨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极其丰富，还包括有关于勤劳致富的生产伦理思想、按劳分配的分配伦理思想、平等互利的交换伦理思想和勤俭节约的消费伦理思想。

　　墨子反对不择手段的发财致富的行为，他认为生产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基本手段，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墨子还批判了不劳而获，他认为不劳而获是一种不义的行为，在形式上除了“小偷”之外，还有“大盗”，而“大盗”的极端形式就是通过战争来掠夺他人之财富。

但是，对于这一行为，人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日义也”，这是颠倒是非黑白。

由此，墨子把劳动视为财富的唯一正当性来源，赋予劳动以崇高的伦理地位。

墨子提出按劳分配的分配伦理思想，是崇尚正义互利的伦理准则。

在交换伦理方面，墨子主张平等互利，它反映了商品经济中最根本的伦理精神。

在墨子时代，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商人阶层，墨子提出互利是交换的目的，平等是互利的必要前提。

在平等的前提下，实现“投桃报李”、“礼尚往来”、“满足彼此的自私，兼顾彼此的利益，解决彼此的需要”这种道德互惠性（MoralReciprocity）的行为模式。

墨子提出了深刻的勤俭节约的消费伦理思想。

他的一个主要论题是“节用”，主张节约开支，反对浪费和奢侈消费，崇奢屈俭。

　　此外，墨子还强调诚信原则。

墨子说：

“信，不易其言之当也，使人视城得金（《墨子·贵义》），这就是说，“信”的衡量标准不是人的言语本身，而是其言语能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同时还要有一颗至诚之心，“信，言合于意也”（《墨子·贵义》），由此，“言必信，行必果，试言行之合，犹和符带也，无信而不行也”（《墨子·兼爱》）。

这对于当今世界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墨子的国际文化伦理思想

　　亨廷顿曾指出：

“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

”因此，在国家、国际组织、个人在参与国际事务的活动中，尤其是国际文化活动中，应以尊重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

墨子的“兼爱”思想完全可以作为各行为体参与国际文化行动的伦理准则。

　　生活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不应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另一国，不应期望其他文化也都“归一”成跟自己相同的文化。

墨子认为：

“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

墨子认定天有公正、公平的本性，天兼爱天下一切，一视同仁，没有偏私。

兼爱天下一切，也就要兼爱一切的文化，为各个民族所珍视的不同宗教及文化传统要留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使每种文化发展成为既能自身自足又能宽容其他文化，与其他文化实现平等对话、和平相处。

墨子还提出了通过对话谈辩来使人类达成共识的对话规则，墨家把它称之为是“辩”的规则。

墨家说：

“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小取》），强调了对话的双方要平等以待，克服以我为主、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态度。

墨家认为对话双方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承认对方人格的平等，通过平等的沟通，使对方晓以大义，以温和化解对方之间的轻蔑，以理解取代冷漠与敌对。

可以说，墨子的这一辩的原则，是当今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体平等对话的道德原则的最好表述。

通过对话的形式，更好地实现互尊互信、互助互爱。

　　五、全球时代更需要墨子的国际伦理思想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单纯性追求，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人持久的挑战。

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我们转变思维，以和平取代战争，以合作取代对抗；各国应放弃原有的思维模式，走出传统的狭隘的本国国家利益，放大视野，将本国利益放到世界整体利益之中，谋求互利共赢。

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各种行为体之间展开着有机的互动，全球化为墨子的国际事务伦理思想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第一、在人类早期，作为个体的“自者”与远距离的“他者”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却与任何距离的“他者”都不可分割。

各种行为体在信息、交往、利益方面形成了普遍的相关性，都不可避免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事务。

　　第二、现代文明是一种互利性文明，墨子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理想中的“交相利”符合当代世界各国要求获得发展的要求。

不同于传统社会自然经济那种个体性的自利经济，作为现代世界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的互利经济。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明已成为一种互利性的文明，而非传统文明那样的一种自利性文明，个体之间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权利共享，并能有事相商、有难相帮、有急相救。

　　第三、当今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个人日益被贪欲所奴役而不能解脱，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至上主义日益盛行，世界被恐怖和战争所笼罩，面对着即将湮没在利害关系之中的无情无爱的世界，我们感到最缺乏的就是墨子提出的这种兼相爱的情感，这种广爱天下之人的情怀。

　　第四、国家之间有着共同的生态利益，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因工业化和由其导致的全球温室效应的扼制，全球自然环境保护的急迫性，已不能由任何单一的国家独自应对，而需要产生出一种全球性的责任和参与的理念。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正好可以用作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时，墨子的“节用”思想对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伦理也有着借鉴意义，当人类对享乐与发展的追求损害了生物的多样性，并可能危及人的生存时，人们就应该节制自己的享乐与发展。

正如《里约宣言》中所述，“使所有人都享有较高的生活素质，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不可能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墨子的国际伦理思想之于当前国际关系研究既是美学性的，与政策事件无直接关联；它也是实用性的，强调工具理性的致用；同时它又是规范性的，显示传统资源的形式理性。

对于墨子的传统资源的研究无疑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对其价值取向及功用的研究均需拓展与深化。

当然，借鉴古代思想，用现代国际关系话语对古代思想进行重新解读的目的，正如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所说：

“从中国古代思想中获得理论创新的目的不是论证中国特殊论，而是试图创建一种共同的理论。

”假如，中国的某些传统学说的某些成分可能会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淡出历史舞台的话，那么，在全球化真正到来之日，肯定是墨学放射出最夺目的光辉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