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几个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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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几个问题
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几个问题
关于投资驱动力的问题
过去人们常说，拉动经济的主要是“三驾马车”：
投资、出口、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前20多年，我们主要发挥了投资与出口这两匹“马”的作用。
后来环境与条件变了，我们适时地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重视发挥消费这匹“马”的作用，即扩大内需。
那么，我们今天提出扩大有效投资的问题，是不是与这个方针不一致了呢？
其实两者是不矛盾的，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两者还是密切关联的。
突出消费的动力，并不等于轻视甚至忽视投资的动力，就像“内需拉动”并不等于不要世界市场一样。
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其一，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从全面小康向现代化迈进的阶段，投资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查了美国、日本、韩国的资料，这些国家在处于我们今天这个发展水平和阶段的时候，投资增速都在10%以上。
倒是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面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拉美的一些国家，在人均GDP水平约3000美元后，就出现了投资锐减的问题，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
从我们自己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后的30年，浙江的投资增速年均在20%以上，只有这样的投资规模，才赢来了年均10%以上的GDP高速增长。
近几年，我们的投资规模下来了一些，相应地，发展速度也下来了一些。
这里面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有些未必是负面的，比如有的时候速度适当放慢一点是有好处的，但它至少说明了投资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
其二，消费的驱动，最后也是要通过投资来实现的。
所谓的启动内需，就是指通过市场的振兴来拉动企业的生产，内需旺了，企业产品有销路了，甚至供不应求了，企业肯定要扩大再生产，那就必须有新的投资。
这里告诉我们两个道理，一是消费与投资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的；二是消费对投资具有引导作用。
关于对“有效投资”的再认识有效投资，顾名思义就是指有效益的投资。
但我们今天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这个简单论述的层面上，我们还得再深入地问一句：
我们指的是什么效益。
过去我们一般认为：
产出大于投入，那就是有效益。
这句话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但在实践中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企业家只要把钱往银行一存就行了，因为利息+本金肯定大于本金。
所以说，这个定律从抽象上来说是正确的，但从具体的角度来说，还是有一些限制性因素的，比如要考虑利率的高低，要考虑物价上涨的指数。
那么，即使把所有的成本都除去了，还是有收益，或者还有不菲的收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称之为“有效投资”了呢？
如果说过去我们的确是这样认识的话，后来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们开始比较注意这种收益的“外部性”了。
那种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收益再高，我们也不准它投资，不让它办；已经办的，要么改进，要么关门。
还有高物耗、高成本的，也要把它管得严一点。
我们在计算收益时，不能只用产出做分子、投入做分母，两者一除，就得出结论。
那不是科学发展观。
我们还要用物耗来作分母。
一家企业创造了100万元的GDP，但占用了比别人多得多的能源、原材料等，或者占用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那从全社会的层面来看，就很难说是高效益的，这个GDP是高成本的，是不可持续的。
这个理念，是这些年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逐步明确并形成共识的。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应该说我们的认识又深了一步。
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其中包含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
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我们企业的档次低，生产的多是一些低档产品，效益极低；二是从产业结构上来看，我们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赚的只是一些加工费，制造业里的企业家和工人干得很苦，但大钱都给搞研发的或者掌握营销渠道的人赚了。
如果现在还是投资这些低端产业和产品，还是搞一些低附加值的东西，尽管也有产出，但我们已经不太认可它属于有效投资了。
我们比较看重的，是它的科技含量和创意，看它处于产业链的高端还是低端，看它对优化产业结构有没有作用。
当然，保持一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有必要的，但要看它的产品的市场需求，看它对吸引就业的作用等。
而且从整体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个转型升级的问题，有个提高附加值的问题。
就全省的产业布局而言，今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应该是越来越低的。
关于投资主体的问题
2021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为了应对危机，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直接充当了投资主体的角色。
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经济学界对此有争议，但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而紧急，一时也没有其它更合适的应对之策，且加大政府对经济的投入力度也是当时各国应对危机的通行做法。
同时，这4万亿中，相当一部分投资也是进入了基础设施项目，比如高铁等，这也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无非是“适度超前”了。
但经济学界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当危机缓和后，政府不能再扮演投资主体的角色，要尽量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政府的投资，既有防止经济滑坡的效应，同时也存在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前者是显性的，大家看得比较清楚；而后者往往是隐性的，不容易看清楚，所以容易被忽略。
这种挤出效应，有两个观察的视角。
一是从项目上来看，比如政府投资搞一条公路了，民资就进不来了；二是从贷款上来看，政府投资的项目，银行比较放心，所以敢于放贷，而贷款指标就这么一些，政府项目拿走了，中小企业就拿不到了。
另外，政府投入会拉动社会投资，当全社会投资剧烈膨胀时，就会影响到货币的发行量，容易为通胀埋下隐患。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
对这个问题，现在中央政府看得比较清楚，但一些地方政府却未必有明确的认识。
不少地方政府还是有投资冲动的，这既源自前30年投资推动经济发展所尝到的甜头，也源于地方政府对GDP和税收的追求。
不过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了。
一个变化是政府职能的定位。
政府意识到自己的职责除了发展经济，还有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公平、保障民生等责任。
这样一来，政府的资源就要重新进行科学分配了，政府要承担教育、医保、社保、文化事业发展等责任。
但政府就这么点收入，一大半要用于“吃饭”和民生保障，就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
第二个变化是，中央政府实施房地产调控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为减少，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大把的钱往开发区里砸。
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地方政府投资虽然仍有冲动，但由于环境与条件的变化，已经很难再成为投资的主体了。
所以，今后投资的主体，只能是企业。
关于资本流动的规律
许多人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七节引用的一段注释印象深刻：
“《季刊评论员》说，资本会逃避动乱和纷争，是胆怯的。
这当然是真的，却不是全面的真理。
像自然据说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
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
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资本的逐利性是与生俱来的。
今天我们研究如何吸引投资，还是必须认识到资本的这个特性。
资本投到哪里，首先看的是哪里有利润、哪里的利润大。
我们过去常说的“优惠政策”，其实质就是政府让利给资本，比如“三免两减半”。
再加上过去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资本能够从政府那里多拿一点，又从劳动者那里多拿一点，利润就丰厚了，它就活跃起来，来投资了。
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政府的优惠政策边际效益在递减，因为到处都搞“特殊政策”，就无所谓特殊了。
同时，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三明治现象”：
政府那一头，可让渡的部分少了；劳动力这一头，也要拿走比以往多的部分；这样，夹在中间的资本，它的利润空间就被压缩了。
于是，资本就要跑了，跑到相对效益更高的地方去。
比如说，跑到西部去，那里的土地便宜，劳动力成本低，环保压力小，政府更热情。
所以，东部地区现在就面临着一个资本流失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
应该怎么办？
既然资本具有与生俱来的逐利性。
所以我们研究资本，就必须从利润着手，因为利润越高，把资本吸引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什么是利润呢？
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公式，就是利润=收入-成本费用。
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对其中的两个变量，就是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研究。
第一点，当收入不变（就是产品总量与单价都不变）时，决定利润大小的因素就是成本。
这个成本中，包括劳动力成本，还包括其它成本，比如物流成本。
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的同时，物流成本的优势并没有丧失，而且有些地方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这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一吨煤、一吨钢，运到西部，或者一吨产品从西部运到沿海出口，它的物流成本能差许多倍。
成本中还包括企业的经营成本，这既取决于企业经理人的管理水平，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与廉洁程度，在这两个问题上，东部先发地区应该具有相对优势。
所以，分析成本的变化，要看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还要看物流成本、经营成本等，不是说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不可逆转地上升后，东部沿海地区就不再具有成本优势了。
对这个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
我们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努力降低除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之外的其它成本，包括提高政府效率，在要素成本之外，努力在制度上形成新的成本优势。
第二点，当成本为不变值时，利润就取决于收入，收入越高，利润越大。
把收入做高，传统的思路是两条，一是把产量做上去，二是把单价抬上去。
但是现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竞争都很激烈，特别是一般性的产品，企业把量做上去了，未必能卖掉，甚至出现量增价跌的情况；若提高单价，客户就转向企业的其它竞争对手了。
所以，这两个方法都不现实。
那怎么办呢？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近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词：
高附加值。
关于投资的质量
过去我们比较重视投资的数量，觉得一粒种子撒下去，一定会有东西长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了，种地一定要选种，选好了，收益就高；选得不好，收益低不说，还有可能亏本。
我们常说要“转型升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在短缺经济时，不管地里种出来什么东西，拿到市场上就被一抢而空。
现在不行了，市场上的东西，总体是供大于求，产品质量如果不高、品种不新，就卖不动了。
短缺经济条件下，“萝卜快了不洗泥”，产业和产品的档次必然是低的。
而在剩余经济的条件下，拼的就不是数量了，而是质量与品种了，这就促使我们加快转型升级，否则企业就可能倒闭，地方经济就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一个产品，质量好、品种新，功能别致，最典型的就是苹果手机，它为什么有市场竞争力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包含了技术与创意。
我们所说的高附加值，主要就来自这两个方面。
所以说，技术性投资和创意性投资，是我们转型升级所必须追求的目标。
我们今天说的有效投资，如果相对于过去“钱就是有效投资”和“无污染低能耗就是有效投资”的理念来说，更进了一步，就是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这是一个投资质量的问题，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
世界银行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新兴国家从起飞阶段到完成赶超的阶段，从大的方面来说，要经过两次转型。
一次是从低效率的农业向高效率的工业转型。
这个转型，至少在我们浙江，可以说完成得相当不错了，我们基本上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的阶段；第二次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制造业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型。
这个转型，我们正在亲身经历，也正在亲眼见证。
大家都知道“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能不能完成第二次转型，直接决定了我们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到中华民族能不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所以，对它的意义，我们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我们在基层调研时，有的基层干部对我们说：
“地方政府培育一个产业不容易，要保护，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转型呢？
”这反映了不少人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有一些糊涂认识。
不痛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今后的路真的有可能越走越窄。
必须转变的几个观念
我们对“有效投资”的内涵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就必须据此调整发展思路，特别是要调整政府吸引投资的一些基本观念。
关于吸引投资的首要目的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我省的GDP增速确实有所放缓，包括出口增幅下滑，财政收入的增幅也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这是在过去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中未曾出现过的。
究其原因，有外部因素，但从内部来看，还是一个产业结构的问题，工业上的低端化非常明显。
综观世界上的现代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仅仅靠生产一些轻纺产品就实现现代化的，要实现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产业结构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一提起韩国，就想起它的现代、三星；提起日本，就想起它的索尼、三菱、日立；提起台湾，我们就会想起宏碁、富士康。
提起我们浙江，我们会想起什么呢？
当然，我们有娃哈哈、农夫山泉。
我们无意贬低这两个著名的名牌，但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无法建立在“两瓶水”之上的。
有的学者认为，在人均GDP1万至2万美元的阶段，很难再延续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我们浙江今年就要达到1万美元这个门槛，所以他们认为浙江可能是“历史性地”告别两位数的增长了。
对此，学界还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我们的情况可能有点不同。
我们这1万美元的水平，是在一个低档次的产业结构上实现的。
如果我们今后仍然沿着这样一个产业结构走，的确很难再出现两位数的增长了。
但如果我们下决心升级产业结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我们未必不可能再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今天，吸引有效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维持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增长速度，而是首先为了调整我们的产业体系，为下一个发展高潮奠定一个崭新的产业基础。
关于“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学里有一个专用名词，叫作“路径依赖”，特指那种习惯于过去熟悉的、而且也取得过成效的思路与方法，即使面对新的情况时，也很难去做出主动调整的现象。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努力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摆脱“路径依赖”，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去构筑我们下一个发展高潮到来的产业基础。
这就要求我们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外部环境重新回到过去那种宽松的局面上。
现在不少同志对日益趋紧的硬环境很不习惯，总是希望上面放松点。
但这是不现实的。
据我们的分析，可能融资环境会有一些变化，但其它方面的要素制约，比如土地指标、排污指标、节能降耗指标等，以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工资的上涨等，这些要素肯定会越来越紧，是不可逆的。
现在看来，尽管省里很早就提出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但在当时的发展形势下，要各地主动放弃两位数的增长，把注意力集中到结构调整上来，的确是有难度的。
所以，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在经济形势非常好的情况下进行主动调整的机遇。
我们现在如果下决心调整，也是被“倒逼机制”逼出来的，如果连这样的被动调整的机遇我们也错过的话，我们就只有不调整了。
结局就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种“路径依赖”，现在在一些地方表现得比较突出。
前面提到过，有的同志觉得：
“地方上培育一个产业不容易，要努力保护它。
”这只是一种观念。
具体行为上，也有这种表现。
比如说，大家知道现在土地资源非常紧缺，所谓“有效投资”，就包含了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的内容。
我们有一个案例，一个地方最近引进了汽车整车生产项目，年产为20万台整车，投资方要土地3000亩。
在浙江这样人多地少的地方，我们非常强调“以亩产论英雄”。
养一只“大鸟”，“笼子”做得大点，这个可以理解。
但3000亩地的“笼子”，是不是过大了？
我们手头有一份福建的资料。
在福州市闽侯县青口镇，有一个“东南汽车”，它的年产量是15万台，占用的土地是多少？
60亩。
前不久我们去考察，企业领导介绍说，最近他们谈好了与奔驰的合作项目，初步方案是年产10万台车，镇里给它80亩土地。
加上原有的东南汽车，140亩地，年产30万台整车。
相比之下，前面说到的那个案例中，20万辆车的产能，却要3000亩地，够建一个机场了。
现在的温州机场，占地面积也不过2021多亩。
我们的政府，要学会在要素资源紧缺的条件下过日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粗放式的发展了。
政府要有产业链的概念。
福建的那个汽车项目，许多配套零部件都外包生产，不仅少占了土地等稀缺资源，而且带动了地方经济，搞活了一大批中小企业，使这些中小企业的生产档次上了一个台阶。
现代化大生产是强调专业分工的。
如果不搞外包，不搞配套，本地的中小企业就失去了一个调整提高的机会，生存依然会很困难。
而且稀缺资源被非常可惜地过度占用了。
关于政府招商理念的转变
首先是高效的政府运作。
政府在招商时，应该向对方展示些什么？
现在如果还去拼什么“优惠政策”、“低劳动力成本”，一是大家手里的“米”已经不多了，有的几乎已经没有了，很难再凭这些引来“鸡”了；二是如果仅就这两个因素而言，可能中西部不少地区比我们更有吸引力。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的职能应该有比较大的转变。
它不再是一个手握大量资源的“批发商”，而是把资源交给市场去配置，政府则为市场努力营造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环境。
所谓“效率政府”，就是要少一点官僚主义，少一点形式主义，少一点“审批”，少一点“寻租”，有一个能让企业满意的办事效率。
只要企业的要求是正当合理的，就得给人家办，还得尽量办得好一点、快一点。
当然，涉及到土地、环保、能耗、排污等的审批，严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多花点时间也是难免的，因为它是政府的法定职责。
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应该在法定时间里，或在承诺的时间内，在本级政府运作空间内尽可能高效地把事情办结了，不能石沉大海。
我们在企业调研，问企业对投资有什么意见或建议，他们提得最多的，就是这一条，石沉大海，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一年中得花一半的时间，东跑西颠地忙审批。
一个认真履行职责，同时又是高效率的政府，基本上就可以称之为“好政府”了。
这是招商的最大的“名片”，比“优惠政策”管用。
其次是公平的市场环境。
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根据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以方便民资扩大投资规模。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传统观念必须突破。
那些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是不是一定要国企一家独大？
民资进入后，是不是一定会影响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的健康发展？
美国最先进的F35隐形战机，是民营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另外还有两个大的合作承包商，包括生产引擎的普惠公司，都是私营公司。
我们不能总是让我们的民营企业去生产领带、袜子。
当然，近年来我们向民资开放了不少领域，但口子不够大，民资进入这些领域，总是被一些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想过“门槛”不容易。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不论什么产业或产品，政府都要避免直接当“运动员”，它只是规矩的制定者、监督者，有时也是采购者。
原则上，不应该在某类市场主体与某类产业之间设置隔离墙，采取歧视性政策。
包括公用事业，现在政府搞的，多数亏损；而民资办的则多有盈利。
比如城市公交和地铁，香港特区政府都交给私营公司去经营，政府制定规则和补贴标准，其实也是一种“政府采购”，私营公司之间相互竞争，服务质量就上去了。
第三是投资的集聚效应。
有效投资概念中的一个应有之义，就是产业的集中度，要发展产业高地，搞产业集聚区。
这个理念现在不少地方都明白了。
现在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集聚区太多、开发区太滥，乡有工业区，村有功能区，说到底还是一种变相的“撒胡椒面”。
搞经济，不能把产业与行政区划过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也许地方政府考虑的是照顾各方面的积极性，但这样一“平衡”，就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行政区经济了。
市县一级，特别是县一级，一定要有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不能把下面搞得“遍地开花”。
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一提，下面全部跟进，内容大同小异。
哪里有那么多的战略性产业？
哪里有那么多的新兴产业？
都搞新兴了，这个产业离死亡就不远了，因为产品一出来，非杀价不可，一直杀到亏本，企业哪里承受得了？
现在有的乡镇也在提“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许个把能搞成功，但从总体上看，失败的必定是大多数。
还是要鼓励从本地实际出发，搞些休闲产业、观光农业，不是也挺好的吗？
当然，政府对此要引导、要鼓励，有的时候还要协调利益关系，包括实行“资源共用、利益共享”的转移支付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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