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欣赏边塞诗资料.docx
《中国古典文学欣赏边塞诗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古典文学欣赏边塞诗资料.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中国古典文学欣赏边塞诗资料
目录
摘要2
一、初唐2
二、盛唐4
三、晚唐5
四、研究发轫期（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8
五、研究发展期（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9
六、研究成熟期（80年代初以后）11
参考文献：
16
浅谈唐代边塞诗欣赏
摘要：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唐代诗歌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
而边塞诗则是构成盛唐之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
边塞诗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成为唐朝诗歌百花园中一支永不凋零的奇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唐朝、边塞、雄浑豪迈、出军远征、阴郁悲苦
法国著名文学史家丹纳说：
“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民族的心理。
”俄国美学家普列汉诺夫也说：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有它的境况所造成的。
”边塞诗最能体现唐代国运兴衰，从初唐国力雄劲到晚唐穷兵黩武，边塞诗也经历了从初唐、盛唐的雄浑豪迈到晚唐的阴郁悲苦。
今天，当我读起这一首首或高昂、或低沉，或豪迈、或悠远的边塞诗，当时的一幕幕场景又跃然浮现眼前。
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神游于苍茫豪迈的塞外，重温唐代光辉的历史。
一、初唐
我骑着一匹壮马，离开了繁华而富庶的杭州，随着达达的马蹄声，我离中原越来越远，夹杂着沙石的北风、连绵起伏的沙丘和悠长的胡笳声告诉我：
这里就是塞外了。
刚离开三月桃红与五月梅雨的的天境，雕楼画栋、小桥流水的江南，我瞬间被大漠雄浑壮阔的景色震惊了。
面对西北，我心中涌动出了王维的诗：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王维《使至塞上》
浩渺的大漠，天际一缕云彩，落日隐于长河，寥寥数笔，就勾勒除了大漠苍凉壮美的景象。
王维的诗被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当诗人的浪漫情怀与唯美的诗句相结合，描绘出的五彩斑斓的色调，与苍山、广漠、冰雪、长河纠缠在一起，展现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人在画中寻觅，画在心中痴迷。
我蹲下身，抚摩大地，抓一捧沙粒飘逸风中，缓缓地从指缝间滑落，闭上眼睛，听那车轮碾碎历史的嘈杂，听那风中传来的羌笛，思绪飘向远方……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过：
“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边塞诗中壮丽瑰奇的边塞风光正是边塞诗人心理情感的外化和折射。
此时天下甫定，人民安居乐业，然而东突厥恃强骄纵，屡屡向中原侵扰，曾一度兵至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边关人民频频受到骚扰，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等诗句都体现了诗人们对胡人的愤恨和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当然不会坐视突厥侵扰边关人民，于是派兵部尚书李靖统帅五道大军，北击突厥，仅用三个月时间，便一举平定了东突厥，体现了唐朝之初的强盛国力。
李世民所写的《饮马长城窟行》“塞外悲风切，交河冲已结。
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诗境界广阔，语言顿挫有力，风格峻拔，气势高昂。
贞观重臣虞世南继承了隋唐边塞的优秀传统，写出了一些拜托尘俗的边塞诗，为唐代边塞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的边塞诗以初唐四杰为代表，杨炯的《从军行》写道：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烽火照西京”一句，用夸张手法外患严重、情势危急，“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将反侵略的军事行动写得迅猛凌历，声势逼人，尽管风雪苦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宁为百夫长”，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
寥寥数笔，有力地突现出作者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烽火发金微，连营出武威。
（虞世南）
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
（卢照邻）
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骆宾王）
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心情。
初唐是唐代边塞诗歌的发轫时期，它对盛唐及晚唐的诗歌做出了很好的典范和铺垫，为盛唐时期边塞诗歌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二、盛唐
时间转向了盛唐期间，我继续向西，看到一队人马呼啸而过，转眼间变消失在视线中，但强壮的军马，严整的军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胡笳声咽、柳笛悠扬、旌旗翻卷，继续向西，很可能意味着要爆发一场战斗；而向东，则是一片和平。
那里是自己的家乡，那里有父母，有朋友，还有自己的爱人。
没有多少人天生愿意打仗，但为了免除捐税，为了获得军功，当然，也是为了千里之外的安定，“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哪怕即将变成白骨，他们也必须向前，再向前。
贞观之治的沉淀，开元盛世的到来，唐朝迎来了鼎盛，它的经济实力正如杜甫《忆昔》中说的：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物质生活的富足，使唐朝社会安定繁荣，人们对生活，对理想充满着希望和自信，一种盛世的民族心理逐渐在心中形成。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描绘出了万事万物生机盎然的风采。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我们后世所称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又是培育盛唐人们豪迈，进取精神的土壤，国力的强大，使唐代士人普遍持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强烈的抱负，他们强烈追求“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的理想，充满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精神品质，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形成一种“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的文学格调。
盛唐边塞诗人崇尚意气，崇尚豪放“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酒”，“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种豪爽，富有意气的诗句在边塞诗中比比皆是。
盛唐边塞诗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
在边塞诗中，一方面以夸张对比衬托的手法对战争残酷，环境恶劣进行展示，如“战士军前半生死”，“黄金百战穿金甲”，“孤城落日斗兵稀”。
但另一方面，边塞诗作更凸显人面对战争时奔涌出的巨大精神力量。
其中既有：
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保家卫国的豪情，还有在战场上建立功名的壮志。
如“不破楼兰终不还”；“愿为腰下剑，只为斩楼兰”；“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这两方面使诗句具有永不泯灭的魅力，诗句中洋溢着的崇高感，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千载悠悠。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王维）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
（王昌龄）
豪迈，勇敢，一往无前！
即使是艰苦战争，也壮丽无比；
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明快；
即使是壮烈牺牲，也死而无悔。
我们因汉得族名，因唐而举世闻名。
汉武帝北逐匈奴，威震西域；唐玄宗亦北攻突厥、西击吐蕃。
生活在盛唐无疑是自豪的，品读盛唐边塞诗，不仅能从中体会到我们祖先血管中流淌过的骁勇尚武的血液，还能使我们在了解西北风土人情的同时，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汉民族。
三、晚唐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代明君唐太宗已然成为历史，唐玄宗晚年昏庸，唐朝开始走下坡路了。
晚唐国势日渐衰微，各种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边患频仍，统治者忙于自救，已完全失去了盛唐、中唐时期开疆拓土、成就帝王大业的气魄。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我看到一位年长的老人在官兵的催促下与家人依依惜别，他心里明白，此去大半是不会再回来了，现场如生离死别般使人肝肠寸断，我不忍直视，默默的将视线转向西北，然而此时我看到不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层峦叠嶂的山峦阻隔了将士们望乡的目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风送来了凄凉幽怨的芦笛声，更加唤起了征人望乡之情，铺天盖地的风沙鞭笞在身躯，阵阵寒冷的空气凝滞血液，一路参差不齐的人马从我身边路过，溅起的是枕骸遍野、尸骨纵横。
走过古战场，我仿佛看到了黄沙缝里渗出一滴滴血泪，听到铁骑席卷大地的声音，弯刀与剑戟刺穿躯体的声音，战车颓然倒下的声音……
晚唐由于时局的江河日下，不可挽回，文人士子因时运艰难，失去了往日立功边塞、从军幕府的豪情，边塞诗的创作主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极力描绘边塞战争的血腥肃杀之气，以抨击朝廷的平戎失策给士卒带来的沉重灾难，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强烈反感和对生命的深沉呼唤。
“战士辞营不道归”再也不是“欲饮琵琶马上催”那样的浪漫与洒脱，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和苍凉。
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李益）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陈陶）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
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王昌龄）
色彩阴郁，景象悲苦，感情压抑，意绪低沉，诗人心态已堕入消沉与绝望的深渊，边塞诗也就一变而为反战、休战的呼声而显得异常的凄厉与沉痛。
边塞诗的主题发展，走过了从初、盛唐的颂战、尚战，中唐的怨战、厌战而至晚唐的休战、反战的全过程，其格调也由盛唐的明朗壮大、中唐的哀婉幽怨而变为晚唐的凄厉和沉痛。
无论是唐代的哪个阶段，边塞诗始终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唐代的诗歌的丰富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给后世文学充当着典范，与此同时，唐代的边塞诗歌也给后人留些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的沉淀，给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以历经沧桑的稳重和团结。
边塞诗是唐诗的骄傲，千百年来，它或奇丽峻峭，雄浑挺拔；或清新幽雅，缠绵悱恻；或慷慨高歌，响遏云天，或低徊浅唱，感慨万端；或令人热血沸腾，欲跃马横戈，或使人愁肠寸断，想折戟断刀……以昂扬雄浑、悲壮崇高的动人巨响，回荡在我们的心头，成为了一个时代璀璨的亮点，耀眼光辉的存在。
我紧裹披在肩上的衾裘，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大西北。
历史的帷幕在西北这片古老土地上，铁蹄与弓矢交错，野蛮与文明冲击，一幅幅历史画卷展现在我面前。
在这里，盘马弯弓射大雕的英雄踏着塞外的落日走过，勒马回首看到的是的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这里，万里觅封侯的猛士迎着关外的阵阵朔风走过，回首就是“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的无比心恸，在这里，慷慨豪放的诗人徘徊在这浩瀚而博大的地域，从袖中抖落出那些平添了铁骨脊梁的诗句，留传千年。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诗歌是其“一代文学”的标志。
唐诗的发展存在不同的段落，历来有四唐说或五唐说，就是将唐诗历程大致划分为四段或五段，四唐说包括初、盛、中、晚，五唐说是在盛、中唐之间增加一个转折过渡阶段。
初唐诗歌创作是一直延续着六朝宫廷诗风，以宫廷帝王为中心，讲究诗歌技巧，完成了近体诗的诗体建设，而宫廷斗争一部分文人抛离歌功颂德的创作惯性，“文章四友”和沈、宋才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同时，科举制度的实行调动了寒士的参政热情和希望，初唐四杰和陈子昂都是在此背景下走向历史的前台，他们自觉地批判宫廷诗风，将北朝文学的刚健之气和南朝文学的清新明丽、汉魏风骨与六朝绮丽结合起来，迎来新的诗歌时代。
开元十五年前后，盛唐诗歌群体出现，创作《春江花月夜》的张若虚等“吴中四士”是盛唐之音的先声，他们风流潇洒，浪漫不羁；王维、孟浩然等表现了山水田园的静谧明秀之美，高适、岑参等表现了边塞生活的瑰奇壮伟、豪情慷慨，这两类题材分别代表了盛唐诗人人格追求的两个层面――既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高洁，也追求建功立业。
“诗仙”李白以其天纵之姿挥洒笔墨，信笔琳琅，喷玉吐珠，呼风唤雨，追求个人实现，展示了盛唐人特有的豪放飘逸、自由奔放，其诗如行云流水又变化万千，如出水芙蓉。
盛唐诗歌唱理想，精神浪漫，激情洋溢，气象高华，骨气端详，清新自然。
天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盛世如落叶飘零，使用如椽巨笔反映这场历史转折的是“诗圣”杜甫，他带着盛唐人的热情和责任直面惨淡的人生，忧国忧民，将律诗内涵丰富的长处充分开掘出来，创作出《春望》、《蜀相》、《登楼》、《登高》、《秋兴八首》等名作；直接表现战火中涂炭的生灵，创作出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诗史”作品。
稍后活跃于京城的大历诗人群，因社会衰败而心绪彷徨，气骨顿衰，偏爱夕阳秋风。
中唐中兴，与此呼应诗坛上出现了追求新变的风气：
韩愈、孟郊、李贺等，师承杜甫奇崛、散文化的创作经验，崇尚奇怪，甚至以丑为美，形成了韩孟诗派；白居易、元稹以及张籍等，则学习民间乐府，追求通俗甚至世俗，形成元白诗派，怪与俗构成了中唐诗风相反相成的两极。
最终牛李党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这三大矛盾彻底消耗了王朝元气，长庆以后，中兴成梦，诗人不得不无奈地放弃追求，放逐自我，自甘沉沦，在男女之情中寻找寄托，在苦吟雕琢中打发时间，在歌咏黄昏中消耗生命，最终迎来了唐王朝的终场，李商隐、杜牧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代言人。
四、研究发轫期（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
1、概念的提出和初步界定
早在1924年，徐嘉瑞先生在《中古文学概论》一书中就已明确提出了“边塞派”这一概念。
该书第五编第二章《唐代文学之分类》，对唐诗进行了主观与客观的“实质分类”；客观类即包括社会派、田园派和边塞派；其中边塞派以高岑、王昌龄、王翰、李颀诸人为代表；心理分类高岑属“情绪”类之“激情”小目。
徐氏虽未加详论，但由此已能窥测到他对边塞诗的初步界定。
1927年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一文也提到了“边塞派”的范畴，1930年在《唐诗研究·唐诗的分期》中，他进一步归纳了边塞派的特征，指出：
“很多的闺情、闺怨的描写，就其意义讲还是边塞诗意义。
”此后，贺昌群于1934年在《文学》二卷六号上发表《论唐代的边塞诗》一文称：
边塞诗是“对异族征伐的反映”，其因西域文化的参和而更显“雄伟瑰丽”；唐代诗人“几乎都有几首边塞诗”，统计数量“有千余首之余”。
该文还对边塞诗在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发展，作了粗线条的勾勒。
贺氏是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个统计边塞诗的人，虽然其统计结果与今人所统计的约两千首不同，其论述对盛唐肯定也不足，但它仍须重视。
1935年刘经庵也试图对“边塞诗”作出界定，他在《中国纯文学史纲》第一编第五章中说：
“古无所谓边塞诗，到了盛唐，岑高辈大概受了北朝民歌的影响，乃用北地的风物、边塞的状况，咏为边塞诗。
”他的界定中也包括一部分闺怨诗。
此外，杨启高《唐代诗学》中亦将唐代诗歌分为山水、田园、玄理、边塞诸派。
总之，现代意义上的边塞诗研究，肇端于这一时期。
论者或从文学流派的角度，或从题材描写的范围，对“边塞诗”提出了界定。
界定虽显粗略，但创始之功实不可没。
2、战争性质与诗人的倾向性
边塞诗研究史一以贯之的主线乃是对战争性质的分析，及以此为基础对诗歌价值作出的判断。
三十年代贺昌群谓边塞诗是武功极盛的唐帝国征伐的反映。
胡云翼及罗根泽《乐府文学史》直接称边塞诗为“征战文学”，四十年代中后期苏雪林《唐诗概论》持论略同而论述稍细，她说：
边塞诗乃是“唐民族势力向外发展的结果”，战争不必赞美，然异族杀戮人民、占据土地、抢劫财货，“所以唐代对外用兵，实都是可赞美的民族自卫战争，而不是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战争了。
”她认为：
“文学家心灵鼓荡于这荼火般胜利空气里，则其产生大批壮快兴奋的战争歌颂”亦属当然。
3、对边塞诗的评价
建国前，论者对边塞诗评价极高，几无异议。
胡云翼说边塞诗人“替诗坛
开辟一块新的描写境界”；刘经庵则说边塞诗“给诗坛开了一条新的出路”。
罗根泽称，诗至边塞始洗萎靡，开始走向振拔、质直、伉爽，盖“此受建安及北朝之影响也”。
宗白华称初盛唐“出塞诗”为“鼓吹民族精神”的“民族诗歌的结晶”，“一洗六朝靡靡的风气……成为壮美的文学”（《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1935年）；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赞美高岑诸人是“放怀高唱的一派”，盛誉岑诗万籁怒号、虎虎有生气，开辟了诗坛新路。
苏雪林则说边塞诗“具有一种异国情调”，诗至开元始涤除齐梁余习，由女性变为男性，岑参即是“更充分表现男性的一个”。
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将高岑归为浪漫派，称其痛饮狂歌，无暮年之消沉，无隐士高人之味，有现实的人生观，其诗亦跳动、活跃。
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边塞诗的创造性及为唐诗开辟新路的功绩。
作为边塞诗研究的发轫期，从二十年代到建国前夕，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对“边塞诗派”概念的初步界定，及对其艺术特征和意义的归纳和评说。
苏雪林关于战争性质与诗人倾向性的论述，开启了贯穿边塞诗研究史的一大主线。
徐嘉瑞《岑参》一文（1927年）从“崇高”理论的角度，对岑参诗作了精辟的论述，他罗列并分析了岑诗中系列意象共两组十八种，成为现代史上第一个用美学理论分析岑参诗歌的学者。
可惜他开辟的道路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罕有人至，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改观。
五、研究发展期（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建国后研究者们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重新观照、审视包括边塞诗在内的文学遗产。
学者们用阶级观点分析诗歌，并与民族矛盾结合起来研究边塞诗，他们往往从诗人与统治阶级、人民的关系上切入，对诗人、诗作进行价值评判，人民性成为测试诗人思想倾向的含金指标。
这是本时期边塞诗研究的指导原则。
对战争性质的探讨仍是本期研究的主线。
研究者用毛泽东正义非正义的战争哲学观武装自己，以战争性质来检验诗人的倾向性，判断作品的价值。
影响深广的“战争性质决定诗歌价值”的批评模式开始形成。
本期边塞诗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相对而言，研究工作显露出一些明显的偏颇和不足。
一是战争性质探讨日益占据龙头地位，探讨角度和方法也愈来愈远离文艺特性；以致唐代边战的论辩代替了对具有丰富内容的边塞诗的深入研究。
二是阶级性、人民性有时被强调到不适宜的地步，作品分析往往简单化。
三是片面理解古为今用，突出表现在从当时国际国内局势出发，夸大主战诗的意义而否定反战诗。
1、关于诗人对战争态度的论争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首先提出：
天宝战争属侵略性质，高适诸人歌颂侵略之作应予否定；但他并未全面否定边塞诗。
1957年，沈玉成《论盛唐边塞诗》（《文学遗产》增刊三辑）一文，论证了自唐初迄玄宗百年边战的主流属正义战争，否定了范说。
他注意从保护商路上看唐代边战，是八十年代大讨论中一些观点的滥觞。
同年，赖寒吹、林楠在《岑参诗是歌颂武功吗》（《文史哲》1957年第2期）一文中对两年前黄兰坡论岑参诗“歌颂武功”的观点提出异议；其分歧也集中在诗人对战争的态度。
黄文以为岑参歌颂帝国武功隆盛并非鼓吹战争；赖氏以为“歌颂武功”会引申到美化战争上面，故驳之甚力。
1961年1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易朝志执笔的华东师大57级学生讨论成果《试论边塞诗与战争的评价问题》，表面上既批判黩武主义，也不姑息无原则非战思想，但全文明显抬高主战诗，集中批判“否定战争的倾向”，对即使“有原则非战”的诗作也抱持不满。
到了3月15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唐代边塞诗的评价问题》学术简报。
文中援引《扬州师院学报》1960年第9期上李廷先和赵继武的文章，开始大力挞伐反战诗，以为“反战诗都是腐朽没落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这类诗“以虚伪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假象出现，而实际上是害怕战争的思想感情的流露”。
此前易文提到边塞诗“鼓舞我们去为当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而进行坚决斗争”，就已透露出一些不正常气息，到了《学术简报》则完全明朗化，并以官方舆论形式肯定下来。
由于受当时国际局势及国内备战思想的影响，从服务现实政策的需要出发，此时许多文章盲目批判反战诗，策应了政治气候而脱离了古代文学实际。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文革所打断。
十年文苑一片萧条，边塞诗研究几乎停止。
本期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是赵镇平、赵慎修的《论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北京师大学报》1961年第2期）。
该文肯定了唐代边战，并对高岑边塞诗中抵御外侮、杀敌报国的内容作了恰当评价，对高岑谀颂征南诏和取石堡这类诗歌给予否定。
文章虽从战争入手，但立论公允，论述深刻。
2、具体诗人评价
主要集中在高岑身上。
五十年代前期论者多能恰当肯定高岑诗作，后期因受现实政治影响出现盲目否定岑诗的倾向。
黄兰坡详析岑诗艺术，倍极赞誉；赖寒吹虽反黄氏而鸣，却不否定岑其诗，尤其对众矢之的的《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深为辩护，用心良多。
赵镇平文从多侧面论析高诗的爱国精神；指出爱国精神是岑参作品的中心，也注意到怀乡之作占二分之一的岑诗“另一特色”；论高岑异同亦可为人接受。
后来赵继武对岑诗提出价值异议，以为岑诗反映都护而不及士卒，且害怕战争，有反战思想，故否定之。
该文被《光明日报》的“学术简报”转引而倍受重视。
3、关于盛唐边塞诗作为文学流派的存在及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部分论著也作了初步探讨，然多从社会条件之表层着眼，强调了边战频繁，交通发达，文人赴边获得边塞生活的体验诸方面的原因；其代表性成果便是产生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两部著名文学史，即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中的有关论述。
由于它们作为高校教材被普遍使用，影响极广，以至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有关唐代边塞诗繁荣的理论探讨，大抵被规范在同一个口径内，少有突破。
六、研究成熟期（80年代初以后）
本阶段以吴学恒、王绶青《边塞诗派评价质疑》（《文学评论》80年第3期）为起点。
此文发表犹如飞石击水，沉寂多年的学苑骤然涌起大波。
该文对唐代边战作了一次总的定性：
是压迫侵凌少数民族的不义的罪恶战争。
颂美边战的诗自然也成了侵略者的赞歌，只有少数反战诗幸免于难。
这种对边塞诗的全面否定，立即引起古典文学界强烈反应。
短期内争论文章纷纷发表，涉及问题方面颇广而焦点则集中在战争性质判定上。
争论持续到八1984四年中国唐第二届年会及其后的十几年间。
1、关于战争性质的争论
《质疑》否定开天边战，并“顺理成章”否定边塞诗，吴、王反对者反击也集中在战争性质的重估上，借以捍卫边塞诗价值。
于是争论便迁移到史学领域。
大多数论文倾力于战争正义性论证，以是否先施武力、先涉入对方领土为判定战争性质原则；并据以判断边塞诗的价值。
这种讨论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与诗歌研究终隔一层。
周祖譔等对这种“三十年来惯见不疑的正统研究方法”作了批判，指出“撇开艺术形式只从政治角度对文艺作品进行评价显然是片面的，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文艺批评原则在实际批评中的具体应用。
”呼吁注重艺术反映现实的特殊品性，重视边塞诗美学价值，重视文本，正确看待“诗本事”。
胡大浚则侧重于从边塞诗内容的丰富性入手，通过对全部近2000首边塞诗的考察指出边塞诗虽围绕边战而发，然绝非战争所能范围。
“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之志，或发反战呼声，或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实之事件；上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生离之痛、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相关，统统都可归入边塞诗之列”。
对蕴含如此丰富的诗歌作品，简单地以战争性质来判断其价值，自然难得其义。
由此战争性质与诗歌价值之间人为的简单逻辑关系被斩断，僵化的批评模式逐渐被人们屏弃。
论者在重视艺术文本的同时，尝试运用各种批评方法以阐发边塞诗的文学价值和蕴义，研究工作由点上的深入过渡到整体进步。
2、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问题的讨论
建国以来论者一直认为，爱国主义是边塞诗的灵魂，战争性质是判定有无爱国主义的前提，讴歌正义战争，揭露不义之战就表现了爱国主义，反之则无。
吴、王《质疑》以开天边战为不义而一笔抹倒边塞诗；反对者则多着力论证开天战争的正义性一面来辩驳。
对此，周祖譔指出：
论者对爱国主义的理解过于促狭，仅限于讴歌正义战争和揭露不义之战；而且用爱国主义概括内涵丰富的文艺作品，会抹杀不同文艺的特殊性，用词亦滥。
胡大浚则认为“边塞诗不等于爱国诗”，“边塞诗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既有统一的方面，又有不一致的方面”。
边塞诗人对战争、异族的态度千差万别，不同诗人、诗作对同一战争持绝然相反的态度亦比见层出。
况且，边塞诗内容万象竞呈，仅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评之不符合文学实际。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用今天所认为的爱国诗来范围唐代的边塞诗，或把边塞诗的美学价值局限于今天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都是不全面、不科学的。
诸多学者更从多侧面阐释了爱国精神的丰富内涵，体现出对“爱国主义”理解的逐渐深入。
在民族问题上，吴、王《质疑》误把唐蕃矛盾划归国内民族矛盾；《质疑》的反对者中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