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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天文学成就
第二章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二十八宿起源之谜、
夏商周三代起始之谜解读
我国古代天文学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天文观测、星图、星表的测绘、历法的修订、天文测绘仪器的发明与使用，以及对宇宙形成的认识等方面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其中的一些成就，尤其是天文考古，还帮助我们解开了许多历史之谜，如二十八宿起源、夏商周三代起始时间等科技之谜。
本章试就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二十八宿起源、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天文考古等作简要介绍。
第一节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概述
一天文观测记录
我国是天文观测记录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记录的资料也最多，其容之广泛在世界文明史中是罕见的。
1.日食
从商代至清初，我国共记录的日食有1000多次，最早的记录是商代的甲骨卜辞。
贞，日有食。
甲寅卜又食，告。
癸酉贞日夕有食，维若。
癸酉贞日夕有食，匪若。
虽然《书经.胤征篇》中有夏代仲康时期的日食记载：
“乃秋季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遮人走……。
”
但由于夏代的历史还带有很大的传说性，而且《书经.胤征篇》又是出现的比较晚的文献，因而这个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于考证。
但上述所引甲骨卜辞中的四次日食已经被专家们肯定或基本肯定。
《书经.小雅》中有一首诗就记载了其时发生的日食现象：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
有人根据其记载的日干支辛卯，经推算后认为；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培瑜先生在《殷商西周时期中原五城可见的日食》一文中，列出了公元前1500年至771年中原五城可见的日食表，对、、、江陵、所有可见的日食的发生日期，食分和食甚时刻进行了计算，并用此计算方法对历史文献中记载的23次日食进行了检验。
时间最早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三年），最近为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有十四次完全符合，或基本符合其时首都的见食情况；有4次虽然不得见全（或环）食，但临近地区可见“食既”；其中虽有5次记录有些问题，经分析后认为，这些存在问题有些是明显的记录错误，有些则系预报。
2.月食
据天文台等单位从收集的资料中统计得：
从春秋到清初，我国史书中记录的月食900多次。
甲骨卜辞中记有
口丑卜宾贞……六日口午夕月有食乙未洒……。
癸末……之夕月有食。
旬壬申夕月有食。
七日己未庚申月有食。
乙酉夕月有食，八月。
据专家的考证，这几次月食是武丁世的可靠记录。
3.太阳黑子
我国是最早对太阳黑子进行连续记载的国家。
公元前140年《子·精神训》中已有“日中有骏乌”之说，对太阳黑子做出明确记载的是《汉书.五行志下》：
“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
”
河平元年为公元前28年，这是世界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明确记载。
从汉河平元年到明末为止，我国共有100多次太阳黑子的记录。
这些记录既有准确的日期，又有黑子的形状、大小、位置以至变化情况等。
欧洲直到公元九世纪才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留存下来。
我国关于太阳黑子的纪录为太阳黑子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
4.彗星
彗星是比较罕见的天象，我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注意到它。
我国可靠的彗星记录始见于《春秋》：
“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
”
鲁文公十四年为公元前613年，这里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
据专家考证自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至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的两千多年里，哈雷彗星共出现过29次，每次我国都有详细地记载。
在我多古代的文献中还记录了不少其它的彗星，从殷商时代起到公元1911年，我国记录的彗星不少于360次。
虽然，其中有些记载的并不是彗星而是新星、超新星或北极光等其它一些天象，但是一般记作彗星、孛星、星孛的，大多数都是彗星。
在我国记载的彗星中，有些还对彗星的形状作了非常详细地描述，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年的帛书中就有一幅十分珍贵的关于彗星的绘图（见图2—1）。
图2—1马王堆帛画中的彗星图（临摹）
5.新星和超新星
对于新星的记载我国始于商代。
甲骨卜辞中有这方面的记录：
辛未有新星
七日己已夕，口有新大星并火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时期就记下了第一颗超新星。
到1700年为止，我国共记录了超新星90多颗，其中1054年的记录尤为翔实可信。
著名的蟹状星云就是这次超新星爆发后留下的遗迹。
这些超新星的记录为现代天文学家对中子星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料。
所以在全世界天文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天文考古在中国。
二星图、星表的绘制
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也出自我国。
大约在公元前260—350年，战国时的甘德和石申分别著有《天文星占》和《天文》一书，各载有数百颗恒星方位。
其中《天文》一书载有不同方位的恒星121颗（原书已失佚）。
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卷唐代星图，大约绘制于公元8世纪初。
该图是用圆筒投影的方法绘制出来的，最后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图上（见图2—2），这卷敦煌星图中共记载有恒星1350颗。
绘于1094年—1096年间的苏颂（1020—1101，人）星图记载有恒星1464颗。
现存于博物馆的石刻星图刻于1247年，由黄裳于1190年绘制，王致远依图刻于石上，载有恒星1434颗（见图2—３）。
世界上其
图2—2敦煌星图甲本紫微星图（唐代）图２—３石刻星图（宋代）
他国家保留下来的星图，没有早于14世纪的，17世纪之前的星图，没有一幅超
过1100颗。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绘制了自公元前246年—公元前177年的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及它们在一定会合周期的动态表，其数据相当准确，如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日，与今天测得的金星会合周期值583.992日相差无几。
三历法
历法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
我国古代天文观测的主要目的在于制定较好的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和国家大事的进行。
我国古代历法其起源之早、种类之多可算是世界之最。
据历史记载，我国早在商代就有了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知道了一年有366日，战国时期有了24节气，这在世界天文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公元前5世纪初，我国已经开始使用“四分历”，即规定一年为365.25日，与今天的测得值相差11分14.53秒，这比古希腊早了100多年。
南北朝（公元420年-579年）时期的祖冲之改进了观测技术，把一年定为365.2428日。
南宋时期的“统天历”（1199年制定）把一年定为365.2425日，与今天世界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1528年定）所用的数据相同。
元代的郭守敬（公元1231年—1316年）用自制的高4丈的巨大圭表，证实了太阳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测量数值。
欧洲采用这一数值比我国晚了400年。
明代的邢云路把圭表加高到六丈，于1608年测得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190日，与当今测得的365.242193日相差只有0.2592秒。
我国古代对月亮的运行情况也有精确观测。
具体反映在历法的制定当中，所以我国实际的历法是阴阳历，即年为阳历，而月为阴历，以月亮的圆缺，即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一个月。
由于两者之间的运行周期不等，故而出现了闰月，即有些年份不在是通常的一年12个月，而是13个月。
闰月法至迟出现在商代，因为在甲骨文中早已有闰月的记载。
明代崇祯之前，我国历法采用《大统历》，崇祯年间作了修订，即《崇祯历法》，共130卷。
该历法一直延用了300年。
在清代对历法的修订一直争论不休，以光先为首的保守派，极力反对近代天文计算法在中国的使用与推广。
据统计，我国历史上制定和正式颁布施行的历法大约有100多种，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四天文观测仪器。
对各种天象进行观测记录，自然离不开观测工具，我国古代的天文家们经过数千年的不断研究、改进，使我国古代天文仪器的制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为窥管，即细长的空心竹管，通过建立在天空中的二十八宿星座进行天空测量。
东汉时期，衡（公元78年—139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天文观测仪—浑天仪，其精确程度很高，从而达到自动地、近似地正确演示天象的目的。
观测人员只要在房间里观看仪器的转动，就可以知道任何一颗星体的东升西落情况。
另外他还制作了地动仪和候风仪。
唐代僧人一行（公元683年—727年）于公元721年制作了黄道游仪和水运浑天仪，前者用于测量天体位置，后者用于演示天象和报时。
宋代的苏颂和韩公廉等人设计建造的水运仪象台（见图2—4），是中国古代最宏伟、最复杂的天文仪器，同时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在它的传动机构中采用了最先进的擒纵机构，图2—5所示为明代浑仪。
图2—4水运仪象台（宋代）
元代的郭守敬对浑天仪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制成了简仪，其设计和制造水平领先于世界300年。
另外，他发明的景符对精确测量太阳回归年的长度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据专家研究证实，用景符测量表影的长度，其误差在两毫米以，这种准确程度在当时是空前的。
图2—5明代浑仪
五关于宇宙的认识
对宇宙的起源和宇宙的结构，我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有了探讨、提出了数种不同的宇宙起源假说和结构假说。
战国时期的老子等人认为，宇宙起源于“道”，《老子.道德经》中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
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道”就是无形无象的混沌状态的精气，“道生一”就是说“道”可以生它自身即宇宙；“一生二”即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利用“冲气”的方式化为宇宙中的万物。
而《易经》中则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源。
《易经.卜辞》中说：
“是故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即宇宙起源于太极，太极生出天、地两仪，天、地两仪生出四象，即春、夏、秋、冬四时。
四时运行就形成八卦，八卦之中自然也包含了天、地在，其余的则为雷、风、水、火、山、泽。
西汉的安（公元前179—公元前122年）等人在《子.天文训》中认为，宇宙起源于“太昭”。
有专家认为“太昭”是“太始”之讹。
该书中是这样来描述宇宙的形成过程：
“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浊浊，故曰太昭（始），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
清阳者薄霏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
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
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
积阴气之寒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
”
这段话是说，在宇宙生成之前，天地还不存在，只是浑浑沌沌，这就叫做“太昭”。
其后才有了道、宇宙和气，于是便有了万物。
对于宇宙的结构我国古代曾先后提出多种不同的说法，比较典型的说法有三种，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
盖天说起源比较早，据《晋书.天文志》介绍，当在殷周时期：
“盖天之说，即周髀是也。
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
据专家考证《周髀》一书约成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其中曾明确提出：
“天象盖笠，地法覆盘。
”
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盖天说”的最早记载。
浑天说起源于东汉时期，其代表作《衡浑仪注》中说：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
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又中分之，则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覆地上，又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
其两端谓之南北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
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
”
宣夜说的产生时间大致与浑天说同时，东汉时期的浑天家蔡邕说：
“宣夜之说，绝无师法。
”据《晋书.天文志》中说：
“宣夜之书亡。
惟汉秘书朗郗萌记先师相传云：
天了无形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
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
譬之旁望远道之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黝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
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上，皆需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往，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
……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
”
由这段记载可知，宣夜说的观点十分明确，即宇宙为无限的空间，日月星体都漂浮其中，他们在“气”的推动下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而运动着。
在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上，我国古代已有朴素的时空无限的概念。
战国时期成书的《尸子》中对宇宙的定义是：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来曰宙。
”
同时期的墨家亦提出相同的论述。
《经上》：
“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
”
《经上说》：
“久，合古今旦莫；宇，东西家南北。
”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墨经》中所说的“久”就是指“宙”，意为指各种不同时刻和时刻的总和。
而“宇”就是指整个空间。
《庄子.杂篇.庾桑楚》中对“宇”和“宙”解释得更为直观：
“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乎剽者宙也。
”这就是说：
空间之大无边无际，时间之长无始无终。
元代的邓牧在《伯牙.超然观记》中指出：
“天地之大，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耳。
”
“谓天地之外，无复天地焉，岂通论耶。
”
我国很早就提出了地动说，《尸子》中说：
“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昂。
”
汉代成书的《春秋纬.元命苞》中亦有：
“天左旋，地右动。
”的论述。
《尚书纬.考灵曜》中不但认为地在动，而且还用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加以说明：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坐巨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不觉也。
”
这是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最古老的描述，但时间上比伽利略提出相对论原理要早1600年左右。
第二节夏商周断代问题的提出与断代工程的实施
1996年5月16日，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在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重要讲话，对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对工程的具体实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问题的提出
在世界历史中，东西方共有四大文明古国，公元前四千多年到公元前二千多年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巴比伦，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和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国。
对于古巴比伦年代的确定，由于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考古学家破译了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年—公元前625年）王宫馆藏泥版文书上的楔形文字，天文学家借助天文学推算，解决了古巴比伦王国阿卡德（公元前2378年—公元前2371年）以后的精确纪年。
对古亚述（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1600年）是粗估。
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是由天文学家根据对金星的文献记录算出来的（1971年），对于古埃及其成立年代现在亦基本确定，但是对中国的历史起源始于何时？
近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前，对于我国历史的准确记载是西周灭亡，春秋开始，即公元前771年。
后来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的附录《我国历代纪元表》中，中国历史的准确纪年是起自公元前841年——西周之年。
对于此前的历史年代，由于缺乏详实的文字史料和科学的历史考证，通常是在年代前加上一个“约”字或标上一个“？
”。
例如“五帝约26世纪初——约公元前22世纪末至约公元前21世纪初”，“夏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约公元前16世纪”，“商约前16世纪——约前1066年”，“西周约前1066年——前771年”。
这些年代的确定大多数是从《春秋》、《诗经》、《竹书记年》、《书经》等古代书籍中得来的。
但是，这些书中的不少容是后人添加的，经不住科学的推敲。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历史学家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例如，适和顾颉刚等人就曾对此提出过怀疑。
他们认为，周代以前的传说都不是史实，顾颉刚认为：
中国的所谓古代历史是层层加码逐渐编造出来的，而且加上去的东西的次序与年代的次序正好相反。
例如：
在周代初期，大禹被认为是一个治水的英雄（神），到了周代晚期，他已升格为人间的一个帝王，到了战国时期，他又成了夏王朝的创始人；又如尧和舜，他们的时代本在禹之前，可是和禹相比，他们见诸历史却又在禹之后很久，也就是到了孔子时代才见载于史书。
炎帝虽然比传说中时间更早，可是见于历史记载则更晚，也许是道家臆造出来的。
约瑟认为，实际上，每一继起统治的王朝或居统治地位的哲学学派总是想推出一位纯属臆造的人物放在古代文化英雄行列的前面，以提高自己的声誉。
另外，每一思想学派为了证明自己的主是正确的，往往掩饰一些传说，墨家主和平和善政，因而强调禅让的传说（顾吉刚）；孟子主民主，因而强调人民立禹为帝而不立舜的儿子；道家则创造出无为而治的黄帝。
欧洲的汉学家哈隆（Haloum）也认为，中国古代的许多传说是后来人编造的，目的在于附会战国和汉代的宇宙学说（即五行学说）。
现代人对古代传说的抨击有些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说法则过分了。
尤其是对商代的历史，例如，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公元前100年），则详细地记载了始自成汤（约公元前1500年）终于暴君纣辛（约公元前1050年）的商代三十个帝王。
一般人认为，司马迁是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前的史料来编写《史记》。
可是在上个世纪末的1899年，当的甲骨文面世以后，人们在甲骨卜辞中，清楚地找出了商代三十个帝王中的二十三个帝王的名字，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实证。
由此可见，司马迁写《史记》时，一定拥有相当多的而且是真实可靠的历史史料，否则，他是无法记载商代的三十个帝王的。
这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有了深刻的历史意识。
司马迁掌握的是什么样的史料？
这些史料是如何流传到他手中，又是如何从他那儿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有史料中对此没有任何片纸只字的记载，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个目前还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迷。
夏王朝的建立究竟始于何年？
终于何年？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确定，对于夏朝，顾立雅（Creel）认为“夏”字在甲骨文上从来没有被用来表示为一个国家。
它的结论是“夏”字可能是某一统一团体或原始国家的名称，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夏”字往往被用来表示具有纯中国文化的诸侯国，以区别于那些不是纯中国文化的邦国。
夏朝这一概念是周朝人为了开展宣传活动，以使他们名正言顺地讨伐商纣王，通过半意识的虚构才逐渐变得具体化的。
安特生（Andersson）则认为“夏”代或许只能当作对“史前”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中心的大致情况的半传说式追忆。
由于自司马迁以来未建立三代纪年，没有公布过西周之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参考体系，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以及世界古代史中，在论述中国夏、商、周的具体纪年时，各有各的说法，缺乏科学定论。
各国的史学家则各抒己见，褒贬不一。
英国人罗伯慈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中说：
“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代开始。
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象埃及那样的纪年表。
”他还说：
“商朝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统治一带的约4万平方哩（104000平方公里）的地域，比英国的面积还小。
商代是美索不达尼亚古文明以东的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公元前1027年为周朝所灭。
美国伊里诺依大学斯塔尔（Chester.G.Staer）等编著的《世界史》（1964年）中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比美索不达尼亚要晚,而且是受到后者的影响而发的。
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炼铁技术是1000年后从西方传入的。
从未有过毛制品和奶制品，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商代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他们说商年代为公元前1523年—公元前1027年，出土的文物是唯一证据。
西方有人说中国古代从西周之年开始，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尚处于朴朔迷离的雾霭之中，神话与传说杂而不见科学面目。
日本人曾发表《尧舜禹抹煞论》的文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局面？
究其原因，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中国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
因此，如何确定夏、商、周三代纪年，不仅关系到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起源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我国的史学研究、文物考古、天文测算等多学科的综合运用问题，涉及到我国许多流传千载的人文景观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海外炎黄子归国祭陵昭祖等重大社会活动的需求。
同时还可以澄清国外学者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众多是是非非的问题。
因而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
以期在20世纪末，对夏、商、周三代的纪年制定出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条件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就夏商周断代问题向国家提交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
报告中就“项目研究的意义”、“国外有关的概况”、“工作基础和条件”、“组织领导”、“研究途径”、“目标和成果的整理公布”以及“课题设置及主要研究容”等分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宋健在《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发言中对实施断代工程的可行性及实施条件亦作了具体的详述，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中，我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陆续发现了许多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历史文物。
例如北方以河洛地区为代表的前仰韶文化（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5000年）——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及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000年）；以泰山为中心的青莲岗文化（公元前5400年~公元前4000年）—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2500年）——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5000年）；南方以为中心的河姆渡（早期）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000年）——马家浜.松泽文化（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3300年）——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皂市（下层）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大溪文化（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600年）——龙山文化（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
这些文化的重大发现，为断代工程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历史佐证。
第二，天文资料的研究与验证能提供比过去更加有力的支持。
古埃及的断代史料中有些王朝的年代就是根据古代记录的天象计算出来的。
例如第XII王朝（公元前1991年~公元前1786年），就是帕克（R.Parker）根据古代文献记录：
某王登位的第七年第八个月的第十六天，天狼星在东方升起时的月相计算出来的。
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亦是由天文学家特德莫（H.Tadmor）根据古文献中对金星视行位置的记载推算出来的。
由本章第一节介绍的容可知，在我国古代史料中，以天文现象的记录尤为系统全面，这些天象为计算机的计算和模拟提供了研究方向和课题。
任何有规律可循的古代天文现象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很快地计算和模拟出来。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培瑜先生早在1990年就编写出版了《3500年历日天象》一书，列出了由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2052年的合朔、满月、分至、八节、日食、月食表。
因此，用计算机进行天文考古研究不但切实可行，而且计算结果是准确可靠的。
在此之前已有人对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一些天象记录进行了研究。
玉哲先生曾认定《子》中的记载：
“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发生在公元前1057年3月14日哈雷彗星回归之时。
工业大学葛真先生1980年核算《竹书纪年》中“懿王元年，天再旦于”，当为公元前899年或公元前925年某日之晨的日蚀。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彭瓞均、洛杉矶加州大学周鸿翔及英国德兰姆大学（Univ.ofDurham）邱锦程合作计算，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时48分发生的日蚀，在一带可见。
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核算古文献所记，夏禹时“星累累若贯珠，焕焕如连璧”，时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2月16日至3月9日，五大行星同时可见于角小于4.3度的天空。
这与美国班大卫（DavidW.Pankenier）于1982年的计算相同。
班曾提议把夏初定为公元前1953年。
第三，现代物理学对考古可以提供比过去更多的帮助。
碳-14断代法，钾氩、铀系、穆斯堡尔谱、中子活化、热释光、古地磁、氧同位素比等现代断代技术已广泛采用。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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