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淑女是怎样炼成的.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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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西方淑女是怎样炼成的
听闻淑女是原产西方的，知书达理并气质高雅。
你在某地中心的写字楼之间常常碰见她们衣着光鲜脚着三寸高跟鞋走在路上；你在西餐店里常常看见她们姿态优雅地将餐巾铺在膝盖上；她们如果是灰姑娘就会嫁给英国、西班牙、荷兰的王子；她们如果意志坚定就会成为布什的赖斯女士；她们如果是你的同事就会常常微笑并露出洁白的牙齿。
你常常会对着周围处变不惊仪态优雅口吐莲花的女性奇怪：
淑女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从小炼成的。
上个周六去滑雪，和一对父女同坐一个缆车。
那个小女孩长得实在好看，大大的蓝眼睛，玫瑰色的脸颊，在滑雪头盔下露出金黄色的头发。
她穿着粉红色的滑雪夹克，戴着粉红色的滑雪手套，而她的爸爸则手握着粉红色小雪板。
忍不住问她几岁了，她清清喉咙小大人儿一样回答：
“八岁了。
”她的年轻而英俊的父亲忍不住插嘴：
“她已经滑黑钻石道（难度最高的雪道）。
”我惊讶地问那么你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想了想回答：
“四岁。
”到达雪场以后，我才发现周围有那么多的小孩子。
似乎还是女孩多一些，穿着色彩鲜艳的滑雪装，乖乖巧巧的俨然小滑雪高手。
夏天的时候，在高尔夫球场练球，好几次碰见一位父亲带着小女儿来练球，有的时候女孩的母亲坐在网围栏的外面静静地看着他们。
小女孩也有自己一套儿童球具，小号的高尔夫球袋，小号全套的球杆，甚至一只白色的高尔夫球手套。
她的曲膝，抬肘，击球都做得一板一眼，在明媚的阳光和绿草地的映衬下，她简直像一只大号的芭比娃娃。
她并不是练球场惟一的芭比球手，高尔夫球场休息用的绿地上有几个小男孩在追逐打滚，而小女孩们则多安安静静地学大人的样子比划球杆。
熟了以后和她打招呼，才知道她6岁，每个星期都来练球。
6岁的小球手说起话来很大方，没有一点儿羞涩，和父母亲离开练球场的时候，会左右招呼：
我走了，乔治叔叔再见，日安。
也曾经去参观女上司的赛马，去的时候马场正在上马术课，十几匹马的马背上都是小小的骑手。
十多个学生里，只有两个男孩子。
那里面学得最好的据
说是一个15岁的女孩，她细细高高的身材，穿着很帅气的马裤和红呢子的上装，当赛马从一个障碍的栏杆跳过去，你看见她长长的金色发辫从头盔里飘散出来。
对于为什么学马术的女孩子多于男孩子，我的上司是这样回答的：
一个加拿大中产阶级的家庭对女孩子的培养更甚于对男孩子的培养，尤其是在培养兴趣和爱好上面不惜重金。
马术是欧洲上个世纪贵族年轻女性喜爱的活动，当然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孩成为淑女。
办公室一位女同事的10岁的女儿每星期要上四堂芭蕾课，她女儿的课程表就是她离开办公室的时间表。
你问她是不是要把女儿培养成舞蹈家，她拼命摇头：
一个女孩子，练了舞蹈会更有气质，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的还有每周必上的钢琴课，每个晚上朗读的童话。
炼成一个淑女需要十八般武艺。
同事一直抱怨没有钱换厨房的一套家具，自己的福特车也太旧了。
问她为什么不攒钱买一辆呢？
她指着那个亭亭玉立微笑站在那里的小女儿说：
一个小淑女的芭蕾课等于我的一辆奔驰车。
滑雪，高尔夫球，马术，芭蕾课，钢琴?
?
难怪中国人说养女儿是赔钱的事情。
一个小西方淑女的炼成不光需要爱心，还需要money。
篇二：
“黄祸”论是怎样炼成的
“黄祸”论是怎样炼成的
刘柠2013年12月11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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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yellowperil）问题本身，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至13世纪。
曩昔，欧洲白人饱受蒙古人的蹂躏，不堪其苦。
在西欧，黄色人种被视为“鞑靼之轭”，俄国人则深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细亚出现，因而抱有某种历史性的恐惧，巴枯宁则干脆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
可恐惧归恐惧，作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黄祸论”登场，则要到近代以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时期甚嚣尘上，“始作俑者”被认为是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ⅱ，1859～1941）。
虽然这个时期“黄祸论”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日本，但最大的由头（或曰“问题意识”）则是中国。
威廉二世关于“黄祸”的论述，大量见诸于他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中，且有一幅《黄祸图》流传于世。
（1916年美国出版物中描绘的“黄祸”。
图片来自网络。
）
先说通信的内容。
在1895年4月16日致尼古拉二世的通信中，威廉二世写道：
“我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持欧洲的平静，并且防护俄国的后方，以便没有人会妨碍你在远东的行动。
因为，教化亚洲大陆，并且捍卫欧洲，使它不致被庞大的黄种人侵入，显然是俄国未来的伟大任务。
”1897年3月27日，俄国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翌日，威廉二世再次致信沙皇：
“我必须衷心地祝贺你在旅顺口采取行动所获得的胜利结果；我们二人将在渤海湾的入口处成为一对优秀的哨兵，受到人们适当的尊敬，特别是黄种人的尊敬！
我认为你以在朝鲜作出巧妙的安排来抚慰‘焦躁的日本人’的感情，真是外交上的一项非凡杰作，是深谋远虑的一次伟大表现。
这足以表明，你通过那次伟大的旅行得以就地研究了远东问题，而现在从道义上来讲已成为北京的主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件好事！
”这里，所谓“在朝鲜作出巧妙的安排”，指俄国和日本为保持朝鲜在他们军事保护之下的“独立”而做的一项肮脏交易，后俄国声明，它“将来在朝鲜事务中，将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
而所谓“伟大的旅行”，则指沙皇尚为皇太子时，曾于1891年4月至5月，访问过中国和日本。
日俄战争后，威廉二世与沙皇曾有过一次会面。
威廉二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二人的谈话，毫不掩饰其“为德国的利益以及整个欧洲文明的利益”而想方设法利用沙皇对“日本威胁”的担忧：
“当时沙皇已显然为日本不断增长的力量及其对俄国和欧洲的经常威胁所打动，他询问我对这件事的意见。
我回答说，如果俄国人自认为是欧洲文明国的一员，他们就必须做好准备，共同反对‘黄祸’、保卫这些文明国家，与欧洲站在一边、为欧洲而战，为他们自己的以及欧洲的文明而战；与此相反，如果俄国人自以为是亚洲人，他们就可能与‘黄祸’联合起来，合力攻击欧洲。
我说，沙皇在准备他的国家的防务和组织他的军队时，必须切记这一点。
”
“沙皇问我，在我看来俄国人会走哪一条路，我回答说：
‘第二条。
’沙皇勃然大怒，他马上要我说明我这种看法的根据何在。
我回答说：
我所根据的是俄国修筑铁路以及沿着普鲁士和奥地利边境配置俄国军队等情况。
于是沙皇抗辩说，他和他的家族都是欧洲人，他的国家以及俄罗斯人一定会同欧洲靠在一起，他要把保卫欧洲、防范‘黄种人’看作是一件光荣的事。
对此我回答说：
如果沙皇的态度是这样，那末他必须毫不迟延地使他的军队方面的准备与此相符合。
沙皇再没有说什么。
”
话都明挑到这份上了，究竟谁是“黄祸”，难道还用说吗？
遂有了德、俄、法三国“迫日还辽”的一幕。
但是，尽管中国是“黄祸”问题的最大“由头”，可中国本身却并未幸免。
客观上，义和团的“拳乱”事件和旧金山“淘金热”等现象，也多少强化了西方对黄种民族的负面想象。
威廉二世绘制了一幅草图，然后请画家克纳科弗斯（h.knackfuss）教授在此基础上绘成详图，并雕版制成版画，原画作为“保持友谊的小礼物”送往彼得堡，赠呈沙皇——这就是著名的“黄祸图”：
万丈悬崖的顶部，站着天使长、英勇善战的米迦勒——条顿民族的象征。
他单手执一柄喷火的
宝剑，另一只手指着远方正在逼近的祸患，同时告诫自己身后的一群淑女们：
你们要警惕！
而那群风姿绰约的淑女正是欧洲主要国家的化身。
悬崖下是深川，对岸是浓烟卷成的巨龙和跏趺而坐、双手合掌的佛陀。
画面上除了德皇的签名，还有意译成英文的一句话：
“欧洲各民族！
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家园！
”画外之音是，威廉二世将在捍卫基督信仰的新十字军中扮演核心角色。
在《黄祸图》中，“黄祸”其实并没有那么恐怖。
对此，英国学者、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伦敦英日协会副主席戴奥西（a.diosy）指出，此系德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他错误地选择了佛教创立者这个形象作为‘黄祸’的化身，而佛教在目前是世界上最少侵略性的宗教。
”鲁迅对中国成为泰西“黄祸”想象的对象，始终持虚幻的态度，极尽挖苦之能事，说“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即“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去做欧洲的主子”；“不过‘黄祸’这故事的来源，却又和我们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的。
他还画了一幅画，是一个罗马装束的武士，在抵御着由东方西来的一个人，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
（见《准风月谈》中《黄祸》一文。
）
鲁爷的刻薄是出了名的，但他确实看穿了积贫积弱的中国特想成“黄祸”而不得的尴尬，他甚至说：
“‘黄祸’可以一转而为‘福’，醒了的狮子也会做戏的。
当欧洲大战时，我们有替人拼命的工人，青岛被占了，我们有可以倒提的孩子（在《黄祸》一文中，鲁迅写道：
“?
?
而有一个人在德国治下的青岛所见的现实，却是一个苦孩子弄脏了电柱，就被白色巡捕提着脚，像中国人的对付鸭子一样，倒提而去了。
”）。
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
”
面对西方所谓“黄祸论”的妖魔化，中日两国的态度是不同的。
相比鲁迅的虚无主义式调侃，孙文的回应相当正面。
他先是强调“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却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进而解释说：
“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他甚至从国际经贸的视野出发，认为一个自主的中国，“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
同样是“祸”转“福”论，孙文与鲁迅的刻薄显然是有“温差”的。
比起中国来，日本的应对就更“正”了。
先是政府公关：
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后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了日本论名著《武士道》，以通俗晓畅的英文，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东洋文化的赞美诗，好评如潮，据说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特意买来分赠友人。
日俄战争时期，前首相大隈重信为了把西人强加的“黄祸”帽子掷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不惜统战中国之能事：
“?
?
中国人最好和平，不欲侵略他国，但必夷狄入寇，不得已而始为之防御，故被蛮族之祸，未曾有甚于中国者。
”
“果然，则欧洲人所恐怖之黄祸者，其所由来固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而为自亚细亚北方至其东方之蛮族矣。
且俄国久在蛮族之治下，其体血大半化为蒙古鞑靼种属者，安知非方今俄人所以侵略四邻、贪婪无餍哉？
由此观之，谓今之俄人为黄祸之本源，有何不可？
”
然而，这种“安内攘外”的把戏，到底糊弄不了洋人。
上面提到的英人戴奥西在其著作《新远东》（thenewfareast）中，在德皇版“黄祸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真正的黄祸”的概念。
所谓“真正的黄祸”，是根据戴奥西的创意，由日本画家久保田米仙绘制的十二幅画中的一幅，名为《真正的黄祸图》。
画上题词：
“中国觉醒了——一种预见。
”画面上，到处是头戴瓜皮帽、留长辫子的中国人，所有人都在劳作：
店小二在跑堂，木匠在打制家具，搬运工在搬东西?
?
只有一个头戴礼帽、老板模样的洋人，抄手站在那儿，神情落寞。
这幅画是一个隐喻，它表达了彼时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焦虑：
“像久保田的预见性的图画所描绘的那些繁忙的、有成群驯良而聪明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熟练指导下在其中每昼夜工作十五小时的工厂，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人自行负责管理的工厂所代替。
瞻望前景，不寒而栗。
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劳多得，他们有什么把握来同千百万朴素、驯良、惊人地节俭、聪明、熟练的中国工人相竞争呢？
这些中国工人为取得可以使他们舒服生活的报酬而努力不懈地愉快地工作，而那种报酬是西方人不能用以维持生活的。
新日本巨大的工业发展和它同西方进行的在很多场合取得了成功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在日本本国，而且也在迄今被认为是实际上为欧美产品保留下来的市场上进行——提供了一个实例，它告诉我们，一旦远东彻底觉醒后会干些什么。
”
戴奥西的本来动机，是试图以这种“耸动”的话语，来敦促西方社会的结构性改革：
“如果西方的工人能够认识到威胁着他们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如果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有一点点理性的话，他们就会放弃目前那种想尽量少做工作而增加工资的倾向?
?
老实说，如果远东的压倒一切的竞争所造成的有充分根据的恐惧促使西方把自己的工业机构整顿得井然有序，那末，‘黄祸’反而是一桩变相的好事了。
”
不过，一个世纪倏忽而逝，西方并未放弃其“少劳多得”的投机主义，而日本和中国先后作为“世界工厂”的崛起，似乎也并未演出“黄祸”蔓延的末日惨剧。
不仅如此，日本和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复制了“少劳多得”的“病毒程序”，在其各自国内及有关新兴国家，日复一日地制造着百年前令戴奥西“不寒而栗”的镜像。
乃至我们不得不追问：
那被称为“黄祸”的祸患，究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种），还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贫困），抑或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呢？
当然，除此之外，似乎还存在爆发另一种“黄祸”的危险，即作家王力雄的同名社会幻想小说所揭示的，那种因“大一统”体制突然崩坏而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瞬间能量释放导致危机蔓延，继而诱发全球性灾难?
?
此患无疑属于政治学意义上的“黄祸”。
与这种“立体性”灾难相比，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洋到东洋的战略家、阴谋家所预言的形形色色的“黄祸论”，简直成了小儿科。
（责任编辑：
王晶）篇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文
解构经典: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读
摘要:
近年来,关于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争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
题,并由此引发了有关文学经典的讨论。
文章从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对这部小
说做出新的解读,认为无论从思想深度上还是艺术审美上,它都算不上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
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
抬高,也没有必要全盘否定,因为在这个多元化的年代里,读者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关键词:
文学经典;解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识形态;审美性
1998年北京大学的任光宣教授与南京大学的
余一中教授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
铁》）一书在《俄罗斯文艺》杂志上展开的学术对话与
争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且延续至今。
①几
年来,从初出茅庐的中学生到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
家,都从自己的认知角度就《钢铁》是不是一部文学
经典,它是否还可以作为文学经典被收入教科书等
问题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见解,
其间见性动情,绝非一般学术讨论的景观”[1]。
从
一系列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场讨论的核心问
题就是,以《钢铁》为代表的当年曾经盛行一时的红
色经典能否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屹立于神圣的文
学殿堂,为人们世代传诵?
本文试图站在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
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
对《钢铁》做出新的解读。
一经典和文学经典
经典（canon）为经文之典,它最初起源于希腊
文,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
伸,用来表示尺度。
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之后,
“经典”逐渐成为宗教术语。
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
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
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
后来它进入文学、绘画和
音乐等范畴。
[2]今天,经典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它
被引申运用于西方文学范畴,并在多元化的语境下
引起争议。
什么是文学经典,成为文学批评界讨论
的热点。
文学经典,一般指欧洲文学中获得批评家、学者
和教师公认的重要作家的作品。
它们在某个时期因
需要而不断刊印,被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充分研讨,
收编在选读本中,并作为文学名著列入学校课程和
教材,从而得以保留,代代相传。
一个作家的作品被
社会认定为经典的过程相当复杂,根据刘意青教授
的观点,应该有以下因素的介入:
首先,它得到了持
不同观点和情感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广泛参与
推动,比如经典的作品往往被其他作家引用和喻指,经常或较多地得到评论和介绍;其次,它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的话语中,成为该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知名度高;再次,它长期被纳入学校课程和教科书,通过教学和知识传授得到普及和延续,等等。
[2]
那么,面对浩瀚的文学星空,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批评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使它成为璀璨夺目、备受尊崇的经典?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它成为一个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主流话语,并且长期占据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
这些疑问也正是西方文学批评界关于文学经典争论的焦点。
二西方文学经典之争
文学经典问题的形成最早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理论及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自那时起,关于文学经典的问题,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
但是传统的西方文学理论界都一直强调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把崇高的审美特征当作文学经典的重要标志。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解构主义终结、颠覆权威的呼声在西方哲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响起,各种观点的评论家,特别是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学者们坚信在经典的构成中总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且“进一步提出经典构成的意识形态性,认为创造经典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
[3]（p16）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在其《文学原理引论》中指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意识,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4]（p28）。
在他眼里,文学经典的形成被演化成了政治议题。
所以,这些评论家们提出改变文学经典的要求,去除以往经典选取中的精英意识和等级意识,要求进一步拓宽经典。
然而,仍有一部分学者难以苟同这种将文学政
治化的观点,在这支捍卫传统经典的队伍中,美国当代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便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他认为,文学作品入典基本上是个文学现象,它的标准是美学的,“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这种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
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3]（p20）,而绝不是政治和短期功利可以左右的,所以“西方经典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3]（p21）。
在他看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必须有原创性,即有不同
于前人作品的独到之处。
这种独到之处就是作家赋予熟悉的内容和形式以陌生感,使读者产生一种陌生的熟悉。
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些反对传统经典的“憎恨派”①们的言行实际上才真正是在利用随时代变化的政治标准和小群体的功利考虑来取代美学和艺术永恒的尺度。
双方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细细考
虑似乎又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
传统派坚持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把审美价值看作文学经典的评判标准;“憎恨派”则坚持作用于文学外部的诸因素对文学经典的影响。
如果我们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对双方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对于文学经典的评判就会更加的客观一些。
其实这种对话的思维方式早在前苏联时期的巴赫金（mikhailbakhtin）就已经确立。
他在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寻求中介,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主张文学研究应当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但不能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
我们赞同巴赫金的对话观点,并且用这种观点对《钢铁》一书进行定位。
三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定位如果说对文学经典及经典形成标准的探讨,为
我们对《钢铁》做出比较准确的定位提供了理论支持,那么对《钢铁》的写作历史背景以及它在苏俄和我国的接受史的回顾,则更为我们对它的定位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持。
众所周知,从19世纪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批评起,文学在俄罗斯一直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工具。
无论是别、车、杜的美学理论,还是列宁的反映论,都把文学视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认为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教育功能。
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一批文学经典就是突出的例子。
十月革命后,尤其是斯大林政权走向相对巩固的20世纪30年代后,文学变成了“统一的党的机器的小轮子、小螺丝钉”[5]（p391）,于是,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的作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此时的文学不再用来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用来反映主观特定的现实,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且被斯大林钦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七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终在时间大潮的淘洗中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美化现实、虚构现实,它实际上创造的是一种符合意识形态指令的乌托邦现实。
制造英雄和神话就是它虚构现实的具体
形式。
[6]（p42）今天,我们回头观望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那些被制造的英雄和神话可以说无计其数。
《钢铁》一书发表于1932年,在出版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无论在评论界还是在读者中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直到1934年8月,拉普领导人在给代表大会做的介绍文学青年的成就的报告中才提到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们无法知道斯大林是通过什么渠道读到《钢铁》,但是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意识到,这本书对前苏联文学来说是“重要的不可轻视的正面现象”[7]。
于是,前苏联官方秉承领袖的意旨,在报纸上编发了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特写,在全苏联掀起了学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高潮。
评论界对《钢铁》也开始好评如潮,并且把它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加以推荐,小说被改编成剧本并拍成电影。
很快,《钢铁》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如“整块金属铸成的钢铁般”[5]（p398）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成了前苏联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
如今,“苏联”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在它的意识形态下编织而成的各种各样的神话幻景也都一一破灭,高大无比的英雄也在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中轰然倒下。
今天的俄罗斯,《钢铁》已经不再作为文学经典被放到各类教科书当中为学生学习,保尔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同样,《钢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有类似的情形。
著名翻译家梅益先生早在1942年就根据英译
本将《钢铁》译成中文,到五六十年代它在中国的接受达到了顶峰,有消息报道文革前它在我国畅销书中排名第六位[8]。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首先,《钢铁》在我国建国以后的17年（1949-1966）间的认同和我们自己的诗学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处于提倡理想、提倡献身的时代之中,黑暗与灾难刚刚过去,整个民族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
此时,具有“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一级英雄形象的创作和英雄主义的基调”[9]（p108）的革命历史小说为人们接受,与此相呼应的便是一批反映前苏联革命与建设的、表现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文学作品的译介,这其中当然包括《钢铁》。
其次,在17年间,由于我国国内政策的限制和引导,使文学界几乎把俄苏文学作为唯一的接纳对象,读者的阅读范围狭小,即使这样,我们选取的也仅仅是丰富的俄苏文学中的很小一部分。
这一小部分恰恰又多是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的作品,《钢铁》就是其中之
一。
因此,相似的社会历史语境,使得保尔的形象对于中国读者感到十分的熟悉和亲切,他那种对敌人无比的恨、对布尔什维克党无比的爱,以及面对各种困难无比坚韧的精神,正符合我们17年文学创作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要求。
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变化,在市场机制下,文学由政治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
文学话语不再是单一的,它成功地解构了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于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再单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关照,我们开始回归文学的审美特性,提倡文学的社会性和审美性的相互对话,提出文学的社会性一定要以审美为前提。
其实传统的西方文学批评界一直强调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即使别林斯基,这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在强调文学社会性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否认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
他认为:
“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够是社会精神和倾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
不管一首诗充满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多么强烈地反映着时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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