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保护现状问题及对策.docx
《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保护现状问题及对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保护现状问题及对策.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保护现状问题及对策
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保护现状问题及对策
内容提要：
文章从世界遗产的性质入手，对我国世界遗产的管理保护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对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保护的对策。
指出，我们应站在保存人类文明、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上，认清遗产本质，完善管理体制，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使中国的世界遗产得以完整保存、永续利用。
关键词：
世界遗产；管理保护；问题；对策
1.世界遗产的性质及我国的世界遗产
1.1世界遗产的性质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代表人类文明的文化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与保护，1972年11月16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影响深远、历久长新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的宗旨在于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交流与相互支持，为保护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自然遗产做出贡献。
1973年美国成为首个签署该项公约的国家，到1976年，已有26个国家签署了该项公约；1976年11月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了第一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正式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公约》的实施，并决定是否接受某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负责审查列入濒危世界遗产清单的世界遗产的保护报告。
那些获得世界遗产殊荣的遗产项目，其产生都经历了一系列严格的申报与认证程序。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世界遗产主要代表了人类及其生存环境对世界的三大贡献：
一是人类的创造，它包括世界遗产类别中的文化遗产；二是大自然的创造，世界遗产类别中的自然遗产记录的就是这些天然造化；三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共同创造，像世界遗产类别中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1］。
翻开《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的瑰丽画卷徐徐展开，五彩斑斓的世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然而，《世界遗产名录》也有人类历史的沉重记忆，像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南非的罗宾岛等，人类曾经历的苦难时时提醒人们，要吸取历史教训，及时矫正自己的行为。
自1978年首批12项遗产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止到2005年7月，世界遗产委员会已批准812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628项，自然遗产160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24项。
它们分布在137个国家的土地上，其中有34项遗产同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清单。
已有180个国家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2］。
这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遗产是人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其价值具有真实性和惟一性，一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表明它们为全人类所有，将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成员国的共同保护和集体援助，即使在战争时也不能作为军事攻击的目标。
1.2我国的世界遗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保护文化自然遗产的重要性，1985年6月7日国务院颁布了《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国家风景名胜资源管理的法规性文件，它对我国风景名胜区的内涵、主管部门、管理机构、规划、保护等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这一年，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和罗哲文等四位全国政协委员向政协会议提交了“关于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提案，1985年11月22日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显示了中国政府顺应世界潮流，珍视国家文化自然遗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尚不发达之时，加强保护文化自然遗产资源的决心。
自1987年12月首批6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止2006年7月，中国已有世界遗产33项，涵盖了文化、自然、文化与自然双重、文化景观等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全部种类，其中文化遗产23项，自然遗产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遗产1项，遗产数目在西班牙、意大利之后位居世界第三，我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遗产大国。
2.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保护现状及问题
尽管我国申报世界遗产起步较晚，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固然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及丰富的遗产资源有关，也与我国管理体系的积极运作分不开。
我国的管理体系具有纵向分离的特点，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主要由中央、省、市三级政府的文物部门实施管理和组织申报；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主要由中央、省、市三级政府的环境建设部门实施管理和组织申报。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对各类遗产的管理与申报工作给予积极帮助，起着协调指导和国际联络的作用［3］。
在我国33个世界遗产地中，有26个是国家4A级景区，景区管理主要采取属地管理体制，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国务院1985年颁布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第五条规定：
“风景名胜区依法设立人民政府，全面负责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利用、规划和建设。
风景名胜区没有设立人民政府的，应当设立管理机构，在所属人民政府领导下，主持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工作。
设在风景名胜区内的所有单位，除各自业务受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外，必须服从管理机构对风景名胜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这种管理体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定效果，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主要表现在管理权与经营权的一体化使管理权实际丧失，遗产地内的开发经营行为得不到有效规制。
2.1我国世界遗产地管理举要
2.1.1黄山（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其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俱佳，尤其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于世，有“天下第一山”之美誉。
1990年根据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C（Ⅱ）N（Ⅲ）（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黄山评价道：
黄山，在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16世纪中叶的“山水”风格）曾受到广泛的赞誉，以“震旦国中第一奇山”而闻名。
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黄山一直被视为中国世界遗产地管理的样板，黄山经验主要是在遗产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较好地解决了遗产管理费用和对当地经济的贡献问题。
与我国大多数世界遗产地管理体制相同，根据国务院1985年颁布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黄山于1987年成立了黄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要领导由黄山市主要负责人兼任，并受黄山市管辖。
从1996年起，黄山管委会先后组建“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山旅游集团”。
这两个经济实体与黄山管委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黄山的全部经营业务完全由这两个实体按照市场方式运作。
黄山管委会从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指导方针，并将“山上游、山下居”作为协调旅游与保护的基本方式。
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受利益驱动所至，“山上游、山下居”这一旅游方式未能得到有效实施，黄山不仅修了三条索道，造成地形、生态破坏和视觉污染，而且还在山顶建造耗能大、污染大、服务人员多的星级豪华宾馆、饭店、商店等。
在坡度很大的山腰溪谷间建水库、修蓄水池，破坏了黄山的生态水系、花岗岩体，造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
有关机构在实地调查后，得出以下结论：
黄山在遗产管理方面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在处理大型旅游服务设施问题上有关键性失误；在经营体制方面，在纯商业性经营策略和经营技巧上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在遗产的非营利经营方面有关键性失误；在行政建制与社区关系方面，则基本上是失败的［4］。
2.1.2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
丽江古城是全世界第一个以“常民生活空间”而成为世界遗产，古城地处云贵高原，海拔2400余米，全城面积达3.8平方千米，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集市和“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古城现有居民6000余户，绝大多数是纳西族人口。
1997年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Ⅱ）（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丽江古城评价道：
古城丽江，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实、完美地保存和再现了古朴的风貌。
古城的建筑历经无数朝代的洗礼，饱经沧桑，它融汇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声名远扬。
丽江还拥有古老的供水系统，这一系统纵横交错、精巧独特，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丽江成立了保护与开发管委会，隶属于丽江市人民政府，管委会组建了丽江旅游开发公司。
目前公司在玉龙雪山修建了三条旅游索道，其中牦牛坪索道未来三年客流量将分别达到180、188、195万人次。
公司还投资丽江古城世界遗产论坛中心、艺术风情休闲区、古城南入口旅游业务区三个项目，预计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
目前，古城主要街道上的1600多家户主开起了店铺和餐馆，其中70%以上是外来人口在经营。
纳西人迁出了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屋，搬到新城的商品房中，那小桥流水人家的安静生活几乎绝迹；从前古朴宁静的古城，如今变成了游客和商贸的街区，蜂拥而至的游人破坏了古城的文化与生态平衡，作为丽江生命之源的玉龙雪山也因游人过多导致雪线上移。
专家段松廷不无担忧地指出，人口的置换和空间污染，如果再不进行有效控制，将导致古城文化主体的转移和失落。
而这正是古城作为文化遗产最有价值的部分［5］。
2.1.3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
武陵源名胜风景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源山脉中段，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和索溪峪、太子山自然保护区组成。
中心景区面积264平方千米，外围保护地带面积1268平方千米，区内茂密的森林、多姿的溪涧、变幻的烟云、淳朴的田园风光，构成立体的长幅画卷。
1992年根据自然遗产遴选标准N（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武陵源评价道：
武陵源景色绮丽壮观，位于中国湖南省境内，连绵26000多公顷，景区内最独特的景观是3000余座尖细的砂岩柱和砂岩峰，大部分都有200多米高。
在峰峦之间，沟壑、峡谷纵横，溪流、池塘和瀑布随处可见，景区内还有40多个石洞和两座天然形成的巨大石桥。
除了迷人的自然景观，该地区还因庇护着大量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物种而引人注目。
依据《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成立了管理局，隶属于张家界市人民政府，管理局组建了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自然遗产，错误的开发经营策略给景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199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在武陵源进行遗产监测时，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在峡谷入口区和天子山这样的山顶上，其城市化对自然界正在产生深度尚不清楚的影响”；“将道路和旅馆糟糕地定位于河边、给河床被挤窄的地方造成危险隐患”；“武陵源现在是一个旅游设施泛滥的世界遗产景区，大部分景区像是一个城市郊区的植物园或公园”［6］。
2.2我国世界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错位开发，遗产遭到破坏
近年来，一些地方“申遗”成功后知名度大增，游客蜂拥而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致使一些地方领导对遗产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将遗产这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等同于一般的经济资源而且是无成本的经济资源，以经济开发特别是密集式旅游开发破坏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例如，在长假期间，最大容量不过一万多人的故宫一天之内竟涌入十余万游人；小巧玲珑的苏州园林内游人如“过江之鲫”；日游客环境容量1.4万人的黄山景区日进山2.5万余人；日游客环境容量6000人的九寨沟景区日进沟超过2万余人［7］；从而造成景区人满为患，呈现社区化、城市化倾向。
与此同时，为了拉动旅游，各景区不惜巨资在遗产地的核心区修建大型索道、人造景观、娱乐设施和观光电梯，破坏了景区的自然完整性与环境和谐性。
此外，我国文化自然遗产地门票价格普遍过高、服务质量低劣，造成大众对遗产地多为“一次性”观赏而基本没有回头客的低水平旅游。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世界遗产被当作地方政府的“金字招牌”和开发商的“摇钱树”,有的地方政府要求遗产地旅游业几年内要成为为当地财政的“支柱产业”，市场化炒作，商业化经营，直至将世界遗产当作地方财产捆绑上市、发行股票，导致世界遗产遭受无法挽回的破坏。
从周口店保护地的败落，到泰山缆车的破坏性建造，从黄山炸山建宾馆，到张家界建户外电梯，直到2003年1月，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遇真宫被一把火化为灰烬。
中国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
2.2.2多头管理，利益关系复杂
在我国，世界遗产的管理主体较多，有的在建设部门，有的在文物部门，有的在林业部门，有的在文化部门，有的在国土资源部门等，因不同的政府部门被赋予了不同的职能，所以世界遗产在保护和利用中利益关系显得格外复杂：
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有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有政府与社区、投资商之间的关系等，它们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其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多头管理的弊端还表现在：
政策冲突、互相扯皮，有利大家争、无利没人管。
例如，武陵源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同时，还是建设部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林业部的国家森林公园、国土资源部的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旅游局的4A级景点。
诸多头衔在表示其重要性的同时，也给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武陵源现在是一个旅游设施泛滥的世界遗产景区，……对景区的美学质量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张家界市建委的一名负责人谈到景区乱建时说，“除了规划控制不严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各级领导批条子太多”［8］。
此外，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中央政府对于世界遗产的管理长期缺位，具体表现为宏观上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总揽全局的管理机构，微观上缺少统一、明确的管理目标。
2.2.3资金不足，遗产保护受限
2.2.4观念保守，法制建设滞后
3.完善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体制的对策
3.1加强世界遗产的立法保护
任何一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管理，主要体现在法制建设上。
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仍缺乏具体且明确的法律依据，其中法规中最需补充与加强的是遗产的功能使用，尤其是遗产产业的经营内容。
当遗产越来越成为向社会提供文化与精神消费需求的重要资源时，遗产产业的经营将是遗产单位的主要任务之一。
遗产法规应当指导这一需求变化，否则将造成遗产保护和经营的双失［11］。
通过研究发达国家保护世界遗产的成功经验不难发现，最为重要的步骤都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遗产的属性，明确管理机构及管理经费在国家公共支出中的财政地位，加强对遗产地各种开发经营行为的规制。
总之，有关遗产管理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遗产保护的方针、政策、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监督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责，并从法律层面要求国民树立保护意识。
例如，在美国，1872年颁布《黄石国家公园法案》，依法建立了美国和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1916年颁布《国家公园管理局法案》，在内政部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局，专门负责国家公园管理工作；1935年颁布《历史遗迹法案》，将国家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统一由内政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
在英国，1949年制定了《国家公园及乡村利用法》，严格限制在国家公园内建造新的建筑物；1949年颁布《国家公园和可接近的乡村法》，成立国家自然保护局、建立自然保护区。
综观世界遗产保护的历程，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是互动的，它们之间彼此促进：
一方面，以法国、西班牙、希腊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对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的保护意识形成较早，相关立法及时到位，在《世界遗产公约》诞生之前，其国内法已有相当的基础。
从某种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国内法的成熟并具有全球意义而促成了国际法的诞生［12］。
另一方面，一些缔约国在成为遗产地国后，它们在国内立法的理念和原则上都努力与国际法保持一致。
在我国，随着世界遗产热的不断升温，各级政府申报和经营世界遗产的热情空前高涨。
同时，世界遗产保护的负面事例不断出现，反映了遗产保护的诸多漏洞，尤其是立法、执法的滞后。
由此可见，当一个全新主题的理念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的立法、执法脚步并没有紧紧跟上。
这样，就使新理念所承载的事物处于危机之中，由此才会出现偷一个秦始皇兵马俑的头可以被判死刑，而将泰山月冠峰的头炸掉三分之一却找不到处罚依据的对照。
为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在保护世界遗产这个大主题下，将《文物保护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城市规划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等法律资源整合起来，尽快制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遗产保护法》。
只有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遗产属性及相应的管理体制，明确执法主体，才能排除地方和部门利益的干扰，避免以一时一地的局部利益牺牲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从根本上讲，保护世界遗产需要有一个常设的立法和监督机构。
考虑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有“世界遗产委员会”，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机构，笔者建议在全国人大设立“国家遗产委员会”，作为世界遗产立法、监督的专门机构，委员由各方面专家、学者担任。
3.2在世界遗产保护中加强政府规制
所谓政府规制,是指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规制机构,依照相关法律对被规制者所采取的行政管理和监督行为。
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之所以需要政府规制，在于其所具有的特殊性质。
就遗产开发而言，合理的遗产开发产生的积极效果有：
一是有利于增加遗产部门的财力，从而有利于加强对遗产的保护；二是有利于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三是有利于保存优秀的历史遗存和民俗风情，从而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等。
但遗产开发也可能蜕变为某些利益集团攫取公共资源的工具，最终背离遗产开发的初衷，给遗产保护带来损害。
比如，遗产开发不当会破坏遗产地的生态环境，导致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而在世界遗产开发中加强政府规制，可以有效避免上述后果。
3.2.1设置适宜的政府规制机构
从国际经验看，政府规制机构的设置大致可分为三种模式:
一是独立的权力集中型规制机构，如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二是政府相关部门下设的相对独立的规制机构，如英国贸工部下设的电信规制办公室；三是由政府部门直接承担规制职能，如韩国的信息通信部。
就我国遗产开发规制而言，可以考虑在对遗产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依据遗产的类型与级别，设立相应的规制机构。
笔者建议，在国家一级设立独立的规制机构，比如，成立国家遗产管理局，直接隶属国务院，负责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开发规制［13］。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地方遗产管理局，隶属同级人民政府，负责已列入国家遗产清单的遗产开发规制。
3.2.2明晰遗产属性，理顺管理体制
在我国，世界遗产属性不清是导致管理体制混乱的主要原因。
有利可图时，都想去管，都能去管；无利可图时，悉数留在文物部门。
这严重违背了世界遗产保护组织制定的保护宗旨，长此以往，遗产开发中的短期行为会愈演愈烈，损毁事件会愈来愈多。
由遗产的特殊性决定，遗产经营具有某种自然垄断性质，客观上要求独家经营，以降低经营成本。
然而，现实中许多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具有内生的非效率性，难以达到最低成本目标。
对此，有人主张在确保遗产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宜的产权制度改革，以克服公有产权的某些弊端，提高经营效率，增进社会公益［14］。
笔者认为，鉴于目前遗产的主管或经营部门拥有更多的专业力量，贸然以管理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思路将遗产开发经营权转让给并不具备专业条件的旅游企业或其他市场主体，一方面会由于企业能力所限危及遗产保护工作；另一方面会由于企业专业性投入太大而增加成本，而原有部门的专业资源却得不到利用。
为此笔者建议，专业性低的遗产部分适宜进行特许经营，而专业性高的遗产部分则应发挥具有专业能力的主管或经营机构的作用。
3.2.3在遗产保护中引入激励机制
从法律上讲，我国世界遗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中央政府代表全体国民行使所有权，但中央政府事实上不可能管理这么多资源，必然要交给地方各级政府去管理。
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努力保护好资源，但地方政府是否付出了努力、付出了多少努力只有它自己知道。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世界遗产资源管理情况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资源的保护情况，但对地方政府为此而付出的努力程度是难以了解的，于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世界遗产管理这一关系中，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所要做的是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促使地方政府就算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选择对中央政府最有利的行动。
同理，地方政府在将某些世界遗产资源进行市场化经营时，希望企业在开发经营的同时也保护好资源，于是地方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促使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地方政府保护资源的目标［15］。
3.2.4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对世界遗产而言，保护不是目的，能够在保护的基础上永续利用才是最终目的。
当人们看到合理利用遗产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后，就会对文化自然遗产的保护投入更大的热情，从而达到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
完好保护世界遗产，使它特色鲜明，不仅吸引来了大批游人，也带动了本地传统和现代产业的发展。
在法国，巴黎托莱多古城的每一幢房子里都住着当地居民，正是有他们的精心呵护，古城才得以保护；正是有他们的创造劳动，才使古城充满生机；正是有他们祖辈父辈到儿孙辈的世代相传，古城的故事才得以延续；建于15世纪的加罗索医院，直到今天大部分建筑仍然作为医院在利用。
在意大利，古罗马的斗兽场、剧场，今天仍然作为公众举行演出活动的场所［16］。
这些做法都堪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成功典范。
我们应当学习他们让居民与古城水乳交融，通过保护、宣传世界遗产带动本地旅游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3.3建立科学的遗产管理目标体系
建立世界遗产管理目标体系，就是通过对遗产保护管理及其运行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核，科学的评估遗产保护业绩和经营管理水平，为主管部门的监督和调控提供依据。
根据世界遗产的特性和遗产管理体制的特点，结合中国目前遗产管理的现状，我国学者符全胜、盛昭瀚提出以遗产保护为基本目标和以社区发展、游客管理和经营管理为贡献目标的世界遗产管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17］，该体系包括以下指标：
3.3.1遗产保护指标
共选取规划论证、保护法规、管理规范、环境管理、保护和维护、景区安全、科研、公众保护意识八个因子。
规划论证级别分为国际、国家、省和地市四级，鉴定水平分为优秀、良好、一般；保护法规采用违规案件数和执行率两类指标；环境管理强调分类、分区、分时管理和环境的动态监控；公众保护意识是较难量化的因子，可采用公众感知度衡量，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也可以通过遗产保护主题的媒体宣传量来衡量。
3.3.2社区发展指标
社区发展指标包括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对社区发展的贡献和社区对遗产管理的贡献两组指标。
只有遗产对社区有贡献才能赢得社区的支持；反过来，有了社区的支持，遗产保护就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周边环境。
遗产保护对社区的贡献体现在就业率提高、收入增加和社区活力增强三个正向指标和物价上涨幅度、文化和生态冲突事件数量三个负向指标上。
3.3.3游客管理指标
游客管理包括游客服务质量、解说系统和游客安全三个方面。
其中游客满意度是遗产地重要的服务质量指标，遗产旅游除了增加收益之外还有满足当代人教育和休闲的需要。
3.3.4经营管理指标
遗产地的经营管理承担着保持遗产吸引力、增加收益从而促进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任务。
因此，财务指标设计要避免误导管理者片面追求收入的“遗产市场化行为”。
预算控制是有效的财务管理方法，它不仅能反映经费如何有效地分配，而且能衡量管理者是否按计划使用预算经费。
笔者认为，建立科学的遗产管理目标体系必须坚持四个确保：
其一，确保遗产得到不断完善的保护；其二，确保遗产单位的非赢利性质；其三，确保遗产经营的文化价值导向；其四，确保遗产单位管理职能的全面实现。
当我
们拥有而不是占有世界遗产，保护而不是利用世界遗产时，我们才会拥有世界遗产的未来。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