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社反腐败问题调研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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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反腐败问题调研报告
旅行社反腐败问题调研报告
旅行社反腐败问题调研报告
旅行社计调、外联的私下交易、导游带团的回扣泛滥、员工收入的灰色成份日渐增大、一片赤诚带出来的骨干因胃口的壮大而动辄跳槽以及种种贪污、揩油等职务（或职业）“犯罪”行为，想必是多数旅行社老总都曾发愁过的痛。
此类问题既带有较广泛的普遍性，又越来越成为制约旅行社做大做强的一个瓶颈。
如不加强管控，旅行社将被蚕食、架空，“富了和尚穷了庙”，甚至是“跑了和尚塌了庙”。
关注并分析这一问题的实质、危害，讨论相应对策，对旅行社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放宽眼界，以史明心
贪污、贪官、腐败、潜规则、职务犯罪，是近几年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
据中纪委统计，仅XX年，因贪污腐败受惩处的各级官员达78000多人，其中包括上海市委书陈良宇、XX副市长刘志华、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和药检局长郑筱萸等高官。
而每当听到又有高官落马、又有高官创下贪腐的天文数字时，老百姓总是一脸地惊诧、一脑门的困惑：
这贪官怎么这么多？
这贪官的职务怎么这么高？
这反贪反的怎么越反越多？
这到底是真反还是假反？
其实，贪污腐败是自有了人类社会就已有的事了。
据史学家们考证，顾炎武说始于“汉”，翦伯赞说起自“殷商”，而更远的研考则是周怀宇在其《贪官传》中讲的，贪官大约在原始社会晚期的尧舜时期即已产生。
因为在尧舜时期的《尚书·尧典》就有对贪官进行制约的词句，迄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
贪污腐败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古代贪官贪的数额还十分巨大。
清代年羹尧事败被抄家时，抄出了一百多万的银两。
有人计算，当时省部级大员的年俸才150两银子，年家的现银就相当于7333个省级大员的年俸收入。
而家喻户晓的和珅，更是贪财贪到多的没法计算，只能大约说：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后来梁启超曾算出一个数字：
和珅家产总计8亿多两银子。
再后来在今人发现的薛福成《庸庵全集》中“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一节里，和珅的家产明细是11亿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年入岁银才7000万两。
就是说在和珅XX年的朝政生涯中，有XX年的全国财政收入落入了和珅的私囊！
颇搞笑的是，在和珅死了二百多年后的XX年，这位中国清朝的官员入选美国《华尔街日报》世界巨富排行榜，该报将和珅先生评为十八世纪全世界的首富。
并且,古代贪官还更加狂妄，如东汉桓帝的弟弟刘悝向宦官王甫行贿五千两，敢要皇帝亲弟弟行贿的钱，狂不狂！
明朝隆庆皇帝登基前，曾向权贵严世蕃贿银1500两，敢让皇太子、未来的皇帝给自己行贿，你说贪到什么地步。
还有更荒唐的事，清代大将左宗棠继曾国蕃之后带领善战的湘军征战西北，为清朝统治立下赫赫战功，被升为陕甘总督。
晋见皇帝授勋时，一高兴把帽子忘在了宫里，同治皇帝便命一个小太监出宫将帽子送还左宗棠。
这帽子倒是还给了老左，可小太监却张口就要3000两银子！
给皇帝和封疆大吏跑个腿儿就如此狮子大张口，你说这贪官厉害不厉害！
以上说的都是贪官和古代，那么今天我们的老百姓呢，一个个普通会计的贪污早已是屡见不鲜的事了，前些天曾有报道说某地一个电信门店的营业员竟贪污了十几万元的话费。
XX巫山县国土局有个小小的股级干部，竟然贪污移民款1700多万元，一跃成了闻名全国的“小官员、大腐败”的典型。
而我们邯郸农行的几个小保安，居然也瞅空儿就敢贪，共计贪污挪用5100多万元，算是创下了至今小人物贪污的全国记录。
由此可见，贪腐之心，贪财之欲，不论官民，不论贵贱，只要具备了土壤和条件，简直可以说是人皆有之。
而作为既不是真空，又更非净土的旅行社来说，发生些贪污苟且之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当你的旅行社发生了贪污、当你身边甚至是很“铁杆”的人发生了捣鬼的事情，且不可“真是想不通！
”，更不必老想着“我平时怎么怎么对他好！
”你们的关系好，能比得上和珅跟乾隆？
二、分析根源，认识危害
贪污是指利用不正当手段去谋取个人私利，从而导致他人利益受损的行为，从现代法理上来讲就是职务犯罪。
贪污或职务犯罪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与修养的原因，也有体制、制度和宏气候方面的因素，而究其根本的原因则应该是权力的失控。
虽说旅行社的贪污多数还达不到目前我国现行法理意义上的职务犯罪，但以权创收，以权获利，已经具备了职务犯罪的本质特征。
就象人们对待偷的认识观念一样，偷十块钱和偷一百块钱，性质上都是偷。
贪与偷，是同理！
那么，什么是权力失控？
权力，是一种为完成某一组织的意志而实施的管控力量。
从组织管理学上讲，在一个企业组织内部，无论领导者怎样精力充沛，都无法做到直接行使各种具体的管理职能，而只有通过层层的授权程序来由各级人员代为行使。
理论上可以说任何授权关系都存在权力被代行者非合理使用的问题，当具体的代行权力偏离了领导者的意志，被用来服务于个人的利益时，权力通常就处于同授权人意志和利益相冲突的状态。
这时，权力便蜕变为个人实现私欲的手段，被异化并成为被滥用的力量。
旅行社的组织管理，由于受行业形态链中规模、体制、中介性质等因素的决定，不论是计调环节、业务环节还是导游带团，多数是单独作业，不同于工、商、建等其它行业集约化、流水线的规范流程。
更致命的又是直接面对客户或游客，大量的业务关系统揽在中层和一线，使企业的根本利益、核心资源对员工个人形成了很高的依存度。
客户由计调来操作他能暗抽人头费；业务在外联的手里他可以直接扣回高比例的佣金；一些贪心的导游把团队带来带去，赚取回扣简直就成了唯一的目的。
总经理要看部门经理的眼色行事，部门经理要听命于计调和外联。
导游把团队带出了问题，你只有帮忙补台的份，还得哄着走、求着来，否则他甩团走人了，损失还是你的事！
大量利用职权的贪腐行为，使旅行社统一的权力控制机制陷入了被各种私欲分割、架空的境地，形成了一种在其它行业所罕见的“倒管理”和“利益倒挂”的耗散状态。
危害是极其严重的。
其一，贪腐直接危害了做团质量。
在一个团队的全部流程中，如果有外联、计调、司陪等几个环节来抽头，必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也必定会是“豆腐碴工程”一样的结果。
其二，损害了旅行社的行业形象。
做旅游的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这是一个高度付出、高度紧张、高度风险、却又不是一个高额回报的行业。
回报分两种，一种是投入产出、经济上的回报；一种是身份地位、社会认同的回报。
抛开乌特巴以及部分不负责任媒体的无知抵毁不说，目前全国的旅行社既少有过得硬的品牌社，更缺乏让全社会认同理解的良好口碑。
所以便出现了几乎全部与旅游相关的数据都在增长，而随旅行社出游的人数却在逐年下降的局面。
其三，贪腐导致恶性竞争的加剧。
目前旅行社销售价与采购价的价差已经微乎其微，甚至是“零负团费”。
为保证经营利润，相当一部分旅行社取消了导游的薪酬、惜付员工“五险”，各工序环节的诉求目标己不再是围绕服务游客为中心，而是不择手段地压缩成本费用，这就不得不容忍或纵容员工去诱逼游客购物加点。
计调外联加班加点，说他不捞点外块对不起他的付出；导游不是专心带团，而是被异化成了“导购员”；各方利益“捆绑式”的签单销售，已经成为一种对旅行社“零付团费”和员工收入进行补偿的“现代旅游营销方式”。
由此，更进一步加重了旅行社整体员工队伍灰色收入的色度，并衍化成为全行业的“潜规则”。
“堤内损失堤外补”的业态效应，使旅行社又投入到新一轮削价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其四，腐蚀了旅行社的内部肌体与环境。
俗话说“一块肉坏满锅汤”，但假如外联、计调和导游都在程度不同地利用职权捣鬼的话，那将是一锅什么样的“汤”？
也就是说你重用的人、你天天“和谐相处”的团队，都是或多或少或正在或曾经用“第三只手”掏你腰包的人，这样的团队还能残存多少忠诚度和怎样的战斗力？
这就是理论上讲的系统性腐败。
即贪腐已成为整个组织肌体的血液与动力，已成为一种可吞噬诚信公正、勤奋效能、聪明才智、友爱和谐的力量。
不同流合污者，就必将受到系统的排斥。
其五、可终结一个组织的机体和生存。
前几年有一家国内著名的大社，发现自己的华东部存在贪污、截流、体外循环等问题，于是进行改革规范。
其中措施之一就是将外联与计调分开两条线，变单体的封闭包揽操作为整体的分工协作，做线的不见人，见人的不见钱。
但却遭到该部门的坚决抵制。
先是顶着不改，随后几位骨干跳槽，最后整个华东部在经理的带领下集体辞职，并带走了大部分的客户和导游。
待这家大社历经大换血、大折腾组成新的华东团队后，其年度业绩几乎翻了近五倍。
反过来说，也就是原来老班底竟然私吞掉了经营成果的大头，而只把小头留给了旅行社。
这说的是一家曾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大社，他有品牌效应、他有重新洗牌的实力！
而我们小社呢？
恐怕就难保不发生翻船塌庙的事了。
其六、冲击了整个行业的职业道德底线。
在中国古代，以儒、佛、道为思想体系的道德价值观，倡导“修身齐家”、倡导“洁身自好”或“寡欲清心”；在现代发达国家中，人们从小就接受一种以基督教“原罪论”为主流文化的道德教化；建国后的三十年里，老一辈的革命家身先士卒，清廉朴素，把为人民服务的平均主义思想推向了极致。
而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多元文化的迅疾融入，使我们现今社会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多触角、多侧面、良莠不齐的巨大变化。
笑贫不笑娼、嫌腐不拒贪！
为了钱物之欲，可以不择手段、可视道德为粪土、可以引发XX“徐敏超事件”、更可以到处宣扬“让我如何不宰你！
”
三、采取措施，多策治贪
贪污或职务犯罪的滋生蔓延是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现象，但这并不是说贪污是不可治理或无法控制的。
只要认清问题的本质特征，分析产生的根源，施重典以对症下药，是能够有效遏制和消除贪污腐败这一毒瘤的。
以下举列一些主要对策，供大家参考讨论。
一是要关口前移，从源头上治贪。
古语讲“买卖好做，伙计难求！
”意思是做生意、搞经营，一买一卖，不是什么难事。
难的是能够找到患难与共，甘苦一心的合作伙伴。
现代管理学的意思就是要搭建一个凝聚力、战斗力俱强的团队。
要从人才的招聘、选拔、任用等源头环节抓起，高度重视对团队员工品格素质、文化修养、人生诉求的了解与考查，真正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下功夫，重才更要重品。
二是要把好钱口，从财务上治贪。
会计是任何从事经营的单位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国有《会计法》，家有一本账，企业有一支笔。
旅行社不论大小，应严格按照国家《会计法》的要求，认真履行财物的收支收付、账目清楚、成本核算、审计监督等财务程序及手续。
客观地讲，那里发生了贪污行为，那里肯定是财务混乱，钱账不符。
三是要立典重处，从制度上治贪。
乱世需用重典！
朱元璋治贪在历史上最著名，这位老愤青定的治贪标准是凡贪银六十两者，立杀！
不仅要杀，还要把人皮剥下来装成稻草人，挂在衙门的墙上以示继任者警诫，以儆效尤。
同时还要对同案犯、从犯、协犯、甚至整个族群进行株杀，胡惟庸和蓝玉两案，牵连被杀的计有四、五万人之多。
但依靠重典和制度只能解决一时之贪，朱愤青并未因对贪官的大肆杀戮而永葆大明的江山。
而且，从近两年沃尔玛、西门子等大公司频繁地东窗事发来看，你能说这些大公司的管理制度不健全？
不完备？
可见制度的作用并不万能，也有局限性。
四是要监督权力，从制约上治贪。
既然授权关系是必须的，那么发生了权力的滥用，就说明你的权力体制对授权后权力的运用过程缺乏控制力和约束力，说明你的制度环境还存在内在疏漏和结构性障碍，使用权的人有了较大的个人滋意空间。
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需对权力的代行者施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要科学合理地设计权力的配置，要对人、财、物、事的权力分配进行系统性分割，要明晰权限范围，增强权力制衡，消除过度集权，强化权力运用的透明度和民主化。
同时还要做到对授权的动态性放收及流动。
当然，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也做不到完全消除贪腐，但可起到减少贪腐发生的频次和控制其形成的规模。
五是要防微杜渐，从零容忍治贪。
香港是世界上“廉政指数”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它最主要的治贪措施，就是对贪污腐败行为采取“零容忍”制裁。
香港廉署制定的《持廉守正》中有句著名的口号叫：
“贪一块钱也不行！
”意指只要是贪污受贿，不论金额大小，都要彻查重处。
举几桩精典实例：
张松达是一名廉政公署的警员,一次在街头他看到有个流动摊贩送给一名警察一样东西，便过去询问。
在两人均不认账的情况下，张松达责令警察将口袋里的东西掏出，原来是一块仅值十块钱的塑料手表，于是该警察被法院定罪，罚款五千元。
电影《2046》拍摄的时候，有一名记者为进入现场拍照，硬塞给保安三百元港币，结果被保安举报，记者被判入狱三个月。
这说的是两件小事，再举桩大事。
香港机场的货运和客运量分别是世界笫一位和第五位，机场兴建时的投资是一千亿港币，机场从设计到施工到运行的整个过程，其间需要涉及几万个交易项目。
最后审计查明，竟没有发生一起贪污事件！
我们内地现在贪腐成风，但仍然比不上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混乱，当时的香港考个驾照要送钱、请消防队灭火要送钱、开个小吃店也要先送钱，还要月月给警察送保护费。
但通过“零容忍”的强力治理，香港目前已成为全世界的“反贪典范之都”。
六是要转变体制，从人性化管理治贪。
当前绝大多数旅行社的管理体制，还是一种资劳雇佣的管理体制，资劳双方的利益及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屏障。
若想旅行社有一个持续健康地发展，就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转变公司体制，实施全部或部分员工持股，或是采取“总量承包，多劳多得”以及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将“他为你干”变为“他为自己干”，变公司事”为“自己事”，以消除根本利益的矛盾。
既使改制条件不成熟，也应该下决心改善资劳关系，提高员工待遇，起码要依照《劳动法》给予员工应得的权益。
须知在目前的环境下“团难争、线难做、客难带”，旅行社员工的劳动强度及心理压力十分巨大。
今年四月份，曾受邀参加“中华胜地”的江浙踩线活动，在车上于无意中为导游的境况说了几句话，结果当时的带团导游竟当着50多位老总和他老总的面，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感激理解，泣唏难忍！
可见旅行社一线员工多么需要那怕是起码“几句话”的人文关怀。
七是综合施治，从完善机制上治贪。
所谓综合施治，完善机制，就是要通过加强对人、财、物的源头控制，使企业“不生贪”；通过立典重处，严明制度，使人“不敢贪”；通过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使人“不能贪”；通过从小事抓起，防微杜渐，使人“不再贪”；最后是通过转变公司体制，改善结构环境，提高员工待遇，使旅行社形成一种公平公正，诚信效能，友爱和谐，廉洁清明的运行机制，从而让人“不必贪”“不愿贪”“不想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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