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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发展报告doc

2006中国城市发展综述

一、中国城镇化和城乡建设持续高速发展

2006年是中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奋发努力,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城镇与乡村共同繁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据初步统计,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6800亿美元,人均已达到2000美元,增速高达10.7%,实现连续四年的两位数增长。

在中共中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部署指导下,国家制定了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争取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000亿美元,人均达到3000美元左右;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发展目标。

健康城镇化与和谐城市建设是这一时代最鲜明的主旋律,中国城镇化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城镇人口持续的高增长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深层次矛盾将进一步显现。

一、中国城镇化和城乡建设持续高速发展

1.城镇化进程继续加快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城镇化模式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上而下型”,逐步演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并行的发展格局。

城镇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城镇建设量大面广,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三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五分之四以上都来自城镇;城镇化在促进市场拓展、推进新型工业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根据建设部门统计,从1978年至2005年,在全国城市总数从193个增加到661个的同时,城市等级规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54个,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85个,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26个,小城市从115个发展到296个。

2005年末,全国设市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为3.25万平方公里,城市范围内人口密度870人/平方公里。

至2006年末,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城镇化水平43.9%,比2005年提高0.9%。

2006年全国城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3472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5%;城镇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198元,是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的40倍。

2.小城镇发展呈现新局面

十五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多次强调,“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是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明确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我国小城镇发展呈现新局面,建制镇内涵发生了本质变化。

1978年,全国仅有建制镇2173个,这些镇以县城镇和工矿城镇为主,其经济社会结构和小城市相似,与周围农村的经济社会联系相对较弱。

到2005年,建制镇数量已发展到19522个,新增的建制镇由原乡建制发展而来,是分布广泛的乡村中心,并正在发展成为以农业服务、商贸旅游、工矿开发等多种产业为依托的、各具特色的新型小城镇。

近年来小城镇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是小城镇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

1978年小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仅20%,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和影响较小。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小城镇成为各地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增长点,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

2004年小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1.4%,占据了我国城镇化的近半壁江山。

二是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增加,集聚效益逐步显现。

2005年全国小城镇的平均人口规模已超过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20%以上。

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镇密集地区出现了一批五至十万人口的小城镇,个别小城镇甚至达到了数十万人口。

三是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增长,城镇功能有所增强。

2004年全国小城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与维护总投资1093.5亿元,平均每个小城镇549.5万元,分别比2001年增加了96.2%和100.8%,推动了小城镇给排水、垃圾、道路、绿化、环卫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功能的不断增强和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

3.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改革稳步推进

至2006年,全国已有44.3%的城市市政公用企业进行了体制改革,改革已从供气、供水等个别行业向市政公用事业全行业推进,在改革过程中共引入社会资本845.58亿元。

各地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据初步统计,2006年全国设市城市(不含市辖县)完成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额达6000多亿元;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23973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6122万立方米/日,城市用水普及率92.97%,燃气普及率82.92%,污水处理率56%,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4%,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33.54%,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8.34平方米,房屋集中供热面积26.49亿平方米,城市道路长度258844公里,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8.97标台。

到2005年末,我国已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87处,根据其中172处统计,风景名胜区面积为6.95万平方公里,供游览面积3.11万平方公里,年接待游人量2.9亿人次。

针对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严重滞后,公交出行分担率平均不足10%,大城市交通拥堵急剧蔓延等突出问题,建设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

加大城市公共交通的投入;建立低票价的补贴机制;认真落实燃油补助及其他各项补贴;规范专项经济补偿;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稳定职工队伍;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确保行业稳定。

在“全国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工作会议”上,倡议自2007年开始,在每年的9月16日至22日期间开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

4.人居环境建设得到广泛重视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居环境建设,不断加大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进人居环境的综合治理。

2005年,全国城乡住宅的建筑竣工面积达13.3亿平方米,其中城镇住宅6.6亿平方米。

根据我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实际,提出了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面积占新建商品住房总面积70%的目标要求,着力调整城镇住房供应结构,合理引导住房消费。

截至2006年底,全国已有512个城市建立了廉租住房制度,占城市总数的77.9%;省会以上城市全部完成住房建设规划的编制、公布和备案;全国累计用于廉租住房制度的资金为70.8亿元,已有54.7万户低收入家庭通过廉租住房制度改善了住房条件。

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政府因在近几年不断改善城市整体环境,特别是在旧城保护和解决城市弱势群体住房困难方面取得卓越成绩,获2006年联合国人居奖。

建设部授予浙江省绍兴市、江苏省张家港市2006年度“中国人居环境奖”;授予“天津市和平区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项目”等41个项目2006年度“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2006年12月28日,建设部致函深圳市人民政府,认为深圳市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基础上,积极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为进一步推动全国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探索完善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机制和体系,确定深圳市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示范城市。

从1997年到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根据“社会文明昌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环境质量良好,资源合理利用,生态良性循环,城市优美洁静,基础设施健全,生活舒适便捷”的标准,先后命名了56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4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区。

同时,已有225个镇(乡)获得了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的荣誉称号。

5.天津滨海新区成为新世纪的战略发展重点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发布。

天津滨海新区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功能定位是:

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战略部署相配合,国务院于7月27日批复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

批复指出,天津市是我国直辖市之一,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

天津市的发展建设,要按照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不断增强城市功能,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将天津市逐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科教发达、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批复要求,天津市的规划建设要注意与京津冀地区发展规划的协调,加强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

特别要注意加强与北京市的协调,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提高为首都、环渤海以及北方地区服务的功能。

6.城乡规划及其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

2006年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工作的意见”。

城市总体规划是引导和调控城市建设,保护和管理城市空间资源的重要依据和手段,在指导城市有序发展、提高建设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要求进一步明确城市总体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规范规划编制、审查和监督管理,增强城市总体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长远、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推动城市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切实防止利用规划修编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圈占土地,搞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其次,要科学有序地开展规划修编前期工作,发挥城镇体系规划的指导作用,总结现行规划实施情况,深入开展专项政策研究;第三,进一步改进规划修编和审查工作,特别是要严格执行规划修编和调整程序,要按照“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要求,进一步转变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方式,推进科学民主决策;第四,强化对规划实施工作的监督管理,包括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开展效能监察工作。

组织规划修编和实施的有关工作由城市人民政府负责统一,不得下放规划管理权。

我国城乡规划的“一法三条例”(《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村)保护条例》、《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的法律架构正在建立,目的是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建立统一的城乡规划体系,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2006年11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草案)》,并已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06年,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多项进展,其中有关大遗址、工业遗产和优秀近现代建筑遗产的保护受到特别关注。

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0类518项;5月25日,国务院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1080处);6月10日,举行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主题为“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7月14日,河南安阳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2月15日,我国公布了重新核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共35处。

7.城市信息化建设获得实质性进展

2006年,全国进行信息化建设的城市已达100多个,完成电子地图制作的城市超过200个,有73%的市县级政府已完成了办公自动化和门户网站建设,还有100多个城市应用卫星遥感技术进行了城市用地扩展的动态监测。

全国有209个城市开展有线数字电视业务,用户1262万户;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0%;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2%。

全国固定电话用户达到36781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25139万户,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82889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63部/百人。

中国在互联网的格网(Grid)的研发及其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取得进展,上海市成为第一个实施Grid的试点城市。

北京东城区的“万米网格”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

6月,建设部在苏州召开了数字城市会议,出版了《城市数字化工程》以及《数字城市技术应用与发展》论文集;10月,联合国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论坛会议在上海召开,出版了《中国城市信息化发展报告2006》。

8.区域规划与研究取得多样化新成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强调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按照中央“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2006年国内多样化的区域规划与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京津冀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启动的区域规划试点已进入文本编制阶段。

规划涉及的内容主要有:

区域整体功能定位,城镇体系建设布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布局,产业分工与空间布局,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科教文卫资源整合与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体系,区域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以及其他需要解决的跨省区重大问题。

建设部完成了《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启动了长三角、京津冀、北部湾、海峡西岸等重要城镇密集地区城镇群规划的编制组织工作,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逐步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线为横轴,若干城市群为主体,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永久耕地和生态功能区相间隔,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全国城镇体系。

10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开展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以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10月21日,由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二期报告》正式发表。

报告将区域研究落实于城乡大地空间,以首都地区和新畿辅的观念,采用批判性整合的研究方法,探索良好人居环境与理想社会共同缔造的科学途径。

报告提出,京津冀的空间发展要考虑未来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要考虑更大的空间范围,即“首都地区”。

该项研究首创性的把人居环境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对首都的城市和区域规划以至各地编制城乡规划,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二、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问题观察

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依然是千头万绪,和谐社会与宜居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矛盾表现在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过快,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交通拥堵治理困难,城乡管理水平不高,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住房供应结构性矛盾突出,违法违规用地屡禁不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收入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同时,城市在预防和应急处置重大突发性灾害事故方面的能力亟待提升。

1.城市环境污染——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

周干峙院士提出,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三大透支和三大制约,即土地透支造成的土地制约;环境透支造成的环境制约;水资源透支造成的水资源制约。

目前,从沿海到内地,各级城市的环境建设均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状况未能得到有效抑制。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

据国家环保总局通报,在“十五”计划确定的各项指标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两项指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有所反弹。

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COD排放量仅比2000年减少了2%,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目标。

国家环保总局《2005全国城市环境管理与综合整治年度报告》认为,全国有半数以上省区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根据对全国509个城市的考核,2005年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零的城市有178个;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零的城市有130个;在293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危险废物集中处理率为零的城市有80个。

2006年是中国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

全年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161起,环境投诉已达60万人次,比2005年增加30%;国务院提出的全国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标未能实现,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分别比2005年增长1.8%和1.2%。

2007年国家将首次启动“区域限批”政策来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并依据《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通报和建议监察部门对相关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2.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稳定与发展的隐患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我国城乡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

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

公平公正、和谐宜居的发展目标与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矛盾正在整体上升。

首先,职业地位和资源占有的差异化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起点与基础,形成并影响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具体机制是劳动分工、权威等级分化、生产关系变化和制度分割,新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形成。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是社会分化的长期隐患,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进入世界上最不平等的行列。

对于这种差距,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认同危机,社会阶层利益矛盾缺少必要的减压阀。

同时,权力不平等和制度不公平,如在我国的制度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农田征用问题、公共资源配置问题、农民工问题,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都进一步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是具有全局性的重大课题,影响深远。

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阻碍中国社会形成较为合理的阶层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的制度性隐患。

对此,各级政府在消除或者抑制社会分化给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的隐患、化解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负有重大的责任。

3.城市农民工——旧制度与体制壁垒亟待突破

农民工,又称进城务工经商人员。

农民工既包括“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也包括“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其中以后者居多,影响最大,并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农民工群体。

2006年全国各类农民工总数约2亿人,其中1.2亿在城镇务工经商,还有8000万人在乡就地转移就业。

城市农民工的大量出现是在世界产业转移、中国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政府对于人口流动限制政策的适度放松和农民个体理性选择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农民工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新通道,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实现形式。

此外,农民外出务工对于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诸多制度和规则的不平等,以及历史形成的体制壁垒,农民工在城市里并没有享受到各种应有的权利,而且还经常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

他们中的多数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主流文化生活之外,分享不到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和失业救济;生活困难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生病得不到医疗保障,因公负伤致残也得不到应有照顾和抚恤;卫生和生活条件差,劳动安全没有保障,人格也经常受到歧视。

这些因素又同时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如聚众械斗、罢工罢市、非法聚会、游行示威甚至违法犯罪。

由于城市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一系列服务体系与管理体制都是基于“只为本市市民服务”的宗旨,农民工是体制外人口,“外来的”和边缘化的象征性标签被定格在这些人身上,原有体制的惯性作用与农民工兴起和发展的实践之间的不匹配以及政府服务(职能)的缺失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

城市农民工的出现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由于一系列社会和经济背景的路径依赖性,以及短期内难以逾越的旧制度与体制壁垒,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还不可能一蹴而就。

4.城市房地产——宜居住房建设任重道远

进入新世纪,中国各级城镇的房地产业“火爆”异常。

一方面,高速城镇化产生的住房需求量大面广,另一方面,房地产信贷规模不断加大,投资性住房消费不断升温。

综合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房地产业问题,主要表现在:

房价上涨较快,水平总体偏高,住房消费缺乏正确引导;部分城市的住房建设规划和建设用地投放失控;住房供应结构性矛盾突出,住房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住房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企业管理水平、质量效益水平都还处于较低的状态,住区物业管理规范措施有待完善。

此外,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问题相当严重,已成为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

如何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推进普惠大众的宜居住区建设,是城市政府必须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

2006年,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力度和深度,政策出台的数量和密集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政府相关各部门从供、求两个方面进行“双向调节”,力求减缓房价的增长速度。

首先,通过大比重地发展中小套型住宅来调整商品住房供应结构,使之与需求结构相匹配;通过控制由于拆迁安置带来的被动需求和抑制投资、投机需求,来缓解供、求之间的矛盾;同时,大力完善住房供应制度和分配制度,加快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但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能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和房价的上涨,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5.城中村现象——特别值得深思的城市功能

在我国城镇化迅速推进过程中,一种城乡杂居的城中村现象,呈现出城镇发展中特有的发展阶段特征和不同质的环境空间。

城中村是城市人群最密集、存在着复杂社会问题的特殊城市功能地区;城中村是一个低成本居住的“非正规”容器,填补了廉租市场的巨大空缺,也同时提供出大量的“非正规”城市就业机会。

观察城中村的现象,可以解析中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社会价值的取向,可以发现其背后包含的深层社会问题¬——城市贫困群体和低收入人群在城市中的生存需求与不断推进的城镇化当中的城市政府和国家的角色、义务。

在城中村形成的诸多要素之中,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及相关政策与制度安排、村庄利益性及社会性共同体的内聚、非正式经济的独特功能与地位、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性是城中村形成与维系的主要原因。

政府有限的住房与就业配给能力和被市场忽视的廉租房需求,在客观上造成城中村在城市中迅速增加并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趋势。

各地城市政府在发展中面对的城中村问题虽然存在差异,但是为了应对不断严重的城中村违章建设问题,大都采取了从法律、法规和技术层面出台一系列的暂行规定、技术规定和编制专项规划的做法,以改善较为恶劣的居住环境。

目前开展的城中村改造规划是体现政府意图的主要载体,也是政策和法规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规划中,应特别注意保证原村民的收入,保障外来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保护和利用本土文化和社会资本,促进村民社会角色的转换。

同时,政府也要关注城中村社区的集体经济转型问题,引导集体和个体的“非正规”经济得以持续地发展。

6.城市从竞争走向协作——区域发展急需战略转型

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竞争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各种城市竞争力和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不断出炉,进一步加剧了竞争态势。

以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参与竞争虽然具有行政效能优势,但难以避免地遭遇到区域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由于我国经济处在转型期,市场环境尚不完善,政府干预资源配置、主导经济发展的意愿强烈,因此在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如:

城市在相对封闭的体系中各自为政,忽视区域合作,相邻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甚至不及与国外的联系;在竞争中全力追逐外源型增长,忽视内生型发展,本地经济动力不足,创新能力薄弱;为“引凤”而大肆“筑巢”,导致形象工程泛滥,建设规模和标准远远超出实际需求,许多设施长期闲置;把竞争力简单等同于增长速度,把低成本当作唯一竞争手段,过度竞争常常演变成优惠条件的比拼和土地的甩卖,甚至以邻为壑;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文化,忽略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经济空间肆意冲击、肢解社会生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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