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新闻学外文翻译对公共电视台新闻和商业电视台新闻的对比分析节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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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新闻学外文翻译对公共电视台新闻和商业电视台新闻的对比分析节选

中文4867字

3085单词

干预监管对重塑新闻议程的影响

——对公共电视台新闻和商业电视台新闻的对比分析

StephenCushion，JustinLewis，GordonNeilRamsay

简介

近几年，很多政治家、政策决策者和媒体专家已经逐渐的认识到传播媒体的监管是一个既繁琐又官僚的工作，而且会妨碍创作的自由和创新（弗里德曼，2008；麦克切斯尼，2008；惠勒，2004）。

虽然这个观点已经在美国广泛传播了一段时间，但是在欧洲，尤其是英国，这个“自由市场”式的媒介决策观念更加流行（见巴赛特，2010）。

当然这并不能表明有效的监管架构失去了作用，也不能说明“自由市场”式的传播系统已经完全取代了公共服务的传播系统。

在这方面，许多欧盟国家维持了一个强有力的公共媒介服务和一个稳健的媒体监管框架。

特别是欧盟，已经开始寻求重新规范媒体市场，并防止不受约束的媒体统治市场。

虽然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媒体努力进行重新监管，但是对近几年的媒介政治辩论持续的分析却显示，大多数国家强加给传播者的监管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了（Freedman，2008；McChesney，2008；Puppis，2008年）。

媒体学者们对放松媒体监管的全球影响既有赞同又有批判（见Bennett，2004）。

由于放松监管使更多的商业市场蓬勃发展，Norris（2000）认为信息化的社会环境由此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可用媒体来源。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电视新闻的兴起与更多民主选择的供应结合在了一起，相比较那种公共服务所提供的居高临下、曲高和寡的新闻，观众们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挑选更具娱乐性的节目（Baum，2003；Zaller，2003）。

然而，许多学者质疑这种新的商业化节目的民主意义。

Hallin在20世纪80年代写关于放松监管所造成的结果的文章时，表示日益扩大的有线新闻所造成的竞争意味着美国新闻已赫然成为频道之间的战争。

Hallin（1994）认为美国新闻的特征已经改变，因为新闻主要是用来娱乐而不是把世界上的消息传递给受众。

十多年后，Thussu（2007）认为这些观念随着公共电视的逐渐卖出和新闻流派由于市场竞争的重塑传播到了全世界。

换句话说，信息环境正随着媒体的私有化而逐渐消失。

虽然很多学者对放松监管的媒体文化表示批判，但是还仅有很少的人去关注对媒体的再监管如何能够提高而不是降低新闻的质量。

这是片面的，因为很难去证明——用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支持方式——媒体监管如何能够通过“轻微改变”系统所不能的方式提高媒体内涵。

当然，有分析指出媒介监管存在国家的和不断增长的超国家的变化（Freedman,2008:

13–15;McChesney,2000,2008;Wheeler,2004），还有分析进行了关于转换监管模式的一般性讨论，这些监管模式模式包括放松监管、再监管还有存在于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更加灵活的共同监管和独立监管。

例如，在欧洲范围内，Bardoel和D’Haenens（2008：

348）肯定地表示：

“……从保护机制到推动竞争的变化；政治上的任务和具体运作上的任务的分离（如独立的监管机构）；从垂直监管（具体部门的监管）到水平监管的转变；从国家监管到超国家和国际间的监管的位移；还有从国家的监管到个人和合作的监管的变化，这种个人和合作的监管是独立个人和社会团体更加积极参与监管的体现。

”

这种辩论往往围绕具体立法上的话题，分析一般性的情况或带有微小细节的行为或指令（Bardoel和D’Haenens,2008;Harvey,2006;Livingstoneetal.,2007;Wheeler,2004）。

然而，媒体和新闻研究鲜为人所理解的是在媒体行业被放松监管或再监管之后的不同种类新闻报道监管框架带来的可衡量和对比的影响。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内容分析来探索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关于一个媒体监管者——英国广播公司信托基金——如何试图重塑BBC新闻的议程框架，从而使节目更加准确的反映英国国家与其新兴的政治机关的情况。

英国的电视新闻传播者不得不去适应并能对过去十年当主要权利从威斯敏斯特转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政治系统从集中权力到权力下放的时的深刻转变。

简言之，我们的研究就是用实证探索一系列具体的监管指导是否对英国和分权政策的电视报道在数量和性质上有任何可量化的影响。

国家对商业和公共服务广播新闻的干预

对媒体内容的公共干预，更具体的说是广播新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如何平衡商业和公共服务的优先级的影响。

Moe和Syvertsen（2009）确定了三种公共服务传播模式（PSB）：

与北欧一些国家相类似的广泛干预措施；一些通常仅用于保护民族文化市场的公共服务干预措施，特别是在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极少的干预措施，在这中情况下公共传播模式并没有被很好的创建和支持，且被认为是“商业补充资源”，而不是“作为国家广播公司”（2009:

398-399）。

虽然我们能够说出传播系统在国家级别的特点，但是仍然存在国家间的特殊变化，这些特殊变化因公共服务和商业渠道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管而存在两种体系。

跨国媒体的增长和商业渠道的扩展更加剧了这一点，使公共服务传播系统生态受到削弱（Tracey,1998）。

在大多数干预主义国家，国家授权的媒体垄断了媒体行业，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

在1980年代，新技术的出现为带来了新的机会，新的跨国媒体市场首先开发出了第一条电缆，随之又发展了卫星传播技术（Chalaby,2009）。

许多国家政府受到丰厚财政收入前景的驱动，开始了放松对媒体管制的过程，精简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和自由媒体所有权的立法法案。

二十世纪80年代，当有线电视和卫星传播进入市场时，广播政策随着更广泛的去国有化工业的政治经济变化，接纳了全球化的力量。

这些情况主要发生在欧洲，传播政策在欧洲最初是在有充足公共资金支持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

但是当广播新闻的监管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被当作健康的民主文化时（Bardoel和D’Haenens,2008;Cushion,2012），很多其他国家已经允许商业传播的发展受到较少的监管要求。

近几十年以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领域的基础设施迅速发展，商业广播公司不了避免地背负上了公共服务领域的负担，比如被要求制作上乘的地方新闻节目，而这些花费都很大。

在由此产生的资金压力下，商业广播公司认为其公共服务义务使自身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这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比如，英国四大广播公司之一的独立电视公司长久以来一直承担着最繁重的社会服务项目，当前其高层却在深思熟虑要在2014年其公共服务执照过期之后减少甚至完全放弃其当地新闻广播项目。

（布朗，2011）保守党派的杰里米亨特是新当选的文化，奥林匹克运动，媒体和体育部长，一直以来大力主张简历商业性质的本地新闻广播电台，在此之前他搁置了工党当政时的IFNCs项目，即独立投资新闻联合社，此项目旨在促进本地新闻传播领域公私合作，以保证其正常运作。

虽然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雄伟计划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缩减了规模，（部分委托报告质疑其商业可行性，比如2010年的Shott），这两个项目都反映出了对于解决商业团体退出地方新闻广播领域问题的需求。

另外，英国广播公司也面临着又一项压力，要求其负责向除英格兰以外的地区传播地方新闻热点。

现在我们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案例研究，那就是公共服务广播公司BBC是如何试图在英国权力下放的大背景下管理其新闻报道工作的，并且对比一下其电视新闻报道和商业广播的异同，后者是在“轻微的”监管框架下运作的。

衡量干预产生的影响

作为其职权范围的一部分，BBC广播公司信托机构于2007年委托加的夫新闻媒体文化学校进行一项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分析，课题就是BBC及其他商业电视新闻报道和权力下放体制。

（Lewis等2008）。

进行这项调查的原因是有人认为BBC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对待联合王国的四个组成部分，即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没有做到一视同仁。

说的更具体一些，BBC没有准确地对英国的政治现实做客观的报道。

英国的国家权力已不再像以前一样集中在伦敦，而是被下放到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建立的新政府（1999年建立）手中。

这些机构现在手握很大的权力，各自在关键领域，比如健康和教育等指定的政策也越来越多样化。

每个机构手中都握有不同程度的立法职责，在过去大约十年之中，这些权力进一步扩大，预计将来在财政和政策制定方面权力还将进一步下放。

由于商业和政府服务系统都依旧运作着覆盖整个英国的电视新闻节目，权力下方体制使得政治问题的报道变得更具挑战性。

这一问题在我们的第一项广播报道审查（Lewis等2008）中已经得到体。

这份报告经广泛分析后得出结论，公共和商业广播公司必须增大其在除英格兰以外英国地区的新闻报道以确保更加准确属实地反映苏格兰。

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现在享有的权力。

由于此项研究是BBC广播公司信托机构委托的，其他商业广播公司没有义务对其劝告和建议进行回应。

然而，此项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却引发了人们对广播公司的讨论，并且被主流和专业媒体大篇幅报道（例如Gibson，2008）。

其他商业广播公司虽然没有BBC的公信力和社会责任，但由于这项报告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仍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反思自身。

但就像我们在结论中讨论过的那样，Ofcom（英国电信管理机构）那种缺少干预的态度和做法或许会限制其能力，使其不能更加积极地鼓励和支持商业广播公司对其新闻报道方式进行改革。

我们对2007年和10月和11月共八个星期和2009年（大约两年后）BBC和商业电视新闻节目的实质内容进行了两项全面的分析（在BBC信托机构的干预之前）。

对于BBC电视节目的分析包括1点的新闻，6点的新闻，10点的新闻，4点的新闻和BBC新闻频道的每天新闻一小时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五点到六点，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六点到七点）对于商业电视新闻节目的分析囊括了第四频道的新闻（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独立电视公司10点的新闻以及其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新闻，每天一小时的天气新闻（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五点到六点，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六点到七点），一共五项，两项分析一共研究了4794条新闻。

研究者建立起一套标准体系来衡量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检验对英国四个组成地区的报道是否平衡、准确，是否有利于人们了解新型的权力下放政府的运作。

为了衡量整个英国不同地区和宗教群体的新闻报道范围，每一条新闻的报道者和报道地点都被量化处理。

同时，每条新闻都被分类，以确定哪种题材的新闻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更多处于比较的目的，衡量英国的权力下放政治体制的地位和发展情况。

我们的研究议题很具挑战性。

由于其他三个地区很多权力与英国政府的权力重叠，权力下放的本质有时理解起来很复杂，这要求我们在解读新闻报道时要采取更加复杂的方式，或许能使我们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新闻中国这能理解和维护权力下放政治体制。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分析时，要注重更多的发散性的细节，这与大多数新闻实质分析的要求不同，后者往往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分门别类。

由于研究结果需要详细解读，我们在呈现出结果时讨论我们是如何制定出这项规则框架的。

尽管如此，这项规则框架的可靠度仍然很高，分数达到90到100之间（见附录）。

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与大量的试验，常规性的小组会议和不断发展的精准并且复杂的价值观和衡量标准分不开的。

为了测评BBC信托机构的干预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寄希望于分析电视新闻，而不是理解内部那些有可能导致其新闻报道方式变革或引起观众对下放式报道的理解的阴谋诡计。

换种说法，我们没有能力去追寻BBC管理层做出的个人决定去履行其信托机构给出的建议背后的个人或职业上的动机。

我们也不能开诚布公地说，下放式报道中产生的任何变化会自动提高观众的知识和参与度。

我们唯一能评估的就是英国最据权威和影响力的新闻机构所提供给民众的信息的质量和本质。

为了确定“伤亡人数”，我们的结论都来自于一项对BBC信托机构干预之前和之后大量新闻报道的详细分析。

我们仍然可以根据BBC管理层对第一项研究的结果做出的反应来估量电视新闻内容实质的变化。

这些理由很具有说服力，因为它们深入分析了BBC干预之后执行的新闻报道政策，这项干预很有可能影响了BBC电视新闻的整体理念。

2007年的研究表明BBC在权力下放政治体制方面的新闻报道有很多缺陷。

随后，BBC管理层表示将对其培训和社论政策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在2008年7月还公布了一项行动计划。

虽然针对BBC新闻搜集方式的内部结构改革有很多看法，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四条具体的指导方针上，以从经验角度出发探索他们是否会引起新闻报道实质的变化。

首先，BBC提议每条新闻都贴标签，以反映不同程度的权力下放和每个地区不同的政治重点。

因此，BBC的新闻工作者应格外注意其传达的新闻信息是否适用于每个地区各自的实情。

整体而言，每条新闻都应植根于地区特色以保证听众和观众能理解其政治意义。

其次，不同地区的政策差异应得到更加清楚的解释。

用BBC管理层自己的话说，这“牵扯到反映各自地区对其各自发展的不同看法”。

换句话说，覆盖整个联合王国的新闻体系应该更加精准，以抓住权力下放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的本质。

译文原文出处：

StephenCushion，JustinLewis，GordonNeilRamsayTheimpactofinterventionistregulationinreshapingnewsagendas:

Acomparativeanalysisofpublicandcommerciallyfundedtelevisionjournalism[J].

Journalism,24January2012:

1–19

Theimpactofinterventionistregulationinreshapingnewsagendas:

Acomparativeanalysisofpublicandcommerciallyfundedtelevisionjournalism

Introduction

Inrecentyears,manypoliticians,policymakersandmediaprofessionalshaveincreasinglysubscribedtotheviewthattheregulationofbroadcastmediaisabureaucraticandcumbersomeendeavourthatinhibitscreativefreedomandinnovation（Freedman,2008;McChesney,2008;Wheeler,2004）.WhilethisperspectivehasbeenwidespreadintheUnitedStates（US）forsometime,inEuropeandtheUnitedKingdom（UK）inparticularthis‘freemarket’impulsetomediapolicymakinghasbecomemoreprevalent（seeBassett,2010）.

Thisisnottosuggest,ofcourse,thateffectiveregulatoryframeworksdonotremaininplaceorthata‘freemarket’systemofbroadcastinghasentirelydisplacedpublicservicestructures.ManyEuropeanUnion（EU）countries,inthisrespect,havemaintainedastrongpublicservicepresenceandrobustregulatoryframeworks.TheEU,inparticular,hassoughttore-regulatemediamarketsandpreventunfetteredmarketdominance.Nevertheless,forallthere-regulatoryeffortsofmanygovernments,sustainedanalysisofmediapolicydebatesinrecentyearshasshownmostcountriesareimposinglessratherthanmoreregulationonbroadcasters（Freedman,2008;McChesney,2008;Puppis,2008）.

Theglobalimpactofmediaderegulationhasbeeninterpretedbothfavourablyandcriticallybymediascholars（seeBennett,2004,forreview）.Sincederegulationhasenabledmorecommercialmarketstoflourish,Norris（2000）arguesthattheinformationenvironmenthasbeenenrichedwiththeavailabilityofawiderrangeofmediasources.Theriseofcommercialtelevisionnews,inthiscontext,isassociatedwiththesupplyofmoredemocraticchoicesinceviewersareabletopickandchoosefrommoreentertainingprogrammingdrivenbytheirneedsasopposedtothemoretop-down,highbrowworldofpublicservicejournalism（Baum,2003;Zaller,2003）.However,manyscholarschallengethedemocraticvalueofnewcommercialprogramming.Writingabouttheconsequencesofderegulationinthe1980s,Hallin（1994）suggeststhecompetitionfromanincreasingrangeofcablenewssourcesmeantthatUSjournalismbecamesweptupinaratingswarbetweenchannels.InHallin’s（1994）viewthecharacterofUSjournalismchanged,sincenewswasprimarilydeliveredtoentertainratherthaninformviewersabouttheworld.Morethanadecadeon,Thussu（2007）arguesthatthesevalueshavespreadgloballyaspublictelevisionisincreasinglysoldoffandmarketcompetitionisreshapingthevaluesofthetelevisionnewsgenre.Theinformationenvironment,inotherwords,isdiminishingasmediamarketsbecomeprivatised.

Whilemanyscholarshavebeencriticalofaderegulatedmediaculture,therehasbeenlessempiricalattentiononhowre-regulation–wherenewregulatoryrequirementsareestablished–couldimproveratherthanimpedethequalityofjournalism.Thisispartlybecauseithasoftenbeendifficulttodemonstratehowregulation–beyondageneralsenseofupholdingstandards–canenhancemediacontentinawaythata‘lighttouch’systemcannot.Therehas,ofcourse,beenanalysisofnationalandincreasinglysupranationalchangesinmediaregulation（Freedman,2008:

13–15;McChesney,2000,2008;Wheeler,2004）,orgeneraldiscussionaboutshiftingregulatorymodels,includingderegulationandre-regulationaswellasco-regulationorself-regulationwhereflexiblearrangementsexistbetweenkeystakeholders.WithinaEuropeancontext,forexample,BardoelandD’Haenens（2008:

348）haveidentified:

…achangefromprotectionismtopromotionofcompetition;theseparationofpoliticalandoperativetasks（i.e.independentregulatoryauthorities）;theshiftfromvertical（sector-specific）tohorizontalregulation;thetransitionfromnationaltosupra-andinternationalregulation;andthechangefromstatetoself-andco-regulationinwhichprivateandsocietalpartnersarebecomingmoreactivelyinvolvedinregulation.

Debatesofthiskindareoftenframedaroundthediscourseso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