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做人胡雪岩做事》四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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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绝对不宜出兵。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在清政府中地位显赫。
他对曾国藩的仕途影响很大，每当曾国藩遇到处理不好的事情时，吴文镕总能够给他帮助，为他说情。
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太平军打到湖
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
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
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自然知道轻重缓急，他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
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
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龙蛇屈伸之道【曾国藩做人语录】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对于屈伸之道，
曾国藩有如此理解：
《扬雄传》云：
“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
”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
如危行，伸也。
言孙，即屈也。
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咸丰四年（1854）春，曾国藩湘军已成规模，陆军、水军、炮兵均已编定并训练完毕，可以作战。
曾国藩初次出兵，兵分两路救援湖北。
水军行至岳州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几十艘战船沉入江底，湘军溺死者不少。
陆军战况亦不佳，在头号楼峒与太平军相遇，大败。
湘军出师不利，曾国藩被革职，依旨降二级调用。
同年八月，曾国藩率领湘军转战湖北，攻克武汉。
捷报传入宫廷，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当即批下旨文：
力功殊恩，以酬劳勋，曾国藩奖赏二品顶戴、督理湖北巡抚。
然世事难料，曾国藩所写辞谢奏折抵京前，却又得圣上旨意，湖北巡抚之职另有人选。
曾国藩无奈，只能以侍郎身份带兵作战。
次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入江西，屡吃败仗。
经历了这几场战争，曾国藩感慨颇多。
首次出战，兵败后立即被削官，尔后，作战顺利，清廷不赏也罢，既然赏了，就不应该出尔反尔。
想到这些，曾国藩难免心中有些许不平。
后来几场战争中，战况总是不佳，舆论纷飞，更是令曾国藩疲惫不堪。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
曾国藩乘机上奏，欲回家服丧。
按照规定，奏折呈上后，应等待朝廷发下谕旨才可行动，否则会受到严惩。
但曾国藩没有按规矩办事，呈上奏章后便动身回家。
他之所以有此胆量，是因为深知自己所建湘军是清政府的支柱，没有湘军，清政府不会长久。
果然如此，清廷不但没有为难曾国藩，反而准许他回家守孝三个月，并赐给他几百两黄金作为治丧费用。
曾国藩立志要报效国家，为何在作战期间却顾小家而舍大家?
的确，曾国藩虽在家守制，然而心却从未离开战场。
但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得到军权，曾国藩不得已而为之。
假期已过，曾国藩没有动身回营，仍在家中守制。
咸丰皇帝催他领兵作战，曾国藩却上疏道：
“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
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
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乘机表承自己要在家终身守制，故意向朝廷请求辞去兵部侍郎，并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
咸丰皇帝自然洞悉曾国藩的要权之意，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果真削了曾国藩兵部侍郎的职位，收了他的兵权，并朱批道：
“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
”可见，形势的好转是造成曾国藩要权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无奈，继续在家守制。
他终日反思，决定以大局为重，不再要权，只要能够重返战场就可以。
在守制期间，曾国藩看似无所作为，其实不然。
曾国藩毕竟是湘军的创建人，湘军中的各方首领都是他悉心栽培起来的。
尽管曾国藩远离战场，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
一些湘军将领不断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国藩能够重返战场。
但是，因为当时各路湘军纷纷传来捷报，使得咸丰皇帝认为没有曾国藩也可，终究没有同意起用他。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打江浙一带，并将常山等地攻克。
胡林翼趁机上奏，咸丰皇帝不得不下旨让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当即受旨，火速赶往军营。
曾国藩以龙蛇来阐明屈伸之道，并将自己的理论用到了实践中，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咸丰十二年（1862），咸丰帝逃往热河。
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援。
鲍超是湘军大将，作战勇猛，是曾国藩的一位得力助手。
当时，太平军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如果按咸丰帝谕旨，让鲍超带兵北援，无疑削弱了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力。
另外，一旦鲍超前去支援，清廷肯定会把鲍超及其所带
湘军交由胜保统一管制。
胜保是一个对湘军极为仇视的人，鲍超一旦归于其麾下，处境定会很危险。
但北援一事又关系到“勤王”，故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
考虑到以上几点，曾国藩顿时感到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
于是，曾国藩召来了文武官员以及幕僚，集思广益。
众人中大多数认为这是一
个立功的好机会，如果此时不派兵入卫，等于将机会留给了别人，因此提倡让鲍超带兵北上。
对鲍超本人来说，他也是愿意的。
但当时仍在曾幕府中的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带兵入卫没有实际意义。
英法联军逼近京城，最终会议和，不会发生战争。
与英法联军相比，太平军是头等威胁。
此时派兵北援，只会是徒劳。
曾国藩经过分析后，觉得李鸿
章的分析非常有理。
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曾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等语句，但实际上却迟迟按兵不动，静观形势变化。
后来，事情与
李鸿章预料的大致相同。
英法联军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陕西等省的巡抚接到谕旨后，不加考虑便匆忙带兵前去支援，结果带着一身疲惫无功返回。
当初，鲍超听说曾国藩不
让他带兵入卫，很是生气，故意流露出不满之情。
曾国藩知道后，让胡林翼开导他。
在给鲍超的信中，胡林翼写道：
“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
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
弟且感激涕零之不暇……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屈伸并用。
咸丰帝传来谕
旨，曾国藩广纳众议，再具体分析，最终提出抗旨；
而对待自己的良将鲍超时，却让胡林翼苦口婆心地开导他。
曾国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见一斑。
咸丰十年（1860）至咸丰十一年
（1861），湘军经过近两年的持久战，最终将安庆攻陷，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安庆之所以能够最终被攻克，与曾国藩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咸丰三年（1853），
太平天国在金陵建都，改金陵为天京。
向荣奉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军围攻天京。
他率大军抵达天京后，便在城外建了大营，与太平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苦战，以失败告终，向荣战死。
太平军一天不灭，清政府一天不能安心。
时隔两年，即咸丰八年（1858），清廷再次下令攻打天京。
在此次攻城中，和春为钦差大臣，与提督张国梁并肩作战。
抵达天京后，二人指挥清兵在城外高筑营垒，深挖壕沟，并建起江南和江北两大营，气势和规模都相当庞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罢休的气势。
天京是太平军的首脑所在地，也是建
都之地，天京的失守就意味着太平天国的覆亡。
为了保卫辛苦建立的王朝，太平军将领和士卒奋力抵抗着清兵的进攻。
咸丰九年（1859），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
虽然江北大
营被破，但江南大营却仍然屹立在城外，太平军统帅洪秀全不得不为此担忧。
为了攻破江南大营，解围天京，太平军各路将领共同商讨破营战略，得一可用之计。
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依计行事，率精兵对杭州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浙江巡抚被太平军打死。
浙江告急，清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从江南大营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
这样一来，清政府即中计。
随后，李秀成火速赶往天京，与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对清军进行内外夹击，攻破了江南大营。
此时的清朝统治阶层充满了恐惧和惊慌，八旗军已经不能成为保卫他们的屏障，只有依靠曾国藩的湘军。
当时的局势对湘军极为有利。
可以说，太平军帮了湘军的大忙，为湘军以后的独立和强大清除了障碍。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国藩。
李秀成刚开始进攻杭州时，曾国藩已经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
此时，曾国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调兵东下。
清政府以为曾国藩又乘机要权，便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并出任两江总督。
然而，曾国藩仍然没有调兵。
其实，曾国藩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
他认为，苏、常之地的地理位置远没有安庆重要。
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暂缓对安徽的进攻，转而调兵支援苏、常等地，无异于丢帅保车，到最后又会重蹈前几次失败的覆辙，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果。
因此，曾国藩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作战方略，尽管派出了部分兵力东下支援，但仍将攻打安徽作为重中之重。
在曾国藩攻打安徽、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时势发生过一些变化，曾国藩总是灵活应付，死死盯住安庆不放，最终取得了主动
权，迫使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与湘军决战，从而将其打垮。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曾国藩做人语录】做大
事者，必要时须沉住气，等待时机的到来，而后迅速出击。
俗语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非是表明人们对名声的重视。
大多数人都有功名之心，也正是因为功名之心，人们才会拼搏奋斗，为取得功名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失去了生命。
但是，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人们的表现方式却各异。
有人认为要想取得功名，就得向外人证明自己有才。
于是，他们会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标榜自己的实力。
没有赏识者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这类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才，便选择了炫耀自己。
结果为此遭到的反感、忌恨远远超过了自己需要的赏识。
曾国藩遍读古书，
深谙锋芒毕露招祸患的道理。
他常以古人为鉴，检点自身，生怕自己因为露出锋芒而遭忌受挫。
木秀于林，风必摧
之；
堆土出岸，流必湍之；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有才，并不意味着能仕途通达，它需要有德来约束。
这里的德，乃是指掩盖锋芒的自制力。
关于才德,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
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司马温公曰：
“才德全尽，谓之
圣人；
才德兼亡，谓之愚人。
德胜才，谓之君子；
才胜德，谓之叫人。
”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
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
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
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
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
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
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
于愚人。
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曾国
藩的见解颇为独到，洞察了德与才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有才无德，便会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生活中，他也尽量做到不露锋芒，将才华深藏。
他曾说过：
“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这里有一封他写给陈源兖和郭嵩焘的信：
易念园归，称岱云有《之官诗》四章，未蒙出示。
（近各省有拐带幼儿之案，京城亦多，尊处有之否？
若有，须从严办也。
）杜兰溪于闰月抄奉母讳，将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
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
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
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
岱云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
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
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
尚祈慎旃!
（陕甘番务办毕，尚为妥善。
云南回务尚无实耗，大约剿抚兼施耳。
镜海文尚在南京。
）比移广信，土友啧啧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态类然。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陈源兖凭着个人气节引人注意，胡咏芝凭着擅长交际露出不俗气息，虽然二人才能出众的途径不同，但都没有掩盖锋芒，都会招人忌恨的。
曾国藩认为，人与书法有相通之处。
书法有藏锋之说，藏锋收尾才能笔落惊鸿，写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也是如此。
锋芒不露讲的就是一个“藏”字，仅这一
个“藏”字，就包含着无穷意味。
“藏”的目的足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长处，不引起别人的妒忌，更好地保护自身是等待时机，在最有把握的时候出击，令敌人大吃一惊，防不胜防。
古今多少人，目光短浅，急于求成。
他们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一旦表现，则力求做到淋漓尽致，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别人看。
殊不知，他们犯了激进的毛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
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赏识，有时候还会让掌权者产生妒忌；
如果自己无才，
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力自我表现，无异于班门弄斧，掘笨之处暴露无遗，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处世中，有人锋芒
毕露，有人藏锋露拙。
曾国藩则属于后者，他虽有才干，却不轻易外露。
毕竟，才华横溢会遭人忌恨和打击，最终导致事业上的失败。
《易经》上说：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
动。
”这里的“器”，便可引申为才华、实力。
没有才干，想要有大作为，无疑是很困难的。
但有了才干，却不加掩饰，锋芒尽露，这些“锋芒”或者“器”便如同带刺的玫瑰很可能触痛别人的不平衡心理，于是，人们便会反击，将其“锋芒”拔掉，将其“器”缴械。
曾国藩有言：
“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头角于外，至要至要。
”自剪羽翼，
保全自身【曾国藩做人语录】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曾国藩说过：
“宦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曾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终于可以暂时稳住脚跟。
长达12年的苦战终于结束了，曾国藩受任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12年中,凡有战果，一般来说都会受赏。
曾国藩培植起来的各湘军集团头目纷纷授予官职，巡抚居多。
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曾国藩权势大增，不仅原有属下各有成就，他自己也受到众多赏赐。
咸丰十一年（1861）被授职于两江总督，执掌四省军权。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被加授“协办大学士”头衔，此时的他已经是大清建朝以来权势最高的外臣。
消灭太平军后，曾国藩再次受封，加衔太子太保。
为保地方稳定，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被清政府分派各地，无形中替曾国藩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清政府已感觉到曾国藩的潜在威胁，他们开始瓦解曾国藩的组织，削弱其势力。
他们一方面提拔曾国藩属下的一些湘军将领，使他们的地位有所提高，摆脱客观上与曾国藩的从属关系，一方面刻意去压制那些不改气节的曾国藩死党。
狡兔死，走狗烹；
飞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
曾国藩目前也面临着这样的境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曾国藩早就说过：
“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
权位'
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他将一切看在眼里，知道目前形势对己不利，于是采用了保身之法，即自剪羽翼。
太平军叛乱平息不久，曾国藩向上奏请停解了广东厘金。
广东乃富庶之地，税务繁多，有地丁、漕粮、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等。
1862年，曾国藩上奏，由于缺乏军饷，要求朝廷派出官员奔赴广州办理抽调厘金等事务，后一直延续下去。
既然曾国藩提出了停解厘金，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复。
他们令广东巡抚将厘金的七成征人本省，另外的三成仍解给驻扎在皖的湘军大营。
曾国藩毅然拒绝，坚持不再从广东抽半点厘金。
事过不久，曾国藩再次奏请，要求停解江西半厘。
江西半厘得之不易，为此，曾国藩曾与当时的赣抚沈葆桢争得面红耳赤。
如今，却将此厘金拱手相让，从此不再解给湘军大营，统由沈葆桢征收。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要求将鲍超、周宽世二人率领的两路湘军归其旗下，军饷由沈本人发放。
1865年，曾国藩又一次奏请，停解用于编扩湘军而专设的湖南东征局厘金。
1860年，为扩大湘军规模，曾国藩在湖南特设东征局，在湖南省厘金的基础上再加抽半厘，解送至曾国藩的湘军大营。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锐裁湘军。
湘军的建立是为抵抗太平军的，它与清政府的绿营军是有本质区别的。
既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被平息，理当解散。
曾国藩所率湘军达12万，实际上除去左宗棠属下的四万人和沈葆桢属下的三万余人外，只有其弟曾国荃属下的五万人掌控在手中。
这五万湘军正是清政府的疑惧所在，此军队一日不散，清政府就总会感到坐立不安。
1864年，曾国藩奏请将直属湘军裁去一半，仅留25000人，分守江宁、皖南、皖北。
清政府接到奏折后，喜忧参半。
喜的是曾国藩主动裁员，忧的是曾国藩裁兵过多，那些被裁的散兵游勇会破坏社会治安。
为达到两全其美，清政府向曾国藩提出，将所裁兵士中的精壮者编入绿营军。
曾国藩不予理睬，坚持原有的裁军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裁员。
1865年，曾国藩又宣布将张诗日和彭毓橘手下镇守江宁的一万湘军裁去八营。
由于当时这些守军正在清理秦淮河内的淤泥，未能执行。
不久，御史朱镇告发湘军在江南一带骚扰乡民，不待曾国藩执行，清政府又下令裁军。
曾国藩加大力度，将裁军数量由八营增至12营，江宁仅剩下2000余人守城。
曾国藩裁军前后，刘连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万五千驻皖军队也进行了大量的裁员。
几次大裁员后，曾国藩的部队人数骤减，不足以对清廷构成威胁。
其实，曾国藩裁减湘军还有其他原因。
自从安庆之战结束后，湘军的数量虽然大增，但是因为多方面原因，湘军的素质与以往相比，却大为逊色，战斗力远远不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初。
攻克天京后，曾国荃部下的湘军在城内大肆抢掠财务，很多军士都弄到了不少钱财，无心恋战，并且在城内欺辱妇女，可谓无恶不作，腐败至极。
如果不将这样的部队遣散，他们手持兵器，则无法使社会安定。
不仅如此，湘军内部还出现了一些会党，哥老会在当时的军队中甚为活跃，经常聚众扰乱军纪，引发冲突，等等。
治人先治心，面对这样的湘军，曾国藩再也无法管理，裁减湘军成为必然。
为了使清政府能够对自己放心，曾国藩做得很彻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减部队外，曾国藩还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早在同治元年（1862）湘军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感到自己权高位重，怕平定太平军后不能保身，打算辞去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
因其弟曾国荃竭力反对，曾国藩才没有如此行事。
但为了向清廷表示自己无心贪恋权位，曾国藩还是决定上奏，免去其中一职。
曾国荃与兄曾国藩不同，他没有曾国藩那样低调。
天京是曾国荃属下的湘军攻陷的，破城后，湘军首领顿时放宽军纪，湘军欣喜若狂，在城内肆意劫掠，将整个天京城洗劫一空。
可是，城内太平军并未被完全剿灭。
他们乘湘军军纪涣散，到处劫掠之际突围而出，突围人数竟达千余人。
残兵败将却能够突围冲出，说明还有重要的统帅没有被湘军俘获或杀死。
尽管有人逃脱，捷报还是得上传。
为推卸并未彻底消灭太平军的责任，曾国荃与幕僚商议，在起草奏折时加了一段话，大意是说金陵城太大，搜捕太平军散部难以彻底，曾国荃曾在扫城时回过雨花台大营，困在城中的败寇，可能有逃走的，曾国荃定会率大军出城沿路追杀。
清政府收到奏章后，严厉呵斥曾国荃，指责他贪图享乐，在未对天京完全控制的情况
下，擅自回城外大营，导致太平军没有彻底消灭。
曾国荃本想推卸责任，没想到弄巧成拙，惹得清廷震怒。
然而，早在左宗棠破杭州城时，已经有过好几万太平军突围成功的前例，但左宗堂并未受到任何指责。
可见，清政府是有意与曾国藩为难。
收复天京后，曾国荃没有吸取教训，恶行并不收敛，他甚至散布说攻克天京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难免招人不满。
再加上他攻克天京后的恶行被舆论到处散播，直接影响到了曾国藩的名声。
还有，当时曾国荃掌控5万大军，清政府无法对其放心。
于是，曾国藩以其弟曾国荃有病在身为由，奏请让其去浙江补缺，赴任浙江巡抚。
清政府甚是高兴，爽快同意了曾国藩的奏请。
曾国藩的自剪羽翼取得了良好成效，他的做法无疑是明智之举。
他曾在写给李鸿章等人的信中说道：
长江三千里儿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
在给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到：
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善于自守，不越雷池一步【曾国藩做人语录】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用尽。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后，曾国藩在家守制一年多。
在这段时间里，湘军和太平军的作战形势发生了突变。
曾国藩刚离开江西回家守丧之时，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展开了一番苦战，双方实力相当，出现了两军对峙的局面。
江西的一些城池仍被太平军占领着，形势相当危急。
此时，太平军发生了内乱，能征善战的太平天国高级将领石达开因受到洪秀全猜忌，带着部下离开了湖北战场。
咸丰七年（1857），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大部分精锐部队跟随着石达开转移。
这样一来，太平军在湖北、江西战场上的兵力大大削弱。
苦战的湘军没有放过这个绝好机会，一鼓作气，连克九江、瑞州、抚州、湖口等地，紧接着，又攻陷了湖北的武昌等地。
至此，湖北、湖南、江西几乎全在湘军的控制之下。
湘军稍作休整，开始进军安徽。
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湘军战果辉煌，更何况这是关系到清政府安危的战争，理应受赏。
朝廷没有薄待湘军，凡参与作战的湘军将领一个个被加官晋爵。
曾国藩手下的几位重要人物权势陆续跃居其右，胡林翼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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