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麦奎尔自由之眼.docx
《尼古拉斯麦奎尔自由之眼.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尼古拉斯麦奎尔自由之眼.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尼古拉斯麦奎尔自由之眼
【尼古拉斯?
麦奎尔】自由之眼
Whoisit尼古拉斯·麦奎尔，实时Linux操作系统研发人，兰州大学萃英讲席教授。
这是一双永远不能再眨动的眼睛，左眼已变得发灰，右眼是一种模糊的发暗的蓝。
在阳光温暖的冬日午后，你直视这双不能回视你的眼睛，刺眼的、雪后的阳光就会使它们变得苍白，像高处天空中那些淡淡的云。
45岁的尼古拉斯·麦奎尔先生，这双眼睛的主人，这个自22岁起就因遗传性失明而失去绝大部分视力的奥地利男人，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这些颜色了。
当他离开实验室或是走下讲台时，他会戴上自己的墨镜，把双眼隐藏进双重的黑暗里。
这个盲人是一名程序员，朋友们通常叫他尼可，在计算机开源世界里，也有人喊他“盲眼之王”。
“开源”用于描述源代码可被公众自由观看、修改或更新的软件，而尼可正在做的，就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带领着全球10多万名软件程序员研发实时Linux操作系统。
他们致力于推广这个可免费安装并任意修改的系统，期待以此瓦解比尔·盖茨一手缔造的Windows王国。
尼可的另一个身份，是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
执教8年，他协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Linux技术培训与推广中心，并推动了国内高校计算机院系的课程改革。
他提倡软件自由，不认可比尔·盖茨以软件赚钱的商业模式。
“这不仅是软件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哲学，关于怎样看待财富、版权、知识等最基本、最重大的社会问题。
”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Linux实验室里，尼可对《人物》记者强调，“所以，研究Linux，就是在研究自由。
”
实验室的微光
现实生活里，很多时候，尼可并无自由可言，比如，他常常不清楚自己身边有什么人。
如果不是手中的笔不小心掉在地上发出声响，他甚至都不知道近在咫尺的我的存在。
不过，若是去实验室，他便显得毫无障碍，不用人扶，就能自己从住所专家楼出来，走1500米的直线距离到实验室所在的信息学院飞云楼。
他的脑袋里会记得很多数字：
专家楼每层的楼梯踏步为9步，上4层，飞云楼有13步，上5层。
由他与兰大周庆国教授在2005年创建的Linux实验室，在531室，从楼梯口出来，需要拐3个弯才能找到。
2012年12月15日这天晚上10点，尼可走上飞云楼5楼，他用手指轻擦墙壁，以此为路线引导向实验室走去。
他越走越轻快，在第三个拐弯的第二扇门前停住，然后从裤兜里掏出门禁卡，听到“嘀”一声后，推门进入。
这间10平方米的房子，就是他以此为据点研发和推广Linux的实验室。
尼可没有开灯，光线对他没有意义。
在一片黑暗中，他熟练地摸到进门右手边的椅子，然后将外套脱下搭在椅背上，开始工作。
他坐下来，腰板稍微弯曲，头向前伸出，盯紧屏幕，开机、启动。
43寸的巨大显示器上显示出白色字母，每个字母比成年男人的手掌再大一圈，屏幕一次最多显示5-6个字母，差不多是一个完整的单词。
这些就是尼可所能看到的全部世界。
这是他查收邮件的时间。
作为实时Linux系统世界里最受敬重的灵魂人物，他每天都用至少两小时查收邮件，解决世界各地软件程序员的技术难题。
他快速滑动鼠标，白色单词在屏幕上迅速地滚动，视力正常的人都很难看清，但尼可毫无障碍。
大约3分钟后，他阅读完一封邮件，右手从鼠标上滑下来，顺势落在键盘上，开始了盲打。
他的速度很快，键盘被有力地敲击着，修长的手指像演奏钢琴般，上下跳动。
5分钟后，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满意地说声：
“OK”，然后再把右手挪回到鼠标上，继续滑动，开始阅读下一封邮件。
借着屏幕发出的微微光亮，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工作的背影。
那些几乎从不停止滚动的单词，和啪啪啪敲击键盘的声响，让我一瞬间甚至产生了错觉，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可以清楚地看到眼前的一切。
晚上12点，尼可在回复了40多封邮件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他起身朝着我的方向说：
我们可以走了。
这个身高1米85的男人略显疲惫，用右手轻扶住我的左手臂，试探着向前挪出步子。
他的脚底始终没有离开地面，我能听到鞋底与地板摩擦的细微声响。
尼可与中国学生们
这是这位盲人程序员来到中国的第8个年头，他曾获得过中国政府颁发的“外国专家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专门颁发给为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他还在2009年受到总理的接见。
这一天，当尼可握住总理的手时，他很激动，自顾自地说着：
“开源软件在中国发展前景很好，但还需要政府重视和支持”，全然不知温总理已准备跟下一个人握手了。
但他的手还握着没有松开，所以不得不回过头再看他一眼，点头微笑，然后抽出手来。
这项荣誉源于他来中国后推动建立的两个中心：
中国第一个Linux技术培训与推广中心，以及开源软件与实时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在甘肃省的推荐材料里，这两个中心的成立被认为将“积极推进国家在嵌入式系统方面的应用和开发，以促进民族软件行业的自主创新”。
但对尼可来讲，这些荣誉并不重要。
他想做的，是在中国不遗余力地推广Linux系统所代表的精神追求：
“开源文化与软件自由，这才是最核心的。
”
他的学生，是Linux实验室里的30多名研究生。
排课最满时，他要连续上半月到20天的课，每天9小时。
他从来没有请过假，每一堂课，常常需要花费比常人更多的时间和心力。
每节课前，尼可都会把双手插在口袋里，非常绅士地面朝门口站好，等待上课的学生们。
听到有声音进入，他便轻轻点头微笑。
上课时，尼可会摘去墨镜，不断来回转头。
他对此的解释是，“我要让学生感觉，老师正在看着他们”。
大多数的学生外语不好，他会放慢语速，再提高声音，以让学生听得明白。
他会依靠声音及每位学生坐的位置来记住他们，然后摸着桌子从讲台走到过道中间，根据记忆一个一个地问。
他试图改变中国学生们的坏习惯：
“中国学生更内向，他们愿意相信书本和老师，我想让他们学会说No。
”
刘群就是这样的学生。
12月18日这天课后，所有学生都走完了，这个女生才拿着课本走到尼可面前忐忑地提问。
她的英语口语不好，甚至还带一点方言，几次尝试后，她因迟迟说不明白问题而有些懊恼，脸涨得通红。
尼可正视着她，轻拍她的肩膀，试图让她放松，然后，一字一句地告诉她：
不必说出完整的句子，也不必考虑语法，只说关键单词，如果不会读，拼出字母也行。
女孩的情绪渐渐稳定，她试着拼读出几个关键字母，尼可马上点头表示听懂，然后摸起身边的粉笔，在黑板上边画图边给女孩讲解。
读研究生三年级的孙彦猛，在尼可面前显得轻松很多。
相处7年，他认为教学之外，尼可已与这里的学生们有了“默契的亲近”。
比如，尼可不喜欢学生们刻意照顾他，他们就不做声。
但私下里还会按照实验室门后贴着的研究生值班表，安排每天由谁接送、打饭。
实验室里还有这样的传统，即将毕业的老生们会叮嘱新生：
尼可只喝咖啡和可乐，每天必须洗好小西红柿，不要刻意帮助教授，以及不能在实验室用Windows，尼可会生气。
他差点被黑暗摧毁
尼可的背后是一个大家庭。
他的父母都是美国人，两人热爱音乐，青年时移居到“音乐之都”维也纳。
在那里，他们生育了11个孩子。
尼可排行第六。
尼可的妻子21岁时与他在医院相识，此后结为伉俪。
这个金发碧眼、个子高挑的女人现在与5个孩子生活在维也纳旁边的一个小镇上，她没有工作，在家专职照顾子女。
22岁这一年，尼可从维也纳一所职业院校的医药学专业毕业。
当时，他正准备在医院寻找一份药剂师的工作，同时照顾刚怀孕的妻子。
这个时候，他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眼前事物越来越灰暗、模糊。
这是一种家族遗传性的视网膜恶性病变，他的父辈与祖辈都有多人患病，这一次，不幸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在那个燥热的夏天，他彻底失明了。
跨度长达一年的视力衰落过程，似乎早已让他接受失明的事实。
刚开始，他表现得安静、温顺，甚至还反过来安慰妻子，“生活不会变得更糟”。
但绝望与崩溃还是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尼可可以模糊看到黑色背景上的白色字母——只要它足够大，妻子给他买来盲人阅读器，连接在电视机上，这个鼠标大的玩意在划过书本时，会将内容扫描放大到显示器上，但每次只能显示一个单词，阅读速度极慢，刚刚出生的孩子又在边上无休止地啼哭。
尼可突然间爆发了，他把阅读器狠狠摔到地上，抱着头蹲着嚎啕大哭道：
“这该死的黑暗，简直要把我摧毁。
”
妻子的安慰适时地到来，她抚摸着丈夫的头发，告诉他：
“不要害怕，我在，你要给自己时间。
”
失明后的尼可急需学一门新的手艺，找份工作养家。
当他意识到他只能看到黑色屏幕上被放大的白色字母，而学计算机代码恰能利用这点时，他就为以后的生活找到了出路：
当一名程序员。
计算机不会拒绝他这个盲人。
就这样，尼可开始对着那些黑白代码，学习此前完全陌生的计算机语言，3年后，他成了一名盲人程序员，开始有能力赚钱养家。
在这个过程中，尼可尝试研究Windows，但这个闭源的操作系统更新换代快，等新版本出现时，他就得舍弃现在的研究，被迫跟着微软的方向，研究下一代操作系统。
尼可极不认可这样的理念，他认为：
“这是对知识的垄断与独占。
为什么你们要拿这个来赚钱呢？
”他开始转而研究与之完全相反的、向所有人公开源代码的Linux操作系统。
他可以在源代码基础上自行设计、完善这个系统，这让尼可兴奋，“我可以自由地创造一个世界”。
这个时候，尼可30岁，他进入了实时Linux操作系统的研究领域，开始接触开源社区、自由软件。
等到35岁时，他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灵魂人物”，每天都能收到世界各地无数程序员的求教邮件，在那里，他的威望极高，深得认可，一呼百应。
失明多年后，尼可终于找到了可以支撑内心的东西。
他拒绝了多个企业的高薪聘请，因为这些工作会让他分心。
他更关注于自己怎么像Linux文化追求的那样，去创造、分享和回馈，“我在现实世界中失去的自由，却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找到了”。
他是真正做研究的人
周庆国第一次见到尼可，是在13年前一次国际会议上。
当时还是兰州大学研究生的他，在开源社区邮件列表里请教一个技术难题，恰好被尼可看到。
几封邮件往来，尼可邀请并资助这个中国学生参加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实时Linux国际研讨会。
当他见到戴着墨镜、正筹备现场工作的尼可时，周庆国呆住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总能快速且准确地回复他邮件的前辈，竟是位盲人。
更让他感动的是，在会议期间，尼可会悄悄塞给他300美元，“他知道我是穷学生，在国外不舍得花钱”。
但她又不愿让周庆国察觉到这些，所以对他说这是“会议补助”。
毕业后的周庆国留校任教，他向校方提出申请，邀请尼可来兰大讲学，院方还在兰大专家楼腾出房间来，供尼可居住。
尼可从周庆国身上了解到，兰大的Linux研究才刚起步，而整个中国的Linux发展也相对滞后。
他同意来到中国，传播Linux文化让他感到兴奋，与此同时，他也想看看这个书中读到的“极度封闭”的东方国度。
2004年，尼可来了。
他超大的红色行李箱里装满了带给中国学生的外文书籍与参考资料。
这些前沿著作均由英文写成，中国大陆不是买不到，就是翻译粗糙。
2004年至今，每次到兰州，尼可都带最新的论文原著来。
如今，占了实验室半面墙壁的书柜，已被填得满满当当。
起初，尼可只是来兰大信息学院的暑期学校讲学，并无意留校任教。
但当他发现这里的学生们并不了解Linux，连老师们也只是有所耳闻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操作系统在中国教学、科研上的空白。
在此之前，国内计算机教育多以微软为风向标，以Windows系统的更新换代为教学导向。
而被航天、医疗、制造业等重要行业广泛应用的Linux操作系统，在中国竟没有与之匹配的研发机构，连大学计算机院系也没开设专门课程。
“兰大地处西北内陆，能领先其他高校率先实施此改革，从理念、经费上讲，都不容易。
如果没有尼可，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周庆国回忆起2005年的那段日子，至今还有种“开疆拓土”的激动感。
尼可时常联系国外资源，推荐、资助很多学生出国参加国际会议、项目研究或深造读博。
今年初，他引荐一位学生去德国读博，但这个学生每月拿到的奖学金只有300欧元，于是他每月资助这位学生600到700欧元，也就是人民币近6000元。
但他的生活拮据，以至于周庆国要常常在他“揭不开锅”的时候，吩咐学生去银行买欧元，让尼可带回去交给在奥地利的妻子和5个孩子，以补家用。
并不是赚不到钱。
事实上，以尼可在计算机开源界的研发力和影响力，赚钱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儿。
有台资企业老板慕名来到兰大，邀请尼可做企业顾问，年薪百万，被他拒绝。
而兰大Linux实验室毕业的学生们，拿到的薪水都比他高。
用一句学生的话说，“程序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只会打码的工人，一种是真正做研究写代码的人，尼可属于绝对的后者”。
把父亲的骨灰撒在中国
这些年，尼可与中国的感情越来越深。
他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中国学生的身上。
2011年，他的大儿子飞利浦放暑假，想来中国看看父亲。
飞利浦在维也纳学的是数控机床，尼可叫上了他，一起给中国学生们上课。
他还带着胡子花白的父亲乔治来中国。
尼可的父亲是维也纳音乐基金会主席，来到兰大后，他给兰大艺术学院的老师、学生们上了10天的近现代钢琴作品赏析课。
有兰大的教师记得，在那个酷暑难熬、没有空调风扇的顶层教室里，老先生汗流浃背地“手舞足蹈，打着拍子”，给学生们排练莫扎特的《弦乐小乐曲》和海顿的《日出》。
9岁时，乔治曾在华盛顿中国艺术长廊里看到一幅中国佛窟壁画，这次来中国，他又在一次旅游中看到了同一幅画。
老先生告诉儿子：
“这是艺术生命的轮回，我的生命结束后，请把我带回那里。
”两年后，乔治因病去世，尼可遵循父愿，将父亲的骨灰从维也纳带回兰州，撒在了兰山之上。
但他对中国的深情中，也夹杂着一些异样的情感。
他无法忍受这个国家的“漫无秩序”。
带学生们爬山，他摸到旅客随处丢弃的矿泉水瓶。
第二次去时，他要求学生们带大编织袋边爬山边捡垃圾。
很多学生不愿意，“满山遍野都是，他看不到，所以才让我们这么做”。
但尼可坚持，“能捡几个算几个”。
他要求学生们将垃圾分类，纸张与塑料分开丢弃。
他常会在实验室用手摸垃圾桶，进行突击检查，有时，学生们为了逃避他的检查，会偷偷把垃圾桶踢到桌下。
他无法忍受中国人不排队的习惯，以及堵车时随意鸣笛的暴躁司机们，他更不理解的是，中国人对房子、财产、豪车、名牌的狂热追求，有好几次，他都摊开手掌皱起眉头反问我：
“为什么？
”
连问几个“为什么”后，他又安静下来，双手交叉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他嘴里吐出几个字来：
“也许，是因为我看不到这些吧。
”
事实上，由于自学成才的尼可没有正规的“博士学位证书”，自2008年起，他已不再招收博士生。
尽管少了薪水，但在实验室继续带着这里的学生们做Linux研究与推广，在他看来更为重要。
也是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证，尼可在中国拿不到工作签，而访问签只允许外国公民停留不超过90天。
所以，他在中国只待不到3个月，就得离境，或去别的国家讲学，或回奥地利陪妻子和孩子们。
由于常坐飞机来回奔走，他时常水土不服，所以到兰州时他几乎不吃饭，只喝咖啡，怕拉肚子、头晕影响上课。
于是，学生们每天将洗好的西红柿送到实验室，让尼可吃点充饥。
但他从没有产生过离开中国的想法，Linux技术与文化在中国正被越来越重视和应用，尤其航天、医疗等专业领域，他并不想缺席。
不再担任博导后，中国一家企业邀请他前去工作，研发下一代操作系统。
如今，尼可在这家企业的工资是2500欧元，而他此前在欧洲的税后收入，是7000欧元。
“能赚到足够养家的钱吗？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半晌，他的声音低了下来，“我想家人们会理解我”。
尼可说，钱对他来讲就像计算机硬盘，少则少用。
他更在意的，是那个虚拟世界里的自由。
他再一次对我谈起了Winodws系统，称其违背了自由与共享的计算机文化理念，尽管以此能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源代码是全人类的财富，理应被大众共享和应用。
你能看到高斯拿着数学公式去申请专利然后赚钱吗？
不能”！
他猛地从沙发上坐起，眼睛在短而薄的眼皮间颤动一下。
“比尔·盖茨？
”这个盲人用不屑的语气说，“在我眼里，他不过是个穷人。
”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