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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内需不足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需不足问题

摘要:

在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辆拉动国生产总值增长的马车中,中国过于依赖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而有效消费需求的增长则较为迟缓,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稳定的、不可持续的。

需不足是中国长期面临的一个经济问题,它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的不足,而居民消费不足是在传统观念、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就业情况、城乡发展、商品质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局面,需要政府利用相关政策加以调节,扩大需。

本文分析了中国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

经济增长、需不足、居民消费、原因分析、建议对策

1.引言

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需不足就一直被视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有效消费需求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增长。

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中国,自1978年开始,经过了几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GDP从1978年的3650.2亿元上升到2014年的636138.7亿元,增长174倍;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382元上升到2014年的46629万元,增长122倍。

而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绝对数从1978年的184元上升到2014年的17806元,增长97倍。

都以1978年为起点,2014年我国人均国生产总值指数上升到了1978.7,收入指数到了2813.9左右,而消费指数到了1576.6。

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8.79%,八十年代基本都在50%左右波动,但九十年代以后逐年下降,2005~2013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38.9%、37.1%、36.1%、35.3%、35.4%、34.9%、35.7%、36%、36.2%,而同期美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7.1%、67.3%、68%、68.3%、68.2%、68.9%、68.6%、68.5%、68.5%。

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大幅增加,消费份额不断萎缩,这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转变过度依靠于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就要扩大需,启动消费。

2.需不足的危害

由于需不足,我国产值的增长在需求结构上过于依赖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增长,从而造成了巨大的出口压力和产能过剩。

2.1出口压力

需不足造成了巨大的出口压力。

从2004年到2014年,我国的进出口差额(出口减去进口)从2667.50亿元人民币迅速增长到23525.72亿元人民币,十年之间增长了近十倍;外汇储备也从2004年的6099.32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38430.18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6倍多,2007年和2013年比上一年增长的外汇储备更是超过了5000亿美元。

出口增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带动因素,从而导致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导致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最终我国出口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制约而不得不放缓,反过来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刹车效应。

2.2产能过剩

由于居民消费疲软,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拉动。

从2004年到201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依次为:

26.8%、26.0%、23.9%、24.8%、25.9%、30.0%、12.1%、23.8%、20.3%、19.1%、14.7%。

对产业的投资导致生产能力扩,最终要通过消费需求的增加来吸收,因此生产能力的迅速膨胀和居民消费相对缓慢的增长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可能因产能过剩导致周期性的萧条。

目前,导致投资需求旺盛的因素主要是高消费阶层主导的房地产开发、国债项目和地方城市建设项目投资,以及由此带动的能源和基础原材料工业投资,这些方面的投资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都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带动因素。

但是没有大众消费的相应增长,上述投资的孤军突进将难以持久,从而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3.文献回顾

3.1国和、唐莉、胡光元《我国需不足的社会人口学分析》(2002)

本文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从社会人口学视角来看社会的制度、结构因素以及人口状况对需不足的影响。

由于中国“计划生育城乡错位,农村人口状况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低收入人口群体规模扩大,社会供给结构与群体消费结构矛盾突出”,“城市化发展缓慢,城市化与工业化非同步抑制有效需求增长”,“制度滞后与不稳定、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等原因,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阶层缺乏购买力的支持,而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又较低,最终导致消费不足。

3.2树培《我国的加速工业化战略与需不足》(2010)

本文认为我国长期存在的需不足问题,深层原因要从我国实施的加速工业化发展的战略中去寻找。

在这一战略的作用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创造出了“中国的奇迹”。

但是,该战略所导致的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与民争利、重复建设的行为扭曲和对外技术引进依赖过重的产业技术进步路径偏差交织作用,一方面既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又产生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并最终又都表现为了需不足。

3.3王今朝、龙斧《从消费结构扭曲与家庭收入分层看中国需不足根本影响因素》(2014)

本文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是导致中国需不足,而是导致需合理性程度降低。

在中国当前生产结构下,一方面收入均等化程度难以提高,即使提高也程度有限;另一方面,即使收入均等化程度提高的程度足够高,消费结构的扭曲也将制约消费总量的提高。

因而,消费需求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是消费需求扩大的前提性条件。

唯有同时改变消费结构的扭曲以及收入分配合理化,才能在保证中国消费合理性的基础上扩大需。

3.4侯雯玲、学芹、德志、良良、燕《社会保障视角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出路》(2015)

本文认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导致需不足的要因。

由于中国社会保障覆盖围较小、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不平衡、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低,人们预期和行为选择受到严重影响,持币观望,期待安全,造成储蓄异常化,消费保守化,表现为需不足。

作者建议通过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跨越式发展、真正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多元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扩大需。

3.5方蕾《居民消费行为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2016)

本文认为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低迷,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效应严重,以及居民普遍消费观念保守,制约居民消费能力发展。

并提出“稳住传统消费热点、扶持享乐型消费、培育成长型消费”“加快经济政策改革,扶持消费性经济增长方式长效稳步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升整体居民生活环境”以改善居民消费行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建议。

4.我国需不足的原因分析

4.1居民高储蓄和消费保守的传统观念

中国有尚节约、低消费、高储蓄的传统观念,且我国目前主要消费群体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普遍贫穷的童年生活也使他们的消费观趋于保守。

2012年底,“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调查显示,中国人大多崇尚“尽量节俭”的消费观,仅有21%的人主“尽量消费”;33.6%的人购买单件价格为1000元以上的商品时就需要提前准备或和家里人商量;58.5%的人对日常生活用品的打折或促销信息非常关注。

中国人更加热衷的是把钱存起来。

从2002年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上升。

2011年年底的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的储蓄率比全球平均储蓄率高出100%还多,全球平均储蓄率为25%,而中国的储蓄率为56%。

调查显示,2013年,47%的人表示将要更多地储蓄;33%的人表示今年将要更多地投资;而仅有20%的人表示今年将要更多地消费。

4.2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基尼系数值越低,表明收入越均衡,反之越不均衡。

国际上的警戒线为0.4。

基尼系数超过0.4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

从1978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总体上有不断增大的趋势,2014年虽经过六年的连续降低,仍达到了0.469。

贫富差距的加大造成需不足的后果:

一方面,低消费群体人口数量多,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收入增长缓慢,因此消费能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较强,但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低,其过剩资金大多用于高回报行业如房地产的投资,进而造成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繁荣。

4.3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

长期以来,政府更加关注GDP的增长,而对社会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教育、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重视不够。

在城镇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被社保排除在外;在农村地区,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没有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建立起来。

同时由于地区、行业、单位经济发展水平和效益差别大,社会保障发展也呈现出分割、差别的状况。

而且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低,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保障水平接近。

据相关资料统计,目前社会保障支出占我国财政支出12%,远低于西方国家30%-50%的比例,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比例也在20%以上。

这种状况使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不够乐观,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进行的储户抽样统计,把“养老”“防病、防失业和防意外事故”和“子女教育费”作为储蓄主要动机的人数一直高居首位且呈上升趋势。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这个函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变量:

对收入和消费的预期,也可称为消费心理。

人们虽然消费的是以前挣的钱,消费多少却受到预期收入和消费的影响。

社会保障不足会使人们预期消费增加,从而会鼓励家庭通过大量的储蓄来解决后顾之忧,导致消费支出提升的困难。

社会福利照顾和退休保障不足,是民众不敢消费、过度储蓄的重要因素。

4.4GDP未能有效转化成居民收入

2014年美国人均GDP是53867美元,中国是7353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7.3倍;而2014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8000美元,中国是3300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11.5倍。

为何中美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远大于人均GDP差距呢?

原因有三个:

首先是在人均GDP的占比中,外国居民生产要素(资本、劳务、技术等)在美生产值远低于外国居民生产要素在华生产值;其次是美国居民生产要素在国外的生产值远大于大陆居民要素在境外的生产值;第三是在人均GDP的占比中,美国政府的税收和非税收收入远低于中国政府,例如,中国城市户籍工薪族的社保缴费高达名义工资的30%(养老金缴费高达名义工资的28%),另外还要扣除住房公积金;美国企业的养老金缴费率不高,只有名义工资的6.4%。

从收入的角度看,GDP主要由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三部分构成,即由劳动者、国家、企业股东三方分配。

目前我国税赋水平相对较高,且税收政策具有强制性,因此国家在分配机制中处于强势位置。

企业股东则可以利用目前的就业形势,压低甚至克扣劳动者工资。

劳动者完全处于弱者地位,主要表现在没有议价的机制和外部环境,只能用脚投票。

据有关资料,我国大部分劳动者没有加入工会,既便是加入,由于目前工会的活动性质所限,缺少与企业所有者、经营者谈判的机制。

居民未有效分享经济增长,收入较低,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与收入呈正相关。

收入增长速度慢就限制了消费的增长。

4.5我国商品和消费环境存在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1985—1994年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抽查样品合格率一直在75%左右徘徊,国市场商品监督抽查合格率比产品抽查样品合格率还低20个百分点,仅为55%—60%。

虽然近年来我国产品抽查合格率在不断提高,但到了2014年,我国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30年来才首破90%。

这与发达国家98%的合格率相差较远。

同时还要看到,我国除了产品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还有相当数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其间,这些产品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我国有不少产品不仅质量差,而且价格偏高。

有资料显示,我国有七成商品价格高于国外;在我国33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中,有22种商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

国商品的质次价高,使一部分高档需求转向进口商品,或是造成消费的后延。

再加上国消费环境不佳,如商品的售后服务跟不上,服务质量有待改进等,直接影响了一部分消费需要的实现。

4.6农村居民的需不足

只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激活与满足,我国需才能真正地、持久地得以扩大。

而农村居民需不足,收入与保障是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格局”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尽管近些年来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二元格局”的战略方针并组织实施,但是农村发展还远远滞后于城市(据统计,我国工业产值累计增长一度是农业产值增长的近20倍,平均增长是农业的4—5倍),农民收入也远远低于城市居民(2002—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702.8元、8472.2元、9421.6元、10493.0元、11759.5元、13785.8元、15780.8元、17174.7元、19109.4元、21809.8元、24564.7元,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475.6元、2622.2元、2936.4元、3254.9元、3587.0元、4140.4元、4760.6元、5153.2元、5919.0元、6977.3元、7916.6元)。

在这种情形下,农民的消费需很难得以提高并且满足的。

除此外,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不够、农产品价格较低导致农民增收幅度不大。

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率低,农民子女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超越了其经济承受能力等保障性问题使农民有很多后顾之忧。

因而,农民很少有钱用于大规模的消费。

4.7经济结构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接近10%。

这个速度背后的代价是各种结构性的矛盾。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供给结构问题。

一边是煤炭、钢铁及低端制造业的供给过剩,一边却是由于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消费不足。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市场化程度低,产业化进程慢,在我国GDP中仅占不到50%,而世界平均水平则超过60%。

众所周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结构变动中物质产品需求比重逐渐下降,而服务产品需求比重逐渐上升,这是一种规律性现象。

第三产业的落后必然造成服务产品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也阻碍了消费的扩大。

而且,由于第三产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为第一、二产业服务的(如交通、邮电、科教等),因此,第三产业的滞后直接影响第一、二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再加上我国每个产业本身都存在总供给过剩和有效不足并存,就更加重了我国目前的需不足。

4.8就业不足

就业不足仍然是威胁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

我国社会就业压力一直比较大。

对于拥有众多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国来说,在向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发生失业现象是一种必然。

首先,市场经济原则要求经济主体对要素配置服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原则,凸显出劳动力的供给过剩。

其次,结构性、周期性、摩擦性的失业的存在也会加重我国的失业问题。

此外,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进入高峰期、国企经营机制的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等原因,我国的失业人数在逐年增加。

到了2010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到908万人,登记失业率达到4.1%。

考虑到隐性失业等各种因素,我国城市的实际失业情况其实更糟。

5.解决我国需不足问题的对策

5.1形成积极健康的消费文化

谨慎的消费观是“扩需”的文化瓶颈,一旦一种积极健康的消费文化形成,拉动需也就更容易。

消费观从根本上说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还受收入水平、物价水平、人口数量的影响。

生产决定消费,然而,传统消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改变消费观念,一方面要加强鼓励消费的舆论宣传,打破居民固有的传统消费方式,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同等重要的位置,引导居民科学消费、积极适度消费;另一方面,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银行在拉动需中增加了一些新的业务,推出了住房、汽车、教育等方面的向个人的贷款消费业务,帮助消费者“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促进了消费增长。

银行应继续加大对消费热点的支持,不断拓展新的业务,搞好服务,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政府应该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行使协调、服务、监督的职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加宽松的消费环境。

5.2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在量入为出的前提下,消费的持续增长有一部分来自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因此,国消费需求刺激政策应当建立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础上。

在经济发展中确保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应从以下方面思考对策:

(1)完善和规收入分配秩序。

现阶段,应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社会分配秩序。

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消除行政性行业垄断,避免垄断利润转化为不平等收入;促进机会均等,避免机会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

(2)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

面对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政府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和判断,除完善和规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外,更应引导社会形成积极的舆论导向,采取一些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

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抓好“低保”政策的落实;完善收入调节机制,为三次分配提供多样化的渠道(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二次分配要讲公平,而三次分配则要讲社会责任,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统筹区域发展,缩小东西居民收入差距。

5.3完善社会保障政策

第一,我国应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资力度,以消除人们对未来生活中旦夕祸福和兴衰变迁的恐惧感。

第二,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般为300元/人/月左右,考虑到服务价格上涨等因素,这样的标准显然不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

因此,应适当提高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使之合理化、制度化。

第三,我国应切实推进住房、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进程,解决居民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的问题。

第四,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并落实转制成本。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社会保障资金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政府应

考虑通过多种途径,如财政负担、出卖部分国有资产,或发行少量特别国债来解决,而不能过多地依靠社会的高缴费来承担。

社会保障落实到位,居民没有了后顾之忧,就会把过多的储蓄转移到消费上。

5.4提高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提高,购买力增强,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升。

政府应通过一系列措施提高国民收入。

首先,政府应让利于民,降低国家的财政收入,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具体措施包括减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和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金,以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政策。

其次,政府应调整企业利润与劳动者的收入关系,除了以立法的形式,逐步提高就业人员工资(包括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就业人员工资),政府还应该关注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包括完善劳动法,严格处理拖欠、克扣工资的劳动纠纷,加强劳动合同及各种保险的实施,维护普通劳动者的利益。

最后,政府应设法提高居民财产性收益。

包括完善股票市场等投资市场,让国民除了去银行储蓄外还有更多理财选择。

5.5提高产品质量

人们的消费需不断上升的。

当供给的数量基本满足需求后,对质量的要求就会提升到首位。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也曾出现过市场疲软,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就指出,不是市场疲软,而是产品疲软。

因为当时许多高质量的产品、名牌产品的销路就很好,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

绝大部分消费者之所以选择名牌产品,是因为质量可靠,其安全性、耐用性、经济性、适用性都能达到最高要求。

而质量差的产品则恰恰相反。

所以提高产品质量是增加消费的有效手段:

首先,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运用竞争机制提高产品质量;其次,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利用科学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再次,狠抓质量管理,通过科学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第四,加强产品质量法制建设,依靠法制手段提高产品质量;第五,强化生产者质量意识,使他们自觉提高产品质量。

5.6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需求

目前,我国有9亿多人口在农村,农村这个巨大的市场对拉动需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潜力,启动农村需求不仅关系到我国短期经济增长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国经济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农村需求,首先就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这一点:

(1)调整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要形成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的结构优化。

(2)改变以往简单地加快城市化的做法与倾向,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首先消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切制度性障碍,彻底打破劳动力市场人为的地域分割、城乡分割的状况,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帮助农业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和产业之间实现有效转移。

(3)减少农民负担。

政府一方面应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严格执行提留的有关规定,彻底杜绝加重农民负担的各种摊派。

另一方面,应尽早研究制定税费改革的治本之策,使农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4)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条件等公共品的投入,让我国广大农村和农民逐步享受到“公共财政普照”的温暖。

(5)在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和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从而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6)加快中西部发展,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农村贫困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中西部地区,虽然基础差,但增长潜力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东部。

因此,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是提高农民购买力总量的基本保证。

5.7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扶持服务业

对于目前比重较大的第二产业,政府应不断推进企业向制造业价值链上游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价值,促进中国制造业从低附加值向中、高附加值转型;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利用财政杠杆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而对于低能耗、高效益的第三产业,更应给予大力扶持:

一是在制定宏观政策和结构政策时,要将促进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地位;二是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性服务行业的改革,重点是放宽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准入门槛,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三是加快服务业行业标准和行为规的制定和完善;四是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开放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效应,将促使国服务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五是加强服务业发展基础条件的建设与完善,重点要扩大农村地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基础服务设施的覆盖面。

5.8促进就业

新形势下就业问题的解决,应把重点放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和第三产业上面,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使之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最大限度地带动就业水平的提高。

对中小企业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如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免征营业税;在所得税方面,可以根据企业的规模和效益实行差别税率制度,对中小型企业或小微型企业进行税率照顾;简化开办中小企业的前置审批环节;对各类行政性审批和收费项目、标准逐项进行清理,取消各种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行政事业收费;等等。

对于第三产业则应该通过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其发展。

另外我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偏高,可以效仿发达国家,通过实施较轻的宏观税负来保证社会财富能够留在民间,以间接地促进就业。

6.小结

对应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的说法,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需不足问题称为“看不见的后腿”。

这只后腿是造成经济增长放缓甚至经济紧缩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充分认识我国需不足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它产生的系统性原因,从而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我国的需不足问题,采取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对症下药,进行调整。

这样,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出口、投资和消费才能并驾齐驱,我国的经济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新民《全面认识我国需不足的原因》(2000)

军扩《需不足的结构性根源及对策建议》(2002)

国和、唐莉、胡光元《我国需不足的社会人口学分析》(2002)

俞肖云《“看不见的后腿”经济增长中的需不足问题》(2006)

郭彩霞《我国需不足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2009)

树培《我国的加速工业化战略与需不足》(2010)

国印《我国需不足的原因分析与对策》(2010)

龙斧、王今朝《从消费结构扭曲与家庭收入分层看中国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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