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学FDI碳排放相关性研究t.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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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FDI碳排放相关性研究t
FDI与碳排放相关性研究
摘要：
我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面临巨大的国内国际双重减排压力。
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不仅与我国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模式有关，还与当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引发的产业转移相关。
本文以FDI环境效应理论为基础，从规模、结构和技术角度分析了FDI与我国碳排放相关性。
并通过对ＦＤＩ碳排放效应的影响路径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
FDI碳排放环境效应
引言
随着全球变暖向着日益严峻的趋势发展，低碳经济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
而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我国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国内碳减排压力，因此政府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
同时，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也是我国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实现更快更好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因此，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在利用外资方面也需要在节能减碳的背景下，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以强化节能减碳的标准，倒逼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节能减碳中的优势和能力。
显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节能减碳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么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碳排放量增加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程度如何，对此问题进行跟踪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在开放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一大的研究框架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学界在探讨FDI与环境问题，近几年来转向关于FDI与碳排放的关系问题探讨，但是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生态环境、碳排放的关系的认识也是莫衷一是，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两种观点：
一是少数国外文献和多数国内文献认为FDI规模的扩大提高了东道国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并且认为污染天堂假说、边际产业转移论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不同角度较好地解释了国家间污染产业转移的根源；二是FDI对投资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及碳减排产生积极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部分学者甚至提出了“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有助于东道国生态环境的改善。
由于外资带来的技术通常比东道国更为先进，因而对环境的损害较小。
Grossman和Krueger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将外贸的环境影响效应细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并以此建立起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本文的FDI与碳排放关系也将以此建立环境效应分析的框架。
近些年来我国FDI流入规模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我国作为全球碳排放大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碳减排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研究FDI与东道国碳排放的关系，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外资的可持续利用是我国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
在关于FDI与东道国碳排放关系的相关论述中，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有以下内容：
随着低碳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学术界对FDI与生态环境的研究，转向FDI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
FDI的这种“双刃剑”性质，同样在探讨此问题中得以体现。
Cole和Elliott（2003）估计了贸易对二氧化碳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指出对于CO2来说规模效应强于技术效应，也就是FDI增加了东道国的碳排放量。
一部分学者包括YasmineMerican（2007）、Acharkyya（2009）在内分析表明大部分国家FDI对东道国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国内学者赵晓莉首次就FDI对东道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进行定性分析，随后其他学者也开始转向此问题的研究。
由于直接碳排放数据的缺失，国内文献直接进行FDI与CO2排放的相关性研究较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两年内，比如牛海霞等（2011）实证分析认为FDI与CO2排放显著相关并呈长期的负向协整关系。
李子豪等（2011）针对不同地区的分析，得出FDI通过GDP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增加CO2排放，FDI的技术效应降低CO2排放的结论。
胡佳雨（2010）从规模和地区的角度，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分析FDI与我国碳排放的相关性，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与我国碳排放呈现着显著地正相关关系，FDI每提高1%，人均碳排放量会增加大约0.09%，而FDI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规模效应的抵消对减碳的效果并不显著。
随后程思婧等（2011）也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FDI与碳排放总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宋德勇等、吴献金等、陈祖潮等、刘辉煌等（2011）、康倩、王子君等（2011）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但他们的研究也同样忽略了我国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FDI流入分布不均的现状，没有将目前我国区域间FDI与碳排放关系的地区差异考虑在内。
但是，与探讨FDI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同的是，在探讨FDI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中，多数成果研究结论认为FDI实际上有利于我国碳减排，一方面说明我国近几年来提高了对FDI进入的环境门槛，利用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也说明FDI本身具有在减碳中的先动优势，如果加以引导和利用，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正向效应，而形成FDI的“碳光环”效应。
持此观点的论述有陈继勇等（2011）以30个地区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FDI对以碳强度衡量的总体生态环境具有正面影响。
盛斌等（2012）分析得出FDI通过技术引进与扩散带来的正向技术效应超过了负向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
罗良文等（2012）认为FDI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均有正面的促进作用，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一直在下降，且降幅不断增大；外资企业通过后向关联的技术外溢有利于工业碳减排，经由前向关联的技术外溢短期内能促进工业碳减排。
杨丽（2012）认为从短期看,FDI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有消极影响,但从长期考虑,FDI将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发展。
易艳春（2011）分析结果显示 FDI与能源结构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存在长期的负向协整关系。
并且脉冲响应分析显示，FDI对能源结构碳强度和能耗强度具有负向冲击。
说明FDI进入有利于我国能源结构碳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的降低，FDI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有助于减缓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
汪滢、纪红军（2011）、姚奕（2011）的分析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二、FDI碳排放规模效应分析
快速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不仅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发展模式有关，还要考虑到当前国际投资和贸易引发的转移性因素。
作为世界工厂，我国出口高碳强度和高能耗加工产品，承担了生产和加工这些产品的全部排放成本，有必要从规模效应分析FDI碳转移排放。
由于数据统计关系，FDI导致的碳排放无法直接估算，通过我国的对外贸
易统计数据间接反映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
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对外经济活动成为经济活动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出口高碳强度和高能耗加工产品，承担了生产和加工这些产品的全部碳排放成本，国际间的产业转移释放出“额外”的全球碳排放。
净“额外”二氧化碳排放是指，相同的产品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生产后，多排放的碳排放量。
随着大量“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我国生产出口产品直接或间接消耗了大量能源与资源，为世界创造了价值，但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使我国的碳排放大幅度增加。
2007年，出口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我国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我国外向型经济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高度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
总之，从规模角度分析来看，FDI在我国所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明显的，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了我国的碳排放。
仅从出口规模角度分析，出口引致四分之一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而FDI又引致二分之一出口量。
FDI有较大贡献，但同时也产生了占我国较大比重的碳排放量，存在较大的减排责任。
三、FDI碳排放结构和技术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FDI碳排放结构和技术效应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的影响分析，进一步全面考察FDI与碳排放之间的内涵关系。
（一）FDI碳排放结构和技术效应现状分析
FDI通过对东道国各部门的相对规模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其经济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FDI产业分布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集中于工业制造业。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FDI实际使用金额在三大产业分布为119102万美元、5325624万美元、379481万美元，分别占总额的1.29%、57.64、41.07%。
FDI在第一产业明显不足，比重占1%左右,FDI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分布结构不合理。
就近期产业变化趋势来看，FDI投资于制造业呈下降趋势，投资于第三产业呈上升趋势。
但近两年FDI在工业制造业的比例较为稳定，第三产业比重虽然稳步上升，但投资中近一半进入房地产业，2007年更占到第三产业投资额的55.16%。
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业促使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进一步发展，从而消耗更多的水泥，促进碳排放。
而第三产业中，真正低能耗的服务业领域，如信息软件、住宿餐饮和金融业等所占比例较少，FDI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配置不合理。
目前FDI主要分布于工业制造业。
一般情况下，外资总是向高增长、高附加值行业聚集，对东道国经济具有较强带动作用。
FDI在我国工业分布中相当分散，大量投入于一般性加工行业。
技术效应方面，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节能减碳技术将起到重要作用。
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是减碳技术，指高能耗、高排放领域的节能减排技术，如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等。
第二是无碳技术，指核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
第三是去碳技术，比较典型的就是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CCS）。
目前我国节能低碳技术与欧洲、美国、日本等还存在较大差距。
从行业领域来看，我国已经初步掌握电力行业中煤电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IGCC）、高参数超临界机组技术、热电多联产技术等，但相关科技仍不太成熟，产业化存在一定问题。
交通领域我国短时间内无法在汽车的燃油经济性问题、混合动力汽车等相关技术达到产业化的水平。
对于冶金、化工、建筑等领域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我们在系统控制方面，还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方面看，在大型风力发电设备、高性价比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燃料电池技术、生物质能技术及氢能技术等方面我国取得不小进步，但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从低碳节能技术转移角度看，我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存在一定技术差距，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良好的管理经验，而我国企业整体技术水平较低。
在技术差距的条件下，外资的先进技术通过示范效应、关联效应、培训效应和竞争效应等技术转移溢出通道溢出，我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相关技术提高科技创新和自身竞争优势，从而完成整个FDI技术转移溢出过程。
（二）FDI碳排放结构和技术效应实证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方法（IRF）是反映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能够比较直观刻画出变量之间动态交互作用。
本文通过FDI对两个变量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判断FDI对我国碳排放和能源利用结构技术效应。
模型说明：
VAR脉冲响应实证分析数据时间跨度为1990——2012年。
涉及以下变量（各变量取对数）：
能源结构Ｓ二氧化碳排放强度（LnCO2）、单位GDP能源消费（Lnec）、FDI（Lnfdi）。
二氧化碳数据根据BP2012统计，其他数据源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消费量）可以表示一国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从一定程度反映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而单位GDP能耗水－ｙ－表示一国能源利用水平提高，直接反映能源技术变化。
所以通过检验变量对于FDI冲击反应，可以进一步分析检验FDI二氧化碳排放结构技术效应。
1、变量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1）单位根检验
建立ＶＡＲ模型之前需要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常用两种方法：
ADF检验和PP检验。
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经过ｄ次差分变成平稳序列，称原序列是ｄ阶单整序列，记为I（d）。
本文对LnCO2、Lnec、Lnfdi用ＡＤＦ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表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类型
（C,T,K）
ADF统计量
5%临界值
P
结论
LnCO2
（C,T,1）
-1.071746
-3.004861
0.7079
非平稳
Lnec
（C,T,1）
-0.535645
-3.004861
0.8660
非平稳
Lnfdi
（C,T,1）
-1.610476
-3.004861
0.4607
非平稳
dLnCO2
（0，0，1）
-3.658107
-1.950088
0.00090
平稳
dLnec
（0，0，1）
-2.190270
-1.950088
0.0305
平稳
dLnfdi
（0，0，1）
-2.029052
-1.950088
0.0431
平稳
注：
（C,T,K）分别代表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如表所示，变量LnCO2、Lnec、Lnfdi都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都为非平稳序列。
而dLnCO2、dLnec、dLnfdi都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序列都为一阶单整，记为I
（1）。
（2）协整检验
协整关系反应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关系，虽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
在VAR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由结果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上，FDI与能源结构碳强度、FDI与能耗强度的检验均分别拒绝了协整方程个数为0的假设，接受了协整方程数为1的假设。
由此可得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都与FDI存长期的协整关系。
表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方程个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
碳强度模型
None*
0.571563
20.50370
15.49471
0.0081
Atmost1
0.120811
2.703967
3.841466
0.1001
能耗强度模型
None*
0.590825
21.43346
15.49471
0.0056
Atmost1
0.119292
2.667621
3.841466
0.1024
2、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反映在误差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
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递给其他所有的内生变量。
方差分解是另一种描述系统动态性的方法，基本思想是把VAR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计算出每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得出每个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率的比重。
表方差分解结果
得出，FDI对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单位GDP能源消费的相关性分析，从总体上看，FDI对两个强度的冲击具有一致性：
FDI与能源结构碳强度模型分析：
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冲击反应来看，在前两期具有一个明显的正向冲击反应，FDI在进入初期提高了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在第2期达到峰值0.001后，冲击负向趋势变化明显，从第４期开始后连续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负向冲击。
FDI在中后期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负向冲击稳定，在第8期达到峰值-0.002后，逐渐向水平轴靠近，后期冲击力度减缓。
此外，从方差分解分析来看，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主要受其自身影响较大，FDI的影响在前期比重较小，在7-10期有较大幅度提高，中后期变化较小，一直稳定在20-21%左右。
FDI与能源消费强度模型分析：
能源消费强度的冲击反应来看，FDI对其在前三期具有一个较为平缓的正向冲击，从第3期开始负向变化。
从第4期开始保持负向冲击，在第10期左右达到峰值-0.04，随后逐步向水平轴靠近，冲击力度减弱。
此外，从方差分解分析来看，能源消费强度也主要受其自身影响较大，FDI的影响前期影响微小，从8-14期提高较快，后期一直稳定在22-23%左右。
两模型比较分析：
从两者对比分析来看，FDI对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冲击影响要早于能源消费强度，表明FDI对能源结构的影响要早于对能源利用技术影响，FDI技术溢出存在一定时滞性。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能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需要进一步验证。
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格兰杰因果检验．希姆斯检验和Geweke分解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最常用于检验两变量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检验方法。
表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格兰杰检验的前提是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对各变量一阶差分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滞后两期的情况下，检验结果表明dLnfdi和dLnCO2、dLnec相互之间都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dLnfdi不是dLnCO2和dLnec的格兰杰原因。
以上结果表明，虽然FDI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能耗强度之间存在长期的负向协整关系，但不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虽然FDI有利于我国能源强度的减少，但我国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能耗强度变化不是由FDI直接导致的，FDI通过结构技术效应对我国能源利用水平提高正面效果并不显著。
（三）小结
1、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费呈下降趋势，但目前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通过对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结构因素和技术因素分解，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减少主要是技术效应所导致，由技术提高引致的减排在近十年来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减少的比重约为110%；而产业结构调整在相当多的年份反而提高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比重与为-10%。
近十年左右，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主要依靠我国节能技术提高，技术因素呈现积极效应；而产业结构调整起到很小的作用，结构因素呈现负面效应。
2、从FDI结构效应现状分析来看，FDI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
目前外资在工业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于碳关联度较高或碳关联度一般的行业，虽然相比内资而言，外资产业的碳关联度稍低，但FDI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并没有优化我国工业和制造业结构。
从FDI技术效应现状来分析，目前核心低碳节能技术的转移和溢出机制存在一定障碍，转让企业核心技术转让主动性和受让企业资金技术投入积极性都不能得到有效保证，FDI核心技术显性和隐性外溢存在一定障碍。
3、从VAR脉冲响应模型实证检验来看，FDI与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能消费强度呈长期的负向协整关系，FDI对两个强度负向冲击稳定，但后期冲击力度缓。
两强度主要受其自身影响较大，FDI对其影响比重前期较小，中后期影响稳定逐步弱化。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FDI并不是两强度减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故FDI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我国节能减排效果并不显著。
通过实证检验可得FDI进入有利于我国能源消费强度的降低，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有助于减缓二化碳排放，但效果不明显。
四、对策
低碳经济发展三层框架模式会对FDI产生影响，从宏观和中观角度，低碳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必定会对FDI的进入意愿产生作用，挤出高碳FDI，吸收清洁FDI；从微观角度，低碳技术和企业竞争力提高需要不仅要依靠自主创新，也需要国际合作，必定影响FDI的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
经济转型下，FDI与低碳经济势必会存在多方的互动博弈机理，从而影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
产业层面：
首先从产业间转移角度，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拓宽外资合作领域，鼓励外商勘探开发非常规能源资源、鼓励投资和经营电站等能源设施、鼓励投资风电、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推进我国能源结构调整。
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将给清洁ＦＤＩ提供更多机遇，信息化建设、人力资源培养、金融、旅游等服务行业将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热点。
特别是低碳经济催生了环境金融创新一一温室气体减排量全球交易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碳金融市场（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银行贷款将有效吸引ＦＤＩ进入。
国外投资银行和从事碳交易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进入我国，对具有碳交易潜力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投融资。
其次空间产业转移角度，针对目前我国外资具有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的特征，所以一方面设计有区别的激励相容节能减排机制，另一方面建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欠发达地区ＦＤＩ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促进中西部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实现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
再次从产业品牌角度，跨国公司作为众多行业的佼佼者，在传播节能理念，实现低碳发展上具有优势，更责无旁贷。
跨国公司不仅应在整个产品周期中加强资源有效利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更要形成节约资源的企业文化，倡导低碳生活，帮助自己的员工和消费者树立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低碳意识，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社首先进一步完善清洁发展机制，促进更多具有技术转让效果的ＣＤＭ项目开发，保证资金落实于清洁技术研发。
特别要对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涉及了利益、补贴、税收等实行相关优惠条件，促进先进技术转移。
微观技术层面：
低碳技术涉及未来国家核心竞争力，需要在国际合作基础上强化自主创新力，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各行业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需要大量节能技术进行减排，特别是在工业、建筑、交通三大节能领域，节能效果最为明显和有效。
ＦＤＩ的先进节能理念和先进节能技术将发挥巨大作用。
首先进一步完善清洁发展机制，促进更多具有技术转让效果的ＣＤＭ项目开发，保证资金落实于清洁技术研发。
特别要对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涉及了利益、补贴、税收等实行相关优惠条件，促进先进技术转移。
其次建立国际低碳示范园区，以积极态势显示低碳技术引入意愿，促进外资和本土企业互动合作。
在技术引进通道中，通过降低税费吸引清洁ＦＤＩ进入，保持技术溢出通道畅通；同时为本土企业提供信息支持，促进合作交流，对有效开展清洁技术研发企业实行优惠政策，注重外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有效结合，促进低碳节能技术的溢出作用。
五、结论
本文以FDI环境效应理论为基础，从规模、结构和技术角度分析了FDI碳排放的关系。
通过VAR脉冲响应实证检验，FDI与我国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费强度呈长期的负向协整关系，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变化并不是FDI直接导致，表明FDI进入虽然对我国能源利用水平提高具有一定的有利作用，但并不显著。
在过去三十年FDI主要进入了碳排放关联度高的产业，并没有有效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低碳技术的转移过程中，也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FDI核心低碳技术溢出存在障碍。
本文也针对这种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六、参考文献
[1]杨海生等，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3
[2]赵细康.环境保护与国际产业竞争力—理论与实证[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沙文兵等.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6.
[4]李子豪，刘辉煌.FDI对环境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吗——基于中国220个城市的检验[J].财贸经济,2012.09.
[5]陈凌佳.FDI环境效应的新检验——基于中国112座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9.
[6]陈晓峰.长三角地区FDI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4.
[7]程思婧,闫登丰.FDI与中国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J].学术研究,2011
（1）.
[8]胡佳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性研究[D].杭州:
浙江大学,2009.
[9]罗良文，李珊珊.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技术经济，2012.6.
[10]赵晓莉，熊立奇．FDI对东道国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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