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雄文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谁的命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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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忠武雄文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谁的命上
龚忠武雄文：
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谁的命（上）
本文集中论证来自中国社会内部对来自西方海洋文明的冲击所作的回应，也可视为古老衰微中国的国家、社会和文明一种内在救亡图存的新生、再生力量的迸发。
这为尔后毛泽东主席及其同志的珠峰造山运动，铺平道路，提供不可或缺的内在的必要条件。
——本文论证当时的朝野中国人如何在抗拒外力的同时，扫除横亘在构建以求适存于近代世界的新国家、新社会、新文明所碰到的制度上、思想上、价值信仰上有形和无形的障碍，为尔后毛泽东主席及其同志的珠峰造山运动，铺平道路，提供不可或缺的内在的必要条件。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
在1905至1921年这短短的16年间，基本上或初步移除了两个根本性的障碍：
帝王和素王;（5）如果不搬开这两大障碍，珠峰的造山运动就不可能完成。
——最后毛泽东脱颖而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中国的核心。
之所以如此，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必然性;构成必然性的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就本文的题旨而言，毛泽东成为革命历史学家，掌握了历史演变的规律，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
龚忠武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师从费正清，获得哈佛历史学博士学位。
生在中国大陆，后来随父母到台湾，后来去美国留学工作定居。
他在美国治学期间，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刻认识了毛泽东之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从而转向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认同了祖国大陆。
他曾在美国麻州波士顿学院讲授中国与东亚历史，后来与纽约侨社爱国华侨合作共同创办了《侨报》华文报纸，并担任周报总主笔、日报主笔、特约撰述。
他曾经两次来乌有之乡做过演讲，学识反响很大。
这次乌有之乡向龚忠武先生约稿“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龚忠武先生非常认真地积极回应，将持续给我们发来系列文章。
】
辛亥革命、己未革命
（1），是革谁的命?
（1905—1911）
（2）
——试论中华幽燕大陆仁性文明同欧美海洋理性文明在中国海疆的猛烈碰撞（3）
——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
（初稿）
总目录
上篇
章次
一、序言
节次
1、题旨
注释
2、提示性假设
注释
二、革了「家天下」的命，公天下当道
节次
1、革了经典祖训的命—宪法代兴
2、国体政体的革命—革了满人爱新觉罗王朝家天下、君主、帝制的命
3、地方政制的革命—地方自治的试验
注释
中编
章次
三、社会开放
节次
1、革了庶民不议的命—民选议员问政
2、革了科举功名的命—行行出状元
3、革了旧教育的命—新式学堂勃兴
注释
四、革了纲常名教的命
节次
1、法典的革命
2、革了臣民的命
3、信仰礼制习俗的革命
4、革了男权中心的命—女权运动初兴
注释
下篇
章次
五、人民起来自救问政
节次
1、社会运动勃兴
2、社会运动的新机制和渠道
3、政党的活跃与互动
注释
六、革了素王的命--前门送走了孔孟，后门迎来了马列
节次
1、李大钊引进了马克思主义
2、三家争鸣
3、革了道德史观的命--李大钊的好学生毛泽东
注释
参考资料
上篇
第一章
序言
1、题旨
注释
2、提示性假设
注释
正文
第一章、序言
第1节题旨
第一篇铺垫的文章，《中俄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4）主要是论证毛泽东主席这座珠峰造山运动的外部力量，也即外部的冲击;本文作为第二篇的铺垫文章，则集中论证来自中国社会内部对来自西方海洋文明的冲击所作的回应，也可视为古老衰微中国的国家、社会和文明一种内在救亡图存的新生、再生self-regenerating力量的迸发;质言之，就是论证当时的朝野中国人如何在抗拒外力的同时，扫除横亘在构建以求适存于近代世界的新国家、新社会、新文明所碰到的制度上、思想上、价值信仰上有形和无形的障碍，为尔后毛泽东主席及其同志的珠峰造山运动，铺平道路，提供不可或缺的内在的必要条件。
为此目的，本文的中心论点是：
在1905至1921年这短短的16年间，基本上或初步移除了两个根本性的障碍：
帝王和素王;（5）如果不搬开这两大障碍，珠峰的造山运动就不可能完成。
之所以定1905为起点，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另一个转折点、分水岭：
日俄战争改变了列强在华的均势，并证明立宪可以使弱国迅速变成强国;清廷废止曾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同盟会成立，吸收了大量年轻的留学生，冲淡了秘密会社的色彩;更重要的是：
从这年起，留日学生、开明的绅士和官僚，不断上书清廷请求变法立宪。
于是，清廷乃派遣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各国政治，以作为推行宪政的蓝本。
此后，在狂热的宪政运动下，中国社会各阶层纷纷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热烈参与国事，在革命党和立宪党的推波助澜和引导下，将中国社会移植于一个与传统中国社会截然不同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1842年英国的「炮舰」敲开了中国政治的门户，那么1905年以后的「宪政」，可以说打开了中国人心智上的门户。
（6）自此，中国人，特别是中层社会，心怀国家，放眼世界，走上砸烂压迫奴役的帝制的枷锁，挣脱僵硬老化的儒家思想的束缚的历史进程，而毕其功于辛亥、己未两次革命，做欧美先进国家的学生，走西化的道路。
（7）
质言之，1911年的辛亥政治革命，打倒了满洲君主、皇帝，推翻了帝制;接着，国人再接再厉，八年后的1919年又发动己未文化革命，打倒了素王的孔丘（8），否定了独尊数千年的儒道孔教。
自远古以来，世代相传的以农立国、依农立教的河洛华夏文明、幽燕中华文明的政统和道统，所赖以支撑的两大柱石、两根纲维，分别被革了命，被打倒砸烂了。
这是华夏文明、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化文明的双重大地震，其振幅、强度，是中国立国、立教以来前所未有，堪称国史上旷世的巨变;（9）谓之天崩地裂、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也不为过。
既然中华帝国和儒道文明的大厦相继倾覆坍塌了，必然引起相应的旷世规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所有构成部分也必分崩离析，举凡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以及礼俗习惯、价值标准，甚至视为天经地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也即纲常名教，人伦礼法，也都逃不了大破大立的命运。
这样根本性的巨大变革，可以反套董仲舒（公元前198-106前后，享年90多岁）的一句名言，就是变天、变道（10）;天者，自然法则，延伸为受命于天的天子;道者，治国之大法，其核心纲常名教也。
儒道的卫道士，时代推手之一的康有为对此「变天变道」的旷古巨变作了几个极其生动、且有代表性的深刻的描述，值得引述：
「且今兹之革命，非止革一朝之命也，实革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命也。
」（11）
就是说不但既革了满洲皇帝、满洲王朝的命，还进而革了其所附丽的帝制的命。
这是康对革掉政统的命的感叹。
1912年7月30日，他在给鼓吹「立孔教为国教」最力的弟子陈焕章的信中，这样论述政统覆灭并波及风雨飘摇的儒教道统及其体制的文明危机：
「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化扫地。
非唯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进无所依，退无所据。
顷并议废孔教，尤为可骇，若坠重渊，渺无所属。
呜呼痛哉!
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
」（12）
次年，当革命的进程日益深化时，他又有感而发道：
「……今兹之革命，非止革满洲一朝之命也，谓夫教化革命、礼俗革命、纲纪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尽中国五千年之旧教、旧俗、旧学、旧制而尽革之;如风雨迅烈而室屋尽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舰忽沉。
」（13）
这是1913年的观察，离1919年己未的文化革命尚有五六年之久。
然而他已经预感到革道统的命大势所趋，只是迟早的事了。
可以想象，被人奉为「圣上」的皇帝，现在成了人人可以取而代之的总统;皇帝天子的权威，历代相传的经书的神圣性，理论上-—必须强调只是理论上，从此在国人的心目中荡然无存，至高无上的皇帝成了一介凡夫的国民;然后到了己未的文化革命，至圣先师素王的孔子变成了孔丘，变成了与众生平等的孔老二。
可以想象，当时社会的失序，人们心态思想的混乱迷失，可以想象!
此即董仲舒变天变道之谓也。
这些理论上、形式上的变天变道的巨大变革，此后已逐渐深入人心。
就拿有代表性的左派的鲁迅来说，他认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当然更包括经书。
他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又反复阐明。
（14）右派的代表吴稚晖、钱玄同，更是不遑多让，他们就讲过一句传颂一时的话，「将线装书丢到毛厕里!
」。
（15）
可见，中国人的思想是真的开始—只是个开始--从帝王的神权、法网和至圣先师的圣权、教条的两条牢固的铰链脚镣的束缚中初步解放出来了。
具体而言，就政统而言，在国体和政体的改造上，清廷、康梁、袁世凯，曾经试行过君主立宪，孙文、黄兴曾经试行过共和革命。
当然，帝制残余的军人官僚，例如张勋，相互勾结，也在1917年上演过复辟满洲皇室的短命闹剧（1917年7月1日-1917年7月12日）。
就道统而言，这段期间，从西方、欧俄引进了各种主义学说，堪称是尤胜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第二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大盛宴。
儒家的道统再也无法一枝独秀了!
结果，朝代循环的幽灵仍然笼罩当时的中国大地;政坛上是军阀政客无休止的权力博弈，割据争霸;思想上是鲜花毒草，争奇斗艳，目不暇给。
以致本文所述期间的社会，真是一个乱子了得!
越变越乱，就像给病入膏肓的病人治病，服用了中外的各种奇方妙药，不但没有把病治好，反而是越治越重，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这些大变革，大动荡，往好的方面看，是解放了政统、道统对中国人思想的有形和无形的束缚，解开了中国人身心上政统道统的双重枷锁;中国人终于自由了。
但往坏的方面看，天下大乱，无君无父，无师无长，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大道，究在何方?
中国社会究竟何去何从?
这是1919年前后中国「山穷水尽」的大势人心。
就在这个「疑无路」的关键时刻，也就是1917年前后，居然「柳暗花明」了;那个与遥远沉寂的三北比邻的沙俄帝国，竟风云际会，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得人类历史和文明的风气之先，脱胎换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俄国的红色革命，为中国送来了起死回生、再造生机的灵丹妙药---不是立宪而是马列主义，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如李大钊等，敏锐地发现了马列「村」;于是终于盼来了，看到了中国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一线希望!
从此，1919年至1921年，中国的一大批有识之士，不再做西方列强霸道的学生，更是鄙弃半师的军国主义日本，改投北方反帝反霸的王道名师马克思、列宁，做「马列村」的好学生，向革命的红色俄国学习，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正道!
首先进入马列村先当学生、后当老师的这个先知先觉，就是一向被中国自由主义者刻意贬低的李大钊，（16）当时受他感召的志在天下国家的年轻一代，步踵追随其后;历史证明，其中最杰出的学生就是来自湖南的农民的儿子，不世出的毛泽东—人民中国的国父，人民之学的开创者。
（17）
苦难深重的中国，终于找到了脱出困境的道路，终于有了领路人;就本文的主旨而言，也就是从帝王之学到人民之学这条主线来审视，这个领路人主要就是—必须再次强调--李大钊和他的学生加同志的毛泽东。
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毋庸置疑，研究辛亥革命和己未革命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必然是中外史学界热衷的两大专题领域，学界多年来对之倾注的心血所积累的研究成果，无比丰硕，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饱和点，很难—当然不是说不可能--再有独到的创意新说;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共两党密切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
有鉴于此，本文不想掠人之美，抄袭陈说，因此为了做好为毛泽东主席祝寿的主题文章的铺垫文章的特定目的，特不揣愚陋，另辟蹊径，打破人为地将这两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己未革命--割裂开来，分别处理的老套，而视之为一个历史进程的特定时段中不可割裂的整体，通过就本文主旨所需而选择性地，并尽量立足于当时的第一手史料，来对这个时段内的关键历史发展，（18）进行审视、分析两大革命的的深度、广度，以及历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
要言之，如果单从狭义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流变来看，这个时段中独领风骚数千年的儒家内圣外王的辩证唯心主义，主要通过李大钊的努力，让位给上红下专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毛泽东的革命历史学铺平了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广义的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来看，可以上溯至张之洞内圣外王、中体西用的范畴，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承接其范畴，但借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将其颠倒过来，改造为上红下专，从而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流变脉络的主线;质言之，就是一条从孔丘主义的帝王之学转变为李大钊、毛泽东开创的人民之学的主线、红线。
其他的思想潮流都是支线，（19）;虽然万流竟进，但终归之于毛泽东主义的大海。
凡攻研中国近现代史和思想史的专家学者或言论界、理论界的笔杆子，如果看不到这点，就会迷失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而不自觉地误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歧途。
这是笔者在纪念毛泽东主席120周年华诞献上的一隅之见，尚望高明雅正。
这是从重构道统的层面来看，如果从重构政统的层面来看，当务之急之是建立一个能够取代满洲统治集团的政治核心;如果建立不了核心，那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历史任务肯定无法完成。
当时群雄并起，都争做核心，前有袁世凯，后有孙文，再有各路诸侯的大小军阀，然后有蒋介石，以及共产党历任的领导人。
但最后毛泽东脱颖而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中国的核心。
之所以如此，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必然性;构成必然性的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就本文的题旨而言，毛泽东成为革命历史学家，掌握了历史演变的规律，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详情将在主题文章中的论述。
注释
（1）辛亥革命用干支命名的这个用法，已是约定俗成，虽然据已故史家唐德刚称，之所以如此命名，已不可考（见其所著《细说辛亥革命》）。
己未革命，特指1919年的五四运动，却是本文鉴于题旨的特定用法，并非史家的一般用法。
因为既然武昌首义，用了传统纪年的「辛亥」来表示，那么五四运动，为了便于论证起见，也应该以传统纪年的「己未」来表示，故称之为「己未革命」，以便前后契合呼应。
（2）狭义的‘辛亥革命’只是1911年10月10的武昌起义，到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的两个半月的事。
狭义的己未革命，仅指1919年5月前后的五四学生运动。
而且，史家一般都是将两个革命分开处理。
然而，鉴于革命必然是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内在逻辑或理路，为了本文论证的目的，特打破一般人为地按朝代更替来划分历史分期的狭义政治标准，而将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己未革命（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段来考察、审视、分析。
而且，为了本文论证的需要，这个时段特定起自推行立宪运动、废除科举、成立同盟会的1905年，断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前后一共16年;因为就历史内在的逻辑而言，这个时段自成一格，与前后两个历史时段判然有别。
当然，历史时段的划分，完全可以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例如芮玛丽（MaryC.Wright）将她主编的ChinainRevolution:
TheFirstPhase（NewHavenandLondon:
YaleUniversityPress,1968）的时段，定为起自1900年，终于1913年（并定1919至1927为第二个阶段）;章永乐所著的《旧邦新造》，将时段定于1911-1917年。
（3）分别详见提示性假设二、三。
（4）参见拙作《中俄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的下篇，后提示性假设。
（5）源自《庄子·外篇·天道》的?
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
。
郭象《庄子注》的解释是：
?
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
?
;也就是说，有帝王之道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
由此可见，素王本是道家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但汉代经学出现之后，情况丕变，素王被加工改造成为儒家的圣人。
也就是说，在《庄子》那里，素王是道家的理想人格;而到汉代经学，素王成为儒家的现实，成为对于孔子的历史使命的总结。
所以后人有诗赞曰：
?
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
?
据此意义，素王之道也可视为?
《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的内圣，而帝王之道，则可视为外王。
这是在中国儒家的政治文化语境下的诠释;而在西方基督教的政治文化语境下，素王则可指教皇，也可泛指教会;教皇、教会就是有其道，而无其位，没有统治天下，掌握政柄的帝王之位。
据此意义，在广义的中西文明的碰撞之下，也可视为西方的教皇与中国的素王的碰撞较量，而以中国素王的完败告终。
当然，这是象征性的比喻，因为实际上早在18、19世纪西方的理性主义和浪漫思潮冲击下，神已被尼采等的无神论者判处死刑了。
确切地说，在近代人类文明的较量下，体现中国仁性文明的素王，被体现西方理性文明的哲王击败。
这就是本文副题标示的主旨。
这是数千年来一直十分自信、自豪的中国儒道文明，从来没有过的挫折和失败，即使在中古时代遭受佛教的冲击时亦然。
（6）旁观者清，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是怎么看待1905年左右中国社会的变化吧：
狄考文（CalvinMateer，1836-1908,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生活了45年,是个老中国通）于1905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现在的中国同我41年半前来华时看到的中国，有极其鲜明对比，那时一切死气沉沉，停滞不前，而现在一切正好相反，朝气蓬勃，全都动了起来……预示不久的将来将会有大事发生。
」（ThestateofthingstodaypresentsagreatcontrastwithwhatitwaswhenIarrivedhereforty-oneandahalfyearsago.Theneverythingwasdeadandstagnant;nowallislifeandmotion[with]promiseofgreatthingsinthenearfuture.''（见DanielW.Fisher,CalvinWilsonMateer;Forty-fiveYearsaMissionaryinShantungChina（Philadelphia,1911）,pp.31a-a2.）;另一位是《中国在觉醒》（TheAwakeningofChina）（NewYork,1907）一书的作者，有「基督教的利玛窦」盛誉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1827-1916，字冠西，号惪三，曾先后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翻译《万国公法》，著作等身，对中国近代政治、教育和外交等领域影响甚大，在华长达66年），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极其伟大的运动的大舞台」（Chinaisthetheatreofthegreatestmovementnowtakingplaceonthefaceoftheglobe.）他是在1907年左右说这句话的，距离辛亥革命还有三四年之久，所以多少带有一点大胆预言的性质。
（7）所谓做欧美国家的学生，走西化的路，是因为历史证明过时落后的中国传统的伦理农业社会与西方近代的法治工商社会运作的基本依据完全不同;前者是儒家经典、圣贤遗训和祖制，后者却是宪法。
此外，法治社会与伦理社会构成的理念理论也完全不同，前者主要是科学、民权、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
在政治方面，法治社会中政治权力的最后来源是民意，寄托于宪法和议会制度，官权和绅权理论上均受制于民权。
政治权力分化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相互制衡，不像中国传统社会的君权集三权于一身。
由于理论基础的不同，清末民初之交，中国社会必然在政治组织与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激剧地改变中央与地方的政制，和推行地方自治。
此期最具重要意义的改变是议会制度的出现和政党及舆论的特别发达，传统社会对「庶民议政」的禁条至此逐渐解纽。
理论上，议会政治将主权寄托于国民全体，由国会行使，因此国会形成过渡社会权力的中心;新社会一切的改变无不由国会议决。
宪政对传统社会的一般流动、层化、与理念具有根本的影响。
由于宪政直接的或间接的与政治、实业、社会、教育等方面有关，因此造成了对以上谙方面人才的迫切需要。
议会制度，新式学堂和留学取代科举制度为参与政治活动的人提供新的途径。
议员们「是官非民，是民亦官」的身份，动摇了传统社会政治原则中官民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
宪政亦使实业加速发展;政府与民间，官僚或缙绅，无不深切的认识振兴实业的重要性。
与宪政运动相配合的是新政的推行：
奖励兴办实业与学堂和建立新式军队。
世代相袭的职业军人——旗民——为新军取代后，即开始自愿地或被迫的学习谋生技能，并参与实业活动。
新政热烈开展的结果使人才流动的孔道激增，传统社会四民身分——士、农、工、商——理论与实际上均无限分化，同时身分的变换也辏在传统社会时远为容易。
但由于学堂和留学制造大量士人，过渡的社会无法容纳，同时旧人才又不能适应过渡社会的需要，因此使主人地位没落。
新政急需具有近代社会协调力与组织力的中层羣体，但该社会极度缺乏。
土缙绅的思想已按儒家经典定型化，而洋缙绅又缺乏行政的经验和对该社会客观情境的了解，因此无法有效推行新政，甚至反阻滞新政的进行。
自由平等思想的流布和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逐步建立，必然地改变了该社会中传统的人际关系、礼俗、和信念。
并且使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社会，逐渐过渡至以个人工义为中心的法治社会。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从根本上打破家族制度所依据的纲常理论。
而且由于超家族社会的迅速发展，僵固而简单的家族关系无法移植于杂复的超家族社会。
客观条件的变动，使该社会需要一套新的伦理体系，以便将该社会中的分子纳入新的行为规范中，从而建立法治而非德治的社会秩序。
留学生在建造新伦理体系的过程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共和建立时期（1911年10月——1913年），当权的革命派（以留日学生为主干）所起草的临时约法和公布的法令，使儒家与其他学派一律平等，并仿照欧欧美会建立新的礼俗与体制。
孔子与其他贤哲平等的结果，使该社会道德中心坠失，这比政治中心的坠失更为严重，因为该社会中的旧行为规范被破坏而新的尚未稳固地建立。
在新旧行为规范交相混揉期间，极易使个人或羣体的行为无所适从。
中国文明，数千年来在三北胡人原始落后文明的包围的天下中，一向自视为放之天下而皆准的普世规范，何曾做过另外一个文明的学生?
现在头一次做了人家的学生，自然在心理上、日常生活行为上，难以适应，才萌生了这种甚至在蒙古人、满洲人统治时期都没有过的一种迷惘、失落甚至屈辱自卑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感觉到我们是真的落后了，而且落后很多。
所以，不得不改变自己文化优越感的情结，顺从世界大流，「纡尊降贵」，不得不「以夷变夏」，向一向被「天朝」「上国」视为蛮夷的西方人学习，做他们的学生。
（8）儒家的英文译文是Confucianism，是从孔丘的的英文名字Confucius引伸而来。
因此，如果从英文的Confucianism反译成中文，就是孔丘主义，这也不妨视为是儒家儒学现代化的一个插曲吧。
（参见拙文，《李大钊对五四运动思想的启蒙》，转载于乌有之乡的学者文集，红色文化网的学者专栏）。
（9）李鸿章感叹他要应应付的历史变局，是「数千年来所未有」，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874年，（见该年12月10日提出的《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卷24，页24）,如果他能够再多活上一二十年（1901年去世），又会发出怎样的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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