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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实际已是帝王。
《国语·
鲁语下》中记载，禹在世时，在一次部落首领大会上，“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说明禹已有擅杀的权威。
但他还是按照传统，选东夷的一位首领益作为继承人。
禹死后，禹之子启强大起来，许多部落反对益而拥护启。
《史记·
夏本纪》中有：
“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
及禹崩，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治。
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的记载。
于是启即天子位，为夏后帝。
有扈氏不服，启发动战争，在“甘”大战有扈氏，进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启废除了原有的“禅让制”，确立了王位“世袭”制。
禅让制的废除，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标志着氏族公社制度已基本瓦解，国家机器已经产生。
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王朝建立，它是我国第一个阶级国家。
国家和法如何产生的？
简单地说，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即奴隶制国家。
在夏朝之前的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调整社会成员行为的是不成文的习惯。
原始社会的习惯体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没有国家强制力，人民自觉遵守。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了。
习惯逐渐无力调整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体现奴隶主阶级利益、由国家认可、靠国家强制力实施的法律随着就出现了。
夏朝作为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有没有国家机构？
夏朝作为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已经出现了国家机构以及配套的制度。
首先，夏时，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公社已变为按照地理区域划分管辖，统治臣民。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
”《汉书》也说：
“铸九鼎，象九州”。
禹、启时代已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地区，并设有9个地方长官“九牧”进行管理。
其次，夏已经具备了“公共权力”。
恩格斯说“------构成这种权力（公共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②《礼记•明堂位》说：
“夏后氏官百”。
中央有职事官“六卿”，掌管畜牧的“牧正”，掌管造车的“车正”，掌管王族膳食的“庖正”等。
地方有牧民官“九牧”。
“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①，夏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②，圜土和夏台指的都是夏朝的监狱。
此外，夏朝还有维护公共权利所需要的贡赋捐税。
第三，夏朝已经出现养活国家机构的贡赋。
《史记•夏本纪》记载：
“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孟子·
滕文公》中也提到：
“夏后氏五十而贡。
”
夏朝的“昏、墨、贼，杀”是当时夏朝法律的条文吗？
“昏、墨、贼，杀”是否是夏朝的法律条文，现在还不能认定，但根据史料记载，夏朝已经有了昏、墨、贼三种罪名，对此都处以死刑。
这来自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的一起案例[晋刑侯与雍子争田案]。
此案发生于鲁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
据《左传》载，晋国的刑侯和雍子争夺畜地的土田，调解了很久也没有成功。
于是韩宣子命令叔鱼来处理这个案子，认为罪过在雍子。
雍子为了贿赂叔鱼，就把女儿嫁给他。
叔雨宣判刑侯有罪，刑侯发怒，在法庭上将叔鱼和雍子杀死。
韩宣子询问叔向如何处理这件事，叔向说：
“三人罪状相同，杀了活者的人而暴尸，死者暴尸就可以了。
雍子明知自己的罪，还要用女儿贿赂叔鱼以换得胜诉；
叔鱼出卖法律，刑侯擅自杀人；
他们的罪状相同。
自己有了罪而掠夺别人的美名是错，贪婪而败坏职责就是墨，杀人而没有顾忌是贼，皋陶的刑法规定：
昏、墨、贼，杀，应法办。
”于是杀死刑侯并暴尸，把叔雨、雍子的尸体也暴陈于市。
《禹刑》究竟是什么？
在夏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对《禹刑》的争论最多。
主要有三种看法：
一是《禹刑》为夏朝法律的总称，不仅有调整刑事法律方面的法律规范，而且也包含了调整所有权和宗法关系等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容。
我们的教材采取了这种观点。
二是《禹刑》大抵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
三是《禹刑》是夏朝的刑事法律规范。
“夏刑”真的有“三千条”吗？
关于西汉初期《尚书大传》所谓“夏刑三千条”这一史料，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
其一，引为信史。
如，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即引之为夏代的法典；
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主张“夏刑三千条”可能为《禹刑》，但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张晋藩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法制史》认为“夏刑三千条”即《夏书》所说的“昏、墨、贼、杀，皋陶之刑”。
其二，将信将疑。
如，张晋藩主编的大专法律教材《中国法制史纲》、薛梅卿主编的中国法大学教材《中国法制史教程》均是将信将疑。
其三，为案例或由案例归纳而成。
如，张晋藩主编的司法部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认为，“夏刑三千条”是夏朝“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也积累了不少案例，归纳出一些罪名，汇成”的；
曾宪义主编的《新编中国法制史》主张“夏刑三千条”可能是夏代判处各种刑罚的案件数目。
其四，通过考察“夏刑三千条”的源流，认为西汉初期的儒者以《尚书·
吕刑》及《书序》为依据发挥出来的误论，后人以讹传讹，将之作为夏代法律史料。
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于何时？
对此问题有很多的观点，现提供其中的几种观点供大家参考学习。
20世纪上半叶的观点：
这一时期，在商代考古发掘成果的影响下，学者以将商代作为有文字可考的信史的开始。
因此，有关中国国家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基本上都认为始于商代。
20世纪下半叶的观点：
自50年代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广泛运用与夏商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对传统法律起源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
80年代以后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1．中国国家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于商代说。
从考古学和考据学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国家起源于商代，而非起源于夏代。
2．中国国家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于夏代说。
这是法制史学界目前的通说。
其理论根据是，中国奴隶制的国家形成于夏代，中国有阶级社会的历史自夏代开始。
因而，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法律也起源于夏代。
3．中国国家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说。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
其一，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着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的习惯法；
其二，这些习惯法大致涉及处理如下事项：
财产及财产继承，婚姻，选举，氏族或部落内的人身侵害及复仇，部落间的关系等等；
其三，越接近原始社会的彻底崩溃（即奴隶制国家的建立），这些习惯法便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地带上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内容；
其四，奴隶制社会初期，奴隶主阶级的国家认可上述习惯法，并加进新的内容，并用国家的暴力保证其施行，法律的阶级性至此占据了主导地位。
4．中国国家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于黄帝时期说。
夏朝的内容在考试中占多大比例？
夏朝在考试中所占比例很小，本章内容不作为考试重点。
我们只需要了解夏朝作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如何建立的，领会法律的起源问题及刑、法、律的含义，掌握夏朝法律制度的内容。
西周时期，礼和刑都作为法而存在并适用者，请问二者孰重孰轻？
首先，礼和刑构成西周法的基本方面。
礼侧重于典章制度、礼仪、道德规范的规定，是西周法的重要内容。
刑侧重于制裁性禁止性规定，主要职能在于对已然犯罪的惩办。
因此，礼和刑在西周法中是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其次，礼和刑在西周法中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之分、本用之别的。
在推崇礼的预防犯罪职能和强化精神统治作用的西周时期，礼不仅仅是法的重要构成，而且是法的指导原则。
礼与刑相比，礼显然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
刑与礼相比，刑必然以礼为指导，居于从属地位。
再次，礼虽然占据支配地位，但不能脱离刑（或法）而发挥职能作用。
相反，礼必须借助刑的强制力来保障实施。
因此，礼和刑都包括在法的范畴中，同时又是西周时期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两种方法手段。
什么是宗法制度？
所谓“宗法”，是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甲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
它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父系家长制的传统习惯。
嫡长继承制是宗法等级制度的一项核心内部。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族长由谁继承，也就是王位由谁继承，二者是一致的。
西周的宗法制是和分封制紧密结合的。
按照西周的宗法制，天子也按照嫡长继承制世代相传，是天子的“大宗”，其他不能继承王位的庶子、次子，也是王族，但只能封为诸侯（或卿大夫），他们是从属于“大宗”的“小宗”。
这是诸侯也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则由诸侯另行分封为卿大夫。
诸侯对于这些卿大夫来说，又是“大宗”，依此类推。
大夫以下，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一个像大树一样的宗法系统。
其目的在于保障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不致分散和受到削弱，同时也有利于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以加强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
在宗法制下，奴隶主贵族一般来说始终是世袭，发展到后来，不但周王、诸侯和大夫是世袭的，而且作为周王和周后手下重要职官的“卿”也变成世袭的，因而形成了“世卿世禄”制度。
周公是何许人？
西周初年政治家，思想家。
周武王之弟。
姓姬，名旦，亦称叔旦。
因采邑封于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
曾助武王灭商。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一度由他摄政。
相传他曾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持制定、修改周初法典《九刑》。
其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提出“以德配天”思想。
周公认为，只有有德者才能承受天命，失德就会失去天命，所以天子要“以德配天”。
（2）主张“明德慎罚”。
他认为统治者应勤政修德，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治。
主张德、刑并用，反对专任刑罚，禁止滥杀无辜。
（3）确立了“礼”的核心是“亲亲”、“尊尊”，“礼”的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从而确立了西周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
如何确切地理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所谓“礼不下庶人”，一方面是说作为统治阶级特权的“礼遇”，庶人百姓不得享有或无从享有。
另一方面是说作为禁忌用的“礼”，无论是贵族与平民、百姓，一律具有约束力，如违礼则入于刑。
“礼不庶下人”，既表现出不同阶级地位的人在适用上的不平等，又说明体现阶级意志的礼对一切社会成员的普遍约束力。
礼的阶级性成为它的本质属性，礼的特权性则是阶级性的特出表现。
所谓“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刑”在任何情况下不适用“大夫”以上的贵族，而是“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
但不设大夫犯罪之目，并不等于不处罚大夫犯罪。
贵族犯重罪同样给予处罚，并非单纯惩办犯罪的平民与奴隶。
此外，“刑不上大夫”是说大夫以上贵族犯罪，可依据“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原则，遣家人代理出庭，而不直接受审。
如审毕必须立即执行的，贵族处刑也有别于庶人，或秘密处决而不即市，或“使入财免其罪”。
综上可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并非绝对和一成不变的。
礼、刑的适用，最终取决于统治阶级意志和王朝长久统治的需要。
它们自身只具有相对的含义。
“义刑义杀”和“明德慎罚”均作为西周的刑事指导思想，其关系如何？
“义刑义杀”指导思想。
即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
反映出西周统治者刑事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这更利于西周的社会稳定。
“明德慎罚”思想要求，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德治，也就是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
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
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这种思想的产生，既是对商亡教训的总结，也是西周治国经验的升华。
“义刑义杀”和“明德慎罚”作为西周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都是“以德配天”总的指导思想在刑事立法上的具体实施。
二者的宗旨是一样的，知识在内涵上各有侧重，“义刑义杀”强调的法律适用，而“明德慎罚”则更多的强调犯罪的预防。
“宗法制度”与国家政权有何联系？
首先要肯定一点：
“宗法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权的基础。
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分封制是严格依照宗法等级原则进行的。
通常由天子主持，将爵位、田土以及生活其上的民人封给诸侯。
各地诸侯、卿、大夫又可以效法国君，再逐级分封，从而划分各级统治区域，建立政权机关。
因此，分封制便为奴隶主贵族确定家族、宗族成员的族权、政治权力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实行宗法式的分封，天子得以独尊，各奴隶主贵族分治领地，从而建立全国性的统治网络。
西周初期通过分封，诸侯从天子那里得到封国，然后将部分土地与奴隶分赐给卿、大夫。
卿、大夫再把部分土地分封给“士”。
这样，天子作为处于最高处的金字塔式的宗法等级统治结构全面形成，最高到低，大宗统治者小宗。
在宗法制度的保障下，天子之嫡长子被全国确认为绝对权威，不仅享有最高祭祀权，而且也是王统的绝对继承人。
宗法制度在确认王位嫡长继承的同时，又规定诸侯、卿、大夫的职位都是由嫡长继承。
至是形成大宗保护小宗，小宗尊崇大宗的层层叠叠的联系，为奴隶主阶级实施政治法律统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以周天子为宝塔尖的分封制和宗法制互为表里的严密统治网络，确保王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至上地位。
依据宗法制原则实行的同姓和异姓的分封制，形成等级森严的上下相维的体制，从而加强了政权与族权、神权的联系。
周礼究竟是指什么？
周礼就是西周奴隶制社会的根本法，起到调整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
周礼是范围广泛作用重大的根本法，其调整的范围大到整个上层建筑，以至“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无不在它的宗旨制约之下。
周礼以维护宗法制度为核心的西周奴隶制政治制度为宗旨，不但体现了当时的阶级关系，也反映了奴隶主贵族内部不同等级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即天子有天子礼，任何诸侯不得僭越；
诸侯对于天子有服从的义务，同时也享有诸侯的礼遇：
卿大夫对于诸侯有服从的义务，同时也享有卿大夫应有的礼遇：
土有士礼，同时对于卿大夫又有服从的义务。
这样就达到了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制礼目的。
就具体内容而言，周礼大致分为“五礼”、“六礼”、“九礼。
。
以“五礼”为例，就包括有吉、嘉、宾、军、凶等项礼仪。
按礼的性质划分，周礼又有“本”与“文”的区分。
所谓“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
本指礼的精神原则，文指具体的礼仪。
周礼的内容、作用及与刑的关系。
1、周礼的内容：
周礼是西周奴隶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包括了周朝基本制度和礼仪规范的各个方面，所以涉及内容相当广泛。
周礼覆盖了整体上层建筑。
《礼记》载：
“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按礼的内容，周礼大致分为“五礼”、“六礼”、“九礼”。
以“五礼”为例，就包括有吉、嘉、宾、军、凶等项礼仪。
本指礼的精神原则，文指具体的礼仪。
2、周礼的作用：
（1）周礼是西周奴隶制社会的根本法，起到调整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
周礼是范围广泛作用重大的根本法，其调整的范围大到整个上层建筑，以至“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无不在它的宗旨制约之下。
同时也对“为下无礼”与“犯上作乱”起到先期预防的作用。
周礼又是奴隶制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正如《礼记?
典礼》所载：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教训正俗，非礼不定；
宦学事师，非礼不亲；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为此，周礼被统治阶级视为“政之舆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在整个上层建筑中居于支配地位。
（2）周礼以“别贵贱”、“序民人”为内容，起到了“防民”、“整民”的重要作用。
《国语?
鲁语》说：
“夫礼，所以正民也”。
《左传?
庄公二十三年》说：
“夫礼，所以整民也”。
哀公十五年》说得更直截了当：
“以礼防民”。
正因为周礼以“别贵贱”、“序民人”为内容，所以在镇压敌对阶级反抗上，充分发挥了“防民”、“正民”、“整民”的统治作用。
西周奴隶主阶级充分运用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在社会成员的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起到先期防范的作用。
正所谓：
“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
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矣：
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背叛）侵陵之败起矣。
可见，非礼不足以治国、整军、防民，礼起到“绝恶于未萌”，“塞乱之所生”的重要作用。
3．礼与刑的关系：
（1）礼和刑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共同服务于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礼和刑不同，它外在表现为主动的积极的规范，起到禁恶于未然的作用：
刑的外在表现为消极的被动的规范，起到惩治于已然的作用。
但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生活。
凡是礼之所许必定为刑所不禁，而刑之所禁则又必定为礼所不容。
总之，“为下无礼，则不免于刑”。
礼、刑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
（2）礼靠刑的强制力实施，刑以礼的原则为指导。
周礼偏重于典章制度与道德内容的规定，而刑则偏重于惩罚犯罪的具体规定。
为此，礼的社会约束力与道德约束力，必须依靠刑的强制力保障实施。
所谓“出礼人刑”，就是这种意思的表述。
与此同时，在注重贯彻“礼治”原则的西周，对刑事犯罪的任何处罚，都必须以礼的原则为指导。
所谓“礼所不容，刑之所加”，即要求刑对“弑君”与“不孝”等违法重罪，实施严厉镇压，绝不容情。
如何理解礼、刑与法？
在奴隶制西周时期，法的含义相当广泛，它既包括表现为典章制度的礼，又包括作为惩罚犯罪手段的刑。
因此，法在西周成为法律制度的总称，具有丰富内涵与多种层次。
如何理解西周立法指导思想的变化？
西周的前身是活跃在渭水之滨的农业小邦国。
至文王统治时，迅速崛起，成为紧邻殷商的西方大国。
在灭商前四年，文王去世，武王即位，继续联络诸侯，积蓄力量。
终于在公元前1027年誓师伐纣，一举灭商。
首先，在与商朝对峙和消灭商的过程中，周初统治者深切地体会到：
殷商单凭“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念，不可能永保王朝的长治久安。
相反，商纣王肆行贪暴，残民以逞，结果是国破身亡。
为此，在武王当政与周公辅政期间统治阶级开始改弦更张，变单纯的“君权神授”说为“天命说”与“为政以德”说的有机融合，创造了“以德配天”的理论学说。
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在夏商“王权神授”、“天讨”、“天罚”的基础上，发展了“德治”、“礼治”的思想原则，形成了奴隶主贵族较为完备的立法思想体系。
“君权神授”说依然是周朝法律统治的理论武器，但在具体宣传上却发生了某些变化。
《大盂鼎铭》载：
“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
但这里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提出新的命题：
“天命有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即说：
“为政以德”是“获天命”的关键。
从而形成了以德为核心的新理念。
这种理念与旧式天命观最大的区别是，以民心的背向作为王朝盛衰、兴灭的标志。
而统治者能否实施“德政”直接关系到民心的稳定与否。
据此，西周初期统治者要求立法与司法领域全面贯彻“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原则。
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其次，周初统治者有鉴于殷高残剥诸侯各国，导致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教训，转而推广宗法制，利用血缘相同的关系，将姬氏同宗联络为一体。
继之，又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加强周天子对各诸侯国的控制。
从而在实践过程中归纳总结出“亲亲”与“尊尊”的两大治国原则。
“亲亲”与“尊尊”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活动的礼，到夏商时代被赋予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变为统治者束缚被压迫阶级、调整内部关系、指导社会生活的无所不包的行为规范的总称。
周初统治阶级继承并发展了夏商的礼治思想，提出并实践了完善礼制的主张。
史书记载的“周公制礼”，即是礼治思想的归纳与实施。
按《礼记?
大传》说：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与民变革也。
”这充分表明西周时期把“亲亲”、“尊尊”作为礼治思想的核心，不允许任何人动摇它们的地位。
而“亲亲”、“尊尊”原则的提出，又使西周法律思想更趋完善化，充分起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的作用。
经西周初期的发展，礼变为奴隶阶级维护君主专制与宗法等级特权的工具，以及遏制被压迫阶级反抗的灵便武器。
神权法思想在西周的变化？
神权法思想在西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
取代殷商的西周奴隶主贵族像殷商一样，在思想上仍然利用神权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他们也崇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的，不过在更多的场合下称之为“天”。
然而，过去殷商统治者曾一再宣扬“帝立商”，可以永世长存，可是商朝的灭亡又怎样解释呢？
严酷的事实迫使周公不得不另外寻求思想武器，于是提出了天命转移的“以德配天“说。
周公认为，天命是有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失的就会失去天命。
过去，殷的先王有德，所以天命归殷，殷王成了天子。
现在殷已失德，因此，天命归周，周王成了天子。
西周提出“以德配天”的意义。
显然，周公之所以强调统治者有德，“以德配天”，其目的在于求得上天的保佑，使周王朝的统治永久延续下去。
另一方面，西周这种“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的提出，也意味着神权的某种动摇。
西周统治者从殷商灭亡中吸取了教训，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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