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白鹿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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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白鹿原

再读《白鹿原》而感二三

——兼怀陈忠实先生

吴旺林

2016年4月28日，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去世，我2000年前始读《白鹿原》，于今十余载，机缘所致，现在先生，与世长辞，痛定思痛之后，写下一些文字，以示纪念。

《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幅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序曲预示不详。

一个家族两代人为了对白鹿原的统治争斗不已，接下来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家仇国恨交错缠结……《白鹿原》是一部具有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的小说。

而其中异彩纷呈的艺术魅力令人折服。

它苍凉浑厚的历史意蕴，深厚的文化底蕴，错综复杂的人物，雅俗共赏的语言艺术无一不显示作者驾驭文字的老道。

巴尔扎克曾说过：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黄土塬上白鹿的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带有几分神秘感。

白鹿——是各种美好事物的象征，白鹿原——位于关中，水深土厚，气候恶劣自古以来民风醇厚尚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理存在。

家庭的纷争、家族的争斗、改朝换代的动荡一一上演在这个神奇的地方。

除了这些人物的刻画深入人心，《白鹿原》中所含的文化因素也让人着迷，引人深思：

1、女性地位——生殖功能：

小说中描写生殖繁衍的文字很多，在白氏家族中展示的最为充分，文章开头，白嘉轩脸娶七房老婆，是想向世人证明他传宗接代的使命感。

女性的地位，在白鹿原上就是传宗接代，繁衍后代，其自身的价值并未被尊重，天性被泯灭，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悲哀；

2、宗法观念——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沉积于民间构成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

其主要内涵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行为规范。

书中，朱先生以《乡约》呈给白嘉轩，和鹿子霖带乡民诵读，期待着稳定与安宁的生活，体现了这一种观念；

3、神秘的预言——迷信与神学色彩：

在过去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常见的文化因素。

书中集中表现在智者——朱先生的行为言语中，他既是宗法家族观念的维护者，也是社会文化危机的预言家，行走在人与神的角色之间。

而白鹿原上不朽的传说白鹿本身也是一种迷信的意象。

传说可以带来太平盛世的白鹿，一旦在人们刚能了解人言的时候进入心间，便无法忘记，更何况这是白鹿原祖祖辈辈相传下来的圣物；

4、权势的争夺——人性的挣扎：

小说中主要人物对权势的热衷和执着，不仅构成了小说的线索，也是白鹿两家的心理动因。

白嘉轩迁坟换地，基于白家权势的需要；鹿子霖陷白孝文于不义，居心叵测，同样出自对权势的欲望。

这种文化现象是根深蒂固的，是人性的缺陷，作者的刻画体现了他的无奈，更表达了他渴望宽容淡然待物的情怀。

二、《白鹿原》艺术魅力解析

（一）深厚的历史文化

《白鹿原》这部小说是由三种文化，即传统文化、性文化、伦理道德文化同构筑的多重维度的文化世界。

1、“耕读文化”—《白鹿原》历史文化的底色

“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

“耕读文化”在《白鹿原》中是一种底色，具有特定的含义：

它是建立在大地操作基础上的文化；是以儒家的“仁爱”哲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是家与国统一在一种道德规范下的文化。

它是一种精神与物质的合成形态。

《白鹿原》中一切艺术形象的塑造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白鹿村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中走上自己的人生舞台。

“耕读文化”是作家理想中的旧中国农民生存的文化模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

2、性文化—《白鹿原》历史文化的第二个模态

性文化是《白鹿原》所构筑的文化世界的又一个模态，小说的性描写完全是文化描写，不是为性而写性。

性是人的大欲之一，传统的性文化是扼杀人性的，它的悲哀不在于小娥一个人，它是鹿冷氏的（鹿兆鹏媳妇），是小翠的，更是旧中国所有女性的，是所有民众的。

小说中对性文化的揭露与批判，是文学对人性认识的一大进步。

3、伦理道德文化—《白鹿原》历史文化的第三个模态

伦理道德文化是《白鹿原》所构筑的文化世界的又一个模态。

作家的视角显然不单是历史，而是现实，长期以来认为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原则崩塌了，于是出现了道德沦丧，人将不人。

白孝文的得势，黑娃的被杀恰恰说明了这些。

作者在《白鹿原》中对文化世界的构筑是寄予深刻思考的，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正面的阐释与留连，表达了对传统性文化的揭露与批判露了对伦理道德文化的探询与拷问，凸显了作者对《白鹿原》文化世界的沉思与理性的审视。

《白鹿原》是一部描写陕西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农村斑斓色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在作家精心结构的历史舞台上，通过对人物的行动、关系及精神世界的刻画和描绘，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振聋发聩的人生话剧，展示了一个富有厚重内涵的文化世界。

这个文化世界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是聚拢和疏离人物关系的深层动因。

作品中人物对文化世界的不同态度，他们的人生境遇和状态也就各不相同。

小说从清末民初写到!

"#"年中国大陆解放，跨跃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

作家陈忠实把这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生活浓缩地化为渭河平原上白鹿原这个村镇里一个家庭两代子孙的矛盾纠葛和恩恩怨怨：

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血雨腥风，剑拔弩张，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古老的大地在新生中颤栗。

同时，艺术形象迥异的言行与人生境遇和状态恰恰体现了《白鹿原》文化意蕴的多重难度。

（一）整个“白鹿原”所透视的民族性

在《白鹿原》中，许多过去不曾被了解的、不让人知道的甚至有点神秘的东西终于被作家挖掘出来了。

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白孝文等这群生长在白鹿原上的人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民族历史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

这些精心刻画的灵魂，无论是白嘉轩的“族长”形象，还是白孝文的“逆子”形象，“都有着很深的文化象征意味，都是民间文化积淀的产物，展示了民族文化的深邃与厚重”。

在他们身上，我们既看到民间文化里积极的一面，也看到他们身上固有的劣根性。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出，美与丑，善与恶，在民间里从来就是对立又并行出现的，即使是白嘉轩这个仁义的化身，也有着法海形象的一面。

作家虽然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几近完美的的民族道德，但还是以理智的态度审视了他固有的劣根性。

作家用毫不讳避的笔直戳民族灵魂的核心，借以表达了他对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的关切和批判。

如果说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那么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

面对复杂的民族灵魂，如何去继承与发扬、摒弃与超越，《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白鹿原做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还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也有以鹿兆谦（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

以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也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

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

（一）《白鹿原》中的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

这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沉积于民间构成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

其主要内涵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行为规范。

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文明禁忌。

其不仅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生活中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而且,久而久之对社会心理产生一种威压与禁锢。

小说虽然客观地展示出这一观念的文化意义,但实际上的民族秘史除依循于这一观念之外,现实状况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于“客观”的反讽。

朱先生以《乡约》呈给白嘉轩,与鹿子霖带乡民诵读,期待一种稳定安宁的生存平衡。

朱先生、徐先生及白嘉轩等这一善良愿望,每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碰壁。

平衡是暂时的,这一文化环境中所固有的阶级矛盾,政治冲突并非能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所能避免的。

阶级利益之间的争斗也非“能御童仆”的宽仁忍耐所能消弥的。

白灵、鹿兆鹏等人的革命意愿也非应“能敬长上”所能放弃的。

白嘉轩隐瞒动机,对朱先生不讲诚信,迁坟换地;鹿子霖霸占小娥,当许多有姿色女人子女的“干大”,似乎在嘲笑乡约的堂皇存在。

尤其是在阶级斗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搏斗中更显出乡约的苍白与虚伪。

宗法观念随封建制度的灭亡其稳定的作用也就愈来愈弱。

不过,作者似乎有意推崇这种观念的趋善力量,或者是觉得宗法观念许多内涵有利于社会及个体人生。

最后,让“土匪”黑蛋皈依于朱先生,文明起来。

似乎宗法观念的教化力量,浸染人性的作用使阶级意识相形见绌。

如何将阶级觉悟、革命意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相互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人物塑造所面临的艰难问题。

作者在此点上不算很成功,倒显出一种“拼凑的无奈。

”不仅国民党反动势力与“乡约”,宗法观念发生冲突,共产党革命力量也同样与其发生抵捂。

愤怒的乡民砸碎刻有“乡约”的石碑以及后来的红卫兵小将掘开朱先生的墓穴,似乎是形式上的胜利,实际上反映出宗法观念与阶级观念的矛盾。

革命进程中的非理性暴力因素、自我否定因素也就成为作者意图超越政治倾向的理由。

小说中描写性的文字颇多,可以看出近年来以性的角度审视社会人生的文学倾向对作者的影响。

诚如孟繁华所言“:

性,在这里已不仅仅是感官刺激的手段,同时它是驱动小说“秘史”情节发展的主要缘由”、“白鹿原陷入了巨大的性的情结之中,性成了一个伟大的神话,逃出劫数的人在白鹿原已屈指可数了。

西方社会生物学家莫里斯将人类的性行为归纳为13种功能:

生殖、爱情、欢愉、交流、游戏、认证、征服、炫耀、麻醉、逃避、商业、政治、升华。

见鲁枢元著《隐匿的城堡》。

白鹿原上性爱带有“前技术时代”的特点。

生殖功能在白氏家族展示得最为充分。

白嘉轩连娶七房老婆,是想向世人证明传宗接代的使命感。

“无后为大”成为白嘉轩的道德律令,不仅自己墨守蹈距,而且现实一旦与此律令发生冲突;血缘的纯洁性,对宗法观念坚守也即显得微不足道。

他让三子孝义借助免娃的“牛牛”怀孕生子,也许是忘记了“乡约”颁布之时指责白满仓之妻扯襟坦脯的义正辞严。

不仅白嘉轩的性意识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他的这种专注于性的生殖功能的特征在后辈身上不仅仅是弱化,也开始显示出拓展的特征。

这想必是作者依循人物性格在特定环境下必然由之的规律精心设置的情节。

小娥抑制不住性的躁动,竭力体现性的欢愉功能;白孝文甘为后成乞丐沉溺于小娥的性爱体现在是性的麻醉功能;白灵毅然挣脱婚约的束缚与鹿兆鹏同居则向世人昭示出性的爱情功能。

而鹿子霖倚仗乡约的威严、霸占小娥,坦然地实践了性的征服功能,并通过小娥诱惑白孝父创造性设计了性的政治功能。

心机巨测,非同一般,使贪求占有欢愉的“老和尚”、“碗客”丑所难及。

（一）《白鹿原》中的女性，是男权阴影下的附庸。

白鹿原》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风波突起的白鹿原作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原上发生的一幕幕活剧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有以鹿兆鹏、韩裁缝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有以鹿兆谦（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

以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

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

在这个恢弘的如史诗般的著作中，在宗法制传统精神的浸淫下，众多的男性形象被人们广泛关注，往往忽视了与男人共同构筑世界的另一半——女性。

一如王安忆所说：

“对母系世序的追寻会在活人的记忆与口头传说消失的地方的终结，延伸到文字——到文明的断篇残简之中的寻找，其发现只能是男性祖先的身影。

”一直以来，在中国传统小说里女性的功绩与故事始终在历史的“背后”，点缀在男性故事富丽的画屏之上，成为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底景。

她们在白鹿原这个男性历史画卷上瞬间显现，却永远而无言地陷入了她们试图逃离的悲剧命运。

（二）《白鹿原》中的女人们是男权文化的受害者

最典型的形象，便是在白鹿原上最无辜的女性形象——鹿家大儿媳，一个连名字也不曾留下的女人。

虽然是原上名医冷先生的大女儿，嫁入了门当户对的鹿家，但怎料鹿家长子兆鹏一心要与封建包办婚姻说“不”。

除了公公的三个巴掌打出来的新婚之夜她就再也没有见着自己的丈夫。

在人类生活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它是人类社会长期进化而产生的“文明的奇迹”，是男女异性心灵碰撞的绚丽火花和爱的升华。

“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她正值青春，正值生命的花季，有着对幸福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求，却被残酷地拒在这至善至美的爱情世界门外，情感世界一片荒芜，苍白冷寂。

没有卿卿我我、缠绵缱绻的柔情，缺乏铭心刻骨、摄人心魄的炽情，曾经的望眼欲穿、急切企盼和魂牵梦萦都在可怕的岁月之刀下消磨殆尽。

这个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活力的姑娘被生生逼疯了！

纵观《白鹿原》全书，男性中心立场依然制约着女性的生命价值。

书中女性之大多数，仍无法以获得男性世界的认同，被赋予悲剧命运。

在漫长的男权统治历史中，女性总是作为男性视野中的自然存在物而在生生死死、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层面上沉浮，难以超越自然存在而成为自主的群体。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在进行人生价值的终极的探寻时，一方面既从男性精神共鸣的角度揭示、批判奴性女性的精神贫乏，另一方面往往又不合理地把女性在现实日常人生层面上舒展人性、追求人性、超越人性，争得做人甚至不过是“做稳了‘女奴’”的人生努力予以压制。

其中实际上潜藏着男性强势性别群体压制女性弱势性别群体的霸权意识、封建糟粕。

男性叙事对女性性格主体性的描述，也同样倾注着作者自我的人格倾向、心理需求。

男性作家借助女性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人格倾向、心理需求。

男性以领路人自居，往往就对自我缺乏反思，所以他们替妇女控诉封建礼教的同时往往忘了两点：

一点是文化有承传性，他们在激烈反封建的同时往往并没有警惕到自己也可能在潜意识中不知不觉、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封建男权传统。

第二点是他们没有警惕到他们所建构的新的意识形态中可能暗含着新式的男权意识。

这就造成中国现代男性作家在心理上普遍地存在着显层性别理念与深层性别潜意识分裂的状况。

作品中所体现的性别意识，既有尊重女性主体性观念，同时又相当普遍地承传着中外性别等级权力思维，还有在新意识形态理念遮蔽下的新的性别权利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他们解放妇女、尊重女性主体性的初衷。

四、《白鹿原》中的文化史

（一）《白鹿原》中的道德约束

我们以黑娃对白、鹿两家的态度为例。

鹿黑娃还很小时，就说：

嘉轩叔的腰挺的太直了。

白家待鹿三一家绝对无可挑剔，但黑娃自小便跟白家不亲，从上一辈的白嘉轩，到同辈的白孝文、孝武，他都心有隔阂，走不近。

但是鹿子霖家也是大富，却不给黑娃陌生感。

他对鹿家的男人，上至子霖下至兆鹏兆海兄弟，都不由得心生好感。

他自己说不出这种好感的具体由来，只是觉得深眼窝长睫毛的鹿家人都看着亲切，不像白家人都是一本正经，腰杆儿挺的笔直。

后来故事慢慢铺开，确实，鹿子霖的腰杆儿挺得不直。

腰挺的不直，对人的姿态便低。

人要往上够，总是不容易的，但是往下趴，是轻而易举的事。

对于黑娃来说，白嘉轩是需要他踮着脚往上够的，他够不着，就觉得有某种压迫，让他心生自卑。

但是鹿子霖是待他亲近的，他无需费力，平身就可触摸。

白嘉轩是白鹿原上道德的典范与表率。

除了用计换了鹿子霖家的那块白鹿出没的坡地，他自认一生未做任何亏己心损人利的事。

他的腰挺的笔直，直到后来被黑娃吩咐人戳瘫了，他道德的骨架反而挺的更直。

正是这种笔直，给黑娃造成了道德压迫。

白家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是一副道德正然的样子。

这也是黑娃跟白家不亲的另一个原因：

白家给他道德压迫，让他总不自在，让他简直生恨

人的心性有天生的成分，也有后来打磨的原因。

黑娃是书里打磨心性最明显的一个角色。

而打磨的方式和表现，便是道德上的认知改变。

黑娃最后回到了白鹿原，拜了朱先生为师，认真的“学为好人”。

到那时，白嘉轩已对他不存在压迫了。

在这书里，白嘉轩是一杆旗，始终挺得笔直。

他的身上有作者着墨很多的特性，是最朴质的道德。

（二）《白鹿原》中的儒家文化

作者在第二十三章中是这样写的：

“她（白灵）进入教会女子学校第一次听到一个陌生的名字——上帝时，就同时想起了白鹿。

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

”所以，白鹿显然是一个超越一切文化局限、统摄所有的形象，它是人类一切爱的精神和幸福理想的象征。

朱先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超越了具体的道德实践层面的局限性而具有世界大同意识和博爱精神的道德精神，而白灵的形象则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有怀着争取美好、幸福未来的理想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仁人志士，他们怀着一颗颗最纯洁的心灵，在中国命运生死未卜的大动荡年月里，毅然投身革命，本想能在未来的地球上出现一个自由、富强、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但是换来的却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历史局面，这显然与他们的初衷是相违背的——白灵的死正是对此一意义的象征，这一形象的涵括性是极大的。

黑娃归附于朱先生，也属于这个层面，他代表所有那些追求美好、具有道德自新力量的人。

这个层面的人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以死亡为结局，表明理想人格与正义气质在现代中国逐渐失落的过程，他们的遭遇和命运反映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受的挫折与曲途。

由于作品的落脚点主要还是述写20世纪最初50年间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命运，所以，作者的主要笔墨放在了传统文化精神在农村的具体表现上，并形成了歌颂传统文化之嫌。

也可以说作者在反映中国历史的时候，出于对中国道德和理想主义精神历史状况的总体考察，构思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东西，但是在具体描写的时候，又只能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所以，更为宏大的意义便无法通过更为宏大的场景体现出来，而只能通过象征寓意系统给予暗示。

传统与现代交汇过程中所产生的剥离之痛，腐朽与优秀并存的现象，历史的曲折，理想精神所遭到的扭曲与失落，一种更为宏大的精神的呼唤与弘扬，这也许就是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