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探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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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探古

秦城探古

宝坻历来流传着：

“宝坻县内有县；城内有庄；城外有城”的说法。

就是说，在宝坻城西十里之遥，有一甘泉村，当地人将“泉”字读成

“县”音，因而称县内有县；于城区内东北角有一庄，名叫“苦熬庄”，因而称城内有庄；城南约十里处，有一古城址“秦城”，又有城外城之说。

说起秦城，人人都知道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但是，它在此沉睡了多少年？

它的兴衰经历知多少？

为何称秦城？

有关秦城的传说很多，可是文献史料确很少。

到后来，许多专家学者们，对此城也是“各出己见”。

因此，对秦城的文化内涵和性质产生了颇多争议。

传说中的秦城

传说秦城，是唐王征东得胜回朝经过此地，为剿反僧在此筑城，唐王帅军每人兜一兜土筑城，取土地点是在今口东镇石各庄村北，石各庄村北确有常年积水芦苇丛生的大洼淀，这就是传说中建秦城而形成的洼淀。

因此，土著人对此洼淀称“营淀洼”，又因唐太宗李世民初封秦王，所以，这座古城故得名“秦城”。

另外，传说秦城十年一献宝，所以秦城的传说故事也特别多，比如，《秦城烟柳》、《金马驹》、《照妖镜》、《翡翠高粱》、《绊马索》、《神奇的羽毛》、《甜瓜里的城门钥匙》等。

学术上的争议和史料记载

在学术上，有的专家写文章说秦城为右北平郡治，也有的学者将秦城定位为雍奴县治，但，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切的依据和文献史料记载，只是推测而已。

在史料记载中，乾隆十年《宝坻县志》八景篇中载：

“在县南十里，秦始皇并燕筑城治戌，唐太宗东征亦驻跸焉，旧志以太宗初封秦王故名秦城非也”古迹篇中载：

“《方舆纪要》云，秦始皇并燕筑城置戌以则秦城所由名也”。

秦城遗址现状

秦城遗址位于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辛务屯村西南0.5华里。

古城残垣尚存，原为宝坻八景之一《秦城烟柳》。

是华北地区保存较好的古城之一，现为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50年，开挖潮白新河时，堤压河占挖掉秦城的西南角。

1974年西城垣北段建一火葬场时被夷平。

20世纪70年代县武装部设弹药库和靶场时，挖到了仅存的城东门的瓮城。

早年间认为的将成东北角挖开一个豁口，其余的城垣保存基本完好。

城址总面积近50万平方米，城内的土地均为农田，城内和城外50米为古城址的文物保护范围。

（图一）

图一秦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一、秦城遗址的文化内涵

1977年，天津市文物处和宝坻文化馆的人员，对秦城遗址进行了钻探，重点钻探了城垣外50米的范围。

经钻探发现南、北、东三面城垣中部都有一缺口，在缺口部位还发现有路土层，这说明城四面各有一城门，并且城门外都有曲尺形的瓮城基址。

1989年和1990年，天津市考古队和宝坻文化馆文物组，对该城进行了试掘。

共开4×4米探方45个，2×2米和2×24米探沟53个，加上扩方，共计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

解剖了城垣的断面，发现夯土台基两处，灰坑一个，不同时期的儿童瓮棺葬47座，土坑木椁墓8座。

通过试掘得知，筑城以前有商周和战国早期文化遗存。

古城及其使用时期的城墙、建筑基址和相关堆积，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

战国和秦文化层之上有汉代文化遗存，如：

汉代的墓葬和瓮棺葬打破了战国和秦代的文化层，这表明此时古城已经废弃。

西汉以后古城被水淹没，形成池沼相地层等。

叠压在池沼相地层上还有辽代遗存。

二、战国至秦文化遗存

遗迹

1、城墙

古城的北城墙中部外折，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

北墙长910米，东墙长658米，保存最好，高5米余，南墙全长820米，东段残存335米，西段堤压河占，火化场用地，仅存部分墙基。

四面城墙皆夯筑，结构基本一致（图二）。

南城墙，在南城门西侧开一南北向探沟（T28），横切城墙断面。

去掉耕土和扰土层，显露出层土层夯的城墙，残高1.3米，墙基宽20米。

分层夯筑，行层厚0.1至0.2米，夯窝圆形，直径1至1.2厘米，密集分布于每层的夯层上。

夯土层中未发现遗物。

西城墙，在西城墙南段，于潮白新河的河滩地上开一东西向探沟（T12）。

挖去河滩年复一年的淤土后，夯土城墙残高2.8米，墙基宽19.3米，分层夯筑而成。

夯层清晰坚硬，每层夯面上皆密布圆形夯窝，夯窝直径6至8厘米。

夯土层中出土有少量灰陶细绳纹残片，红陶釜残片及炭渣、红烧土块等，皆皆为战国早期遗物。

东城墙，在东城墙北端开一条东西向探沟（T11）横切城墙，发现城外坡，表表土和扰土层厚15—115厘米。

土质松软，出土沟纹砖、白瓷片、绳纹灰陶片等辽代遗物。

城内坡表土和扰土层厚0.95—1.4米。

土质亦松软，出土了红烧土、灰陶豆把和灰陶绳纹残片等汉代遗物。

城墙夯土残高2.35米，墙基宽12.8。

夯层厚15—30厘米。

每层有密集的圆形夯窝，夯窝直径6—8厘米。

夯土层中出土了战国早期的灰陶纹绳片一块。

北城墙，在北城墙东端豁口处开一条南北线探沟（T10），横切城墙，去掉表土和扰土层显露城墙夯土层。

强残高2.25米，墙基残宽15.8米，北面被现在的公路所占压。

层土层夯，行层厚30厘米，密集的夯窝圆形，夯窝直径6—7厘米。

城东门口两侧墙，现在墙基宽22.1米，残高5.25米，外坡陡直，倾斜度15°.

城门和瓮城

城垣四面设门，皆位于城墙中部，今已成豁口。

试掘中清理了东门、北门两处。

东门，经发掘得知，原城门口宽3米，路面下亦为夯土，门口外设瓮城。

瓮城是由门南侧的城墙接出，呈曲尺形，东西长26米然后折向北42米，北端和城墙之间为出口，宽7米。

亦是层土层夯筑成，夯窝夯层与城墙略同。

瓮城墙基，宽12—14米，瓮城内部，东西宽14米，南北长15米，平面略呈方形。

瓮城内和门口两侧出土大量筒瓦板瓦和双龙纹等半瓦当残块，这表明当时城门设有瓦木结构门楼建筑。

（在20世纪70年代开挖潮白新河截渗渠时，在南门处也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和瓦当）。

2、夯土建筑基址

城内北高南低，平均落差1.6米，地面散落陶片到处可见。

试掘中发现夯土台基两处，皆在城内中部偏西北高地之上。

这块地方种庄稼不长，而且草也不长，当地人称这块地方“金銮宝殿”。

只因表土层下有三合土夯实的台基才不会长庄稼和草。

F1（T85—T91）在清理着两个探方时，去掉表土层，发现东西长16.1米，南北宽7米，长方形的夯土台基。

黄花土，夯窝不紧密，残高8—20厘米。

其下为黑色垫土层，亦是夯土层，后15—70厘米，夯土台基之上有一层厚0.5—1米的灰土层。

同时出土大量筒瓦、板瓦和虎纹、双兽纹、山字纹三种半瓦当。

陶器有：

豆、盆、罐等，并出土铜印一枚。

台基上发现汉墓4座（m51—m

54），表土层下开口，打破夯土台基。

F2（T93—T97），位于F1正北9米处，即表土层下为夯土台基，残存东西长12米，南北宽10.5米，由于人为的破坏较甚，夯土台基成不规则的长方形，夯土层厚度仅存5—15厘米。

夯土下为生土。

基础上亦是灰土层。

同样出土有板瓦、筒瓦和半瓦当与陶器等。

F1、F2两座建筑基址南北相邻，出土了同期的遗物，夯筑方法相同，应为同时期的一组建筑基址。

打破建筑基址的墓，个别墓坑深仅存0.2—0.3米，可见原基址较高，大部已被自然的和认为的破坏掉，故未见其它与建筑有关的遗迹。

3、灰坑

在这次试掘清理过程中，只发现一个灰坑，编号H1，位于城中北部高地之上，开口于T82③层下，打破重土。

灰坑为筒形，口径约1米，四壁垂直，深0.7米，底平，填土松散，浅灰色，出土许多瓦片，其中有两件烧变形的完整的板瓦。

遗物

1、陶器

以泥质灰陶为主，另有加贝壳的鱼骨红陶、夹砂灰陶。

多轮制，绳纹为主，亦有一定数量的弦纹。

器型有：

钵、罐、盆、簋、网坠、豆。

（图三）釜、深腹盆、折腹盆、瓮、浅腹盆。

（图四）

图三出土陶器

1、6.钵2、4、10.罐3.浅腹盆5.簋7.网坠

8.纺轮9、11、12、13、14.豆

图四出土陶器

1、6、8、10.釜

2、3.深腹盆4.折腹盆

9.瓮11.浅腹盆

瓦当22件，较完整者7件，可分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两种。

纹饰有：

虎纹、饕餮纹、重山纹、山云纹、卷云纹、柳编纹、双龙纹、双鹿纹等八种图案，均为半瓦当。

虎纹瓦当

泥质灰陶。

瓦当面为一只虎，伏身回首，作张口吼状，身后有一串圆圈。

瓦当面宽16、高7.8厘米、边框高1.3厘米。

饕餮纹瓦当

瓦当饰饕餮纹与卷云组合，瓦当面宽16.5、高8.8厘米。

与燕下都出土的饕餮纹半瓦当相同。

重山纹瓦当

泥质灰陶。

当面以五道凸线组成重山纹饰，因残无法量出尺寸来。

卷云纹瓦当

泥质灰陶。

当面正中以一道横线连接两朵卷云纹，两侧各饰一朵小卷云纹，府边饰一排锯齿纹。

瓦身绳纹，当面宽16，高8厘米。

双兽纹瓦当泥质灰陶残。

宽边，图案仅存一翘尾奔跑的神兽。

双龙纹瓦当泥质灰陶。

边窄，龙作飞舞状，首尾摆动，前爪昂起，后爪伏地，姿态生动。

（图五）

图五瓦当拓本

1、3.饕餮纹瓦当

2.卷云纹瓦当4.虎纹瓦当

5.双兽纹瓦当6.重山纹瓦当7.双龙纹瓦当

柳编纹瓦当泥质灰陶，无边框，纹饰为压印而成，瓦身饰细绳纹。

面宽16，高8厘米。

双龙纹瓦当泥质灰陶。

边窄，龙低首伏爪，取取卧状。

当面宽15.5，高8.3厘米。

双鹿纹瓦当

泥质灰陶，窄边，当面正中一棵树，树两旁各一奔鹿，头顶之上各饰一椭圆形纹，宽14厘米。

山云纹瓦当

泥质灰陶，当面饰几何形两道凸线组成重山型纹。

山峰两侧饰小卷云纹。

宽12，高7.5，边宽2厘米。

（图六）

图六瓦当拓本

1.柳柳编纹瓦当

2.双龙纹瓦当3.双鹿纹瓦当4.山云纹瓦当

板瓦

出土最多，但多为残片，复原6件。

以泥质灰陶为主，少量夹砂灰陶。

瓦背面以竖向细绳纹、断续绳纹、斜向绳纹为主，也有在瓦的两端饰弦纹。

正面多素面，亦有少数菱形或方格纹。

皆长方形，长43—45、宽34—37厘米。

也有的板瓦长40、宽33.5厘米。

还有长33.5、宽33厘米。

（图七）

图七出土板瓦、筒瓦

1、2、3.Ⅰ式板瓦

4、5.Ⅱ式板瓦6.式筒瓦

筒瓦

出土数多，复原5件。

泥质灰陶，绳纹为主，亦有弦纹，背面多素面，有少量瓦饰不规则的方格纹或菱形纹。

可分四式。

Ⅰ

式：

泥质灰陶，残，比其它筒瓦短而宽，中部略宽，两头略窄，宽18、高10厘米（图七.6）。

Ⅱ

式：

泥质灰陶，此型较多见，瓦面弦纹带绳纹，通常40—41、宽15—16、高8、子口长3厘米。

其中有一块带虎纹瓦当的筒瓦，与其形制相同，唯有子口顶端呈斜坡状。

Ⅲ式：

泥质灰陶，残，瓦身中部饰绳纹，子口端饰弦纹，有钉孔，孔径2厘米。

Ⅳ

式：

仅见子口一段，瓦型略大，子口长4、宽20、高9.5厘米（图八）。

图八出土筒瓦

1—5.Ⅱ式筒瓦

6.Ⅲ式筒瓦7、8.Ⅳ式筒瓦

2、石器

石斧1件采集，黑灰色岩石制成，横断面呈椭圆形，双面刃，刃部有砍砸痕。

长18、刃宽7厘米。

刮削器

城墙夯土层中出土。

燧石制成，暗灰色半透明体，两面皆拔痕，打击点明显，弧心波，边缘单面有修整痕，长3.9、宽3.3厘米。

印范

1件（采集），石质双面印文。

扁方形，边长2、高1.5厘米。

阴文正书，并刻有界格，一面刻“泉州丞印”，一面刻“范阳丞印”，具有秦印特征。

3、其它

同印章

1件（F1），方形，鼻钮，边长1.2、高0.8、钮高0.4、孔径0.2厘米。

阳文篆书（长启）二字。

刀币

13枚，其中二枚（T34）出土于东门口路土层，余者为集品，皆为燕明刀，刀身与刀柄有明显的；磬折，“明”字眼睛状，刀柄末端环状孔，刀柄中间两道弦纹及刀柄内轮廓线均深入刀身。

刀币长13.7厘米。

图九

出土遗物1.“长启”印；钤本

（F1）2、3.印范（采集）4.刀币（T34）

瓮棺葬

在试掘中，共清理了比西汉稍早的翁棺葬3座。

编号：

W5、W6、W56,分别位于城东北角和东门口南

墙的内坡上，开口于汉文化层以下，并打破城墙的夯土层。

葬具有红陶釜、灰陶瓮、为当时儿童的葬具和葬式。

W5

位于城东北角城墙内坡，T8西汉地层下开口，打破城墙夯

土，墓口距地表0.25米，墓坑椭圆形，长1.03、最宽处0.53米。

葬具有两个红陶釜套盒。

瓮棺内残存头骨、肢骨和上颌骨，随葬陶纺轮一枚。

W6

位于城东北角城墙内坡T8，西汉地层之下开口，打破城墙夯土层，墓口距地表9.55米，椭圆形墓坑，长1.6、最宽处0.82米。

瓮棺内残存头骨、肢骨等，无遗葬品。

W56

位于东门口南侧城墙内坡上，扰土层开口，打破城墙夯土，墓口距地表0.35米，墓坑椭圆形，长1.32、最宽处0.75米。

葬具由一灰陶大瓮和两个红陶釜相接套合而成。

馆内幼儿骨骼一具尚存，无随葬品。

图十战国瓮棺葬

1.W52.W56

3.W6

葬具有瓮、釜、、两种。

瓮3件，可分二式。

Ⅰ式：

2件，均为泥质灰陶，短领微侈，直腹、环形底，通体饰弦纹和断续细绳纹。

W6.1口径31，高73厘米。

W6.2器口被打捍，器身为椭圆形，腹经42、残高47厘米。

Ⅱ式：

1件（W56），泥质灰陶，短直领，斜折肩，深直腹，环形底，领饰两道弦纹，肩部饰弦纹数道，肩以下饰断续绳纹，口径27、高61厘米。

釜4件，均为夹贝壳红陶，俗称鱼骨盆‘可分二式。

Ⅰ式：

2件，敞口，口沿平出上折，尖圆唇，深直腹，环形底，腹部饰细绳纹，W5：

1、口径36.5、高35厘米。

W5：

2、口沿下饰不规则横竖向绳纹，口径36、高34厘米。

Ⅱ式：

2件，敞口，口沿立折、尖唇，筒形深腹，环形底，通身饰密集的粗绳纹，印痕浅，局部抹光，W56:

3，口径33、高30厘米。

W56:

2、口径32.5厘米。

纺轮

1件，W5:

3，加贝壳红陶陶片磨制而成。

椭圆形，中心对钻成一孔，直径3.3、孔径0.6厘米。

图十一战国瓮棺葬具及出土遗物

1、2.Ⅱ式陶釜（W56:

2、3）3、8.Ⅰ式陶釜（W5:

2、1）

4.Ⅱ式陶釜（W56：

1）5、7.Ⅰ式瓮（W6:

2、1）6.陶纺轮（W5:

3）

三、汉代文化遗存

遗物

一、陶器

试掘中在汉文化层出土的陶以泥质陶为主，少量夹砂灰陶，加贝壳红陶，多绳纹，亦有一定数量的素面和弦纹。

主要器形有：

陶罐、陶盆、陶碗、陶壶、陶瓮、陶釜、陶瓶、陶豆、陶磨、陶纺轮、陶网坠等。

2、铁攫3件，长方形，两面刃，顶部作长方形銎，用铁打制而成。

图十二出土遗物

1、13.陶罐

2、3、9.陶瓮4、8.陶盆

5.陶磨6、7.陶釜10.铁攫

11.陶壶12.陶碗

14、15.豆把16、17.纺轮18.陶网坠

二、

土坑墓

试掘中，发现土坑墓8座。

分别位于城墙内坡和北部高地F1建筑基址上。

1、位于城墙内坡墓葬3座，编号M1、M3、M7，皆位于城墙内坡，打破城墙堆积土层，M1在T、3层下开口，打破T、4层下开口，打破T1、5层，故M3早于M1。

M7在T5、4层下开口，这三座墓葬，从墓葬形制上看应为同一个时期的墓。

2、位于城内北部高地F1建筑基址上的墓葬5座，编号M51、M52、M53、M54、M9。

单人葬4座，双人葬一座。

4座单人葬，于表土层下开口，打破F1夯土台基。

墓葬平面为长方形。

棺最大2.8×9.9，最小2.2×0.85米，头部上方有的没头箱，以放置随葬品，M54头箱保存较好，头箱长方形，长1.3、宽0.85米。

均为仰身直肢，头向北。

M53、M54为二次葬。

器物组合为壶盒、罐盆、瓮壶盒三种。

M9为合葬墓仅一座，位于城内北部高地上，表土层下开口，打破T58、2层战国文化层，平面为长方形，两椁两棺，东西并列放置，头箱内放置随葬器物，仅见陶罐，肢骨保存基本完好。

图十三西汉土坑墓平面图

1.M3

2.M543.M9

3、随葬器物

在八座墓葬中6座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亦有铜矛、铁带钩等。

陶器均为轮制，泥质灰陶居多，少量夹砂灰陶。

基本组合有：

壶盒、罐盆、瓮壶盒以及仅见罐四种，多为素面，亦有局部饰饰纹、弦纹，个别饰物上饰红黑彩绘。

随葬器物有：

陶罐、陶壶、三足陶盒、陶瓮、陶盆、铁刀、铜矛、铜簇等。

图十四西汉土坑墓出土遗物

1、2、5、6.陶罐3、4.陶瓮7、11、12.陶壶8、9.铁刀10.铜簇

13、15、16.陶盒14.铜矛17.陶盆

三、瓮棺葬

在试掘中共清理汉代瓮、棺葬44座。

其中W10打破W35;W38打破W37。

除一座W2葬于城东北角城墙内坡，耕土层下开口，打破T1西汉地层的瓮棺外，余者43座均为城东门口内的道路上。

路东西向，由碎瓦片铺成，宽4—5米，略高于两侧地面。

路东高西低，现存路土28米，路西段大部被沼泽相黑土覆盖。

瓮棺打破路土，其中有35座压在黑土层下面，只有东部高处的7座瓮棺不在黑土层分布范围内。

墓口距地表25—80厘米、南北向38座，东西向5座，墓坑椭圆形。

大多数使用红陶釜套接做棺，亦有用灰陶盒、钵等，多数瓮棺葬内无随葬品，只两座瓮棺W34；W19内各随葬陶纺轮一件。

；尸骨多已朽，个别还存有头骨、牙齿和肢骨（图十五、图十六）。

图十五西汉瓮棺葬分布图

图十六西汉瓮棺葬平面图

1.W46

2.W433.W29

4.W25.W246.W12

瓮棺葬具，红陶釜的形制组合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均为Ⅰ式釜，南北向。

第二种为Ⅱ式组合。

第二组合与第一组合的瓮棺交叉分布，虽然排列密集，却无叠压，其年代应当相近。

第三种组合为Ⅲ式釜，共2座，均为东西向，属于第三种组合的W10打破第二组合的W35，表明第一、第二种组合应早于第三组合。

城东门口内废弃的古路上，埋葬的43座儿童瓮棺葬，打破战国晚期的地层，因此，其年代上限早不过汉代初年。

Ⅰ、Ⅱ式红陶釜与T66，第四层西汉地层中出土的红陶釜相同，第一、二种组合的瓮棺，以及T66,4层西汉地层，皆被汉代沼泽沼泽相地层叠压，此沼泽相底层的形成应与汉代发生的水波东有关。

所以其下限不晚于东汉早期。

第三种组合的瓮棺，器形明显有别于Ⅰ、Ⅱ式釜，而与天津市武清区兰城遗址西汉晚期地层中出土的红陶釜相同，综上所述，秦城始建年代为战国晚期，秦统一中国后亦使用过此城，该城废弃于西汉初期。

图十七

汉代瓮棺葬具

1、2.Ⅰ式陶釜（W23、W29）3、6.Ⅲ式陶釜（W10、W12）

4、5.Ⅱ式陶釜（W24、W35）7、8.陶盆（W43、W2）9.陶钵

（W46）10.陶瓮（W2）

四、秦城遗址中的商周遗物

通过出土遗可知，该古城是建在商周遗址之上。

20世纪70年代，村民烧砖瓦在城内取土时，曾出土过商周时期的遗物有：

陶环、。

融甗腰、；鬲足等，遗物出土位于城内北部高地偏西。

在这次试掘中，于城西北高地，亦出土了早于古城的遗物，内涵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见于T3、T69、T54等地层。

一、商时期遗物

出土遗物，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红陶、灰陶、多细绳纹，局部抹光。

主要器形有：

鬲、罐、盆、甗、碗等。

这些陶片可复原的只有一只陶碗（图十八）。

图十八商时期陶器

1、2、9、10.鬲口沿反腹部和足

3、5、8.罐底和口沿腹部

4、6.甗口沿及甗腰7.陶碗，11.划纹陶片

二、西周时期遗物

以夹蚌红陶和夹蚌灰陶为主，亦有泥质灰陶。

夹蚌陶均饰粗绳纹，泥质陶多为素面，主要器形有：

鬲、鼎、纺轮等。

鬲可分三型。

A型，宽口沿平出，方唇，鼓腰，腹部饰粗绳纹，夹蚌灰陶，沿面有一道凹弦纹。

B型，夹蚌红陶，口沿外翻，沿面有三道弦纹，腹部饰粗绳纹。

C型，泥质灰陶，瘪裆，素面

鼎仅见足部，夹蚌红陶，马蹄形。

纺轮利用废陶片磨制而成，夹蚌红陶，一面饰粗绳纹，椭圆形，对钻孔，直径5.5厘米。

图十九西周时期陶器

1、6.A型口沿2.B型鬲口沿3、4.鬲足

5.C型鬲裆7纺轮

五、辽代文化遗存

辽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城内北部靠近北城墙下的高地之上，以T15、T16为代表，黄褐色土，土质松软，含有红烧土块和渣，深达一米多，出土有白资片，沟纹砖等辽代遗物。

一、遗迹

清理残窑址一座，位于城北门口东城墙内坡，窑打破城墙夯土层而建，平面呈椭圆形，直径4.8米。

南面建火膛，用沟纹砖砌成梭形，火膛门在正南，为长方形孔。

北部和中部为窑炕，窑炕为两层，下层用黄土做成，高出火膛0.5米，上层用沟纹砖垒，呈“炕形，”只砌出沿部，其余部分填土，窑残高2.25米

二、遗物

陶盆，泥质灰陶，敞口外翻，腹壁斜直，平底，饰弦纹，口径47.5、高24、底经23厘米。

滴水

滴水残块1件，周边是圆点，直径15厘米，另有“绍圣元宝”铜钱1枚。

三、墓葬

在城外东北约50米，清理了一座长方形小型砖室墓，长1.3，首款0.55，尾宽0.37米。

沟纹砖平铺交错垒砌，随葬器物有：

泥质灰陶双耳罐1件，白瓷碗2件，“开元通宝”钱一枚。

双耳罐圆唇，鼓腹，平底，肩部有桥形双耳，口径20、底经、高29.5、厘米；瓷碗乳白色，施半釉，敞口，玉璧底，口径21.5，底经8.5厘米，其一高5.6厘米，另一高8厘米。

六、结语

在试掘中发现的，古城址出土遗物和文化层叠压即打破关系上看，此城始建年代应在战国晚期。

依据是，城垣的夯土层中含有灰陶绳纹罐残片和红陶釜口沿等战国遗物，其中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南城垣夯土层中出土的明刀币，刀身与刀柄呈磐折。

是燕国地区最常见的刀币形制。

燕下都（今河北省易县南）遗址44号墓出土的刀币67枚，其中66枚属此类，同同出铁器等皆为战国晚期。

灵寿“中山”古城内出土多种尖首刀和“明”刀币，独不见此刀币。

因此，被认为其铸造年代应在（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以后。

沧县肖家楼一次出土刀币一万多枚，也不见此类刀币，说明其磬折刀币铸造年代应是乐毅代齐（公元前284年）以后。

由此可见，秦城的营建应在“中山”

乐毅代齐以后到燕国灭亡之前。

另外，城内出土遗物也证实了战国晚期之特点。

两处建筑夯土台基之上出土大量的筒瓦、板瓦，并饰有九种不同纹饰的半瓦当，及红陶釜、深腹盆、折腹盆、灰陶豆等，多见于燕下都13号遗址战国晚期文化遗存。

秦城遗址F1建筑基址，出土的“长启”印的鼻钮，它的穿孔和钮都较细小，这是战国期私印的典型制法。

秦城内还出土了具有秦代特征的遗物，如深腹盆、饰山形纹的半瓦当等，这些遗物与赤峰蜘蛛山出土的同类遗物相同，并有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陶量共存。

在秦城还采集到一枚，刻有界格秦印风格的汉早期石印范。

虽然秦城遗址出土秦代特征的遗物不多，但和秦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

秦城废弃于西汉初期，依据是：

在试掘中，城内出土许多座打破战国文化层的西汉墓葬。

随葬品以高领罐和矮领罐为组合的现象，在京津地区常见，此类墓在北京昌平雪山出土伴有西汉半两钱，昌平史家桥这类墓被定为西汉初期。

而秦城遗址的西汉墓打破战国建筑夯土台基，城东门内的西汉儿童瓮棺葬打破战国时期的路土层，这足以证实，该城的废弃年代为西汉早期。

亦可说明，秦秦始皇与统一中国之后，也曾使用过此城。

综上所述，可知秦城始建的相对年代和废弃的相对的年代。

也证实，秦城的使用年代并不是很久，如果按战国晚期（公元前296—汉初公元前206年），此城使用的时间不过百年，但距今已是两千余年的历史了。

前文提到，有的专家学者，对秦城的看法各出己见，在学术上，有的专家写文章讲，秦城应是“右北平郡治”；有的学者将秦城定为“雍奴县治”。

据1982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