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9.docx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9.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9.docx（3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9
MyScience三思言论集———————————————————————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5）
24
第二天，我疾步走进佩鲁兹的办公室，想把我得悉的情况告诉他；正巧布喇格
也在那儿。
那是个星期六的早晨，克里克还没来，他大概还在床上翻阅早上刚
刚收到的那本《自然》杂志呢。
我立刻开始讲起“B型”的具体细节来，还画
了张简略的草图来说明DNA是一种螺旋。
这种螺旋每34埃沿螺旋轴重复一次。
布喇格马上打断我的话，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知道我的话遇到了知音。
于是，
我趁热打铁谈起了鲍林的模型。
我认为，大西洋这边的人无所事事，让鲍林有
机会对DNA结构再作一次尝试，那实在太危险了。
我接着提出希望在卡文迪
什找一个技工制作嘌呤和嘧啶的模型，然后停了下来，看看布喇格有什么反应。
布喇格爵士不仅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反而鼓励我把模型搞下去。
这使我松
了一口气。
显然，他并不赞成金氏学院的内部争吵。
尤其是这些争吵发生在鲍
林由于发现另一个重要分子的结构而可能洋洋得意的时候。
我的关于烟草花叶
病毒的研究对我们的工作也颇有益处。
这件事情以前曾给布喇格一个印象，以
为我那是自行其是。
那天晚上，他可以安然睡觉，而不为恶梦所困扰了。
以往，
他曾梦见克里克由于他的纵容简直发展到了丝毫不顾大局的地步。
于是，我奔下楼去，来到技工间通知他们说我就要设计一些模型。
这些模
型必须在一周内完成。
我刚回到办公室，克里克就漫步走了进来。
他对我说，
他们昨天的晚餐聚会非常成功。
我姐姐带去的那个法国小伙子把奥迪尔搞得神
魂颠倒。
一个月前，我姐姐伊丽莎白在回美国途中来这里作不定期逗留。
很幸
运，我把她安顿在凯密丽·普莱尔的旅馆住宿。
而我也可以在那儿同“老妈”
和她那里的外国姑娘们共进晚餐。
这样一来，伊丽莎白也就不必非去住那些典
型的英国式宿舍，我的胃病也可望会减轻些，这也可算是一举两得吧。
住在这个旅馆里的还有准备临时呆上几个月进修一下英语的福卡德
（BertrandFourcade）。
即使不能说他是剑桥最漂亮的人，至少也可说是剑桥最
漂亮的男人。
他也决不会没有意识到自己仪表堂堂，因此，现在来了一位衣着
打扮并不比他逊色的年青姑娘，他当然非常欢迎。
奥迪尔得知我们认识这位外
国美男子时，显得非常高兴。
当福卡德在金氏学院广场上漫步，或是在业余戏
剧俱乐部演出幕间休息时，他悠闲地站在那里，奥迪尔同许多剑桥女子一样都
会死死盯住他不放。
于是，我们干脆让伊丽莎白打听一下福卡德是否有空和我
们一起在“葡萄牙地"同克里克夫妇一道吃顿便饭。
时间终于安排妥了，可是，
与我的伦敦之行多少有点冲突。
席间，我注视着威尔金斯慢吞吞地用完他的那
份饭菜，而奥迪尔却在欣赏福卡德那美如冠玉的面庞。
他正在大谈当年夏天在
里维埃拉度假时究竟应该去应酬谁才好。
这天早上，克里克发现我对那些法国阔佬没有往常那种兴趣。
相反，他曾
一度担心我会使人讨厌。
这时，克里克已略带醉意。
如果我对他说，一位过去
研究鸟类的人现在居然也能解决DNA结构，似乎不是对待一个喝醉的朋友的
正确态度。
可是，当我把“B型”的细节透露给他时，他马上明白我不是在拿
他取笑。
我坚持认为子午线上3．4埃的反射比其他反射都强，这一点是特别重
要的。
这一现象只能意味着厚度为埃的嘌呤和嘧啶碱基是堆积在一起的：
并且与螺旋轴成垂直方向的。
另外，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照片所得到的证明，
使我们可以断定螺旋的直径大约为20埃。
我认为在生物界频繁出现的配对现象
预示着我们应该制作双链模型。
可是，克里克却随便怎么也不愿接受我的这个
观点。
要继续搞下去，照他的意见唯一的途径就是把一切不符合核酸化学常识
的观念都统统排除掉。
我们掌握的实验证据还不能区分双链和三链模型。
所以，
他认为对这两种说法都要同样加以考虑。
我对此虽然持怀疑态度，但不愿同他
争论。
我当然是要搞双链模型的。
几天过去了，我们都没有搞出象样的模型来，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缺乏嘌呤
和嘧啶零件，而且，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修配车间能把磷原子装配起来。
我们
的机械师制作很简单的磷原子至少也要三天时间。
于是在午饭后，我回到了克
莱尔学院，又仔细推敲那份关于细菌遗传学的手稿。
后来，我就骑车去“老妈”
旅馆吃晚饭，我看见福卡德和我姐姐正在同彼得谈话。
在一周之前，彼得用花
言巧语，使“老妈”同意他在那儿吃饭。
彼得正在抱怨说，佩鲁兹没有权利在
周末晚上把尼娜关在家里。
福卡德和伊丽莎白与彼得不同，他俩倒是感到非常
得意。
他们刚刚乘坐一位朋友的“罗伊斯“牌轿车从贝德福特（Bedford）附近
的一幢有名的乡村别墅游玩回来。
他们的东道主是一位好古的建筑师。
他不喜
欢现代文明生活，在他的别墅里一直没有使用煤气和电。
这位建筑师挖空心思
地把那儿的生活安排得同十八世纪的绅士生活一样。
他甚至还为那些陪他在院
子里闲逛的客人预备了手杖。
刚吃完晚饭，福卡德就把伊丽莎白带走，去参加另一个聚会，而彼得和我，
却一下子不知做什么事是好。
我们俩开头想去装配彼得的那台传真性能很高的
收音机，后来又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
我们一直玩到深夜，这时彼得开始喋喋
不休地对我说起，罗思柴尔德男爵不邀请他和他女儿萨拉（Sarah）一起用晚餐，
这是逃避作父亲的义务。
如果彼得能够跻身上流社会，我说不定也能不必非讨
一位大学教师做老婆了。
三天以后，磷原子模型准备就绪了。
我把几个短的糖和磷酸骨架很快地串
连起来。
然后我又花了一天半时间。
想搞出一个骨架在中心的双链模型。
可是
搞来搞去，从立体化学角度看来，所有与“B型”X射线证据相符的模型，都
不比我们在一年零三个月前搞的那个三链模型完善。
这时，我看克里克全神贯
注地埋头于他的博士论文，我索性和福卡德打了一下午网球。
喝过了茶，我回
去对克里克说，打网球可比做模型舒服得多啦。
克里克还是对这大好春光无动
于衷。
他放下笔对我说，不光是DNA很重要，而且总有一天我会发现室外运
动也有其不足之处。
在“葡萄牙地“吃晚饭时，我回过头来又思考我们的模型究竟错在哪里。
尽管我坚持认为应该把骨架放在中心，可是我知道，我的理由没一个是站得住
脚的。
喝咖啡时，我承认我不愿把碱基放在模型内部的部分原因是，我怀疑这
样就可能制造出无数个这种类型的模型来。
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断定究竟哪一
个是正确的。
但是，真正的绊脚石还是碱基。
如果碱基在外部，我们就不必对
它们多加考虑。
要是在内部的话，问题就麻烦了。
怎样才能把两条或多条多核
苷酸链和不规则碱基顺序堆积在一起！
在这一点上，克里克不得不承认，他也
一筹莫展。
从地下餐厅出来时，我隐隐约约提醒克里克，他至少必须提出一个
稍微说得通的论点，然后我才会认真对待以碱基为中心的模型。
不过，第二大早晨，我还是拆毁了一个使人讨厌的以骨架为中心的分子模
型。
这时，我断定花几天时间制作一个骨架在外部的模型并不会有什么害处。
这样做就意味着暂时把碱基搁置一旁，不予考虑。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必
不可免的，因为至少还要一个星期，技工才能把制好的嘌呤和嘧啶的锡板模型
交给我们。
、要一个外部骨架弄成与X射线图谱相符的形状不是什么难事。
事
实上，克里克和我都觉得，两个相连碱基之间的最适旋转角度是30一40度。
相反，如果该角度大一倍或小一倍，看来都和有关的键角不相符合。
因此，如
果骨架在外部，X射线图谱上每34埃重复一次就表示沿螺旋轴方向完全旋转
一周的距离。
这时候，克里克的劲头又来了，他越来越频繁地停下他的计算，
抬头端详一下那台模型。
然而，在周末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放下了工作。
星期
六晚上，我们在三一学院参加了一次晚会。
星期天威尔金斯到克里克夫妇家做
了一次社交访问。
这次访问是在收到鲍林的手稿前几个星期就安排好的。
我们不想让威尔金斯忘掉DNA。
他刚从车站来到，克里克就开始向他询问
有关“B型”结构的详细情况。
可是，直到吃完午饭，克里克打听到的还不如
我上星期听到的更详细。
甚至当彼得赶到，肯定地说他父亲会立即去搞DNA
的，这件事仍然没能改变威尔金斯的计算。
他再次强调，在罗西离开之前，就
是说六个星期以内，他要把建造模型的大部分工作停下来。
克里克趁机询问威
尔金斯，如果我们再研究DNA模型，他会不会介意。
他缓慢地吐出了一个“不”
字，就是说他不介意，这时，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其实，就算他介意，我们制作
模型的工作也是肯定要进行的。
25
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克里克对我不能专心致志地制作分子模型而感到愈来愈
烦恼。
虽然在他十点左右进来之前，我已在实验室里，那也无济于事。
几乎每
天下午，我总在网球场上打球。
他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常常扭过头来，不满地
看看无人过问的多核苷酸模型。
茶点以后，我也只在实验室泡上几分钟，随便
摆弄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到“老妈”旅馆和女孩子们一起喝雪
利酒去了。
我才不把克里克的抱怨当回事呢。
要是不能正确解决碱基在模型中
的位置，而只在糖和磷酸骨架问题上打圈子，就是搞得再好，也不能表示我们
的工作有真正的进展。
我仍然把大部分夜晚都消磨在看电影上，幻想着答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
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然而，对电影的过分着迷也会产生副作用。
就是在看好的电影时，我也忘不了DNA的碱基。
然而，我也常常想到，
从立体化学的角度看，我们毕竟为糖和磷酸骨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构型。
同时，
也不用再担心这会和实验数据不一致了。
我们用罗西的精确测量法对它进行过
检验。
当然，罗西并没有直接把她的数据交给我们。
正因为这样，金氏学院才
没人想到我们会掌握这些资料。
原来医学研究委员会为了调查兰德尔实验室的
研究工作与生物物理研究工作的协调情况，而指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由于佩
鲁兹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才获得了这些资料。
兰德尔想让外界知道他有
一个卓有成效的研究班子。
他指示他的助手们对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
在适当的时候，这些材料油印了出来，并按惯例发给委员会的每个成员。
这份
报告不是机密的，因此佩鲁兹觉得没有理由不能把它送给克里克和我看看。
克
里克匆匆地浏览了这篇报告。
他感到放心的是这份报告证实了我从金氏学院返
回后，准确地向他报告了“B型”的基本特点。
根据这份资料，对我们的骨架
结构只要稍微作些细小的改动就可以了。
一般说来，我总是在深夜回到房间后，
才尽力开动脑筋，去揭开碱基问题的奥秘。
在戴维逊（J．N.Davidson）写的那
本小册子《核酸的生物化学》里，就有碱基的分子式。
我在克莱尔就有这本书。
所以，我敢断定我在卡文迪什的便笺纸上画的那些碱基图是正确的。
我想把那
些位于中心的碱基安排在这样一种位置上，使得外边的骨架完全是规则的。
当
然，这得首先假定每个核苷酸的糖和磷酸基团都有完全相同的三维结构。
但是，
每当想找出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总是碰到这个障碍；我发现四个碱基都有完全
不同的形状。
而且，我还完全有理由相信，特定的多核苷酸链的碱基顺序是很
不规则的。
这样，除非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否则，随便地把两条核苷酸链绕在
一起，只能导致混乱。
在某些部位，那些大的碱基应该互相靠在一起，而在另
一些部位，彼此对称的一些小的碱基之间必定会留有空隙，否则，它们的骨架
就要凹陷变形。
怎样才能用碱基之间的氢键把交织的多核苷酸链联结在一起，也是一个令
人头痛的问题。
一年多以来，克里克和我否定了碱基可能构成规则的氢键。
可
是现在问题很清楚，我们完全错了。
碱基上的一个或几个氢原子可以从某个位
置移到另一个位置。
最初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互变异构）表明，一个碱基所有
可能的互变异构体的频率是均等的。
最近，我又阅读了戈兰德（J．M.Gulland）
和乔丹（）关于DNA酸碱滴定的文章，使我非常信服他们那有力的
结论：
即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碱基能够形成与其他碱基相连的氢键。
更
重要的是，在很低浓度的DNA中，这些氢键依然存在。
这充分说明，就是这
些氢键把同一个分子中的碱基联接在一起。
此外，x射线的实验结果也指出，
至今研究过的碱基都能构成在立体化学范围内尽可能多的不规则氢键。
这样，
问题的关键显然就在于支配碱基之间氢键的规律上了。
我看电影也好，不看也罢，我漫不经心地画出来的碱基图，起初对于解决
氢键问题毫无帮助。
即使把“狂欢”这个字眼从脑子里完全清除了出去，也没
能使我对氢键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
在我入睡的时候，正是盼望着第二天下午
在唐宁街举行的大学联欢会上，能有许多漂亮姑娘。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会
场，看到一队健壮的曲棍球队员和一群初出茅庐的拘谨少女，就感到大失所望。
福卡德也立即发觉这儿不是他久留之地。
为了礼貌，我们还是在那几呆了一会
儿。
这时，我告诉他，我怎样正在和彼得的父亲竞赛，争夺诺贝尔奖金。
几天后，大约是下星期三的光景，有一次我在纸上画腺嘌呤的结构式时，
居然茅塞顿开，受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启示。
我忽然想到在DNA结构中，腺
嘌呤残基之间形成的氢键和在纯腺凛呤结晶中的氢键是相似的。
这可能具有深
远的意义。
如果DNA确是这样的话，一个腺嘌呤残基和与它成一百八十度旋
转的有关腺嘌呤残基之间可以形成两个氢键。
而更为重要的是，同样两个对称
氢键也可以把一对鸟嘌呤，一对胞嘧啶或一对胸腺嘧啶联结起来。
于是，我开
始想，每个DNA分子是否都是由相同碱基顺序的双链构成的；而这两条链又
是通过相同碱基对之间的氢键联在一起的。
麻烦的是，这样的结构不可能有一
个规则的骨架，因为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和嘧啶（胸腺嘧啶和胞嘧啶）形
状不同，这个结构的骨架会由于这些嘌呤对或嘧啶对在中心交替出现，而显示
凸出或凹进的形状。
尽管骨架不规则的问题仍未解决，我的心却砰砰地乱跳起来。
如果这就是
DNA的结构，我会因这个发现而一鸣惊人。
两条碱基顺序相同并相互缠绕在一
起的多核苷酸链存在于生物体内，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
相反，这倒有力他
说明在某个早期阶段，DNA分子的一条链在另一条链合成时起到模板作用。
按照这种说法，基因复制起始于它的两条相同链的分离。
然后，在两条亲代模
板上便产生出两条新的子代链，于是就合成了两个和原来分子一样的DNA分
子。
由此看来，基因复制的关键可能在于新合成的链中每个碱基总是通过氢键
和一个相同的碱基相联。
可是，那天晚上，我还弄不明白，为什么鸟嘌呤通常
的互变异构体不能同腺嘌呤形成氢键。
同样，其它一些错误配对也会发生。
但
既然没有理由排除某些专一性酶的作用，我也用不着过分地为此焦虑不安。
譬
如，可能存在着一种对腺嘌呤有专一作用的酶，它把腺嘌呤总是嵌在与模板链
上腺嘌呤残基相对应的位置上。
时钟敲过十二点以后，我感到心情越来越愉快。
我想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克里克和我曾经担心表面上看来DNA结构可能是枯燥无味的。
既不能说明它
的复制机理，也不能说明它控制细胞的生物化学功能。
但现在使我惊喜交加的
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竟是如此饶有趣味。
有两个多小时，我躺在床上，闭着
眼睛兴奋得彻夜难眠，成对的腺嘌呤幻影在我眼前翩翩飞舞。
仅偶有几次，我
担忧这绝妙的幻想是否会出差错。
26
然而好景不长，到第二天中午，我的黄粱美梦就烟消云散了。
我选择的鸟嘌呤
和胸腺嘧啶的互变异构形式是错误的，这个事实又使我陷于窘境。
在我发现这
个不幸事实之前，我在惠姆匆匆地吃完了早餐，然后立即回到克莱尔学院，给
德尔布吕克写了封回信。
他在来信中曾告诉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家看
来，我的那篇细菌遗传学的文稿似乎有不妥之处。
但尽管如此，他仍同意我的
要求，把文稿寄给了《美国科学院院报》。
这样，即使我干了一件蠢事，发表了
一篇荒谬的文章，我依然还算年轻，在完全走上歧途之前清醒过来还为时不晚。
起初，这个消息的确引起了我的不安。
而现在，我却由于可能发现DNA
自我复制的结构而情绪高昂。
在回信中，我重申了我的信念：
我了解细菌交配
时发生的情况。
而且我不禁又添上一句说，我刚刚发现了一个绝妙的DNA结
构，它和鲍林的那个完全不同。
我还一度想写点有关我的工作进展情况。
可是，
我还在跟别人竞赛，就决定不写了。
我急促地把信投入邮筒，就赶快回实验室
去了。
信寄出还不到一小时，我就知道了我的所谓发现只是一派胡言。
因为当我
走进办公室，刚开始解释我的想法，美国晶体学者多纳休（JerryDonohue）就
反驳说，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按他的说法，我从戴维逊的书中引用的互变
异构体是不正确的。
我立即针锋相对，告诉他在其它一些教科书中也有以烯醇
形式来表示鸟嘌呤和胸腺嘧啶的。
但是，这丝毫说服不了多纳休。
使人高兴的
是，他也承认多年来有机化学家们倾向某种互变异构形式，而轻视另外一些形
式，其实也是非常主观，并无可靠根据。
实际上，许多有机化学教科书中，也
都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异想天开的互变异构图，我扔到他面前的那张鸟嘌呤图，
显然属于此类蹩脚货。
化学常识告诉他：
鸟嘌呤会以酮式出现。
他同样认为，
胸腺嘧啶被描绘成烯醇式结构，也是错误的。
他再次明显地倾向酮式结构。
然而，多纳休并没有提出他倾向酮式结构的任何可靠理由。
他承认，只有
一种化合物的晶体结构与此有关。
那就是二酮吡嗪。
它的三维结构几年前就在
鲍林的实验室里研究出来了。
毫无疑问，这个化合物是酮式，而不是烯醇式。
同时，在他看来，量子力学关于二酮吡嗪为何具有酮式结构的理论，也同样适
用于鸟嘌岭和胸腺嘧啶。
他竭力劝我还是别异想天开地在这类问题上浪费时间
了。
开始，我以为他是在有意挑剔，可是我并没有忽视他的批评。
除了鲍林以
外，多纳休称得上世界上最熟悉氢键的人了。
他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对于小的有
机分子晶体结构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我不能自欺欺人，认为他对我们的问题缺
乏了解。
自从他在我们办公室工作六个月以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对自己不
了解的事情信口开河地议论过。
我十分沮丧地回到写字台旁，希望能找到什么绝招来拯救我的“同类配对”
观点。
但是，多纳休说的那种新结构，对我这种观点显然是个致命的打击。
把
氢原子移到它们的酮式位置上，会使嘌呤和嘧啶的大小差别，比起它们以烯醇
式存在时的差别变得更加重要。
除非找到特殊的理由，否则就很难想象多核苷
酸链会弯曲到足以适应不规则碱基顺序的程度。
可是，当克里克进来时，就连
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他很快发现，只有每个多核苷酸链的每68埃完全旋转
一周，“同类配对”结构才能在X射线图谱上出现34埃的重复。
但这就意味着，
相邻碱基之间的旋转角度只有18度。
克里克相信，他最近对模型经过一番研究
之后完全否定了这个数值。
此外，这种结构并不能说明查戈夫规律（腺嘌呤与
胸腺嘧啶等量，鸟嘌呤与胞嘧啶等量），这也使他很不满意。
我对查戈夫规律却
抱着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
好在午饭时间到了，克里克谈笑风生的话题暂时打
断了我的思路。
我们转而谈起为什么大学生不能博得外国女孩子的欢心。
午饭后，我不想立即回去工作。
我担心设法将酮式形状配置到某种新结构
上去会使我走到死胡同里去。
而且，可能会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即没有一个规
则的氢键结构能与X射线提供的证据相符合。
我站在室外，眼睛盯着藏红花。
我希望一种完美的碱基顺序能象这朵鲜花一样脱颖而出。
因为要系统地检验可
能的氢键所需要的嘌呤和嘧啶金属模型未能及时制成，把艰巨的模型制作工作
推迟了至少几个小时。
在回到楼上时，我觉得找这个借口也是心安理得的。
至
少要两天，这些东西才能送到我们手中。
无事可做，真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
于是，我就利用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用硬纸板剪成了精确的碱基模型。
等到
剪完时，我发觉时间已晚，只有留到明天再继续做了。
晚饭后，我和住在“老
妈”旅馆里的那一帮人看戏去了。
次日清晨我来到办公室，那里还是静悄悄的，空无一人。
我急急忙忙地把
写字台上的东西挪开，以便于进行用氢键维系的碱基配对试验。
开始，我仍抱
着“同类配对”的偏见不放，可是，我毕竟认识到，这种看法是不会有任何结
果的。
多纳休进来时，我还以为是克里克呢。
我抬头看了看他，又继续摆弄起
碱基模型来，我把碱基移来移去寻找各种配对的可能性。
突然之间，我发现一
个由两个氢键维系的腺嘌呤-胸腺嘧啶对竟然和一个至少由两个氢键维系的鸟
嘌呤-胞嘧啶对有着相同的形状。
看来，所有的氢键都是自然形成的，（两类碱
基对，呈相同形状）并不需要人为的加工。
我马上把多纳休叫来，询问他对于
这些碱基对，这次是否仍有反对意见。
多纳休说没有反对意见。
我于是精神大振。
嘌呤的数目为什么会和嘧啶数
目完全相同的谜，看来就要被我们解开了。
如果一个嘌呤总是通过氢键同一个
嘧啶相联，那么，两条不规则的碱基顺序就可能被规则地安置在螺旋的中心。
而且，要形成氢键，这就意味着腺嘌呤总是和胸腺嘧啶配对，而鸟嘌呤只能和
胞嘧啶配对。
这样一来，查戈夫规律也就一下子成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必然
结果。
更令人兴奋的是，这种双螺旋结构还是提出了一种DNA复制机制。
它
比我曾一度设想过的同类配对机制更加令人满意。
腺嘌呤总是与胸腺嘧啶配对，
鸟嘌呤总是与胞嘧啶配对。
这说明两条相互缠绕的链上碱基顺序是彼此互补的。
只要确定其中一条链的碱基顺序，另一条链的碱基顺序也就自然确定了。
因此，
一条链怎样作为模板合成另一条具有互补碱基顺序的链，也就不难设想了。
克里克来时，刚把一只脚跨进门里，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掌
握了全部答案。
起初，他还抱着一种审慎态度。
可是，那相同形状的A—T和
G—C碱基对，不出我的意料，还是深深地打动了他。
他急切地把这这些碱基
按其他一些方法配对。
可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符合查戈夫规律。
几分钟后，他
发现每个碱基对的两个糖苷键（连接碱基和糖）是由与螺旋轴垂直的一根二重
軸有规则地连接着。
这样，两个碱基对都可以转到相反方向，而它们的糖苷键
却仍然保持着同样的方向。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一条特定的核苷
酸链可以同时包含嘌呤和嘧啶。
同时，这也有力地他说明两条链的骨架一定是
方向相反的。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这种A一T和G一C碱基对是否能方便地装在我们
前两个星期设计的骨架构型之中。
由于我们在螺旋中心为碱基留下了一大块空
间，乍一看，这似乎是大有希望的。
然而我们俩都明白，我们一定要制作一个
完整的、并圆满地符合立体化学原理的模型，才能算是大功告成。
再说，这种
结构的发现，具有如此重大意义，决不容许草率从事。
因此当克里克飞快地跑
进伊尔酒馆，用所有在场吃午饭的人都能听得见的声音宣布我们已发现了生命
的奥秘时，我感到多少有点不大舒服。
27
克里克很快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DNA的研究工作。
在发现A—T和G一C碱
基对有相同形状的第二天下午，他又回头去测量他的博士论文中的某些数据，
可惜收效甚微。
他不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焦虑不安地盯着硬纸板模型，尝试
着用其它一些方法搭配碱基对。
后来，这短暂的疑虑过去了，他又满面春风，
兴奋地对我谈起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
尽管这种作法和剑桥常见的遇事稳重
和留有余地的态度迥然不同，我还是很乐意听的。
DNA结构搞清楚了，其结果
又是如此激动人心。
我们的名字将和双螺旋连在一起，就象鲍林的名字总和a
螺旋连在一起一样。
这一切几乎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伊尔饭店六点钟开门时，我和克里克一同去吃饭。
我们顺便商量一下以后
几天该干些什么。
克里克觉得，能否制出一个完善的三维结构模型是一件刻不
容缓的事。
因为遗传学家和核酸生化学家不应该再白白浪费他们的时间和仪器
设备。
需要尽快地告诉他们问题的答案，从而使他们能够调整研究方向，转而
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当然同样迫切地想造出这样一个完善的模型。
但是，我却
更加念念不忘鲍林，我担心在我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