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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01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prison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

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

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

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经常被拿来与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比较,米尔格拉姆实验是于1961年在耶鲁大学,由津巴多中学时代的好友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的。

津巴多作为监狱长。

死亡实验是一套故事基于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的电影。

津巴多模拟监狱实验

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和他的同事在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系办公大楼地下室里建立了一个“监狱”,他们以每天15美元的价格雇用了24名学生来参加实验。

这些学生情感稳定,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在普通人格测验中,得分属正常水平。

实验者对这些学生随意地进行了角色分配,一部分人为“看守”,另一部分人为“罪犯”,并制定了一些基本规则。

然后,实验者就躲在幕后,看事情会怎样发展。

两个礼拜的模拟实验刚刚开始时,被分配做“看守”的学生与被分配做“罪犯”的学生之间,没有多大差别。

而且,做“看守”的人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如何做监狱看守员。

实验者只告诉他们“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当回事。

为了更真实地模拟监狱生活,“罪犯”可以像真正的监狱中的罪犯一样,接受亲戚和朋友的探视。

但模拟看守8小时换一次班,而模拟罪犯除了出来吃饭、锻炼、去厕所、办些必要的其他事情之外,要日日夜夜地呆在他们的牢房里。

“罪犯”没用多长时间,就承认了“看守”的权威地位,或者说,模拟看守调整自己,进入了新的权威角色之中。

特别是在实验的第二天“看守”粉碎了“罪犯”进行反抗的企图之后,“罪犯”们的反应就更加消极了。

不管“看守”吩咐什么,“罪犯”都唯命是从。

事实上,“罪犯”们开始相信,正如“看守”所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

而且每一位“看守”在模拟实验过程中,都作出过虐待“罪犯”的事情。

例如,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

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

”’另一位“看守”补充说,“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

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

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这次模拟实验相当成功地证明了个体学习一种新角色是多么迅速。

由于参加实验的学生在实验中表现出病态反应,在实验进行了6天之后,研究人员就不得不终止了实验。

不过剧集里的实验没有这么变态,只是一个48小时的游戏~~

  太平洋里有一个布拉特岛,在这个岛的水域中,有一种鱼,叫王鱼。

王鱼分为两种,一种有鳞,一种没有鳞,有鳞没鳞,全是由自己来选择。

  如果王鱼从小到大都没有鳞,就比较好活,一生都较为平静。

但有的王鱼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让自己慢慢有鳞。

它有一种本领,能吸引一些较小的动物贴附在自己身上。

王鱼先给这些小动物一点自身的分泌物,当它们被吸引后,王鱼便把它们吸干,慢慢地吸收为自己身上的鳞片——其实那不是鳞,只是一种附属物。

当王鱼有了这种附属物后,会比没有鳞的王鱼最少大出四倍。

  可怜的是,有鳞的王鱼,生命进入到后半生时,由于身体机能退化,那些附属物会慢慢脱离,使王鱼重没有鳞,那是一件痛苦难堪的事情,因为无法再适应这个世界,表现得异常烦躁,每一天每一刻都在绝望中挣扎。

  这时的王鱼,常会自残,往岩石上猛撞,那场景,真是惨不忍睹。

越是身上附属物多的王鱼,后来就会越痛苦。

到生命的最后,常常会浮上水面,跳上跳下,挣扎数日,而后死去。

死时的王鱼,身上红肿,到处是腐烂,眼睛也被自己撞瞎。

  王鱼的悲剧给我们各种启示,有人说它启示我们不要为各种浮名俗利所累,有人说它启示我们不要过自己不需要的生活。

  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王鱼其实象征着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这类人因为环境给予的各种包装和名衔,真的以为自己是如何如何了,一旦除掉那些耀眼的东西,就变得一文不名。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什么劣根性的问题,在它的背后是着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定律:

那就是人们对自己的某种假设,很快会成为现实。

这称为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晋国有个名叫乐广的人,有一次,他邀请一位朋友到家里喝酒。

当这个朋友举起酒杯却忽然看到酒杯里有条小蛇,可是已经晚了,他把它喝下去了。

  回家以后这人就生起病来,他认为是蛇作怪。

乐广听说朋友病了便前去探望。

朋友于是就告诉他得病的原因。

乐广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酒里怎么会有蛇呢?

他把朋友安慰了一番后回到家里,突然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弓,他心里一亮,想到蛇一定是弓倒映在酒杯中的影子。

  第二天,乐广又邀请那个朋友在原地饮酒,斟满了一杯酒,恭敬地请朋友喝。

朋友一看连忙说:

“杯里有蛇,我不喝!

  这时乐广哈哈大笑,指着墙上挂着的弓让朋友仔细看,那位朋友顿时明白,没几天病就好了。

  正是由于乐广的这位朋友一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吞下了一条蛇的病人,于是果然就实现了。

  为了研究人及环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程度,心理学家津巴多于1972年设计了一个模拟监狱的实验,实验地点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底下室中,参加者是男性志愿者。

  他们中的一半随机指派为“看守”,另一半指派为“犯人”,实验者发给他们制服和哨子,并训练他们推行一套“监狱”的规则。

剩下的另一半扮演“犯人”角色,他们穿上品质低劣的囚衣,并被关在牢房内。

  所有的参加者包括实验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完全进入了实验。

看守们开始变得十分粗鲁,充满敌意,他们还想出多种对付犯人的酷刑和体罚方法。

犯人们垮了下来,要么变得无动于衷,要么开始了积极的反抗。

  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在那里“现实和错觉之间产生了混淆,角色扮演与自我认同也产生了混淆”。

尽管实验原先设计要进行两周,但它不得不提前停止。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令人胆战心惊。

大多数人的确变成了‘犯人’和‘看守’,不再能够清楚地区分角色扮演还是真正的自我。

  这个颇受争议的模拟实验表明,一个简单假设的角色可以很快进入个人的社会现实中,他们从中获得自我认同,无法从他们扮演的角色中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

心理学实验02:

定位速效法

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三组,前去10公里外的村庄。

甲组学生不知道村庄有多远,只让他们跟着导游走,刚走二三公里,就有学生叫苦,走了一半路学生开始抱怨,情绪低落而且开始散乱,以致溃不成军。

乙组学生仅知道距离目的地有10公里,中途没有路牌,他们只跟着向导走,走了多少,还剩多少一概不知。

结果行走到不到一半就有人叫苦不迭,速度也越来越慢。

丙组学生不仅知道距离目的地有10公里,而且能不时看到路牌,上面写有里程,他们走了多少还剩多少心中都很清楚。

结果这一组学生一路上精神饱满,每当他们疲劳时,看看路牌,都为自己已走过的路程感到振奋,没人叫苦。

实验的最终结果显而易见,丙组最快,乙组次之,甲组最慢。

心理学把这种按计划工作、目的明确、效率增高的现象叫“定位速效法”。

心理学实验03:

蔡格尼克效应

心理学家蔡格尼克(Zeigarnik)曾做过的一个有趣实验:

他要求一些参加实验的人去完成20件指定的工作,其中半数工作最终允许其完成,而另一半的工作则中途人为地加以阻止,使其无法完成。

当这些人完成实验任务后,要求他们对所做的工作进行回忆。

实验结果发现参加实验的人对未完成工作的回忆要优于对以完成工作的回忆,前者的回忆量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蔡格尼克效应”,是指人们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情,比已处理完成的事情印象更加深刻。

启示:

人类有追求完美的倾向,有时甚至是强迫自己追求完美。

这使得我们有时会无法容忍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以致于让那些没做完的事情给自己造成压力。

但更现实的是,并非所有事情对我们或我们的工作都如此重要,事情也并非因为其未被做完而变得更加重要。

因此,时常停下来思考什么是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完成的事情很重要。

心理学实验04:

反馈效应实验

心理学家罗西和亨利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反馈效应心理实验:

他们把一个班的学生分为三组,每天学习后就进行测验,测验后分别给予不同的反馈方式:

第一组每天告知学习结果;第二组每周告知一次学习结果;第三组只测验不告知学习结果。

8周后将第一组和第三组的反馈方式对调,第二组反馈方式不变,实验也进行8周。

反馈方式改变后第三组的成绩有突出的进步;而第一组的学习成绩逐步下降;第二组成绩稳步上升。

 

这则实验说明,学习者对自己学习结果的及时了解,对学习积极性有强化作用,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反馈方式不同,对学习的促进作用也不同。

及时知道自己的学习成绩对学习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及时反馈比远时反馈效果更好。

心理学实验05:

迟延满足实验 

发展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经典的实验,称为“迟延满足”实验。

实验人员给一些4岁小孩子每人一颗非常好吃的软糖,同时告诉孩子们可以吃糖,如果马上吃,只能吃一颗;如果等20分钟,则能吃两颗。

有些孩子急不可待,马上把糖吃掉了。

另一些孩子却能等待对他们来说是无尽期的20分钟,为了使自己耐住性子,他们闭上眼睛不看糖,或头枕双臂、自言自语、唱歌,有的甚至睡着了,他们终于吃到了两颗糖。

在美味的奶糖面前,任何孩子都将经受考验。

这个实验用于分析孩子承受延迟满足的能力,所谓的延迟满足,就是能够等待自己需要的东西的到来,而不是想到什么就要什么,这是一个很通俗的解释。

 

这个实验后来一直继续了下去,那些在他们几岁时就能等待吃两颗糖的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仍能等待,而不急于求成;而那些急不可待,只吃了一颗糖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更容易有固执、优柔寡断和压抑等个性表现。

 

当这些孩子长到上中学时,就会表现出某些明显的差异。

对这些孩子的父母及教师的一次调查表明,那些在4岁时能以坚忍换得第二颗软糖的孩子常成为适应性较强,冒险精神较强,比较受人喜欢,比较自信,比较独立的少年;而那些在早年已经不起软糖诱惑的孩子则更可能成为孤僻、易受挫、固执的少年,他们往往屈从于压力并逃避挑战。

对这些孩子分两级进行学术能力倾向测试的结果表明,那些在软糖实验中坚持时间较长的孩子的平均得分高达210分。

研究人员在十几年以后再考察当年那些孩子现在的表现,研究发现,那些能够为获得更多的软糖而等待得更久的孩子要比那些缺乏耐心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他们的学习成绩要相对好一些。

在后来的几十年的跟踪观察中,发现有耐心的孩子在事业上的表现也较为出色。

心理学实验06:

恐惧是如何形成的

1920年,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华生及其助手进行了心理学史上著名的一次实验。

该实验揭示了在一个婴儿身上是如何形成对恐惧的条件反应的。

 

  实验对象是一个叫阿尔伯特的小男孩,当他还只有9个月大的时候,研究者把一只白色的老鼠放在他身边,起初他一点都不害怕;可是,当用一把锤子在他脑后敲响一根钢轨,发出一声巨响时,他猛地一打颤,躲闪着要离开,表现出害怕的神态。

给他两个月的时间使这次经历淡忘,然后,研究者又开始实验。

当一只白鼠放在阿尔伯特的面前,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特别新奇有趣的玩具,伸出手去抓它;就在孩子的手在碰到白鼠时,他的脑后又响起了钢轨敲响的声音,他就猛地一跳,向前扑倒,把脸埋在床垫里面。

第二次试的时候,阿尔伯特又想用手去抓,当他快要抓住的时候,钢轨又在身后响起。

这时,阿尔伯特跳起来,向前扑倒,开始啜泣。

 

  此后,又进行了几次这样的试验,把老鼠放在阿尔伯特身边,钢轨在他脑后震响,阿尔伯特对老鼠形成了完全的恐惧条件反应,华生后来在实验报告中写道:

 

  “老鼠一出现,婴儿就开始哭。

他几乎立即向左侧猛地一转身,倒塌在左侧,作四肢撑起身体快速地爬动,在他到达试验台的边缘前,用了相当大的劲才抱住他。

” 

  更进一步的实验显示,阿尔伯特对其它毛乎乎的东西也产生了恐惧:

兔子、狗、皮大衣、绒毛玩具娃娃,还有华生装圣诞老人戴的面罩。

 

  停止一个多月以后,又对阿尔伯特进行试验,正如研究者所预测的,他哭了起来,对老鼠和一切展现在他面前的毛乎乎的刺激都感到害怕,这时候,并没有任何钢轨敲击的声音。

 

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的影响,华生认为,狗可以通过训练建立条件反射,人也有类似的情况。

如果我们经常给人的某中行为施以正强化(奖励),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巩固下来;如果不给强化或给以负强化(惩罚),那么该行为就会减弱或不再出现。

因此,强化很重要。

华生认为,我们只要找到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或关系,再根据条件反射原理加以强化,使刺激和反应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那么就可以预测、控制和改变人的行为。

心理学实验07:

感觉剥夺实验

1954年,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首先进行了“感觉剥夺”实验:

实验中给被试者戴上半透明的护目镜,使其难以产生视觉;用空气调节器发出的单调声音限制其听觉;手臂戴上纸筒套袖和手套,腿脚用夹板固定,限制其触觉。

被试单独呆在实验室里,几小时后开始感到恐慌,进而产生幻觉……在实验室连续呆了三四天后,被试者会产生许多病理心理现象:

出现错觉幻觉;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紧张、焦虑、恐惧等,实验后需数日方能恢复正常。

这个实验表明:

大脑的发育,人的成长成熟是建立在与外界环境广泛接触基础之上的。

只有通过社会化的接触,更多地感受到和外界的联系,人才可能更多地拥有力量,更好地发展。

著名心理学实验08:

米尔格拉姆实验 

米尔格拉姆实验(英语:

Milgram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toAuthority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

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ofAbnormalandSocialPsychology)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StudyofObedience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toAuthority:

AnExperimentalView里所讨论。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Milgram,1974)

米尔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1974年)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

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

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

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

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

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

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

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

“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

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

“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

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

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

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

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

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

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学生”的反应 

75V嘟囔 

120V痛叫 

150V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V大叫:

“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 

300V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330V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

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

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

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

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结果

米尔格拉姆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了。

他接着与HarryFrom制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

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拉姆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

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

后来米尔格拉姆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州立分校(UniversityofMarylandBaltimoreCounty)的Thomas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拉姆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对实验的反应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现在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拉姆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拉姆表达谢意。

而且米尔格拉姆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拉姆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

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伙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

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

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

米尔格拉姆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09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HawthorneEffect,当被观察者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而改变行为倾向的效应。

来自于1927年至1932年埃尔顿·梅奥在霍桑(Hawthorne)工厂进行的一系列心理学实验。

实验内容

研究是在1924年至1933年进行的。

FritzJ.Roethlisberger和WilliamJ.Dickson给出了大量实验细节,但是很少解释。

1927年哈佛商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埃尔顿·梅奥作了简短总结,包括表述了不管照明条件等因素如何,只要给予工人积极关注和自我管理权都可以因创造了积极的群体氛围而提高产量。

霍桑研究是一系列对工人在改善各种条件下(薪酬、照明条件、工间休息等)其生产效率变化情况的研究,但在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些条件的改善并未对生产率上升产生明显效果,有些甚至回到初始的状况。

这个现象在单个工人以及群体测试中都存在。

实验者设计的变量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显著的主导生产率变化的因素。

由梅奥教授等作出的一个解释是:

“六个个人组成了一支团队,这个团队在实验中诚心且自发的进行了合作。

”此即后来提出的“非正式群体”概念。

1955年landsberger重新解释了实验成果并定名为“霍桑效应”。

实验结论

改变工作条件和劳动效率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提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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