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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中国粮食产业改革之外贸篇

30年中国粮食产业改革之外贸篇

  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的回顾和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也日趋明朗。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粮食生产大国,同时还是世界粮食贸易中的重要成员。

中国参与国际粮食贸易,不仅是调节粮食供需总量,而且通过国际市场进行品种调剂。

  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由国家指定的国有粮食进出口公司垄断经营,粮食进出口数量由国家计划严格控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计划管理具体通过“许可证”办法来进行。

90年代后又改为限量登记、配额管理办法,一直沿用至今。

新中国50多年来,除50年代和1997年后中国是粮食连续净出口的年份外,在大多数年份里一直是粮食的净进口国。

从1949~2002年的56年中,只有23年是粮食净出口国,而且在时段上分布在头尾两端。

从1961年开始到1984年,中国一直是粮食净进口国;从1987年到1992年,中国又一直是粮食净进口国。

1997年是中国粮食进出口形势逆转的关键一年,此后中国维持了60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粮食净出口局面。

这是因为1997年以来,国内粮食供大于求,中国开始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求,减少或基本停止了国内供大于求的产品的进口(如小麦和玉米),增加了国内需求旺盛的产品的进口(如大豆和大麦),增加了国内供大于求的产品的出口(如玉米和大米)。

因此,1997年后粮食进出口趋势表现为一种从粮食的连续净进口转变为粮食的连续净出口逆转的态势。

这改变了多年来我国一直是大米和大豆的重要出口国的面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小麦的出口在中国粮食出口中快速增长并占有相当比重。

  

  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粮食进出口形势的逆转

  

  

(一)粮食进出口的结构特点和总量态势

  粮食进出口贸易,不仅在于总量平衡,而且在于粮食品种间的调剂。

在粮食进口方面,1997年前,品种结构单一,小麦是最主要进口品种。

中国小麦进口占世界小麦进口的比重很大,最高时的1989年为13%,较低年份也在4%以上。

1978~1997年,小麦进口20013万吨,占同期全国粮食进口总量的81.06%,大米、玉米和大豆等其它粮食进口不足20%。

1995~1996年进口小麦占进口粮食的比重分别为55.89%、69.75%。

但1997年后进口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小麦的进口数量和比重都急剧下降,而大豆的进口数量和比重都急剧上升,1997年进口小麦占进口粮食的比重下降为27.38%。

1998年至今最低年份小麦进口不足50万吨,只有最高年份的3%。

与此同时,大豆进口取代了此前小麦在粮食进口中的主导地位,从1996年开始,大豆由净出口变成净进口,且净进口量逐年加大。

1995~1996年中国大豆的进口量分别为29万吨、111万吨,分别占当年粮食进口的1.39%、9.25%,但1997年大豆的进口量为273万吨,占当年粮食进口的39.57%。

1998年大豆进口量为412万吨,2001年大豆进口达到了最高的1394万吨。

可见,1997年后小麦的进口和大豆的进口都是形势逆转。

  在粮食出口方面,玉米、大米和大豆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商品,1978~1997年,三种粮食出口占全部粮食出口的81.26%。

我国玉米大规模出口是在80年代中期,最高年份玉米出口达到1047万吨,最低年份也达到431万吨。

1993年我国玉米出口量占全球玉米出口总量的17.18%。

20年来玉米出口总计为7277万吨,占全部粮食出口的58.53%;其次是大米(1513.9万吨,12.18%)和大豆(1312万吨,10.55%)。

1997年中国粮食出口品种结构变化最明显的是玉米出口大幅度增加,全年出口661万吨,占当年粮食出口的76.95%。

大米的出口也呈缓慢的增长趋势。

从1997年开始,大米由净进口变成了净出口。

1997~1999年大米净出口61万吨、351万吨、253万吨。

2000年,大米市场疲软,中国大米出口总量仅占总产量的2%多,仍然达到了295万吨。

2001年大米出口了186万吨。

  

(二)加入WTO后中国粮食进出口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1999~2001年连续3年粮食减产。

2001年我国大米出口186万吨,进口27万吨,净出口159万吨;玉米出口600万吨,进口3.9万吨,净出口596万吨;小麦出口71.3万吨,增长了278.6%,进口73.9万吨,净进口2.5万吨。

2002年是我国进入WTO的第一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5.6亿亩,同比减少2%,但单产比上年提高3%,粮食产量达到45710万吨,比2001年增加448万吨,增长1%。

其中小麦、水稻略减,玉米增产。

并没有出现预计的大规模粮食进口,而表现为出口增长,进口减少。

2002年1~11月份我国累计出口粮食1252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480万吨,进口253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43万吨,粮食净出口999万吨,增幅110%。

分品种来说:

  小麦进出口双双快速增加。

我国是世界小麦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小麦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但长期以来,我国加工专用小麦主要依靠进口。

加入WTO后,小麦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部分小麦产品的品种、质量难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如2002年1~7月份累计进口了硬粒小麦42.5万吨,占小麦进口总量的87.6%。

经过多年小麦生产结构的调整,大幅度压缩东北、南方劣质小麦,各小麦主产区引进推广优质专用小麦,使我国优质专用小麦短缺的状况明显改观。

2001年全国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发展到9000万亩,比上年扩大2000万亩,占小麦总面积的22.5%,占当年全国小麦种植总面积的1/4。

按亩产400公斤计算,全国产出优质小麦360亿公斤。

优麦品种的发展和商品率的提高,改善了国内市场供应,替代了部分进口,使我国小麦由长期净进口大户转变为净进口量逐年大幅度减少。

从1995~1999年,净进口量分别为1157万吨、831万吨、186万吨、149万吨和45万吨。

  1995到1996年平均每年进口小麦994万吨,1999和2000年全国共进口了小麦132万吨。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小麦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此前中国出口的春小麦主要是储存时间比较长的陈麦,以较低的价格出口到韩国等周边国家作为饲料用麦。

2002年11月我国首次出口食用小麦运往印尼。

中粮集团开辟了河南、黑龙江及江苏的小麦出口基地,形成了南北三个港口,出口新西兰、东南亚并辐射南北美洲等国际市场的新局面。

这是中国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磨粉食用小麦首次出口。

2002年中国首次成为小麦净出口国。

2003年1月,中国小麦出口达4.071万吨,开始成为东南亚地区越来越重要的小麦供应商。

  1997年后我国由玉米净进口变成了净出口。

1997年和1998年分别净出口662万吨和469万吨。

1999年为431万吨。

2000年我国玉米在政府高额补贴下出口1047万吨,达到我国玉米出口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对韩国出口602万吨,对马来西亚出口210万吨,在这两个市场上的占有率分别达到了70%和87%。

2001年以来,由于国内玉米价格的连连上扬,出口量比2000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2001年我国出口玉米600万吨,其中273万吨出口到韩国,103万吨出口到马来西亚,35万吨出口到日本。

我国在这两年能出口如此多的玉米主要得益于政府每吨高达44美元的补贴,使我国玉米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2002年玉米出口显著增长则归因于国际市场上玉米价格大幅上涨和国家免征大宗谷物铁路建设基金以及玉米出口增值税零税率的政策效应,使我国玉米出口报价较低,增强了我国玉米出口竞争力。

  大米出口持续下降。

从1997年开始,大米由净进口变成了净出口。

1997~2001年大米净出口61万吨、350万吨、254万吨、271万吨和159万吨。

2002年l~7月份,我国大米出口比上年同期又减少76万吨,其中对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马来西亚出口减少了68万吨。

主要原因是我国大米的品质较差。

  

  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粮食进出口逆转的性质分析

  

  50年代粮食净出口的性质主要是服务于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但90年代中后期逆转的粮食净出口形势的性质则完全不同,它主要体现了市场机制上发挥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

同时,粮食进出口结构明显改变,进出口方向也由创汇型转向调剂国内市场型。

  

(一)发挥了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

  在粮食消费水平很低,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粮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通过广泛推广良种、改善水利条件、精耕细作,中国粮食生产的取向一直以高产为主。

在社会总体粮食消费水平超过温饱线,粮食问题的政治性就显著降低而主要成为经济问题。

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粮食供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出现总体平衡、部分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局面。

2002年粮食总产达到45711万吨,比上年增长1%。

粮食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经济问题。

粮食政策及进出口贸易政策转向了效率目标,由总量平衡、品种调剂向利用市场机制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推动粮食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提高效率水平的方向转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粮食生产要素的供给会逐步减少。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如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牧业的生产,不是减少耕地而是储备了耕地。

在粮食过剩时,农民可以把生产要素转而投向效益更高的其他农产品生产;在粮食紧缺时,农民又会把投向其他方面的生产要素转向粮食生产。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粮食流通格局一度由“北粮南运”演变为“南进北出”。

北方剩余的玉米出口到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市场,而南方要从国外进口玉米,这是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规律的。

其一,因为南方近海,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口有地缘优势。

而从东北把玉米运到南方,其运费高昂,且运输的损耗比较大;其二,东北生产区的玉米水分、杂质比较高,低于国外的玉米质量,所以南方商家更喜欢进口玉米。

2001年广东等八省区市全面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引导粮食和农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实现资源高效率配置。

从目前来看,泰国大米生产成本低于我国,更低于广东等南方省区,具有较强的价格及品质优势,关税降到1%有利于泰国大米进人中国市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市场。

同时,南方省区可以把置换出来的生产粮食的土地转向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农产品。

国内粮食需求的增长,尤其是食物结构转型所需的商品饲料粮和缺乏比较优质的小麦等,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的耕地资源来解决,显然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我国大米一直以来是拥有比较优势的,但是正在逐步下降;而玉米和小麦呈现出明显的比较劣势,尤以玉米的比较劣势逐步增强。

1983至1995年,世界农产品出口价格一直处于平稳状态,但中国国内农产品价格节节攀升,十几年间增加了五六倍。

根据农业部信息调查,1998年12月中国小麦定购价、保护价和集市贸易价分别比美国市场小麦价格高71.9%、55.9%、62.8%。

玉米三种收购价格比美国价格高69.9%、55%和72.5%。

1998年12月大米三种收购价格比曼谷市场价格分别高0.1%、低10.9%和低2.7%。

单就小麦和玉米来看,在同一时期,国外小麦和玉米的市场价格加上运费和增值税运到国内,也比国内三种收购价格便宜。

2002年我国粮食收购价格、批发市场价格和零售价格均比2001年有所下降。

  

(二)促进了粮食国际国内联动局面的形成

  随着加入WTO,中国也成为世界粮食生产大国的开放市场。

通过粮食进出口使中国的三大粮食品种小麦、大米和玉米都已实现了与国际市场的互动。

中国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发挥我国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提高了农民收入。

从长远看,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不可逆转,我们需要通过进口弥补国内粮食生产资源的不足,同时我们推广优质粮食品种的种植,粮食品质得到了广泛提升,可以出口部分优质粮食品种,使得国际市场开始接受中国的粮食,从而实现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品种和品质调剂。

这种有进有出的粮食进出口局面意味着中国在粮食生产上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获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粮食生产资源的最高效率的配置,从而获得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最大利益。

中国从1996年就开始在部分农产品重点产区部署国际标准化示范区,涉及29个省份的117个县。

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种植国际标准田,生产面向出口的粮食,并通过出口优质粮增加了收入。

2002年中国首次成为小麦净出口国,并开始成为东南亚地区越来越重要的小麦供应商。

  粮食国际联动的机制是建立在市场及国内外粮食价格比较上的。

粮食出口要体现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核心在于粮食的成本和价格要低于国际市场。

加入WTO后,世界粮食价格能够充分传递到我国市场,我国的粮食供求可由市场机制调节。

2003年2月,全球权威的报价体系路透社硬质小麦出口报价单上列入了郑州小麦,并同时每日发布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小麦期货价格。

这不仅首次实现我国小麦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出口国小麦并列,且把郑州小麦期货价格与美国芝加哥小麦期货价格并列。

  

  三、我国粮食进出口政策选择的思考

  

  

(一)粮食生产的空间置换战略

  粮食生产的空间置换战略的基础是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

根据上述我国区域和品种的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分析,南方要在劳动力机会成本和粮食生产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多进口一些粮食,多出口肉类等其他食品,这既可以缓解南方耕地压力大的矛盾,又可以增加农民的就业和收入机会,还可以换取更多的外汇,促进粮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

北方要在耕地面积较大和劳动力机会成本以及粮食生产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多生产和出口粮食。

具体说来,一方面适当增加南方粮食的进口,以弥补国内资源与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要适量增加北方粮食的出口。

如大米、玉米一度出现的“南进北出”局面,缓解了国内交通的压力,降低运输成本,进口原料,加工成饲料后出口,就充分利用了劳动力机会成本在南北两个区域上优势和劣势,实际上也是国内南北两个区域粮食生产的空间置换向国际的延伸。

  

(二)巩固已有粮食出口的国际市场

  中国粮食出口的国际市场主要分布在亚洲临近国家。

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是中国粮食出口的最主要的目标市场。

韩国和俄罗斯临近我国北方玉米的主产区,而玉米又是韩国最大的进口粮食品种,不仅具有粮食进口的地缘优势,具有节约粮食运输和储藏成本的便利,而且我国玉米是非转基因作物,符合韩国进口玉米的安全标准。

马来西亚过去是我国玉米第二大买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我国玉米便宜;第二是运输方式灵活,可节约玉米的储藏成本,而且运输时间较短,适合在马来西亚一些小岛的港口卸装;第三个因素就是我国玉米水分比较低,黄色素比较高,很受养鸡场欢迎。

我国在日本市场占有的份额不大,但该市场的玉米卖价一向比较高,入世后我国仍可能向其出口少量的食用玉米。

  要指出的是,20多年来,在包括粮食进出口在内的贸易中,中国的经济资本大量增加,但自然资本损失惨重。

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

南水北调就是我国花费上千亿元的水利工程来调整南北方水资源的资源配置,也是我国北方小麦出口的重要保证。

又如东北的黑土地一味追求廉价的粮食生产和出口,经过近几十年的毁灭性开发,水土流失严重,几十年后它将岩石裸露。

从比较优势来讲,我国许多出口粮食产品都是在一种比较劣势下生产的。

通过比较优势来淘汰中国那些不具竞争力的产品,从表面和时间上看,可能影响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利益,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存与发展。

我国现阶段要素禀赋的基本特征就是人均可耕地资源及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资源富裕。

粮食属于土地资源密集型产品,应该是主要进口产品。

我国粮食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并非证明我国已确立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相反,在很多时候阻碍了比较优势的发挥,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如我们坚持过高的粮食自给率,仍用70%以上的耕地进行粮食生产,大大限制了其他劳动力要素投入多的农产品生产,并进而对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发挥。

同时,对于某些低效率生产的粮食,又不得不采取保护价收购和补贴出口等保护政策,既背上了沉重财政负担,又制约了进口,难以实现利用廉价国际资源弥补我国耕地资源不足和粮食生产的效率目标。

因此,通过粮食进出口贸易来发挥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是极为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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