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与外在化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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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与外在化理论

公共物品与外在化理论

　　这篇短文将讨论一篇从其发表至今仍在争论不休、并在经济政策的辩论中变得更加贴切起来的文章。

它要推翻关于“公共物品”和“客观外在性”的传统观点。

文章的题目为“社会成本问题”。

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许多声称具有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发现完全竞争法则是分析有关资源配置和微观经济效率问题所不可缺少的。

每位初学经济学的学生都学过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命题。

这些命题宣称，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力量将引导资源运用到这种状况：

如果不能使某些人的福利变坏，也不可能使其他人的福利更好这个意义上，完全竞争避免了浪费。

这样一种资源配置被称为帕累托最优。

在学习以上知识的同时，学生们也学过完全竞争并不存在的理论。

完全竞争要求有许许多多的买者和卖者，以致他们没有任何人能影响价格；即使某企业削减产量，也不会导致价格上升；它要求不同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在任何市场上都是同质的：

“己要求完全的信息；它要求不但存在现实商品市场，而且存在应急商品市场等等。

建立一些规范模式，以便清楚地指明竞争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并描述其结果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有效，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

当代研究的一支正致力于这项研究。

肯尼思·阿罗和杰拉德·德布勒的“竞争经济中的均衡性”，以及阿罗和弗兰克·哈思的“一般竞争分析”是这种研究进展的标志，这两篇文章无疑代表了极高的智力成就，但它们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理论专家这个狭小的圈子除外不大。

不管当代经济学家们怎样反对，我们可把他们分成两大阵营：

相信完全竞争是一个有效的法则，政策制定者应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主张自由放任、放松管制、促进竞争的一派。

另一派是干预派，他们认为竞争是一个危险的法则，政策制定者无须遵守它。

在决定他们属于那个阵营时，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可能是他们对“公共商品”和“客观外在性”的不同看法。

烟囱经济学

构成帕累托最优的思想基础的假设之一是：

私人成本和私人利润等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润。

其实，这并非任何时候都成立。

比如，你购买割草机所花费的成本，并不反映你使用割草机所产生的噪音给邻居带来的损害；人们和企业购买木炭的成本，并不反映废气散入大气而给其他人所造成的损害。

这就是客观外在性的例子一项交易对第三者的经济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用“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消费”来定义公共商品。

清洁的空气是非排他性的例子：

即使某些人为防止空气污染而付出了代价，也不可能把那些没有为此付钱的人排除在呼吸清洁空气的利益之外。

他们被诱使为靠别人付费的“免费乘客”，清洁空气的生产者也难于为自己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

一般来讲，清洁空气也是非竞争性消费品的一个例子：

一个人呼吸了空气，并不导致其他人空气供给的减少。

这也就是说，即使能让“免费乘客”呼吸不清洁的空气以示惩罚，从经济上来说，这也是没有效率的。

如果在边际上，一物可无花费而取得，那么，就应该免费供应此物才见实效。

这是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这一古老法则的另一种表述。

具备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消费这两大特点，这就意味着清洁空气是公共商品。

这种商品不可能在有效率的私人市场上找到。

保持清洁空气的社会利益超过了私人利益。

除非政府利用税收、补贴以及其它形式的干预手段去鼓励，否则，清洁空气的供应将很少很少。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关键的问题是：

客观外在性和公共商品普遍到什么程度？

许多年来，它们好像普遍到了足以把竞争法则变成完全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东西。

一些规范化了的实例被反复灌输到学生的脑子之中。

最喜欢引用的有关公共商品的例子是灯塔：

它满足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消费两个条件，也具备除非政府任何人都不愿提供的明显特点。

常被引用做有关外在性的例子是蜜蜂养殖，这看似有些奇怪。

在这里，外在性是指一种利益，而非成本。

养蜂人为周围的花果种植者提供了授粉劳务，但却得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报酬。

因而，从社会角度来说，蜜蜂养殖量可能低于最适水平。

理论本身主要关心的是提出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干预。

例如，在清洁空气的例子中，部分麻烦是无人拥有空气所有权。

要是某些人真正拥有这种所有权，污染者也就不可能不受任何约束地去污染空气。

传统微观经济学强调财产权与效率之间的这种联系。

根据这种观点，以促进效率的方式分配财产权是政府职责的一部分。

于是，1960年弗吉尼亚大学的罗纳德·科斯先生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科斯先生认为，在处理客观外在性或公共商品问题时，通常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府行动。

即不需要税收、补贴等手段，也不需要公共措施。

只要财产权已经存在，就无须改变这种权利的强烈政策。

这篇文章曾引起了微观经济学的重新思考，而且这种思考还在继续。

它刺激了一个新的独特的经济学研究分支一一法律与经济学一一的诞生和发展，同时，它使许多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自由的、反干预的一冀。

火车头喷出火星

科斯先生最喜欢引证的有关外在性的例子是美国传统的燃烧木柴的火车头，很遗憾，这种火车头喷出的火星很容易点着沿路农户的牧场。

依据传统的思想，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财产权的分配。

假如农场主在法律上有权禁止铁路公司点着牧场，铁路公司就必须在他们的机车上安装火花控制装备，以减少对农场主牧场的损害。

假如铁路公司有权不受任何约束地任其机车喷射火星，农场主就只能遭受更大的损害。

科斯先生并不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就是很好的经济学。

他的核心思想很简单，即法律上的权力——如财产权利——也可以买卖，他们也是商品，可以河考察分析其他商品的交换一样去分析它们的交换。

如果农场主能够在法律上坚认火车头不能出火星，他们就可以把这种权利卖给铁路公司。

如果铁路公司有权任意喷放火星，农场主可以为此出钱让铁路公司减少火车头火星的喷放。

不仅如此，两者的结果完全一样。

　　假定农场主有权阻止火星的喷射，如果喷放火星的权利给铁路公司带来的利益大于阻止这种喷放给农场主带来的利益，铁路公司就可以从农场主手中买进喷放火星的权利。

其结果是对牧场的损害依然继续。

反之，假定铁路公司有权随意喷放火星，而且仍然是喷放火星的权利给铁路公司带来的利益大于停止这种喷放给农场主带来的利益，那么，铁路公司就不会出卖自己的权利。

结果依然，对牧场的损害将继续存在。

有一点是不同的，财产权的原始分配影响收人的分配，换句话说，如果你拥有某种东西，你的处境就比你没有这种东西时好。

但是，这种财产权的原始分配对减少火星的喷放量完全没有影响。

经济的力量确保这种具有同等效率的分配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发生。

这一思想被称作科斯定理。

尽管这一理论很快被证明是有道理的，经济学爱好者对科斯先生的见识表示欣赏，但也有人对此感到厌倦：

“理论上固然很好，但实际中见过几次这样的交易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应严肃对待。

受科斯先生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对财产权的交易做比以前更细致的研究，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研究是华盛顿大学的张五常于1973年发表的“蜜蜂问题”一文，因为这篇文章对于干预主义者最常用的例证给予了最直接的抨击。

对蜜蜂问题的进一步考察

张五常考察了华盛顿地区的蜜蜂业，他发现这个地区的农场主河养蜂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面对着一个外在性问题，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去组织市场。

张五常写道：

“很容易找到表明花蜜和授粉服务在市场交易的真凭实据，在某些城市，你甚至只需查找一下当地电话指南的黄页部分”。

当然，张五常不仅研究了电话簿，他还进一步研究了定价及合同的细节，他发现了一种新奇的价格类型，它随着授粉作物的种类、蜂箱的密度、杀虫药伤害蜜蜂风险的大小而变动。

张五常认为，这种定价方式基本上是有效的。

1974年，科斯先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灯塔上——一个比蜜蜂寓言历史更长的被用来证明市场失效的例子。

“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概述了英国17世纪以来的灯塔历史。

它表明，灯塔是能够且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灯塔一直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

在早期，船主和托运人请求国王允许某些人建造灯塔，并对因此受益的过往船只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由灯塔所有者的代理人在港口收集。

科斯先生写道：

“这些灯塔由私人建造、管理、集资和所有，所有者可把这些灯塔卖出或做遗产处理，政府的作用只限于灯塔财产权的建立与执行。

后来，管理灯塔的责任被移交给领港公会个半官方的组织。

但是建造灯塔的费用仍是来自于从过往船只收取的“灯塔费”，而非一般的税收。

科斯定理和它所引起的进一步研究、推翻了外在性和公共商品必须要求政府干预的假设。

但他们并没有用“市场总是能自我调节”的假定去取代它。

科斯及其追随者已使差不多所有的经济学家们论是倾向于自由派的，还是倾向于干预派的，都比较审慎起来，不敢贸然下结论。

同时，他们也提出了许多供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例如，科斯定律承认，如果交易成本高得使人无法承受，市场就会失败。

结果，经济学家们对通过降低经营成本以纠正市场缺乏效率的做法的兴趣比以前强烈了。

而那种以更精巧、更大胆的行政调控去追求效率的做法显然已经过时。

一些批评者认为，科斯过分滥用交易成本——以致科斯定理只是在理论上才成立。

把市场的每种失败咎于交易成本，这样就等于把市场失败看成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事了。

科斯定理及其所辩护的竞争模式的最大弱点是：

“难以对为数较少的交易者之间进行的交易作出解释。

换句话说，当众多的买者和卖者的假设不成立时，那么，交易成本就没有供求不能预先知道这个因素重要：

这时经济学就走进博奕理论的境界了，在那里里就不能作出结果有效的论断了。

怀疑者尽管愿意在蜜蜂、灯塔以及许多其它一直被认为属于市场失败的例子上让步，但是，关于清洁空气的问题仍感到难以处理，环境经济学家目前还很难找到任何完全自愿的、市场推动的方法，去解决“免费乘客”的问题，即使仅从理论上也没能解决。

但是，尽管如此此，科斯及其同僚们已迫使经济学家们要想得深入一些，看看如何用市场力量去过去达到新涌现的目标，而不是匆忙求助于莽撞的、容易出错的法规。

附录

一切都在博奕之中

传统微观经济学中、有关众多买者和众多卖者的假设总是过于苛刻。

当买卖双方人数极少以致各自的决定可影响对方时，他们就必须“策略地”行李——即把自己的行动效果和对方对这些效果的反应都考虑在内。

在经济学上，这类行为使连最简单的交易也难于分析。

这就成了博奕理论的任务。

在大多数交易情况下，一项交易的达成要使得有关各方都能满意。

但如果没有一个事先商定好的交易办法，人人都将不欢而散。

一个最简单的传统的博奕例子是“囚犯的两难困境”。

两个囚犯都被指控有罪。

捡察官告诉他们，如果他俩都招供，每人到处10年监禁。

如果两人都不招供，每人判处2年监禁。

如果两人中一人招供，招供的人将被判1年监禁，而另一个没有招供的将被判20年。

如果他们能达成一个默契的协议，两人都声称自己无罪，每人被判刑2年。

但假定他们不可能达成这种默契的协议。

这样，每个囚犯将会考虑管对方如何行动——如果自己招供，自己的处境将会好些。

结果两人都可能招供，每人得到10年监禁。

近来，博奕理论已经取得了进展。

理论家们已经能解决相当复杂的博奕结构。

同时，新的研究强调实证工作，运用一些控制性的实验去观察人们在真正的交易情况下是如何行动的。

这是十分迷人的东西。

很遗憾，那是是太明显了，小集体间的自愿协定不一定有效，人数很少，交易会倾向于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