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沉思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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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沉思录
全球化沉思录
当前的时代是一场竞赛：
年轻人在房价与收入之间；企业在生存与颠覆之间；国家在全球化繁荣和贸易战之间。
这是一场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参与的赌局，赌注很高。
全球化已然如同90年前一样，面临清算。
似乎我们每天都从某种震惊中醒来。
美国人醒来发现，短短十几年，中国已经从婴儿长成为与美利坚齐高的成人。
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传媒和信息流等等，每个人醒来坐在马桶上几乎都能感受到那种现实与期望在内心的碰撞。
我们萎缩不前，中年危机、未老先衰、无精打采、焦虑占据了大家的内心，在这个必须行动的时代，很多人却选择了踌躇不前，这种心态蔓延全球。
换个角度，我们的生活其实不亚于某种史诗级的旅程。
我们所缺乏的是洞见，公民和政治领导人需要洞见来创造某种令人信服的远景；企业家和高管需要洞见来看穿信息的混沌并作出果断决策；年轻人则需要洞见来解决他们自己热衷的大问题，并找到安放自身激情的人生之路。
1517年，哲学家和现代政治科学奠基人马基雅维利曾这样写道：
谁渴望预见未来，就必须征询过去；因为人类的事物从来都与过往的时代类似。
它源自于一个事实：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人类都被同样的热情和欲望激励。
结果就是，每个时代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1.从意识形态到市场经济
人们当初并不知道后来的情况——过多的权威计划会使国家经济停滞和奔溃。
在20世纪60、70年代，共产主义对于民主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言似乎是永久和有效的替代。
共产主义国家普遍证明自己有能力提供基本的福利——营养、教育和医疗保健给它们的公民。
并且，苏联在科学领域尤其是空间探索方面取得了飞跃，铁幕将人类从政治上割裂开来；柏林墙的阻隔和核武装备的竞争。
到了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的失败——庞大的工业、缺乏激励、毫无热情的工人变得十分明显，连老大哥都低头了。
经济奔溃席卷了众多国家，从菲律宾、、墨西哥、波兰、智利、孟加拉国、加纳、韩国等国，进口替代模式，也就是各国互相提高贸易壁垒以便他们各自可以培育自己本土的产业，被证明是失败的，它培育出来的产业并不能达到满足内需的规模和优异程度，而且也没有强大到与其关税补贴壁垒之外的产业抗衡的地步，导致他们竞相寻找更好的增长模式。
它们被迫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组织坚持这些国家要采取一种新的、出口导向的路径：
放弃贸易壁垒，引入外国竞争和投资，保护私人财产，积极融入全球金融和产业链。
仅仅十几年里，40多亿人加入了全球市场。
随着冷战的结束，对峙双方之前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而被统治所胁迫的人们，开始对本国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表示出愤慨。
20世纪80年代，军政府统治者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到1993年，民主革命已将这些军政府全部推翻；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分之二的国家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当时流行的政权更迭，包括南非。
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治”思想的传播，经济表现成为政治领导的试金石。
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安全政治便不再是选民心中的头等大事，更多世俗福利的考虑被置于中心地位：
就业、教育、医疗、基础设施、货币稳定等等。
“关键是经济，傻瓜！
”，这是克林顿1992年与乔治·布什进行总统竞选时说的名言——后者是美国时任总统，其外交政策不容置疑，然而却无足轻重。
2.新媒介
以获取、沟通和交换数据为目的的“数字”新媒介的出现便是第二个谷登堡时刻。
数字化将我们生活其中的仿真世界——书籍、演讲、足球比赛和触屏上的点击——以0和1组成的序列呈现出来。
1965年，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指出，其公司所能配置的、在一个电脑芯片中的晶体管数量差不多每两年会翻一番。
这条众人熟知的“摩尔定律”从此便确立下来。
摩尔定律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经验观察结果，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技术最为迅速的大规模使用。
现在，接近一半的移动用户使用手机上网。
与之前的印刷术一样，数字媒介颠覆了我们所有人获取和共享数据的经济方式。
我们正在构建群体智慧的新阶层。
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能以更加宽松、有力和快速的方式聚集、感知、发言和行动。
我们可以帮助彼此寻找走失的孩子或者渡过难关。
我们可以知晓更多同胞们的想法和感受。
这种新的群体智慧在21世纪的诸多热点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阿拉伯之春，占领运动，应对飓风桑迪的公众救援协作，巴黎气候协议及欧洲极端政治团体的兴起等。
这些活动的巨大影响范围突显了新的数字媒介发挥其双刃剑作用的方式。
社会和公众都还在学习和摸索如何经营和管理这个具备自主意识的阶层。
正是它推动产生了伊斯兰国——以及拒绝宗教暴力和统治的新阿拉伯世俗化运动。
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正受其影响。
“人民的意志”“社会共识”及“民族的脉搏”等：
这些一度抽象的哲学术语正在变成我们的文化和政治中更加具体、可测量和有影响的组成部分。
3.从华尔街到迪拜
将一张地图的四角合拢时会发生什么？
你会改变地图表面每个点之间的关联方式。
曾经的边缘地带瞬间成了某个可能领域里的新节点，而一度确定的中心区域则相对弱化了，之前逐渐消弭的距离则变得清晰可知。
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和谷登堡等人——为他们的世界做出了上述贡献。
我们也正在为自己的世界做出同样的努力。
相关证据已超越了随处可见的数据领域。
人类彼此关联的每种方式——贸易、财富、通信和旅行等——都佐证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
作为总体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全球货物贸易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呈现持平的趋势。
紧接着，它突然间开始蓬勃发展。
1990年，货物贸易仅占全球GDP总量的1/7。
到2014年，其比重则达到了1/4。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们称上述现象为“离岸外包”，它主要指价值链中的人工操作和重复生产部分被转移到了低成本国家。
21世纪，在田纳西州生产美国汽车部件和在广州生产一样有利可图——若将时间、费用、风险和响应性等都考虑在内的话。
在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推动下，忽然间，跨境金融流迅速上升。
1990年到2007年间，全球跨境资本流量从每年1万亿美元增长至每年超过12万亿美元——平均每年16%的增幅保持了近20年。
2007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终结了多数跨境金融活动，但每年仍有约4.5万亿美元的债务和股权在跨境流动。
自199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流往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由之前低于1/5增长至接近3/5尽管流入发达国家的债务、股权以及其他形式的投资持续走低，但流往中国、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投资已重十金融危机前的重要地位。
世界资本已整合为一个更加庞大、复杂和更加全球化的投资网。
综上所述，现在贸易对全球经济的重要程度相比20年前已是举足轻重了。
每年的跨境货物、服务和资金流的总价值已经从1990年仅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20%多的比重上升至现在的接近40%。
并且，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也增长了2倍。
再一次，世界经济资源已进入全球贸易进程。
4.短途旅游和移民
世界地图重绘之时，个人也卷入了与他人的全新关系之中。
过去的边缘地区变成了新的枢纽。
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旅行是人类最古老的冲动：
世界已敞开，我们当中不断涌现的人流——则会反思如何旅行。
如今，十字路口上的城市游人如织。
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新加坡、洛杉矶、布鲁塞尔、北京和圣保罗等地：
你试着去找出一个无论身居何处，但没去过哪怕其中一个这种枢纽城市的全球行业领袖。
你找不到。
其余人则追随领袖们的脚步。
从1990年到2014年，世界范围内国际旅行总人数从4.4亿上升至1.4万亿。
20年前，3/4的空中乘客来自北美和欧洲。
现如今，北美、欧洲和亚洲的旅客各占全球空中乘客总量的1/4。
长期旅行者或者移民，都是些优秀人才。
移居意味着要克服那些将我们和他人彼此阻隔开来的地理、文化和社会经济间的距离。
相应的冲击无论对移民自身、迁出地还是迁入地而言，都很深远。
移民的旅程——无论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本国到国外——常常由一个个风险巨大且兼具英雄气概的故事所组成。
整个人类已于2008年悄然迈过了一个重要里程碑：
即我们这个物种史上首次出现了其中多数在城市生活的现象。
除非出现大灾难，否则，我们永不会再次倒退至这个临界值以下。
我们现在已经是城市动物，尽管我们的居住地发展趋势因地而异，但以全球人口净值计，所有未来人口增长都将发生在城市。
当今劳动移民的规模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
从绝对数字看，身居国外的总人口比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已经增长了2/3，从1990年的1.5亿人增长到了如今的2.5亿人。
99另一方面，全球总人口也在同一时期增长了50%。
因此，全球移民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维持在3%的低位。
5.文艺复兴时期的蹒跚倒退
文艺复兴时期，进步的极化效应显而易见。
尽管，人们的平均福利在这一时期多数时间里得到提高，但位于社会两端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则越来越大。
就西欧范围而言，其北部开始赶超南部，大西洋沿岸也开始领先地中海沿岸了。
197而东欧基本保持农业状态，那里的农民感觉封建压迫越发沉重，而非更轻。
在总体经济方面，这一时期的亚洲基本停滞不前。
其他大陆则处于倒退状态。
在非洲，大约15万人在1450年到1500年之间沦为奴隶，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则另有25万人被奴役，198而对南北美洲来说，欧洲的大发现时代则标志着当地早先文明的崩溃。
和欧洲交易的确为美洲土著人带来了一定的益处。
欧洲、非洲和亚洲千年一遇的交往将专家们所谓的各大陆“病毒库”互相进行了整合。
这种生物层面的混合产生了历史上最凶悍的杀手——比如黑死病——以及对它们的抵抗力。
美洲被幸运地隔离开，并安然度过了这几次死亡潮，但欧洲探险者和侵略者的到来顷刻间让土著居民遭受到数千年来自然界所累积的恐怖。
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将海地几百万当地人口消灭至几百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90%的人口灭绝。
由于疾病消灭了大多数美洲原住民，幸存者又被武力杀害或征服，欧洲的帝国便主张当地的金银财富和耕地为其所有。
自1500年起的至少3个世纪里，美洲大陆供应了世界银产量的85%和金产量的70%。
6.全球化新的极化效应
如果将人性看作一个整体，故事便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很积极，但是从结构上来看，却不完全是。
全球中产阶级逐渐出现——收入位于中间部分的1/3人口——他们的真实收入自1988年起增加了60%—70%。
人群中收入垫底的1/3人口同期收入增加了40%。
尽管全球福利的平均水平得到了改善，但两个极端却在加速分离，因此，今日顶层和底层人口的生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鲜明对照。
2010年，世界上388位亿万富翁控制的财富比占人类半数的底层民众还多。
2015年，仅62位亿万符文便控制着同样规模的财富。
占世界人口半数的底层人口过着平均每天开支不过数美元的生活。
进一步，如果将人类打散并置于他们所组成的国家，这幅图景会再次改变。
将国家进行比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收敛”效应。
总的来说，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在过去25年里一直在迅速追赶富裕、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收入水平。
从2000年起，5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连续10年增速超过3.5%，被世界银行归类为“低收入”国家的数量也已减半，从超过65个降至33个。
让我们更进一步考察同一国家中的同辈人，差异和分野再次主导了这幅图景。
在几乎所有国家之中，从最不发达到最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扩大。
尼日尔利亚这个非洲目前最大的经济体，也成了世界最不平等的地方。
过去20年里，尼日尔利亚经济创造的收入按实际人均计算几乎翻了一倍。
令人震惊的是，尼日尔利亚的贫困人口比重也翻了一番。
在美国，1990年以来1/5的顶层人口的实际收入增幅超过25%；而1/5的底层人口的实际收入则下降了5%。
底层1/5的人口在美国经济所创造的人均收入普遍比现在还低40%的时候，反而挣得更多。
即便那些长期以收入平等闻名的欧洲国家，比如丹麦、德国和瑞典，也经历了富人将穷人远远地甩在身后这一过程。
这种分野不仅仅体现在统计数据上，更体现在空间上。
正如你出生的国家奠定了你的生活质量，你的居住环境也能决定这一点。
出生在英国牛津高档社区的居民预计会比那些出生在城市贫困区域的人们多活15年——也更可能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到以城市命名的大学中去。
理论上，分享新观念并没什么成本，但实际上，应用新观念的成本却可能很大。
其中一些成本是直接的，比如购买或准许使用新技术，但那些高昂的成本往往是隐性的——比如教育公民如何使用技术。
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平均在每个人身上的公共教育支出超过4600美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政府的相应支出仅为185美元——事实上这一数字比1990年还上升了15%。
区位、资源、劳动力供给水平和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政策选择、法律和金融机构的质量、种族或性别偏见等——所有这些都远比关税表更难改变得多。
这就是为何尽管全球贸易壁垒在过去20年中已急剧减少，但现在的情况依然是，仅仅10个国家的贸易量就能占据全球贸易总值的60%；60个国家则能占据92%。
一些非洲国家事实上已经回到了更原始的经济阶段，因为它们的货币和产业都已搬迁到其他非洲和亚洲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穷国进行财政援助，其条件是这些国家要向外国投资和竞争企业开放本国产业。
近些年，被援助国逐渐勉强承认这样做很愚蠢，除非国内必要的制度和政策已经到位，以便能在其他方面也进行竞争。
7.民粹主义的兴起
从2001年到2007年间，北美和欧洲的私人财富总量翻了一番，从75万亿美元增加到接近150万亿美元——而其中10%的最富裕家庭则占到了这一财富总量的65%—70%。
按美元计，这段时间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家来说实在是史无前例的最好5年。
工薪阶层则在这几年中艰难度日。
对于所有发达国家的家庭而言，局面改变的转折点来自金融危机的余波。
这场危机的直接后果实在是糟糕。
现在，人们经历了创纪录的止赎、失业，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之后，公众发现，富人们并未共同承担这些后果，而正是他们的投资活动造成了这场金融危机。
从2007年到2011年间，在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底层10%群体的收入的下降速度是顶层10%人群的2倍。
而在美国，最富裕人群的收入根本没有降低。
他们已率先从这场金融危机中走了出来。
美国的社会共识向来容忍大范围的收入差距——勤劳致富是每个美国人的权利——但是，这说得跟真的似的。
从金融危机结束到2011年，社会底层99%的民众（其收入已经降低了12%）其实过得更糟了，而社会顶层1%的人群的收入水平已基本上完全恢复。
结果就是，后者在国家财富累积过程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上升，因此，到2011年，1%的家庭控制着全美家庭财富总量的37%。
这种局面动摇了许多美国人久已有之的正义和公平观念。
2011年9月，因为莫须有的“复苏”而造成的幻灭感，数百名群众在“我们是那99%”的口号的感召下聚集并占领了纽约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以示抗议。
一个月之内，占领运动已经蔓延至5大洲82个国家的950个城市。
占领运动变成了全球性潮流，但它的发生则受到了欧洲和阿拉伯世界民众抗议运动的启发。
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同，西班牙、希腊、爱尔兰、冰岛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中产生的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当地政府所能应付的规模。
因此，他们吁求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
这三驾马车倒是提供了帮助——条件是，借款国要通过新的预算以收紧公共支出。
这些“紧缩措施”在银行业的危机已为公众造成了工作和收入损失的局面下，并未能很好地落实。
而这三驾马车一开始还容忍毫无限度的借贷，现在，它们又要求各国政府私有化国有资产，削减公众的工资和养老金，压缩公共服务，以便国际投资者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期待得到偿还。
自2010年以来，希腊境内约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到了愤怒的公民运动中——他们为最新一轮的悲惨境况而静坐示威和抗议。
这是1973年针对希腊军事执政团的起义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西班牙和葡萄牙年轻人的失业率已飙升至40%以上，愤怒者运动自2011年5月以来引发了一系列全国性事件，成千上万人因此走向街头。
而在意大利，财政紧缩计划则伴随着罗马地区约20万人的抗议活动，同时还产生了一个未经选举的技术官僚组成的内阁，旨在重新获取国际借贷者的信任。
2013年年末，意大利在经历了最长时间的战后经济衰退之后，一场汇聚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农民、劳工阶层和失业者的全国性抗议财政紧缩运动，清楚地证明了政府并没有重新获得民众的信任。
2011年3月，伦敦则发生了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参与者多达50万人——起因则是英国政府启动了本国的财政紧缩计划以支付英国银行业1.5万亿英镑的救市基金。
2015年6月，多达25万英国人在伦敦进行游行示威，以抗议这后来一轮的紧缩措施。
全球化梦想幻灭是重大政治转变的前兆。
2012年，当选为总统的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承诺征收富人超过100万欧元以上收入部分75%的税率，此举旨在俘获经济衰退时期沮丧的福斯心理。
与此同时，法国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则以其反欧盟、反移民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平台而取得了地区选举中的历史性突破。
2015年，英国保守党在做出了举行退欧全民公决的极右倾向承诺之后，便重新赢得了英国选民的多数支持。
数月之后，作为在野党的劳动党以压倒性优势选出了大概是历史上最左倾的领导人。
而在西班牙，反紧缩的“我们能”政党从2014年还不存在到成为该国成员数第二多的政党，而到这一年年底，该党在脸书上收到的“赞”比其他所有政党的总和都要多。
2015年，这个政党的受欢迎程度开始降低，部分在于公民党的出现，它相当于“右翼的‘我们能’党”，该党则以杜绝政府腐败的强势承诺赢得了西班牙选民的支持。
同一年，希腊公民将激进左翼联盟选进了政府，因为他们会从国外债权人处要求更好的紧急救助条件。
希腊将近1/3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需要的是援助，而非紧缩政策。
总而言之，金融危机期间，欧盟27国当值政府中，没有一个逃脱了民众选票的惩罚，只有德国的默克尔在那以后的几年一直完好地保持着权力。
选民们拒绝了他们曾经交锋过的权力之手——并将政府进行了改组。
威权和准威权主义国家中，对广泛存在的民众不满进行疏通，进而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共识的政治机制还很薄弱，因此，抗议者往往以被镇压或起而革命的方式结束。
2011年1月导致突尼斯总统被驱逐的游行示威浪潮到2013年12月的时候，也已经迫使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统治者纷纷下台；这些抗议浪潮还导致了巴林和叙利亚境内的大规模民众暴动；并刺激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活动。
阿拉伯之春的刺激因素不仅仅局限于引发北美地区静坐示威，或者欧洲国家政权更迭的经济不平等因素。
阿拉伯国家中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起了一定作用，但本书中出现的其他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其中包括：
愈发壮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人群，他们因为当地社会所能提供的共识和他们的世界各地的同辈们所能提供的共识之间的差异而心生愤懑；另外，导致食物价格高涨，并造成边缘群体挨饿的冲击性事件；以及公共系统中常常出现的明目张胆的腐败现象、任人唯亲和恐吓现象等，都会让少数权势群体蓄意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毫无经济地位的多数人之上。
8.集体之恶
在文艺复兴前火药时期，“国家”在欧洲曾是个松散的概念：
世袭的王子围绕着小小的宫廷，贵族盟友护卫其间。
然后，军事预算逐步增加：
建造更加安全的堡垒以抵御炮火，建造更大的能够摧毁堡垒的大炮，然后，便是建设更强大的军队以攻击和保卫这些新堡垒。
随着制造战争的经济支出超过了小玩家的能力，“国家”便开始垄断武力的使用，并创建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官僚机构——收税员、会计和规划师——以跟上“现代军队”不断上升的成本和复杂性。
今天亦是如此，技术让个人和国家都更加强大。
通信技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广播自己的消息，也为国家提供了监视那些从过去到最近都被假定为我们私人生活领域的新资源。
在福斯没有同意，甚至也没有提前知晓的情况下，国家已经在公共安全和私人隐私之间做出了重要权衡。
我们都需要对特定种类的风险提高警惕。
它并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直接危险——被车撞倒或被劫之类。
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这类危险。
相反，它是那类我们看不见的风险——即在我们观察的限度之下缓慢游走，然后突然把我们所有人吓一跳的那种。
人们普遍能感知到这类“蝴蝶负效应”，但任何人都很难预见它们的来临，因为它们的原因离我们日常经验和关注十分遥远。
这些风险并不具体；它们具有系统性。
系统性风险在目前的时代十分普遍，因为唤醒天才的关联和发展力量同样加剧了这些风险得以滋生的两个条件：
复杂性和集中化。
我们相互交往的复杂程度越高，我们越难以看清因果之间的联系。
我们视野范围内的各种事件已经形成了我们的认知“误区”。
无法预知后果时，我们又如何才能做出正确决策？
复杂性是梅毒袭击上个文艺复兴时期并如此肆虐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更多的关联为货物、服务、人口和观念可能流向的地方打开了更多可能，但它们并不会随意流动。
相反，它们会流向我们认为最需要的地方。
政府集中了公共基础设施，商业则集中在任何被认为最有效率的地方经营。
移民和求职者集中的地方，则被认为有着大量的工作机会以及良好的生活质量。
产业则集中在起支撑作用的人才、观念和资本供应充足的地方。
关联带来了选择。
很多人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后，集中就产生了。
集中并非仅体现在地理上，而且也体现在概念和行为方面——从MBA项目这种演练管理的标准化形式，到当今农业综合企业在作物和农业实践方面的同质化趋向，再到管理银行和贸易之法规的全球协调等。
我们也从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续余波中艰难地学到了这个教训。
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已经重复了许多次：
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们玩了一轮又一轮利润丰厚的游戏——贷款给消费者和购房者，然后通过证券化和信用衍生品的方式将债务和风险从自身的账簿中移除，继而再次出贷——直到借贷成本将购房者压垮，进而导致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充斥着数以千亿计的永远无法偿清的坏账为止。
教训是，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如何就制造了金融系统的危机这一点还很难看清。
相互碰撞的关联性和发展性力量产生了全球金融统，它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就变得比以前远为庞大和复杂，以上两点共同导致人们更难看清危险，同时让风险传播得更广——已波及了我们每个人。
而行业集中程度也在上升。
从1990年到2008年，位列美国前三的银行的市场份额翻了两番，从10%增至40%。
而在2008年的英国，位列前三的银行则拥有80%的市场份额（1997年时为50%左右）。
“大而不倒”逐渐成为公众描述这些庞然大物的措辞。
它们的高管们清楚，他们各自的政府绝不会让自己倒闭——否则，随之而来的混乱会很大。
9.错失的历史机遇
经验表明：
社会并不是很容易维持稳定。
我们在过去3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一定带有永久性。
在2011—2013年横扫民主国家的抗议浪潮中，则很少有人死于非命，但人们还是成功迫使当局者进行了一些制度上的变革和调整。
技术官僚们的言论以及相关的政府政策也从“紧缩措施”转变成了“均衡恢复”。
阿拉伯之春一直充满血雨腥风，这反映出构造中的权力斗争正在发生。
2010年以来，数以万计的人们在利比亚、伊拉克、埃及和也门等地的冲突中丧生。
民主社会中的停滞风险尤其严重。
民主制度是将我们这个新文艺复兴时期和之前的文艺复兴时期区分开来的重大政治创新。
它赋予我们极大的适应性以应对社会压力。
但这种适应性是有代价的：
除非人们坚定地团结在它的背后，否则，没有什么伟大之事能付诸实际。
旨在提升贫穷国家进入富裕国家市场程度的全球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在西雅图的时候便胎死腹中，之后的2001年，这一谈判回合又在多哈完成了形式上的重启，但迄今并未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
与处理全球贸易议程中的最大议题不同，人们已经将大议题拆分为双边和地区贸易协议的拼凑物。
人口的全球迁徙也陷入危机和悲剧之中。
美国正犹豫不决是要修建一堵城墙以使非法移民无法进入，还是通过一项法律使他们享有完整公民资格。
随着国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裂，改革似乎不大可能。
而在2015年，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以及其他冲突国家的创纪录难民人数已将欧盟淹没，那些认为此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便是每个成员国每年都领取强制性难民安置配额的人，与那些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乃关闭其边境线的人之间产生了分歧。
定义了难民的权利和国家对他们的职责的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也亟需改革。
在稳定和富裕的国家之间缺乏及时的全球协议以公平地承担责任，进而帮助因灾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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