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小说之借调人员的命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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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说之借调人员的命运
借调人员被改写的命运
借调,一声叹息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
”钱钟书《围城》里的这句经典名言,用在借调上竟也是如此适合。
一方面是在约定俗成中形成的上升阶梯,一方面是冷暖自知的借调生活;一方面是想搭上借调便车的普通公务员,一方面是想尽快结束等待的弱势群体,“城”内“城”外显然两重天地。
如果我们将“城”内的他们看成一个群体,那么,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哪怕是一声叹息,反映出的都是制度层面的现实。
但是,从来就没有冰冷的制度,每一个宏大叙事的背后,其实都背系着一个普通群体的命运流转。
在目前阶段,从“借”到“调”,不仅意味着一种身份的改变,更是两套运行规则的转换。
作为中国官场中一个公开而又隐蔽的亚群体,在权利没有获得正规制度保护的前提下,被借调者的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现实生活?
这个亚群体又呈现出了哪些有别于其他的群体特征?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细致耐心的梳理。
因此,本刊选择了这个群体中的若干人物,通过面对面采访借调经历者、地方决策者以及行政管理专家,并辅之以调查问卷,来描绘这个机关亚群体的职业状态、生存现状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
尽管我们的描述还有很多残缺,但这种梳理是值得的。
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一个亚群体,借调人员的命运流转,折射出的是借调这种流动方式的利弊;而借调演变的背后,可以管窥中国变迁的镜像。
“漂”在机关的亚群体
透支时间、精力与工作的付出,源于一种惯性思维:
领导满意,就有正式调入上级机关的可能,也就能避免“漂”在机关里的尴尬。
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
2008年3月20日晚,王平在度过“压抑”的“借调政府办工作的第一天”后,坐在办公室,面对电脑,等着已经开始,但要到23点才轮到他的议题的会议。
在等待中,他将自己的倾诉“借调政府办,我后悔了”挂上了“天涯”公务员版。
近一个小时候后,该帖有了第一个回复,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引来众多网友灌水,其状如典型的膝跳反射,访问量迅速攀升。
当访问量过万的时候,王平意识到,他撞到一个群体的麻筋。
这个群体就是借调干部。
因为在这些回复与灌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不经意的变化已然生成:
开始围绕帖子的讨论慢慢滑向对借调干部这一群体的关注,个体的倾诉逐渐演变为整个借调干部的述说。
这些述说中掺杂着郁闷、迷茫、骄傲、希望……
借调干部的确是机关里的一个特殊群体,虽然其队伍庞大,但属于绝对的另类,他们的生存状态,少有人注意。
也许正因如此,王平的倾诉才会引来如此多的关注。
那么,借调干部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呢?
2008年5月,《决策》杂志就此开展了一项调查。
调查形式包括问卷调查与面对面的访谈,问卷调查有效样本73份,覆盖了湖北、湖南、江苏、河南、北京
、山东等省市。
调查对象为正在借调或曾经借调过的公务员。
一个谁也不清楚有多大的群体
当王平等待23点的会议时,何永已经从中部某省会城市一街道办借调至区委组织部半年有余。
2007年8月,该市在全市开展一项名为“查细节、摆问题、找原因、补措施、创实效”的专项活动,在何永所在的区,具体负责此事的是区委组织部。
9月,何永被该区委组织部借调参与此事,与何永一起被借调的还有两位来自其他街道与乡镇的公务员。
如果按照2006年山东昌邑市委组织部的调研总结,何永的情况属于由于中心工作增多而产生的借调。
此外导致借调产生的还有:
机关人才短缺、编制限制以及借调人员自身发展需要等。
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借调之初几乎都有一个奇异的“合谋”:
对于借调单位来说,既不用发工资,又无需承担培养责任,很是实惠;被借调单位虽然需要调整人手接替相应岗位,但面对上级权力部门亦无可奈何,实在不行,招用临时人员也是“流水不腐”。
“合谋”的第三方即为借调人员自己。
与王平开始就感到压抑不同,研究生毕业的何永直言:
“当时我心里很高兴,尽管我乐于在基层工作,但平台还是有点低。
我也想往上发展。
”
与何永有类似想法的借调人员并不少,借调已经被看成是普通公务员上升的阶梯。
对于借调人员而言,用上几年时间,只要抓住机遇正式调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这与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相符:
58.3%的受访对象对前途“充满信心,能够顺利调入新单位”。
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机关对借调乐此不疲。
根据问卷调查,46.7%的受访对象所在单位借调“非常普遍、经常有借调情况”,6.7%受访对象所在单位借调“普遍、每年都有借调”,两者相加高达73.4%,即七成多的机关单位里,没有中断过借调者的身影。
另外,26.6%的受访对象所在单位借调“不普遍、只有在工作繁忙的时候才借调”。
频繁的借调开始在机关内形成一个亚群体,而这个群体有多大谁也不清楚。
据昌邑市委组织部的调查显示,其市直机关有各类借调干部28人。
这仅仅是一个县级市。
2005年,岳阳
市对借调人员进行了一次清理,全市共计清退借调人员415名。
其中,市直清退81名。
从这些细枝末梢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一个庞大的亚群体。
同时,这个亚群体又是如此的隐蔽而不愿惹人注意。
对于借调这个标签,甚少有借调干部愿意让人知道,在调查中,只有6.3%的受访对象愿意在交往中让对方知道自己借调的身份,不愿意的占31.3%,其余62.5%对此表示“无所谓”。
一位借调干部笑道:
“无所谓就是能不让对方知道就不让对方知道。
”
“漂”在机关
借调被借调人员看成上升的阶梯,却又不愿触动这个身份。
究其原因,作家大木唯有一声叹息。
与何永的借调经历相似,现就职于江苏省残联的大木,1982年从江苏灌南县一乡镇借调到当时一地委组织部工作,十余个月后,被退回原单位;1985年,他再次从灌南县计生委借调至江苏计生委。
一年后,再次遭受无法调入的命运。
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组织部长前传》中。
在小说中,主人翁“贾士贞”借调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时,被分管处长告知“到组织部培训中心休息,什么时候上班,等待通知”。
“这是我特意设计的一个场景,很能反映借调人员的现状。
”大木告诉《决策》。
在他看来,这种现状就是“漂”在机关:
既不在原单位,也不在借调单位,被搁置在培训中心,如同悬挂在空中,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撑自己的定点与位置。
这个场景确如大木所言,形象地描绘了借调干部的现状。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您觉得下面哪句评语最适合借调干部的现状”时,选择“身份尴尬,没有归属感”的受访对象最多,达到41.1%。
同时,52.6%的受访对象认为借调干部最大的苦恼是“没有归属感”。
“漂”在机关将导致一系列的尴尬,其中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工作细节。
“当时,我在地委组织部时,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哪位同事出差了就坐在哪个人的位置上。
”大木向《决策》倾诉道:
“当时每到节假日各单位均会发福利,我们借调人员是没有的。
当然,部分单位也会为借调人员准备一份,但是要减半。
”
这其中,让大木觉得最难熬的日子是开全体职工大会的时候。
“如果通知今天开全体职工大会,不用着急,没你的事,你只管在办公室呆着。
这个时候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有电话打进来。
电话响了你都不敢接,接了你怎么讲呢?
”
此类细节之多让大木慨然长叹,自嘲道,“那时候我不是二等公民,而是‘等外公民’”。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借调人员可以少做事。
实际上,这个群体承担着比正式职工更多更重的工作。
问卷调查中,23.5%的受访对象认为“任务重工作忙、调过来就是干事的”。
这个数据的鲜明写照是一个网友的博客日记,“被借调过来后,我格外卖力,得了颈椎病、肩周炎,我硬是咬着牙没有影响一天工作。
领导讲话稿,我写;领导调研材料,我写;科里的调研课题,我干;日常基础性工作,我全包。
一天工作下来,我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就是为了做出让领导满意的成绩。
”
如此的付出源于一个小人物的惯性思维:
领导满意,就有正式调进来的可能,也就能避免“漂”在机关里的尴尬。
“你虽然在借调单位工作但不是借调单位的人,借调单位不可能去培养你;同时,你又不在原单位,原单位也不能去培养你。
这样一来,如果干得好,对借调单位那仅仅是一种奉献。
”何永虽然并不处于这种情况中,但还是承认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面对这一最大的尴尬,借调人员试图通过透支自己的时间、精力与工作来避免,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
“借调人员最终能否调入,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身,很多东西很微妙。
”相关专家告诉《决策》,“而随着借调的时间越长,借调人员可供选择的前途将越少。
”
对于借调人员而言,如果借调不超过3个月,回原单位不会有影响;如果借调已有半年,是决定是否继续的时刻了;如果借调9个月还没希望调入,激流勇退不丢人;如果借调1年了,那么,就继续坚持吧!
但是,如果借调干部久居“编”外,年龄大了再回原单位不甘心,况且原岗位早已被别人替代,调入被借调单位又基本没希望,那么,他们最终必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改革中的命运
进退两难的尴尬并非总能一直延续下去,外部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借调人员的命运,尤其是在机构改革中。
1982年,当大木借调到地委组织部时,“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都瞪大了眼睛”。
可以想象,当时他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但随后的“地改市”改革却让他的命运拐了一个弯。
“当我借调到地委组织部后不久,江苏省就发了一个文件,布置地改市工作。
”大木仍然记得,一天,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将他与另一名借调人员找来,说“机构改革,人事均冻结了,你们调入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就这样,大木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借调。
大木不是在变革中被清退的第一批借调人员,也不会是最后一批。
不管是国家层面的改革,还是各地自主的变革,如果涉及到借调人员,清退是最常用的做法。
2007年,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对借调人员同样采取了清退政策。
“我兼任编办主任,我的原则很简单,凡是借调干部要调入区直机关的,一律不讨论。
”宣州区区长张黎勇告诉《决策》,“对于宣州区各区直机关现有的借调干部,我们也一律要求清退。
”
相对其他地方而言,宣州区的借调干部尚属幸运。
在清退政策之外,宣州区规定他们可以通过参加区政府组织的相关考试考入区直机关。
在更多的地方,借调人员面临的只是单一的清退政策,并不享受分流人员的相关待遇。
“这些借调人员一旦被清退回原单位,如果原单位也面临机构改革,他们又将首当其冲。
”当过6年人事局副局长的大木告诉《决策》。
这不仅是他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其亲身的经历。
“当年,我被清退后,就再也不愿意去地委组织部了,也不愿意去见他们任何人。
这个是一种伤痛,这种伤痛已经留下来了,即便看到某些人或物,也会有一种触痛。
”大木指着自己胸部,有点自言自语。
2008年,又一场机构改革启动。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借调人员的命运又将发生如何的转变呢?
无人能给出准确答案,在本次问卷调查中,面对新一轮机构改革,50%的受访对象认为借调干部的身份将给他们带来危机,28.6%的受访对象强烈感受到了这种危机,只有21.4%的受访对象没有危机感。
46.7%的借调只凭领导一句话
显然,借调干部是一个弱势群体,不管是在日常还是在改革中。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导致借调干部处于弱势时,44.4%的受访对象选择了“借调制度不完善”。
其实,目前国家尚没有出台一个专门用于规范借调行为的制度或文件。
“借调就是各部门一把手的权力。
”相关专家告诉《决策》,“甚至借调这种行为,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
”
没有制度的约束必然导致借调的随意性,“比如说:
招商局一段时间工作很忙,想从下面找几个人帮忙,局长正好跟某乡镇书记很熟悉,就打个招呼说,‘我这里现在正缺人,能不能从你那里借调几个?
’书记一想‘这是好事,还可以锻炼干部,那就去吧。
’就这么简单,不需要什么组织、人事部门形成文件,只需领导与领导之间进行沟通。
”相关专家在接受《决策》采访时,举例说道。
事实确实如此。
“我第一次借调时,是地委组织部打电话到灌南县委组织部,说‘我要借调某某人,你们通知一下’。
”大木回忆道:
“当时还比较正规,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后,专门开了一个介绍信,上面写着‘介绍某某到贵部工作’。
”
相较此次借调,大木的第二次借调就简单得多了。
“当时我是灌南县计生委副主任,一次到省计生委出差,与省计生委一位主任有工作上的接触。
此后不久,就直接打电话给我,让我到他们那边去帮忙,已经给省委组织部打过招呼了,任何手续都没有。
”
没有任何手续的还有何永。
2007年9月的一晚,何永突然接到其街道办事处主任的电话。
“他说,区委组织部想让你过去工作,明天你就去他们那儿吧。
”第二天,何永就直接到区委组织部报到,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借调生涯,几天之后才抽空回原单位收拾东西。
这并非天方夜谭。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46.7%的受访对象没有经过严格的借调程序,“只凭领导一句话”,13.3%受访对象的借调“办了相关手续借调”。
【编者】
“借调也是调”,在大众的潜意识中,借调被归为调的范畴。
当这两者画上等号时,在外人眼中,借调也就成了颇为荣幸的事情。
但事实也许并不总是充满阳光,每一次不同的工作、每一次新的经历、每一次从零开始,难免产生了有些累、有些疲惫的“厌倦”感。
尤其是那种“无助的无奈”,很难忘记。
而在借调的荣光背后,是借调人员无法确定的未来。
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会造成借调人员心灵上的不安。
一句话,借调生活,冷暖自知!
那么,在借调的日子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现在,请读者与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
王平:
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借调3年,我只回了3次原单位。
强烈的虚荣心让我不敢面对曾经的同事和领导那“关切”的盘问。
而当拿到正式调令的那一天,我却偷偷地流下眼泪。
那一刻,真是千般滋味在心头。
在偏远的湘西呆了几年,当接到省某厅借调的指令时,我就象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单位领导的派遣。
临行,领导语重心长:
这次借调你过去,听说是给厅领导当秘书,你可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
厅里有人,我们以后办事也要方便些。
我自然明白领导的意思,简单地收拾几件行李,头也不回地踏门而去,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慷慨与悲壮。
在往省城的火车上,我着实做了很多美好的梦。
到了厅里,见过了处领导、厅领导,然后被带到机关办公楼旁一栋阴暗的小楼里。
小楼其实是废弃的居民房。
楼上是供借调人员住宿的,每间房摆了三张单人床;楼下是办公室,十几平方的房间里摆着三张破旧的办公桌。
见此凄凉情形,好半天我都不愿相信,这难道就是我将要借调工作的地方?
原来,我要工作的地方只是一个挂靠的临时机构,办公室的两位同事都是被借调过来的,短的已有两年时间,长的则有3年多了。
作为“过来人”,他们诚恳地给我打心理预防针,可我还是不敢想象该如何度过今后漫长的借调生活。
工作只需按部就班,完全听从吩咐,因此上班大多十分轻松,不能上网,几个人就在破旧的电脑上玩“挖地雷”。
中午,机关食堂里就餐的人很多,厅长们也在那里就餐,因此伙食格外不错。
只是机关干部都是刷卡,而借调人员和那些在工地干活的农民工却用的是临时餐票。
几个打菜的大姐一看到手持餐票的,就会露出鄙夷的神情。
不知道他们的优越感从何而来。
晚上,小楼上很热闹,借调人员凑在一起打牌、聊天、喝酒,欢声笑语,乐不思蜀;偶尔也会面红耳赤,甚至挥拳相向。
但不管怎样,相同的处境有更多相通的语言,吵闹过后大家还是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
难兄难弟们大多来自省城周边的市县,且大都已结婚生崽。
一到周五下午,就作鸟兽散,整个小楼就只剩下我孤单的身影。
于是,我一个人把自己锁在房里,将电视开到最大,一直看到眼皮打架才昏昏睡去。
一觉醒来,往往已是第二天中午甚至下午。
食堂早已打烊,只好到门口的小卖部买几包方便面慰问肚肠。
处里那些科长、处长们其实倒很热情,没有传说中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架式。
平常有人送“土特产”,他们会算上我们一份;出差检查工作,他们也会认真地跟别人介绍,这是处里新来的同志。
只是自己总觉得有些别扭,不敢多说话,怕言多必失,泄露自己“借调干部”的身份。
因为一次到县里搞检查,一位局长在识破我“借调干部”的身份后,竟打个照面后再也没见人影。
当然,最难堪的还是要数到其他机关办事。
进门登记时,凭一张外地身份证,经常无法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于是,常被冷眼相看并厉声高问:
你是借调的吧?
!
办公室一位同事,借调3年多时间后要回原单位了。
半夜拉我去酒吧喝酒。
我知道他心里难受,两个人什么也没说,一口气竟喝掉二十几瓶啤酒,直到把彼此灌得烂醉。
借调3年,我只回了三次原单位。
强烈的虚荣心让我不敢面对曾经的同事和领导那“关切”的盘问。
而当拿到正式调令的那一天,我却偷偷地流下眼泪。
那一刻,真是千般滋味在心头。
而今,每年都看到机关里的借调人员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面孔。
我知道,他们都在重复着我当年的生活,重复着我曾经的快乐与痛苦,兴奋与失落,骄傲与尴尬,梦想与执着……-
宋卉:
人生一段宝贵的历程
跟许多借调干部一样,我也兴奋、焦躁、不安过,甚至许多次梦中惊醒,有次梦中哭醒,梦到自己一起借调过去的干部转正了,而自己却不在其中。
醒来怀疑自己将来的前途,又是到天亮无法合上眼睛。
回想我的工作历程,心里无法平静。
我毕业后考入河南省汝南县广播电视局当播音员,2003年当上了广播电视局新闻中心副主任,同时负责新闻采访、编辑与播音。
突然的机遇,2006年10月12号县纪委通知我单位领导决定借调我去纪委宣教室,单位领导告诉我,毕竟从事业单位到党政机关是很大的跨越,现在单位缺播音员,如果是条件不好的单位,单位绝对不同意借你去,这单位多好,去吧,到那,好好干!
我想能借调到党政机关的机遇毕竟很难得,好好干,关系转正后最起码不会担心事业单位改革等等,所以不怎么思考就选择借调了。
在新的单位,我告诉自己要加倍努力,工作上能干多少就决不少干,决不能让领导和同事看扁了。
而我又是那么幸运,遇到好家人好同事好领导。
早去晚归,8小时内外,任何科室需要帮忙从不推诿。
家里婆婆说,孩子的事情你别管,年轻就是干工作的,只要工作有成绩我就没白累,就对得起我。
老公说,永远支持你的工作。
遇到难题请教同事,他们都那么热情,感到他们水平素质很高,也激发、推动了我越发努力。
只有当我想到何时才能转正,对前途产生可怕想法的时候,才感到累了。
第一年领导开会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到实在太温暖、太有动力了,领导说,你们几个借调的工作干的不错,纪委没有把你们当外人看!
回味两个不同环境的工作,刚参加工作是学习拼搏,毕竟大家都是平等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借调就不同了,压力太大了,心理上有两大怕:
一是怕退回去丢人;二是怕既不退又不转正,遇到原单位改革人事。
所以不怕工作多、不怕别人安排任务多,就怕没有工作干、没人找我协助工作。
在借调期间,我原单位二级机构负责人调整,大家都清楚,如果我在原单位,无论工作还是资历我一定能接手新闻中心主任,但是由于借调在纪委,原单位没有考虑到我,内心很是失落!
对自己的借调产生怀疑,一年多了,既没有转正,又耽误了在原单位进步,这些又能跟谁说呢!
终于鼓起勇气到借调单位领导办公室问问领导:
我们一起借调的几个人能不能转正?
大概何时能转正?
领导说你们干的不错,你们的问题也研究过,遇到机会就办了,不要急,好好干工作。
于是,我更加努力在借调单位工作,希望能把在原单位的遗憾弥补,甚至获得更大收获。
压力绝对是最好的动力,借调让我的工作能力、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借调的身份让我能发挥极限价值。
-
无痕:
用时间熬一个结局
借调只是多了一种希望,而非必须要求一种结果,但是时间静静的流淌,累积下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希望,越来越窄的退路。
赶在2007年最后一天来结束这种心境,只是希望失去了,也就开始了。
整整一年了,从一种等待终于彻底化为一种结局!
借调的日子,让我感觉生活一直没有起点,讨厌这样不确定的状态,提不起精神去尝试任何一种新的开始,除了工作,也有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等待中,以为只要坚持就会熬到结局;以为只要尽力,就能接受结果,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当等待终结,结果浮现的时候,我才真正了解当时的希望是怎样的深刻,因为失去的时候真实的心痛了。
M应该也是斟酌了很久才告诉我结果的:
“党委会未能通过正式调入的报告……不过还是有机会的……明年……”,带着惋惜,她却无法想象我是如何努力的镇静的接受,真的特别感谢她能如此真诚的带我承受这种结果,而没有继续放任我在希望中自我陶醉,只是那一刻我却没法控制自己的心狠狠的落空!
走出菁菁校园,顺利的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面对不到20%的就业率,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于是欣然接受了第一种结局——下放基层锻炼一年,在陌生的城市里,我们体味孤单,倒数回归;二次分配,体制改革,人员定编,于是不得不放弃专业,从零开始,继续磨练……直到借调,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扬起了斗志,告诉自己一定该认认真真的做点什么,为了自己,也为了所有希望。
也曾平静地告诫自己,借调只是多了一种希望,而非必须要求一种结果,但是时间静静地流淌,累积下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希望,越来越窄的退路,于是在这样一种预料之中、情理之外的结果中,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平静的心境去接受,扭过头眼眶依然是不争气的湿润了,因为毕竟有努力,因为毕竟在经历,关于这样的结束,跟脆弱无关,却没有理由不流泪。
独自在跑步机上创造了5600米的记录,大汗淋漓,却仍然理不出思绪,甚至想象如果没有结果,只是希望,该有多好。
或许是因为现实真的有点让人不知所措,所以突然间有一种错觉,一个希望破灭了,却突然发现它是唯一的希望,不得不承认自己没追求,没创意。
事过境迁,平静下来,路依旧漫长,仍需坚持,仍需努力,只是希望不只是在用时间堆积一种结果,祝福无限……
朱幸福:
我的借调岁月
讨论我调动事宜的那晚,狂风肆虐,暴雨倾盆,让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以为这次又会功亏一篑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朋友就告诉我说:
“昨晚我们都通过了!
”
一直想当名报刊编辑,一直没有办法实现。
报社有一个编制空了许多年,我就努力了好多年,领导换了好几任,还是很难实现。
所以,当2002年秋天,领导说可以先借调到报社当编辑时,我便欣然前往。
因为我知道在没有办法正式调动之前,借调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况且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少风险,大不了再背起铺盖厚着脸皮回原单位罢了!
于此我便决定辞了校长的职务,卖了农村的住宅,举家搬迁进城。
朋友说你这是孤注一掷。
我笑了说这叫背水一战!
从基层到机关,从教师到编辑,从单位的“一把手”到机关的“打工仔”,面对这一系列的变化,尽管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单位里的气氛也很宽松,但还是有种种碰撞。
有次酒后和一位旧友谈得兴浓,免不了发了几句牢骚,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就有人转告我:
我昨天说的某一句话领导很不高兴。
吓得我半个多月没敢说话,对那位旧友也敬而远之。
好在领导十分宽容,并不计较这些芝麻小事,待我依然如故,还十分关心我女儿转学、妻子就业的事,让我十分感动,工作就更加安心卖力起来。
我原是以文学创作为主,新闻也弄过,但不多,所以每有别人不愿去的外出采访任务,我就主动承担。
吃点苦受点累,对于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这时我便觉得自己不再是打工仔,而真正融入了他们之中,只有在单位开党支部会议和年终考评时,我才突然有一种游离的感觉:
我还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单位缺编,我又在这儿做事,一个要补锅,一个锅要补,两者结合当然完美,可为什么偏偏就调不进来呢?
领导说有人都借调了四五年了还没调进来,你急个啥?
又不少你一分钱工资。
看来,这借调的日子还长着呢!
真怕有一天一不小心得罪了哪位领导,叫我“滚回去”。
那可就惨了。
直至2004年6月正式调入县报社(事业单位),皆大欢喜!
特别是县编委会开会讨论我调动事宜的那天晚上,狂风肆虐,暴雨倾盆,电路故障,全城一片漆黑,我也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以为这次又会功亏一篑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朋友就告诉我说:
“昨晚我们都通过了!
”-
陈海春:
“老借调”的生活艺术
我是个“老借调”,分别在一个国家机关四个单位借调,有些部门是一次,有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