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docx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
核心提示：
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
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
内容提要：
文章对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格局的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
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
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
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
作者简介：
周方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保持了长时期的总体和平局面。
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在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在安全领域却基本维持了原有格局，由此导致东亚格局演变的一些特殊性质，这表现为东亚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些颇引人注目、同时又具有一定反常性质的现象。
如有学者认为，虽然中美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真朋友”的关系，但
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而是采取了一种
“假朋友策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虚假的友谊。
其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走过了一条颇为曲折的路径，东亚国家对“东亚地区主义”曾经寄予很高期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也一度成为本地区学界和政界的热门话题。
虽然人们对东亚合作投入了很大热情，但这些期望并未能转化为现实，东亚合作的步伐也逐渐停滞，以至有人提出东亚地区主义是“令
人失望的地区主义”（frustratedregionalism）。
东亚地区主义和地区合作在2010年前后出现颇为明显的停滞。
为什么在这一时间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是否是一个偶然现象？
再次，东亚地区制度安排叠床架屋，一些地区制度的功能不清且相互重叠。
东亚不仅存在制度过
剩现象，甚至出现制度竞争（institutions
1racing）的局面，不同行为体支持不同的地区制度，导致每个制度的功能都难以充分发挥，并在地区制度之间形成较为严重的相互消耗。
此外，东亚地区国家一方面并未努力制衡国际体系内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另一方面，对于综合实力迅速上升的本地区大国中国，他们总体上既不制衡，也不追随，而是比较普遍地实行战略对冲政策，这种策略如此普遍地被一个地区的国家使用，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
最后,2009年后，美国对东亚地区合作的态度发生了较为急剧的变化，从过去对东亚合作不是很关心，到对东亚事务“过于积极”的参与，这种态度的转变也颇耐人寻味。
本文认为，东亚地区上述反常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在本地区特殊背景下的崛起路径选择，以及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东亚地区形成的特殊地区格局具有内在联系。
当前东亚地区形成的特殊格局，对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化路径将产生深刻影响。
本文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对中国崛起引发的东亚格局变化做简单说明，第二部分分析相关国家行为策略的选择与东亚格局演变的关系，第三部分探讨东亚格局对本地区国家行为和地区合作的影响，第四部分对东亚地区特殊格局对东亚秩序发展方向的影响进行分析。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格局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保持了整体上的和平。
在相对和平的局面下，地区格局中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以及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经贸联系和经济合作的显著加深。
对比1991年与2011年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2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是惊人的。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与东盟尚未建立正式关系，在当时的六个东盟成员国中，中国只与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建立了外交关系。
进入90年代后，中国加紧与其他东盟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1990〜1991年间，中国先后与印度尼西亚复交，与新加坡、文莱建立外交关系。
此外，中国在1989和1991年分别与蒙古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于1992年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
从总体上说，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不少东亚国家的关系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与此同时，美国在东亚地区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存在，许多东亚国家在安全和经济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
某种意义上，东亚地区存在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但这一等级关系在不同次区域以及不同领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戴维•莱克（DavidLake）认为，冷战结束后（截至2000年），美国与东北亚在安全领域的等级关系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但经济等级关系显著下降；美国与东南亚在安全领域的等级关系总体上也没有大的变化，但
经济等级关系则发生了起伏变化（见图1、图2）
从1991年到2011年，东亚地区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安全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经济联系的迅速发展，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的面貌在一个持续的时间段沿着一定方向发生着平稳和渐进的变化，这个渐进变化的累积性后果，极大地推动了地区格局的演变（见图3）。
由此形成东亚地区经济格局与安全格局之间的张力。
图3主要基于2011年的数据，数据主要来自相关国家的政府统计以及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网站。
对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伙伴，美国政府并无统一的描述，但通过其官方的做法及其政府官员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政府报告，我们可以感知到其存在和大致范围。
图3选择的这四个国家，只是一种大致的选择，不同的学者或许会采用不同的划分法，而且，
美国的安全伙伴也是一个其范围处于变化中的概念。
如图3所示，美国在东亚地区有一个已经存在几十年的稳固的联盟体系，美国与地区盟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试图进一步加强与盟国以及与新加坡、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安全伙伴的联系，努力建构一个更加庞大和有效的安全网络，进一步强化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
同时，中国是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在美国的五个正式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中，中国是除菲律宾外其他四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中国作为本地区许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这一地位，中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关系之深、发展势头之快，也给人颇为强烈的心理冲击。
作为美国重要盟国的澳大利亚，2011年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7.3%，而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3.7%。
中国在2009年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3629亿美元，约为2001年的416.2亿美元的9倍；同时，中国还是东盟最重要的投资和援助来源。
1992年中韩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为50亿美元，这一数额在2011年达到2206亿美元；相比之下，2011年韩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为1007.8亿美元，不到中韩贸易额的一半；中国同时还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
2011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从中国和美国的进口额分别为1840.7亿美元和743.7亿美元，分别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1.5%和8.7%。
虽然贸易关系无法完全说明经济关系，但它对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具有较明显的指标含义。
特别是现有的贸易规模再伴以中国与东亚国家经济关系迅速发展的势头，使我们可以大体合理地认为，中国正逐渐获得东亚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
如果现有趋势不发生改变，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在未来一个时期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图3显示出的东亚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许多国家的主要经济伙伴和主要安全关系相互分离，这成为地区层面的一个普遍现象，意味着东亚地区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
这一格局不会是3〜5年就会消失的短期过渡状态，而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长期存在。
其对地区秩序的含义表现为：
在顶层关系上，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而处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中美关系；在安全领域，美国及其在东亚的联盟体系依然稳定地处于主导地位；在经济领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有所加强的深度相互依赖关系；在观念分布上，本地区相当多国家还未做好坦然接受中国经济中心地位的心理准备，目前地区的制度与规则尚无法与中国正逐渐成为地区经济中心这一事实有效地接轨和相适应。
国家行为策略与东亚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形成
东亚地区的安全、经济二元格局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形成的，其形成既有地区先天格局方面的因素，也是主要行为体采取的特定行为策略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地区格局层面来说，其形成的主要背景是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下的经济崛起。
与近代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是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下发生的。
单极格局为主导大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单极体系下，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主导大国享有巨大的实力优势，其结果是，在体系内没有其他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对主导大国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单极结构也极大地增加了其他国家制衡主导大国的成本，从而扩大了主导大国的行动自由，并容易导致主导大国的过度扩张倾向。
某种意义上，单极为主导大国在体系内采取修正主义行为提供了结构动力。
这个逻辑反过来作用到次等大国上所造成的一个重要效应是，单极格局明显缩小了次等大国的行动自由。
单极格局下各种实力资源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主导大国手中，这显著提高了次等大国制衡主导大国的实力门槛，因为在单极格局下，霸权国以霸权护持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且制约能力最强。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实力上升最快的国家，加之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地理规模，使得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自然会面临来自霸权国的巨大压力。
但回顾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崛起过程可以发现，直到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感受到的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并不是特别巨大，这与中国实力崛起的性质以及在崛起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有很大关系。
其结果是，中国在总体并非十分有利的国际格局下，在中美矛盾或“霸权国一崛起国”矛盾未显著激化的前提下，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实现了实力较为迅速的提升。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实行了一种被外界称为“韬光养晦”的崛起策略。
这一策略的采取，加上中国的实力上升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美存在比
较大的利益交集，因此，一方面，中国实力的上升并未对美国形成大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能为美国创造颇为可观的经济利益，这使美国难以下定决心对中国执行全面的和强度较高的遏制政策，而是在总体上实行了一种“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
中美两国的策略选择影响了中国实力的发展方向（表现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经济
实力的极大偏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格局的演化方向。
与此同时，中国周边许多国家采取了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这进一步推动了东亚地区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1.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及其影响
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执行了一种“韬光养晦、有
所作为”的对外战略。
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一个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服务。
从策略上说，该战略主要谋求两方面的效果，一是谋求中国实力较为迅速的增长，二是试图在实力增长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在
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引起不良反应，降低崛起过程中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制衡，避免出现因中国崛起造成战略上的自我包围。
这一策略试图在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降低对现有国际秩序冲击的情况下，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避免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以减小发展的阻力，即力图在现有秩序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或动摇的情况下，实现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
从实践上说，“韬光养晦”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
（1）
在安全问题上忍耐，不试图挑战美国在全球以及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
对于在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安全问题和矛盾，在总体上采取现实的、克制的和不激化矛盾的“搁置争议”政策。
这一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没有因实力的增长而被外界视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实质威胁，并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缓和本地区安全局势的作用。
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对美国在安全上的扩张和战略布局行为没有采取强硬的方式进行对抗，这在一定意义上便利了美国在安全领域低成本地维护、巩固和扩展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2）
在经济领域，积极融入国际和地区经济体系，积极与东亚国家发展经贸联系。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迅速提升。
中国成为周边11个国家以及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七个周边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在迅速上升。
其结果，中国与很多东亚国家形成了深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中国实行的安全与经济政策的组合，在为其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种政策的执行，
在国际关系层面容易造成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离，因为中国在安全领域与经济领域采取了不同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的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韬光养晦”外交政策长期累积性的政策后果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与安全实力发展不匹配经济
实力上升快，安全实力上升慢，而且中国没有投入巨大的战略资源去积极营造一个在安全上对自身有利的地区格局
（上合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例外，但也只是一个程度有限的例外）。
为了避免对其他国家产生刺激，中国在安全领域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努力避免“安全困境”在东亚的产生和螺旋式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外部环境或双边关系有时并不十分有利的情况下，仍然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合作中取得显著进展。
以中日关系为例。
2005年，中日贸易额为1884.8
8亿美元,2011年达到3461.05亿美元，六年内增加了80%以上；2005年，日美贸易额为1
983.92亿美元,2011年为2004.49亿美元，六年内只增加了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是中日矛盾较多、某种意义上处于“政冷经热”状态，而日美同盟却有所强化的时期。
与此相似的是中韩经济、贸易联系的迅速发展。
虽然中韩关系存在一些摩擦和波折，但这并没有阻止中韩经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并未出现往同一方向同步发展的态势，以及这一态势的长期持续，这些都必然对东亚格局的演变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国家间关系的一些内在不平衡。
2.美国“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
冷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实力虽然在上升，但这是在一个相当低水平的基础上开始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执行“韬光养晦”、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外交战略，并在很多具体领域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
因此，虽然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是一件不令其感到舒服的事情，但这在较长时期内并未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未形成很大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中国执行了一种成本较低的“接触加遏制”的两面下注政策。
美国对华
战略虽然有时往“接触”的方向偏一点,有时往“遏制”的方向偏一点，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接触加遏制”政策
的大框架在很长时期内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接触加遏制”这样一种混合性质的政策组合，反映了中美关系中利益的复杂性。
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既有零和博弈性质的利益领域，又有正和博弈性质的利益领域。
美国在利益具有零和博弈性质的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或防范，在利益具有正和博弈性质的领域对中国实行接触，似乎成为一种能够实
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政策组合。
由于中国执行“韬光养晦”
的外交政策，对美国的遏制没有进行强有力的抵制，同时对美国的接触政策进行积极配合，因此，美国的“接触加遏制”
政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得以比较平稳地运转。
此外，美国对中国的“接触加遏制”是在维持其东亚联盟体系的背景下进行的，某种意义上，美国对中国的“接触加遏制”是在其东亚
联盟体系基础之上对中国进行的接触和遏制。
这样一种政策的长期执行，客观上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在东亚地区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受到明显的限制，而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
中国的“韬光养晦”与美国的“接触加遏制”这两种政策相向而行的结果，是中美间的经济关系显著加深，但在安全领域未能实现实质性的和解和深度合作。
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沿着不同方向发展，而不能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这造成中美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内在分裂，从而形成较为巨大的内部张力。
由于中美各自的规模和在亚太地区所具有的重要性，中美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裂进而体现到东亚地区格局中，导致过去二十年东亚格局演化形式上表现为，在东亚地区安全结构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地区经济结构却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形成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特征，并影响到东亚秩序的稳定性。
3.部分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
在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上升的过程中，中国周边不少国家执行了一种“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在中美之
间两面下注的政策。
这一政策在本地区的普遍存在，推动了二元格局的形成，并对二元格局起到了加固和强化作用。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一些东盟国家的做法。
他们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试图通过接触、对话以及将中国纳入地区机制安排建立一种相互负责和友好相处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并从中国经济实力上升的过程中获取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和安全联系，利用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平衡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缓解其可能面临的安全压力。
一方面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依靠美国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这种政策客观上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利益。
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可以使东南亚国家更有信心地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不少东南亚国家执行一种战略对冲（hedging）政策。
这一政策既不试图直接对中国进行硬制衡（hardbalancing），也不试图追随中国，也不是一种观望或者拖延时间的政策。
对冲战略试图通过一组相互对立的政策选择，抵消结构变迁带来的风险，从而为行为体的长期利益起到保险作用。
它既为有利的情况
留下空间，也为不利情况的发生做准备；一方面考虑“利益
的最大化”，同时也兼顾政策风险问题，是一种具有一定灵活性和复杂性的政策操作，只是有时会在其内部包含相互起反作用的政策。
这一政策是一种既试图从中国获利，又对中国进行一定战略防范的政策操作。
对冲战略被东南亚国家较为普遍地采用，表明他们以下的战略考虑：
既不想被中国主导，也不想与中国作对，特别是不希望决定性地在中美之间站队。
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做法，暗示他们大体上希望在本地区维持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实力不均衡态势，而不完全是为了维持一种单纯的实力均衡状态。
不仅东盟，即便是本地区的大国日本，也采取了具有对冲性质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参与地区合作加强与中国以及
其他亚洲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应对战略前景上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日增的背景下，日本对地区主义的态度逐渐具有更多应对中国影响力的性质。
日本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是阻止在东亚地区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封闭的地区主义，试图通过引入外部大国稀释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以阻碍中国在东亚地区主导权的形成。
经济发展和外部安全都是东亚国家追求的重要目标。
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既不会轻易放弃中国提供的经济机会以及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不会轻易放弃美国在
本地区的军事存在为其提供的“安全保障”在与中国交往的
过程中，他们还会策略性地利用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以进一步改善其收益。
不少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采取两面下注政策的做法，使东亚地区经济秩序与安全秩序不但不能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协调发展，反而进一步放大了两者之间的张力。
在二元格局与东亚国家的两面下注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
一方面，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做法，加剧了本地区二元格局的分离现象：
东亚国家在安全上继续依赖美国，结果使本地区安全格局长期保持总体稳定的局面；东亚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长期结果，贝y推动了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
与此同时，二元格局的存在本身也为两面下注政策提供了很大操作空间，使其在客观上成为一种符合很多东亚国家利益的政策选项。
两面下注政策与二元格局相互加强所形成的一种路径效果，使二元格局的发展方向被进一步锁定。
中国如果只是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经济体，而没有成长为本地区经济中心的可能性，比如，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从长远来说最终只是停留在与日本总体相当或略微超过的水平，并且周边国家对此具有明确的预期，则中国不会成为很多国家特意针对的对象，日本对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影响力的扩大也不会急于做出强烈反应。
相反，正是因为很多东亚国家
有较为明确的中国会发展成为地区经济中心的预期，加剧了
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战略对冲政策。
上述作用过程和机制，可以总结在图4中。
二元格局对国家行为、东亚地区合作的影响
下文将对二元格局对东亚地区国家的行为方式和地区合作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文章开头部分提到的东亚地区国家行为与地区合作中的一些反常现象，从地区格局的视角进行解释。
1.二元格局与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
目前东亚二元格局还处于雏形阶段，中国在这一格局中的经济地位也只是初步形成。
即便如此，在当前的局势下，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继续上升也具有了格局层面的重要含义，其性质不同于一国经济总量一般意义上的数量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不太引人注目、不引起美国及周边国家较为强烈负面态度的前提下发展自身的实力，对合作共赢、共同利益的追求是其中的一个根本性手段。
但在新形势下，“韬光养晦”外交政策面临新的挑战
从实践上，“韬光养晦”政策的顺利推进，从根本上依赖于经济领域合作的深化与发展。
二元格局下，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不只具有单纯的经济含义，还会对地区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会遭遇到更多经济
问题被安全化的情况，这会明显恶化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环
境。
几年前的所谓中日东亚主导权之争，主要还只是经济领域的主导权之争。
当中国在地区格局中逐渐显露出经济中心地位的势头后，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就会对地区格局产生战略性影响。
某种意义上，中日主导权的争夺主要是在原有格局内的竞争，而中美对地区经济合作主导权的竞争（如果发生这样的竞争的话），则是关于地区格局本身的竞争。
这不是简单的竞争规模更大的问题，而是更为根本的涉及地区格局性质与地区秩序方向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外界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变得更为敏感。
在中国受到的关注迅速增大，特别是一些外部国家对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十分敏感、颇具戒备心理的情况下，中国继续执行“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