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微电影中对伦理关注的严肃幽默与放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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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微电影中对伦理关注的严肃幽默与放下

同性恋微电影中对伦理关注的严肃、幽默与放下

同性恋微电影中对伦理关注的严肃、幽默与放下

　　在2012年优酷推出的美好大师微电影中，有一部许鞍华导演的《我的路》，该片用镜头表现了一个欲做变性手术的男子心中的极度郁结、压抑以及对家人的愧疚，却又坚决如此选择的心境。

无独有偶，在2014年优酷美好大师微电影中，又再次见到涉及同性性取向题材的影片《老板，我爱你》，该片由张元执导，讲述司机和自己暗恋的同性老板间发生的那点事，全片以默片呈现，这种方式很恰当地赋予了片中应有的暧昧气氛。

许鞍华是上个世纪40年代生人，张元是60年代生人，从优酷邀请的这两位大师的微电影中，可以读到不同年代的人对于个体的同性取向及其外延伦理问题的一种态度，许鞍华是严肃的，张元是幽默的，这种态度不仅存在于他们执导的这两部微电影中，且都有之前导演的电影《得闲炒饭》和《东宫西宫》为此态度佐证。

当然，大师并不仅限于优酷邀请的大师序列，70年代生的林书宇与叶剑锋，前者成长于台湾，后者成长于香港，都属于电影导演中的青年才俊，且颇有建树，并同样执导了同性恋微电影《想幸福的人》和《爱无滋》。

从他们的微电影中，可以明显看到一种对于同性恋涉及到伦理问题的放下态度。

　　一、许鞍华的严肃

类”尺度的全面包围和压迫而产生的一种影视语言的表达张力。

　　在许鞍华执导的众多影片中，除这部微电影外，还有另一部关于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得闲炒饭》。

在其中，许鞍华是以轻松的态度严肃地表达了同性恋间的各种伦理问题。

此片与她往常比较悲情的影片风格不同，走的是轻松的喜剧路线，对于同性情爱以及接下来的所面对婚姻、家庭、社会等问题，她虽然没给出答案，却以轻喜剧的形式圈进了有关人类生殖繁衍、同性间性权利、家庭结构组成等社会伦理问题的思考。

片中通过主角梅西、安妮塔、艾利阿诺、惠惠、迈克、罗伯特等人之间的关系互动，折射出其反对男权、反对歧视未婚妈妈、并且进行了对同性关系在诸多传统关系中突围的试探。

表面上看，许鞍华是第一次换上了新面孔，而实质上，其只是用另样的方式严肃质疑社会伦理观念中比较不合时宜之处或顽固传统一面。

在该片结尾处，男权十足的罗伯特表现出手忙脚乱心甘情愿地承担喂奶的工作，也算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一种揶揄。

而在许鞍华导演的《我的路》中，轻松喜剧的氛围就连一丝也不剩下了，又回到了许鞍华惯常的悲情风格中，不管里子还是面子，对于同性性取向涉及的伦理问题，我们看到许鞍华都是一脸严肃的态度。

　　二、张元的幽默

　　张元，大陆导演，生于1963年，中国第六代导演，曾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被称为开创中国近代电影的先锋人物。

　　《老板，我爱你》是张元导演的关于同性恋的微电影，也是优酷美好大师2014年度微电影中的其中一部。

片中讲述一个男司机爱上了自己的同性老板，但由于身份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他只能是暗恋。

司机将对老板的爱意体现在为他服务的各个细节上，他细心擦拭着老板的玛莎拉蒂，感觉就像在擦拭着老板的身体;和老板一起吃夜宵时，他鼓起勇气自作主张地将自己碗里的荷包蛋夹到老板碗里，一如一个女孩子对心爱的异性的体贴。

老板夫妻不和睦，在女主人搬出豪宅的那个晚上，醉酒的老板在外面找了小姐，并且当着司机的面就在车里亲热起来，事后，司机患有洁癖似的在老板行过云雨的座位上仔细地擦了又擦，并且报复性地独自驾车外出，在同性恋俱乐部外面找了男的，在车里同一个位置上发生了关系。

终于，在老板醉酒的一个晚上，司机帮老板擦拭了身子以后，得其所愿地与似醉非醉的老板发生了性关系。

在片子结尾处，老板还是将司机痛打了一顿，用拳头证明了自己性取向的尊严，但又并没有对司机喊出“滚”字，而是接着坐回了原位，车继续前行，车里恢复了平静，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切似乎都并无大碍。

此片中最后一个镜头，充满了让人回味的余地，地上有条横线，横线上写着“BossILoveYou”，就像一条起跑线，坐在玛莎拉蒂里的老板和司机从这里开始上路了。

　　《老板，我爱你》并不是张元执导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1996年，张元就因其导演的《东宫西宫》而荣获阿根廷马塔布拉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摄影”等奖项。

[2]东宫和西宫是地处北京的两处著名的同性恋聚会场地，东宫是劳动人民文化宫，西宫是中山公园内的公厕。

在《东宫西宫》中，张元在给男性同性间的潜意识做显影，“事实上，对同性之人的原欲执着，在正常的心智生活所占的地位，并不比对异性的原欲执着少”[3]，张元似乎就是在为这句话进行电影艺术的表现，欲告诉观众：

同性恋一直是根植在人类的潜意识中，只是大家没有认识到、或是没有挑明。

片中同性恋者阿兰在被警察小史从同性恋聚集地抓回警局后审问，在这里，阿兰是以被教育者的身份登台的，而小史处于伦理道德和法制的高点，他的任务是要教育阿兰。

不过，就在一问一答的潜意识交锋中，这种主客身份逐渐颠倒，不遵守传统伦理道德的阿兰，像个精神导师似的将小史的同性恋情结一步步打开，导致最后身为警察的小史尽情在阿兰身上施暴，将自己也变成了自己嘴中所说的“贱人”。

抓人者与被抓者、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警察和“犯贱”者，一个代表了正义和伦理道德，一个是同性恋和痞子般的人物，就在一问一答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实质身份颠倒了，充满了痞子般的幽默和讽刺。

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张元，似乎要用这种话糙理不糙的方式，来嘲讽一把伦理和人性的相互悖搏。

在《老板，我爱你》中，张元又再现这种幽默，老板将司机一通暴打后，似乎又默认了这层关系，老板和警察小史都将自己长久以来两性伦理的认识化为拳头落在别人身上，最后却打出了自己的潜意识。

　　《老板，我爱你》是以默片方式表现的，导演或许就是要这样来努力表现人类同性暧昧的那种潜意识状态，在片中，老板是异性恋，但是醉酒的那一夜后，老板的同性恋基因却被司机的款款深情激活了。

所以，与许鞍华执导《我的路》相比，张元试图用精神分析来论证同性恋其实是合理的，明里暗里举着“科学”的大旗的张元，在片中的表现比许鞍华的悲情似乎多了些底气和幽默。

　　三、林书宇和叶剑锋的放下

　　江山代有才人出，在40年代的许鞍华和60年代的张元之后，70年代生的知名导演也开始在微电影中涉足同性恋题材，不过，与许鞍华胸怀社会伦理道德的沉重表达和张元对伦理与人性相悖的幽默论证风格不同，后者将同性恋对社会伦理担当的命题已完全卸载，将同性恋情和异性恋情等而视之，以“放下”的心态轻松上路，这其中，可以台湾的林书宇和香港的叶剑锋为代表。

　　林书宇生于1976年，2008年以导演《九降风》成名，该片在台北电影节中斩获多个奖项。

[4]从小就居住在台湾和美国两地的林书宇，明显对同性恋情有着完全不同于许鞍华和张元的表达态度，其微电影作品《想要的幸福》中涉及的同性恋情，既有西方化同性恋的潮，又有东方感情色彩的美。

电影一开始就是在一个酒吧中，一群年轻人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从游戏中大家透露出的真心话来看，同性恋好像在他们这个群体中已从隐性话题变成了显性话题，并且在年轻人中已是非常普及的存在。

片中主角育祥在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中对小岚（杨丞琳饰）求婚，但却被同在酒吧的小岚的前同性女友碰见和打乱了，并且使小岚也对是否答应育祥的求婚举棋不定。

横生的枝节让育祥措手不及，他决定用爱的行动将小岚夺回来，接下来育祥做的浪漫举动让观众深为动情，这一举动放在任何一个爱情影片中都会让女主角含泪点头允婚，但是，林书宇采取了意料之外的处理，小岚的回答是摇头，虽然育祥也让她心动，但正是这一刻的求婚让小岚发现自己只愿与同性爱人携手一生，意识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在哪里。

这部片子情绪表达很美、也很自然，就像一部跨年代的琼瑶片，只不过，那传统的两男追一女的脚本变成了一男一女追一女的模式，正是这个跨性别的恋情处理，让一部本来落于俗套的琼瑶片翻版有了别样的审美。

　　从林书宇叙事的表达和态度中可以看到，虽然情感的心灵表达还是很中国化的，但却不乏西方化的视角和态度。

近年来，西方社会中公开宣布“出柜”的层出不穷，而且不乏有身份有地位的，政治界、经济界、艺术界都存在。

笔者也曾在西方国家求学近两年，尽管时间已过去10年，但彼时彼地的中学女生，多以自己是双性恋为荣，且好像如果不是双性恋，那就是Out（意为“过时”）了，同性恋情简直成为风尚、甚至风景。

所以，在《想要的幸福》中，异性恋的男主角倒成了有点被嘲弄的意味，好像活生生是个已被时尚抛弃的Outman（音译为漫画主角“奥特曼”，意为“过时的人”）。

看完该片后，观众惊醒原来同性恋早已到处都是，异性恋好像倒是成了要被拯救的社会个体。

杨丞琳饰演的小岚对于伴侣完全没有了涉及各种两性伦理问题顾虑的两难选择，幸福才是其最大的考量。

　　香港导演叶剑锋同样也是70后，在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凭影片《金不换》获得新晋导演提名[5]，其导演的微电影《爱无滋》讲述一个得了艾滋患者如何获得同性恋人的理解和帮助。

影片镜头深入新生代群体，从中可以看出的态度是：

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的恋爱行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博弈，而是如何面对生理健康，并从这个角度来维护自己的幸福，完全属于个体的自我关注。

　　在《爱无滋》中，面对同性爱人Frank感染艾滋，Kinson从震惊到怀疑Frank对爱情的不忠、到犹豫如何维系与对方的关系、到最后决定与Frank共同面对艾滋和将来的生活，犹如一对异性的恋人处理双方的关系“从恋情―突发事件―怀疑―犹豫―信任”的循环。

片中表现的同性恋情，也并不局限在这一对年轻人身上，而是一个群体，婚姻是他们（她们）的期待，也是最完美的结局。

与《想幸福的人》一样，《爱无滋》叙事中表达更多同样是自身关注和个体的幸福，而对两性伦理、以及由之而来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忧虑，他们已经做到了“放下”。

　　四、对伦理考虑的态度转变

　　在40年代生人的许鞍华的片中，不论是《得闲炒饭》还是《我的路》，不论语气是轻松还是沉重，其实态度都是严肃的，就是对同性取向没有褒贬，只有对其涉及到各种伦理问题的困惑和发问。

《我的路》中的周国才欲摆脱传统的家庭伦理之路，但却无法与社会传统、家庭伦理割裂而产生了人性的极度压抑，尽管许鞍华意欲给予这个群体更多的人道主义关怀，该片的氛围也还是显得如此凝重。

　　在60年代生人张元的片子里，同性恋涉及的社会伦理问题似乎没那么严重，因为他试图以幽默的语言来阐释同性恋是个合乎科学的存在，从精神的角度并以文艺的手法表现同性恋是个正常的事物，甚至可能谁都有、谁都是。

这样看来，倒是社会伦理欠缺科学考虑，忽视了人类潜意识中同性恋的客观存在。

和《我的路》中的周国才相比，在《老板，我爱你》中，年轻司机的心态似乎比较轻松上路，只是囿于和老板之间的身份落差而不是社会道德，他的爱才没有那么容易的表露出来，而是多了点含蓄、暧昧，却完全没有周国才对自己因性困惑而带来的诚惶诚恐。

　　在70年代生人林书宇、叶剑锋等人看来，他们已不再关注同性恋行为的伦理偏差，或者在意社会观点如何看待，他们视同性恋为自然界和社会正常现象，并已放弃从伦理学角度来展现同性恋这个命题，以此为叙事前提，他们尽情地表现忠于爱情、忠于内心的选择，或者探讨如何避免艾滋、甚至携手面对艾滋来维护同性的爱情。

在他们的镜头中，同性爱恋已显化为社会常态，且观众看完以后会发觉，以常态的方式来表现，反而会对同性恋情有更多的认同感，如果在片中急于叩问社会伦理的宽容度，为同性恋者进行奔走代言，求得他人的认可，这样反而将这个群体先入为主地打上了另类的标签。

而当这个群体自顾自地绽放，让同性感情义无返顾地盛开时，却是倒逼了社会来反思自身的伦理宽容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