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的商业启示.docx
《孙立哲的商业启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孙立哲的商业启示.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孙立哲的商业启示
孙立哲的商业启示
孙立哲的商业启示
昨夜看报，“创意工业”里有一篇短文介绍孙立哲。
读后很High;从此又多了一个让我兴奋的名字。
遂引。
觉得渐渐地，这一类模式和状态，使清晰了我的商业理想国。
[孙立哲：
生于1951年的阿米巴]
黄锫坚=文2004年11月21日
如果不是社会动荡，他也许将成为一位数学家；如果不是家人遭受病痛袭击，他可能是美国大学的一流学者。
当然，生命历史不能假设，他是毛泽东钦点的五个红卫兵代表之一；他在延安插队时，和史铁生睡一个炕头；他１９８１年出国，是最早一批在文革后去美国的留学生；文革十年他是上山下乡的标兵、闻名全国的赤脚医生；过去十年，他是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的“把门人”，与十多家出版社成立合资公司，无数计算机、经管类畅销书的引进，都是他在背后牵线搭桥，１９９０年代中国的外版引进图书的半壁江山几乎都和他有关，尽管知道他名字的人并不多。
他就是孙立哲。
他就是自己津津乐道的阿米巴变形虫，不为任何领域所限制。
他就像他说的阿米巴，不断变形，自己永远有一个强壮的大脑。
从小到大的朋友、作家史铁生说，孙立哲是在“用冲刺的速度跑长跑。
不干成个事情，不算完”。
孙立哲很少谈论他曲折而丰富的经历，他热衷于抽象的商业理论和未来哲学。
他讨论时间的起点、前事件、后事件、社会剖面，他认为未来是可以预测的。
“边界条件划定后，行为就跳不出去。
”他不停地在纸上画各种曲线图，关于市场的发展曲线，要在曲线还没有上升时进入。
他画了很多张纸，每张纸上都有不同的图形和曲线。
他是一个习惯抽象思维的人，没有说我们想听的故事。
采访中间很短的几分钟，孙立哲说他喜欢下围棋，现在还经常在网上和人过招。
少年时代，他曾经杀遍清华、北大，号称“震北京”。
一次从海淀杀到西城，“２００多辆自行车在大街上骑过去，跟着看我去下棋，这次遇到对手了，以后不敢叫‘震北京’”。
那一次，他遇到的对手是已经获得全国围棋少年冠军的聂卫平。
驾驭未来
在孙立哲眼中，中国出版业的开放和市场的需求经历了几波浪潮。
“中国出版界和国外开始时隔着一个铁壁，下面是盗版，上面又封得很严，两边的落差特别大，只要开一个小缝儿，就会一下子冲下来。
比如，我和电子工业出版社合作才两三年时间，他们就变得非常富有了，就是因为引入计算机图书。
”
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孙立哲与多家出版社合资成立公司，从事版权引进。
“出版业的开放分几个阶段，市场也有这么几个波浪，获利机会就在其中。
刚开放时，第一个商业机会是语言沟通方面的，当时造就了外研社、上海外语出版社等品牌。
第二个波浪是科技，特别是计算机和ＩＴ。
在这个领域进入得早的，都能赚到钱。
第三波是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比如经管教科书、案例等等。
接下来是都市化浪潮形成初级的白领和中产阶级。
这些人的需求和都市化很有关系，比如心理、就业、励志，以及多方位的技能等等。
人们更有钱以后，旅游、保健、理财的需求就会增多。
”
为了解释他眼中的图书市场，孙立哲给我们画了许多曲线图。
他把每一门类书籍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
准备期、快速上升期、平台期、整合期与成熟期。
在准备和上升阶段进入这个行业的公司，自然能赚大钱。
在一波又一波的图书浪潮中，他一直站立潮头。
“在市场上升期，需求大于供给。
所谓洛阳纸贵，出什么书都能发财。
进入平台和整合期以后，小的玩家就没有地位了，终将被淘汰。
我们的外语书做得不太好。
除了这一个浪潮，后面几波我都赶上了。
比如，计算机图书版权引进，我和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水利水电出版社的合作密切。
有一段时间，三家出版社出的计算机书，都处于市场领先位置。
”
经管类书籍市场，孙立哲也进入得比较早。
他的万国集团公司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资成立了华章公司，专做经管类教科书和案例。
比如与清华经管学院合作，共打品牌，引入商学院的案例、麦格劳·希尔的ＭＢＡ教材等等。
辽宁教育出版社曾通过孙立哲获得了“吉尼斯”系列图书的代理权。
当时的社长俞晓群对记者说，“吉尼斯”系列图书体现了孙立哲的商业理念——“空前绝后”，即下大力气引进那些中外惟一的图书品牌。
2003年12月12日下午，我社在二楼多功能厅举行“图书市场分析与营销战略”研讨会。
会议由汤鑫华社长主持，万水公司董事长孙立哲主讲。
孙立哲认为，中国和西方出版业的落差有几百年。
西方的出版品牌是几百年出版积淀下来的，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是５００年历史。
但经典图书毕竟有限，不是取之不尽，而中国人都在争夺这些有限的经典。
在门户开放之时，谁先出手，谁先拿到。
这些概念对俞晓群的商业决策非常重要。
在孙立哲眼中，阅读需求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转变密切相关。
社会发展到哪个形态，市场自然会出现相应的需求。
最初是实用型阅读，比如课本。
接着是功能型阅读，当社会分工比较细，每个人完成一种特殊的功能时会出现这种需求。
第三是情感型，在多种需求中，人们对情感的附加值是最高的；强调服务、强调体验，这是今后社会的走向；最后变成精神型，大家开始追问终极问题，比如未来理想是什么？
人生目标是什么？
孙立哲床头放着《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一本关于中学生性问题的畅销书。
他还说郭敬明现在的不如以前写的好，“当然郭敬明没法和史铁生比”，他说时代变化太快，看这些书他能知道新一代到底在想什么，不看都知道现在的青年一代精神层面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策划图书，一定是朝情感型和精神型这个方向思考。
”孙立哲认为，图书策划一定要走在社会形态发展的前面，需要有一种对市场弱信号的捕捉能力。
他和轻工业出版社合资成立了一个万千公司，专门引进心理方面的图书。
他与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也有三年时间，曾引进的书籍包括励志、人物传记、专业理财、财务、法律等多方面。
他的下一步目标，是和国内一家出版集团在海外办出版社，把中国的出版引出去。
打开大门
孙立哲进入出版，纯属偶然。
１９９１年，他带妻子回国治病，一面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
此前他在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念书，专业是器官移植。
这和出版、版权贸易毫无关联。
“这段时间，前前后后我办了二三十个公司，有医疗器械的，有进出口的，有教育型公司，有学校、印刷厂，还在全国办了七八个图文公司，引入苹果电脑。
”孙立哲说。
和电子工业出版社社长梁祥丰的接触，让孙立哲发现了一片新领域——他可以扮演中外出版业的中间人。
梁祥丰回忆说，双方的想法一拍即合。
当时国外图书的版权引进非常神秘，大多通过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出版商。
梁祥丰希望借此摆脱中间商的控制和盘剥。
“我们当时走了一个政策边缘。
在中国，图书出版是个特许行业，要经过特别审批才可进入。
当时，外资、国内企业都不能进入出版行业。
杂志也是如此。
我们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
我以出版社的名义，申请了一个刊号《今日电子》。
孙立哲和电子出版社合资成立了一个美迪亚电子技术公司。
出版社委托美迪亚公司操作杂志的具体业务。
”梁祥丰说，“《今日电子》是当时国内装帧最漂亮的杂志。
拿到美国，人家说，中国也出了这么好的杂志啊。
这样一来，谈合作就有了基础。
”回想当年经历，梁祥丰依然有些激动。
“孙立哲很实干。
到了美国，他开着车，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
我们一路唱着红太阳毛主席的歌，越唱越有劲。
他身体并不好，糖尿病，经常要打针。
第一次谈判时，先把衣服掀开，打一针胰岛素。
但他就是一个工作狂，拼命三郎。
”
他们到亚特兰大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美国图书博览会，在那里接触到很多出版商，和几家有名的出版公司建立起良好关系。
第二年去博览会时，美国出版公司对这家中国出版社的表现刮目相看。
无论是装帧、翻译质量，还是国内销售业绩，都让他们惊讶。
电子工业出版社很快和美国５０多家出版社开始版权合作，而且ＺｉｆｆＤａｖｉｓ、ＩＤＧ、Ｓｙｂｅｘ都是独家代理。
“国内其他出版社都没这个意识，前两年根本没人和我们竞争。
”梁祥丰说。
他认为，是孙立哲把电子工业出版社推入了美国市场，让其很快成为美国主要出版公司非常重视的一家中国合作伙伴。
变形虫
孙立哲对不同组织的结构颇有研究。
他说，传统的出版制度是一个糖葫芦，从选题、翻译编辑、排版、出片到印刷、发行，这一串体系是功能型组织。
这种组织的特点是，每一环节只干一件事，在市场稳定时，它的效率最高，因为熟能生巧。
在这种体系底下，出版社要养一帮人，不管有没有任务。
当图书市场的需求不断变化时，老的功能型组织就运转不灵了，各部分需要重新组合，组织必须变成矩阵式和扁平化，这样才能对市场快速反应。
“图书二渠道正是这样的组织。
它有个大脑——策划者，而市场上有很多资源，比如发行公司、出版社、印刷厂、纸厂、翻译人才、编辑人才。
在市场整合过程中，这些资源是过剩的。
只要有人出价，这些人就会给你干活。
”孙立哲认为，二渠道的人具有网络性思维方式，就是有能力随意组合资源。
他说这种网络体系叫阿米巴体系，像一个变形虫。
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中，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一种想象力和策划能力。
工业时代的企业家，往往梦想着建立一个庞大的公司帝国。
但孙立哲认为，出版业最后将扁平化、网络化。
投资这么多家公司，但他并没有一个管理团队。
“在这个行业，做一个多层的体系有什么用？
要是有一大帮人天天开会，那我就完了。
这样也不利于年轻人干活。
他们积极性特高，特聪明，知道得比我多，我就在资源配置和组合上花点功夫。
这种轻巧灵捷型管理是最好的。
”
孙立哲和多家出版社成立了十几个合资公司，每家公司他都担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
“我这董事长基本不干活，只是动动脑筋、进行资源组合。
我个人不断学习，建立知识网络和人际网络，特别是国际上的人际网络。
我到世界最好的商学院进修，进入一个强大的校友网，这样办事比较容易。
”
孙立哲从不固守一个地点，他永远在尝试新领域。
他是那种天生智商高的人，做任何事都能拔尖。
小时候，他想当数学家，因为他家隔壁住着当时是数学所所长的华罗庚，５０年代，华罗庚家里有苏联产的电视机，他的年纪小，哥哥可以有去华罗庚家里看电视的特权，他只能在窗户外面看窗户里面模糊的黑白电视屏幕。
在他眼里，当数学家就可以有电视看。
后来他到延安插队，从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开始，在土窑洞里做了上千例手术，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
近几年，除了出版，他最关注的是法律和管理，他曾在哈佛商学院杜克大学、马里兰大学、美国西北大学和沃顿商学院进修法律、医学、金融和ＭＢＡ等。
他在金融机构兼职，是中央财经学院兼职教授，还与美国医学院联合，在中国搭建社区医院的网络。
今后十年，他会变成什么样，谁都不知道。
他是一个出生于１９５１年的阿米巴变形虫，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大脑。
风口浪尖搏人生
——访美国万国图文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立哲
解说：
二OO四年八月，《我是延安人》摄制组远赴北京，见到了刚刚回到国内的孙立哲。
这个当年的北京知青，向我们讲述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主持人：
那您现在主要从事些什么工作？
孙立哲：
现在很难说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专业，现在我在国内大概有十来个公司，有的是参股的，有的是独资的。
那么从领域上讲呢，大概分成金融是一个方面，信息服务是一个方面，出版是一个方面，然后有计算机、通迅，还有网络服务，还有电子商务，大概这么几种。
解说：
如今，已是美国万国图文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孙立哲，整天奔波在世界各地。
然而，三十六年前当他第一次走进延川县一个叫关家庄的村子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命运竟让他与赤脚医生这个行当不期而遇。
主持人：
其实呢我很早以前就听到过您的名字，为什么呢？
这次我们在村里采访的时候，老乡告诉我们说当年非常流行这么一首歌，其中的第一句就是，“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那么您当年到延安插队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医学方面的知识？
孙立哲：
没有，因为我等于清华的子弟嘛，就是清华理工科的，所以说我是初中二年级以后，就文化大革命了。
所以我学的等于是没有学，以前的理想是学理工，所以比较着重于数学、物理，这样在学校里边，所以走以前是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严格说也没有任何接触，当时每个人带了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和一些参考性的书，因为要防止自己有病或同学有病，当时考虑得比较简单，叫《农村医疗手册》，当时很流行的，还挺厚的一本书。
我们邻村有一个老乡，很有意思上吊了，打架上吊。
上吊了以后，半夜里就叫我，非常匆匆忙忙地叫我，说不行了人已经完了，说赶紧去吧，已经不行了，我去的时候放在一个门板上，放在地上放得平平的，这是四十多岁的一个妇女。
结果我一看呢，这个也很可怕脸色很差，然后我就给她听（心跳），也听不到什么心跳，摸脉也摸不到，我当时心里也是没底很没底，也觉得不行了。
那时候几个老乡在那儿蹲着，好像在说后事怎么办，几乎到了这种程度，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结果我通过学习自学，知道脚底下有几个穴位，脚底下有两个穴位叫涌泉穴，和这上面有一个穴位叫人中穴，扎人中穴位没有用，后来这个涌泉穴非常强地刺激这个涌泉穴位，扎针很长的针，强烈刺激涌泉穴，这时候喉咙里就突然嗝了一下，有动静，嗝了一下以后，她有这个反应，说明人没有完全死，结果慢慢地过了半个多钟头以后呢，她就开始出现自主性的呼吸，最后居然这个（妇女）根本没死就活了，就是这些偶然性的情况，就是传得很广而且传得很离奇，后来就是说等于，怎么说呢就是等于是老百姓有了病以后呢，等于是我们想办法，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尽可能的帮助，比如我们身上有药，我们带了一些药，带了一些止疼片，带了一些抗菌素，以前备用的，用了以后呢就居然有效了。
所以老百姓就传说呢，我们这儿有大夫。
解说：
在那些清苦但又充满激情的日子里，在和延安老乡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孙立哲渐渐明白了医生这个职业在乡亲们心中的份量。
孙立哲：
我们去了以后就觉得当时有抱负有理想，同时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所以说当时有这个需求，这个为了解决这些需求，我们等于学习知识学习技术，解决实际的问题。
主持人：
那您一开始就是给老乡看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头疼脑热、小孩拉肚子这类的病，后来我知道您逐渐发展到动手术，这个动手术对您来说可能又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了。
还记得第一次手术是怎么做的？
孙立哲：
我记得我最早做的一个手术是给一个老红军，腿上和屁股上有长期留下来的弹片，外科手术弹片，他屁股上有这个（弹片）他坐着很疼，所以说影响他（坐），然后腿上一走路撑着疼，实际上呢手术其实并不是非常复杂，所以说我当时也做了些准备，然后把这几个弹片就取出来了，老人很高兴。
因为他比较表浅，在这之前呢实际上我们做了些，拿兔子、拿猪，包括我们知青点儿养的猪都是我宰的，这个杀猪什么的，当时非常认真地做了些准备，做了些实验、做标本、做实验，等于是增加一些实践的经验，甚至我们赤脚医生相互之间还有实验，我的背后就被人开了一刀，当实验品，到现在还是一个疤。
主持人：
让我现在感到非常好奇的就是，在农村那个年代，那样一种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做手术给老百姓看病，当时那些手术都是在老百姓家里做吗？
孙立哲：
我们那个村里有个寡妇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后来有一天推磨，推着推着就突然浑身大汗，然后很快就不行了，就叫人把我叫上去了，前后也就五六分钟，我见着她以后满脸煞白，就整个人的嘴唇也白了只能说一点话。
结果我说坏了，我说这个显然是大出血，当时想的是大出血，到了医疗站以后血压也量不到了，没有血压，血压也量不到了，结果当时人已经昏迷了。
我当时分析是一个宫外孕破裂，结果等我麻药都没有打，来不及打，消毒几乎都没怎么消毒，打开手术包就把肚子打开了，非常紧迫，紧迫到极点，而且量血压没有血压，所以人很快就不会说话了。
然后我们打开了以后呢，肚子是分层打开的，一打开最后一层的时候，这叫覆膜层里面是包着肠子肚子，黑的，一大片挺黑的，而且张力很大很硬，我们把这个覆膜层打开了以后，那血呀扑一下就喷出来了，脸上和衣裳上全是血。
结果我们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输血，不输血是没有办法，但是没有血，也没有血站也没有血，结果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
第一手伸进去以后，就把两个子宫角拿夹子先夹住了，她里边是子宫角破裂了，夹住了，然后之后呢拿吊针输液的瓶子，然后拿那个碗哪，把自己肚子里的血舀出来，几层纱布过滤，然后拿输液瓶子输回去，输自己的血，唯一的办法，没有任何的办法。
输了很大两大瓶血，然后把血止住了，这个前后因为时间比较快，后来慢慢神志恢复了，血压也回来了，加上输了一点其它的血，居然治好了，这个是必死无疑的，按理。
如果我们当时没有手术的治疗方案，必死无疑。
解说：
随着孙立哲名气的不断增大，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找他看病的也越来越多，而让人感到神奇的是，这个从没有接受过系统医学教育的年轻人，在他所接诊的病例中，竟没有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
与此同时，关家庄医疗合作站也建立了起来。
主持人：
那随着您后来在村里看病的名气越来越大，周围人传得越来越多，那当时来找您看病的都是关家庄的吗，周围的群众也来吗？
孙立哲：
（时候）是关家庄的，很快就不是关家庄的了，有外村的，甚至还有外公社和外县的，这个其实很普遍的外县的，然后我们等于自己后来又盖成窑洞，作住院用的，培养赤脚医生，做了好多事来满足这些外来的人，而且后来我们家家是病房了，因为病房不够了，就是老百姓家里是病房，有认识的有亲戚的都是病房，住到那地方。
我等于查房是在村里满村转，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但是压力比较大，为什么呢？
没什么医生，其他是助手等于是比较初级一点的，等于我是事必躬亲，等于所有的地方我都得去，到早查房还是晚查房，还是手术前手术后，诊断、治疗、随访，等于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主持人：
您说到这个压力我想我可以理解，因为当时老百姓对您过于太信赖了，是不是出于这种原因？
孙立哲：
对，他这个信赖其实有很多是超常的成份，因为我自己是清楚的，因为当时我们都是一些年轻人，所以有一些传闻，说是（我们）祖传的医生，说我们是祖传的，为什么，他不能想像比较小的年龄不是祖传的，他觉得不太可能，实际上根本不是，以为是祖传的，所以有一点过分的色彩。
但是也没法解释，人传人，反正老百姓是这么传，所以说这个压力确实是比较大。
但是也是个动力，就是压力是个非常自然的天然的动力，当然也很符合于我们的抱负。
解说：
一九七二年孙立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关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团省委委员和团中央委员，孙立哲成了当时国内新闻媒体追踪的热点，他的事迹被编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洲和非洲，他的事迹在毛主席圈阅的中央文件中得到了肯定，一时间荣誉和光环，都投向了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就在孙立哲决心“扎根农村干革命，一颗红心为人民”的时候，一场生命中的暴风骤雨正在等待着他。
文革结束后，孙立哲这个当时的知青典型，被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
孙立哲：
我比较大的错误是什么呢？
比较大的错误是我当时在政治上很幼稚很不成熟，我提出了一些“卫生革命”的想法，就是我提出来的“一上一下”，赤脚医生要掺沙子到大医院，大医院的医生要下农村，来为老百姓服务，一上一下，然后这个“一上一下”呢，一直扩展到全省，我在省里也在开发这个，在全国的卫生工作会议上也在做这个，这个是政治上不成熟的作法。
惹了很多人就这么惹的。
解说：
一夜之间，孙立哲从自己人生的巅峰跌进了低谷，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那些和他朝夕相伴的老乡们又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
主持人：
说到您被审查的那段时间，那段可能是您人生中的一次挫折吧，一次重大的挫折，你在那个时候心情最低谷的时候，和村里的老乡有没有联系？
孙立哲：
我给你说那个时候全凭老乡了，为什么呢？
我那个时候是被隔离了审查，然后给人家写材料交待问题，在那儿劳改，然后开批判会，我这种年龄得到批判会的人是比较少的。
因为批判会等于是文化大革命类型的批判会，进了大的会议厅，等于是民兵给我押送的，然后上面一看一个横幅，（写着）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瘤毒，这是一个，然后呼口号啊，呼口号（的内容）我都记不得了，反正是“肃清孙立哲瘤毒”，总而言之是打倒“四人帮”之类的，就是这类的。
所以说这种压力，这种压力有几个人起到很大的作用，几个力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我觉得我现在说起来，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我后来看到那个，但是后来那个东西丢失了。
我们村里有几个人发起呀，其中包括一个知识青年叫杨立群，他找了几位老乡发起写了一封信。
他说孙立哲是什么人，他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好事，他也可能有缺点错误，但是呢他不属于“四人帮”，反正就是这一类的。
他不是一个坏人，写了这么一封信，写个证明保护。
这个（信）上面呢就找人签字，秘密的，极其机密，因为我们村里已经进驻了三级调查组，省地县三级调查组，驻村调查，到外地调查，到到处认识我的人那儿调查，有一些和我有些关联的人也受到审查，结果呢这个秘密索取老百姓签字，有按手印的，有签字的，有各种各样的字体，你可以想像，农民的字，有多长，非常长，一张一张的纸贴起来的。
后来把这个东西送给胡耀邦，通过胡耀邦的爱人送给胡耀邦，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主持人：
那个时候您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村里的老乡敢不敢来看你？
孙立哲：
敢来，偷着来看啊，康儿妈就偷着来看我好几次，记得，给我送衣裳给我送吃的，然后到地委找我的时候，还找不着啊，找不着在哪儿，问地委的小孩院子里的小孩，说孙立哲呢，知道孙立哲不知道，那个地委的小孩就问，是不是老脑，我那个时候肿了，脸肿了头大，延安话你知道吗，老脑嘛，大头是老，他一形容知识青年，找着我，正扫地呢，给我拿的油糕什么，带的吃的东西，然后我在医院里，那时候住在医院里，隔离的，从窗户上给我送东西，骑车来的，很远，很远很远的，那时候交通非常差的，骑车到延安来，来了好几拨人，好几拨人都来看我，所以这个现在想起来非常大的鼓舞。
解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立哲终于走出了这段人生的阴影。
此时，他再一次审视了自己，并做出了一个一生中重要的决定，走出陕北，走向外面的世界。
主持人：
您现在所做的这个事呢和医学好像并没有多大关系，那为什么没有在医学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呢？
孙立哲：
其实我是这样，我是在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是医学研究生外科的，当时我的导师就是医学院的院长，基础很好，我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留学的时候，到医学院很好的医学院。
有两个因素使我脱离医学，一个是我作医学的时候，我是作器官移植专业的，我们做很多老鼠的实验，我对老鼠对实验动物，产生了极大的过敏，过敏哮喘，就根本不能进房间，闻那味都不能闻，一闻那味马上就喘得一塌糊涂，就根本不能工作，皮毛类的东西，根本不能工作，所以说我根本就进行不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生活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然后我们在业余做好多其它事，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包饺子，我们在外国包饺子给人家送饺子，也没有取得制造营业执照，就在家里包一夜，包一夜呀，就包到天亮，然后冻起来给人家送走，为了挣点钱，打工挣钱，然后一边念书，一边干这个。
结果后来就发展到我们给人家翻译，后来发展到给人家打字，后来发展到用一些电脑，结果这个业务就发展起来了，一边念书一边业务就发展起来了，特别是我爱人我前妻嘛吴北玲，她是这方面很强的，她是文学非常强的，她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就把一个公司建立起来了。
解说：
孙立哲在国外的事业刚刚有些起色，前妻吴北玲此时却因病去世，更为残酷的是，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孙立哲自己也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孙立哲：
我九四年又新结婚了，九O年我爱人得了肝癌，结果九二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