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税收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docx
《避税税收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避税税收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docx（4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避税税收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避税，税收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
对于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本文检验了：
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三个衡量标准，即：
企业治理、社区以及多元化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
就我们所知，本文是第一个通过实证研究将避税、税收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联系起来的论文。
通过分离每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衡量标准的优势和问题，我们能够准确分析企业积极和消极的行为对避税行为的影响。
我们发现社区问题与税收管理费用的交互项会对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和现金（Cash）的有效税收比率（ETR）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公司治理优势和多样性问题与税收管理费用的交互项会对CashETR产生消极影响。
当我们使用超额有效税收比率（excessETR）时，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相似的，而且超额ETR无法由公司的具体情况所解释。
当我们依据CSR水平对企业分组时，我们发现了CSR影响避税的其他的证据。
我们的发现表明将来对避税和税收管理的研究应该包含CSR。
关键词：
税收、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税收管理、税费
1.简介
对于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本文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CSR）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
CSR方面的文献（例如：
Carroll,1991;Kiernan,2005;Llewellyn,2005;Wood,1991）将商业的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联系到一起，包括：
遵守道德的企业行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提高股东的生活质量（HolmeandWatts,2006）。
CSR和公司治理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叠的（Jamalietal.,2008），因为公司不仅要对内部股东负责，也要对外部股东和社会大众负责，而且在这些股东之间可能存在矛盾。
其中一个潜在的矛盾就是在税收领域。
一个公司减税避税的策略可能会使股东受益，但是却让社会公众付出代价（Sikka,2010）。
因为一部分的税收会被用在政府公共建设和社会项目上。
尽管已经有人分别对避税和社会责任领域进行了研究，但是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是一个空缺（CarrollandJoulfaian,2005;HanlonandHeitzman,2010）。
我们的论文正是来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
公司避税行为的研究对于税务机构、股东和社会大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税务机构关心税收，因此会对公司纳税积极性、避税和逃税的证据感兴趣。
股东会对公司管理层是否能增加股东财富感兴趣。
在一方面，股东会认为欺骗政府的管理层同样也可能欺骗公司股东；而另一方面，股东期待管理层能够控制花费。
普通大众则对公司是否是一个好公司以及公司是否缴了它应该交的税感兴趣1。
一些研究提出，避税可能会降低成本并且会增加股东财富（例如：
GrahamandTucker,2006;HanlonandHeitzman,2010;HanlonandSlemrod,2009;Robinsonetal.,2010）。
其他研究则表明使用避税手段的公司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Erle,2008;Schön,2008）。
在以上的几种情况下，税收方面的决定是公司特点和管理层行为的反映。
研究已经发现了公司避税行为和管理人员报酬、所有权结构以及公司治理（DesaiandDharmapala,2006,2009;Desaietal.,2007;MinnickandNoga,2010）、个别高管（Armstrongetal.,2011）和税务筹划之间的关系，包括使用外部的税务服务去最优化公司的税务策略（Armstrongetal.,2011;Killgoreetal.,2010）。
为了捕捉到避税行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基于收入的实际税率，GAAPETR或者现金支付以及CashETR（HanlonandHeitzman,2010）。
GAAPETR影响财务会计的收入；CashETR能捕捉到缴付税款并且受到税收延迟的影响。
Dyrengetal.（2008）建议：
由于每年的税率都会发生波动，因此长期的CashETR是一种更好的衡量避税行为的标准。
通过使用理论研究预测（CrockerandSlemrod,2005;Slemrod,2004）以及联系公司治理和避税，我们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了公司高管薪酬和避税之间的关系。
Desai和
Dharmapala（2006）发现了薪酬激励和避税之间存在消极的关系。
MinnickandNoga（2010）发现了经理对基于业绩的高工资的敏感性和更低的税率有联系，但是其他薪酬的衡量指标却没有发现这种联系。
税务总监的薪酬导致了更低的GAAPETR，但是却没有影响CashETR（Armstrongetal.,2011）。
薪酬只是一种代理治理的方式。
通过使用其他治理措施，例如：
董事会成员的数量，独立董事的百分比和公司治理指数，MinnickandNoga（2010）发现了只有交错安排董事会成员才会和更高的有效税率联系起来，而这和其他人选择薪酬的影响是相反的。
但是，公司如果采用上述的行为将会影响税收策略。
使用外部税务服务是另外一个影响税收决定的策略。
研究表明花在税务服务上的钱导致了更低的有效税率（Armstrongetal.,2011;Millsetal.,1998;Omeretal.,2006）。
如果这些税务服务是公司的审计师提供的，审计师委员会必须批准这个决定（Sarbanes–OxleyAct,2002）。
需要经过审计师委员会的同意是立法的结果，因为要考虑到审计师提供税务服务可能会降低审计师的独立性。
但是由于税务服务通过降低成本为付税的人提供了利益，所以立法允许公司使用审计公司作为税务服务的提供者，除非税收建议没有商业目的（比如：
避税）（PurcellandLifson,2003）。
公司使用审计税务服务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知识溢出，即：
能够增强审计的监督和质量（Lassilaetal.,2010）。
已经有证据显示审计师提供税务服务会对公司有好处，比如：
不会损失独立性，而且税费也更加准确（GleasonandMills,2011）。
我们主要关注那些使用了审计师提供税务服务的企业，并且分析了税收管理费用和CSR（包括公司治理）对有效税率的影响。
避税的文献使用多种的公司治理的中涉及到的代理问题，但是忽略了CSR（Hancock,2005;HanlonandHeitzman,2010）。
考虑到公司治理和CSR之间的关系（Hancock,2005;Ho,2005;Jamalietal.,2008）以及CSR对公司决策（Windsor,2009）和公司业绩（AdamsandFerreira,2009）的影响，CSR可能在企业减少税收的活动上有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例如：
参与社区活动、公司的捐赠、多样性，可能和避税行为有联系。
一方面，Watson（2011）andLanis和Richardson（2012）发现承担越多的社会责任的公司的避税积极性越小；但是，另一方面，CarrollandJoulfaian（2005）,Preuss（2010）和Sikka（2010）发现了一些号称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也会参与到避税行为中。
考虑到在CSR对避税和公司治理方面影响的研究还很少以及其他的CSR变量可能会影响公司对审计税务服务的使用，我们检验了CSR的角色和税费管理对有效税率的影响。
具体地说，我们的研究着重强调了下列问题：
税费管理和不同等级的公司社会责任会影响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的避税行为吗？
我们使用避税来代表与税前会计利润相关的公司税（Dyrengetal.,2008,2010）的减少，并且从两个方面来衡量避税：
GAAPETR和CashETR。
除此之外，我们还使用CSR的三个方面：
公司治理、社区和多元化，并且通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找到CSR和避税的相互影响。
在回归分析中，我们控制了公司治理、社区和公司多样性以及它们和税收管理费用的相互关系，将样本按照不同的CSR等级分成不同的组，并且分析每一组内的避税行为。
我们的结果也暗示了不同等级的CSR会影响对审计税务服务的付费以及企业避税行为。
我们发现无论从公司治理的优势或问题，又或者是多元化的角度，税费都和更低的GAAPETR都是有联系的，但是只有当公司存在公司治理优势或者多元化的问题时，才会和更低的CashETR有联系。
然而，当一个公司有很多的社区问题时，它的税费会和更高的GAAPETR有联系；当公司存在社区问题时，它的税费会和更高的CashETR有联系。
当我们检测税费和CSR对公司细节无法解释的超额ETR的影响时，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相似的。
不论公司是在一个好的还是坏的种类里，我们都发现了其他税费对有效税率影响是部分依赖于CSR的等级的。
有治理优势的公司（例如：
限制性的薪酬、有效的社会报道
和公共政策领导）会使用税费来减少税费支付。
然而，治理比较好的多元化优势的公司会使用税务服务来获得财务报告上的利益并且有可能放弃现金税收的节约。
糟糕的治理（例如：
高的薪金、会计或者公共政策问题）和社区关系（例如：
税收争论）的小组表明：
没有女性代表的公司会用税费来增加花费和现金支付。
相反的，多元化优势的存在会导致更高的税费支出和对贫困社区的资助。
我们还发现社区优势和问题在小组之间会发生变化。
对于那些治理比较好的有多元化优势的公司来说，对社区的支持和较低的所得说费用是有联系的。
对于治理较好的公司来说，社区问题与更低的现金税费支付有联系。
而对于那些治理不好的公司来说，由于依赖于社区的支持力度以及社区问题，税费会导致支出的增加。
我们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我们通过研究CSR的角色、付给外部审计的费用和有效税率的关系，扩展了避税的文献。
目前学术界已经在避税和CSR方面有了各自的拓展研究，但是还没有人将这两个方面结合到一起来研究（CarrollandJoulfaian,2005;HanlonandHeitzman,2010）。
据我们所知，这篇论文是第一个将避税和CSR联系到一起的文献。
第二，我们分析了CSR等级与税费管理之间的相互影响。
第三，我们分别检测了三种CSR优势和问题的影响。
这使得我们能够分离公司积极和消极的社会行为的影响（MattinglyandBerman,2006）。
本文其余部分的组织如下:
第二节介绍了与我们的研究问题相关的文献。
第三节描述了数据和方法，在第四节提供了结果。
第五节则提供了一个总结和结论。
2.背景
CSR应当放在具体的管理情景当中来看待（Davis,1960），因为它是企业对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的承诺，它有助于经济发展和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当地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HolmeandWatts,2006）。
CSR模型包括卡罗尔的金字塔结构（1991），整个CSR由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构成，卡罗尔解释为:
“CSR公司应该努力赚钱，并且要遵守法律、道德，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p43）。
Wood（1991）将CSR分为三个原则：
制度、组织、和个人2，并且认为企业行为结果包括对社会事业和社会政策的影响，理想的情况是好的动机导致好的结果，但Wood（1991）认为也会有好的结果是来自不好的动机以及不好的结果会来自好的动机这两种情况。
例如，降低税率来增加股东价值可能是一个好的动机，但是如果被视为对社会不负责任，将会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其他模型从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认为企业责任（Llewellyn,2005）是未来价值创造的动因（Kiernan,2005）。
Kiernan's（2005）的两个动因是股东的资金和战略管理3。
因此，公司治理被认要为符合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Cadbury,2000），与CSR密切相关。
对CSR和公司治理文献的回顾为CSR和公司治理三种模型提供了基础（Jamalietal.,2008）。
第一个模型将公司治理定义为CSR的基础。
因此，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于维持CSR是必要的。
第二个模型将CSR视为公司治理的一个维度，即：
公司是对所有股东（公司内部和外部的）负责的，而且这个责任已经嵌入到了公司的企业治理结构中。
第三个模型将公司治理和CSR描述为：
为了提高公司绩效，符合法律法规变化并且可能难以衡量的两个主要部分。
每个模型中，公司治理和CSR的重叠部分是由于公司不仅对内部股东负责而且还要对外部股东和社会总体负责，而且公司是被认为明确遵守法律法规的。
遵循法律规范的程度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特别是在税收领域不同股东有不同的担忧。
公众关心的是公司是否会支付税收；股东关心公司是否能减少税收从而增加股东价值。
因此，他们之间有一个矛盾:
减少税收可能会使股东受益，但避税可能会以牺牲整个社会为代价（Sikka,2010）。
如果一个公司避税，就会增加它的盈利能力，但减少的税收可
能会影响政府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建设，因此该公司可以被归为不负社会责任的企业。
但是，当一个公司考虑到CSR的其他衡量标准时，可能会对社会负责。
这种复杂性增加了对避税的定义和衡量。
Hanlon和Heitzman（2010）将避税定义为显性的税收减少，并且通过研究解决了大量的避税行为：
税收管理、税收筹划、税收侵略性、逃税和税收庇护。
一方面，税收是一种成本，因此公司可能会从事税收管理或税收筹划来降低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从而增加股东价值（例如：
HanlonHeitzman,2010;HanlonSlemrod,Robinsonetal.,2010）。
在另一方面，公司从事避税或逃税，仅仅是基于减少税收的欲望，因此它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Erle,2008;Schön,2008）。
Hanlon和Heitzman（2010）检验了12个不同的避税措施。
在这12个措施中，GAAPETR（总所得税费用除以税前收入）和现金ETR（现金税收费用除以税前收入）被用在许多研究中（DesaiandDharmapala,2006;Dyrengetal.,2008,2010;MinnickandNoga,2010）。
GAAPETR能够捕捉到对财务会计收入的影响，而CashETR能够捕捉到对现金支出的影响。
由于财务报告收入和应纳税所得额一般不同，GAAPETR和CashETR也将有所不同。
一些公司能够维持一个低于平均CashETR的税率，但是年度CashETR不是一个好的预测长期CashETR的指标（Dyrengetal.,2008）。
因此，虽然长期CashETR能更好地反应避税（Dyrengetal.,2008），但是有证据表明，仍有公司还专注于减少GAAPETR（Armstrongetal.,2011）。
一个公司的避税策略可能会在降低费用支付方面有所不同。
对有效税率的变化的解释是避税研究的一个目标。
第一个对避税和公司治理研究的理论将避税与委托代理关系联系起来，并且建议股东建立激励机制以确保任何避税活动都可以增加公司价值（CrockerandSlemrod,2005;Slemrod,2004）。
许多研究将委托代理理论应用于：
将高管和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代理。
其造成的结果是复杂的，并且在不同的薪酬措施之间变动。
Desai和Dharmapala（2006）表明：
管理层消遣和税收庇护之间有一个互补的关系，即：
增加奖金倾向于减少税收庇护，这主要存在于治理较弱的公司。
Minnick和Noga（2010）在衡量高管薪酬时，发现只有一个衡量标准（即：
基于业绩的高薪支付）与有效税率有关，但与CashETR的关系强于与GAAPETR之间的关系。
与董事会相关的不同措施也是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例如：
股权。
Bolton（2008）发现股东拥有的股权比起综合得分来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衡量公司治理的指标。
但Minnick和Noga（2010）使用几个与董事会相关的变量，只发现交错董事会成员和更高的GAAPETR和CashETR显著相关。
另一个解释变量是多样性，它是CSR的一个组成部分。
管理层的性别多样性影响公司的组织文化和治理（Dwyeretal.,2003），但是它确切效果还是复杂的。
例如：
在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与更高的ROA有联系，但却和Tobin的Q（Tobin'sQ）（Carteretal.,2010）没有联系。
女性董事能够通过提出不同的观点、新的想法和增强监督来增加公司价值（AdamsandFerreira,2009），但这种影响依赖于公司环境（Dwyeretal.,2003）。
Adams和Ferreira（2009）推测在治理较差的公司里，性别多样化的董事会将对公司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在治理较强的公司里，由于过度监管，将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同时，对非美国的公司研究发现男人和女人的税收行为是不同的。
男人往往倾向于更少的抱怨，并且更有可能被证明逃税，比女性更容易表现出战略性（Kastlungeretal.,2010;TorglerandValev,2010）。
这些结论不能推广到美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合理的符合期望的性别差异。
鉴于多样性似乎对业绩有影响，尽管影响是复杂的，但是却在决策和监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研究避税时，控制时多样性是很重要的。
有限的在避税和CSR方面的研究强调了税收侵略性和逃税。
Lanis和Richardson（2012）检查408支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并且得出结论：
有更多的社会投资的企业（即：
支持慈善机
构和社区）不太可能在税收上表现出侵略性。
他们对不同水平的信息披露的衡量是一个复杂的指数；税收侵略性是以目前的应付所得税除以账面利润或除以经营现金流计算的。
关注税收漏洞的Preuss（2010）发现，总部设在避税天堂的公司往往比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宣称担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因此发现在宣称担负社会责任和从事在离岸金融中心减少税负的行为之间存在矛盾。
相似的，Sikka（2010）提供了那些声称对社区负社会责认的公司如何沉浸于逃税的例子。
然而，Sikka的结论是基于案例的，能够提供奇闻异事的证据，但却缺乏严谨的分析。
上述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公司行为的见解，但没有提供根据不同CSR水平变化而变化的有效税率的证据。
Carroll和Joulfaian（2005）分析纳税申报日期从而来确定企业做慈善捐款的目的是否是为了税收的减免。
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当税收成本上升时，企业捐赠会下降；当利润和广告增加时，企业捐赠会上升。
这表明慈善捐赠不仅仅是公司为了减少税收和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Carroll和Joulfaian（2005）提供了慈善捐款和税收成本之间相联系的证据，但这种联系可能是广义的。
他们使用税收总成本，并且做了一个社会会对税收费用和税款有影响的假设。
公司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来降低税收，其中一个就是聘请顾问。
Millsetal.（1998）发现对内部或外部顾问的投资与三年的GAAP税率呈现负相关关系。
这个结果发现了费用和利率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都是基于调查信息并且投资税收服务的成本仅限于一年。
内部税务服务可能被视为公司内的一个“利润中心”，而且有证据支持这一概念。
它通过检查税务主管的薪酬，他们的职责不仅包括合规，还包括对最低税收成本和激进的税收筹划的角色的决定（Armstrongetal.,2011）。
研究发现，对税收董事的激励措施和较低的GAAPETR正相关，而不是CashETR（Armstrongetal.,2011;Robinsonetal.,2010）。
这表明“税收利润中心”的目标是降低财务报表税收费用，但不一定是减少税收现金流出。
与税收董事不同的是，首席执行官通常不是税务专家，但他们设定公司的高层目标，而这可能会解释他们在公司避税水平的作用（Dyrengetal.,2010）。
Dyrengetal.（2010）在1992到2006年期间追踪个别高管并且得出结论：
为了GAAP和CashETR，个别高管会参与到避税行为中，但是却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发现个人特性和有效税率的变化有关系的证据，包括性别。
但是，鉴于该公司的结果是与管理层的行为动机相联系的，在管理团队中将会出现多样性。
同时在董事会中，将会提供关于公司CSR行为的见解以及对与公司业绩或税收策略相联系的动机和结果的解释。
公司为了发展或实施它的税收策略，可能会聘用外部的审计师作为顾问，因为审计事务所拥有涉及到复杂的税收和操作问题的“知识溢出”（Lassilaetal.,2010;Millsetal.,1998;Omeretal.,2006），而这反过来会减少税收（Omeretal.,2006）。
2002年立法提案的萨班斯法案（SOX）禁止了审计税务服务。
他们认为公司和审计师应该对金融系统的崩溃负责（例如：
安然、世通）而且多种关系（审计、税务、其他费用）损害了公众对公司与其审计人员之间独立关系的认知。
从可能影响税收权益的角度来说，审计税务服务可能会影响公共政策（Omeretal.,2006）。
最后的规定并没有禁止审计税收服务，但规定了某些要求。
法律要求审计委员会批准审计税收服务并且不允许提供非商业目的的税务建议。
在这些限制中，一个公司可以使用提供税务服务的审计师，因为他们有“知识溢出”，即：
审计人员获得公司税收状况的信息导致在税务部门形成了他们的同事（theauditorsobtaininformationaboutafirm'staxpositionsformtheircolleaguesinthetaxdepartment），或者一个公司可能终止审计师提供的税务服务因为他们感觉这样会使独立性受损。
Gleason和Mills（2011）使用2000年至2002年的数据发现审计税务服务不会损害独立性；此外，他们发现比起没有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来说，使用了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会更准确记录公司税务情况的税收费用。
Gleason和Mills（2011）表明，那些感觉独立性受损而不愿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审计委员会可能会重新考虑知识溢出的好处。
其他比较萨班斯法案效应的研究发现公司治理较好的企业比公司治理较弱的企业更有可能保留他们的审计师，因为公司的代理问题是一种单个的（Lei,2009）或复合的衡量标准（Lassilaetal.,2010）。
Omeretal.（2006）使用标准普尔审计费用的数据，发现税费和后续的税率之间消极的联系，且这种联系从2000年到2002年都在下降。
Maydew和Shackelford（2007）估计公司在2004年支付审计税务服务的费用是2001年的四分之一。
他们注意到：
在这段时间里，大型会计公司的总税收业务费用保持不变，这表明是客户之间的转换而不是减少服务。
由于萨班斯法案，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数量有所下降，同时那些保留了审计师的公司就会有一个更低的边际税率。
Lassilaetal.（2010）还发现审计师的保留与GAAPETR呈正相关，但与CashETR没有这种关系。
这些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萨班斯法案对审计税务服务和有效税率的变化有一种直接的影响。
但是研究却还没有检验一段时间之后萨班斯法案的影响。
总之，问题是复杂的而且很难完全理解：
审计税务服务的使用与公司治理和有效税率之间有联系；公司治理与CSR相融合，这使得企业不仅要对内部股东负责而且要对外部股东负责；通过减少税收来增加盈利能力或现金流，这可能有利于股东但会被视为对社会不负责任。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税收管理费用和不同级别的CSR影响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的避税行为吗?
我们使用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