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夫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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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夫人

[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夫人

1998年05期

六　　王氏《生霸死霸考》说：

“牵合武成与泰誓序，……泰誓序言戊午在一月，于是不得不以《武成》之二月既死霸为二月朔。

”是王氏对刘歆释“既死霸”为朔日的根据非常了解。

但王氏由于误读《曶鼎》之“既眚霸”为“既生霸”，遂认为既死霸决非朔日。

他于是根据他所了解的旁死霸为二十五日，及他的一月四分说，用以讲解《武成》。

他说：

“若用今说，则一月戊辰朔，二十五日壬辰旁死霸，次日癸巳，此武王伐纣兴师之日也。

二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既死霸，越五日至二十七日得甲子，是咸刘商王纣之日也。

”王氏并未说他是用哪一种历术推算而得知武王伐纣之年一月戊辰朔。

他事实上只是根据他所了解的“壬辰旁死霸”，“旁死霸”系二十五日，倒过来推定武王伐纣之年正月戊辰朔而已。

一月戊辰朔，则一月无戊午；二月戊戌朔，戊午为二月二十一日。

如此则与《泰誓序》“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之说不合。

于是王氏说：

“史迁于《泰誓》本有二说。

《周本纪》以为武王十一年伐纣时作，《齐太公世家》以为九年观兵时作。

今以前说就《武成》考之，一一符合，不当以系年不定之（《泰誓》）序乱经（指《武成》），是可决矣。

”彰健按：

《史记·周本纪》及《史记·齐世家》均将武王观兵系于九年，而此所谓九年，系连续文王受命年计算。

这是由于伪今文《泰誓》说武王誓师时自称太子发，太史公遂这样解释。

而这一解释是与百篇《书序》的《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不合的。

　　《新唐书·历志》引唐僧一行所作《大衍历议说》说：

“《竹书》：

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而《管子》及《家语》以为十二年，盖通成君之岁。

”《吕氏春秋·首时篇》：

“武王不忘玉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亡友鲁实先生说：

“《逸周书》自《文传篇》以降，并为武王嗣位之纪年，则《大匡篇》、《文政篇》及《尚书·洪范》所云：

“惟十有三祀”，亦并为武王之纪年，义甚昭皙。

（刘歆）乃以为文王受命之纪年，是自谬于承袭之根柢。

”（注：

《刘歆三统历谱证舛》，台北1965年版，第6页。

）是先秦旧说均说武王即位后，次年即改元，没有将武王年连续文王受命年计算的。

而太史公及刘歆之将武王年连续文王受命年计算，系受伪今文《泰誓》的影响。

太史公作《史记》时，曾从孔安国问故。

他看见孔壁本《尚书》之《泰誓序》：

“十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武成》：

“二月甲子，咸刘商王纣。

”认为《泰誓序》及《武成》写成于周代，系以周正纪事，而周取代殷而为天下共主，系自武王杀纣始。

故记武王诛杀纣以前事，应改用殷正。

因此，《史记·周本纪》记：

“武王十年十二月戊午，师渡孟津。

”《史记·齐世家》记：

“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斩纣。

”此即改用殷正。

今本《史记·周本纪》作“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系因《泰誓序》作“十一年”，故传写有误。

《史记》原文应作“十年”。

《史记·周本纪》说：

“二月甲子，……（纣）自燔于火而死”。

《史记·集解》引“徐广曰：

二，一作正”，此亦应以作“正”为是。

今本作二月，系后人据《汉书·律历志》“二月甲子，咸刘商王纣”，而臆改“二”。

《史记》对《泰誓序》及《武成》系以周正了解，而改用殷正叙述。

《史记》认为：

师渡孟津系殷正武王十年十二月戊午事，而《史记·周本纪》所说“武王上祭于毕，……自称太子发”，系据汉代伪今文《泰誓》。

今文《泰誓》谓，四月，武王自称太子发，“上祭于毕”之后，武王仅意在观兵，显示兵力，看诸侯是否附己。

是年并未伐纣。

其事应不致与十年十二月戊午师渡孟津为同年事，故《史记·周本纪》将“上祭于毕”定为九年事。

其言“九年上祭于毕”，未书“四月”，这只是史家对所据史料润色剪裁，故如此。

由于“九年四月上祭于毕”，而今文《泰誓》谓武王作文王木主，并自称太子发，是武王是时丧服未除。

由于十年十二月戊午师渡孟津，《泰誓序》称他为武王，而九年武王自称为太子发，而据《春秋公羊传》“天子三年然后称王”，“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故知文王当崩于“九年”之前二年。

故《史记·周本纪》说“西伯于受命之年称王”，“后七年而崩”。

由于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而九年上祭于毕，武王自称太子发，故知武王即位未改元。

因此，“九年上祭于毕”及：

“十年十二月戊午师渡孟津”，“十一年正月甲子斩纣”，此九年、十年、及十一年，均连续文王受命之年计算。

这是由于太史公受伪今文《泰誓》的影响。

　　伪《泰誓》说：

“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孟津之上。

”此并无年份。

古书记事，常只有月份，而无年份。

如《尚书》：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

”（《康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

”（《召诰》）此即其例证。

而古书书序常附于全书之未，并不附于篇首。

伪《泰誓》系用古文书写，伪称发现于壁内，在汉武帝时被改写为今文而立于学官。

其经文系单独发现，故其经文篇首及篇尾亦未附序。

伏生《尚书》仅二十八篇，以武帝时今文《泰誓》立于学官，故今文尚书遂为二十九篇。

今存汉石经《尚书·书序》残石内有《泰誓序》，故知其序应系据孔壁本《尚书》的百篇《书序》中的《泰誓序》补。

而《史记·周本纪》所记“十年十二月戊午师渡孟津”，亦系根据孔壁本真《泰誓序》改用殷正叙述，而孔壁本《尚本》仍缺《泰誓》经文。

　　今文《泰誓》言武王四月自称太子发，而真《泰誓序》说：

“十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今文《泰誓》的年月，与真《泰誓序》不相应。

太史公从孔安国问故，能见孔壁本真《泰誓序》，却未知今文《泰誓》为伪，故太史公作《史记·周本纪》，自需综合《泰誓》真序及伪今文《泰誓》为说。

故《史记·周本纪》记文王受命年数，武王在丧服内兴兵，武王即位未改元，武王年数系连续文王受命年计算，这些均系综合真《泰誓序》及伪今文《泰誓》为说所得的结果。

故其所记遂与上引先秦人所记迥异。

《逸周书·文传解》：

“文王受命之九年，时为暮春，在镐，召太子发曰……”这条史料未为太史公所注意，故刘歆《世经》遂综合《泰誓序》及伪今文《泰誓》及《逸周书·文传解》而另立新说。

刘歆《世经》说：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纣，故《书序》曰：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

’还归二年，乃遂克殷，以箕子归，十三年也。

故《洪范篇》曰：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

……”由《逸周书·文传解》只足以证明文王受命至少有九年，不止七年，而刘歆即定为九年者，此因《泰誓序》明言十一年武王伐殷，而今文《泰誓》言四月武王“上祭于毕”，自称太子发，故文王受命不能超过九年。

《泰誓序》言十一年伐殷，而此在今文《泰誓》说武王称太子发，观兵；故刘歆遂以观兵为十一年事，而改依《洪范》，将诛杀纣定为十三年事。

此所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十一年及十三年均系连续文王受命年计算，与先秦旧说抵触。

且《泰誓序》明说“十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其杀纣即在武王十一年二月甲子，而刘歆腰斩《泰誓序》文，将“十一年伐殷”叙为观兵，“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叙为十三年事，亦与文理不合。

　　今文《泰誓》之被发现为伪书，系自东汉时马融始。

马融指出：

先秦典籍所引《泰誓》有五处不见于今文《泰誓》。

故《尚书》伪孔传本遂另作伪《泰誓》三篇，将马融指出的都收入所伪作的三篇内，以示其为真书。

由于刘歆说武王十三年伐殷杀纣，而班固《汉书·律历志》又盛赞刘歆“推法密要”，故伪孔传本《尚书·泰誓》遂说：

“惟十有三年，大会于孟津。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此即依刘歆经说，与《泰誓序》明文抵触。

此亦伪孔传本《泰誓》经文为伪书的一个证据。

　　由于论武王伐纣年牵涉及伪今文《泰誓》，这是过去史家所未能妥善处理的。

王国维《观堂别集·周初开国年表》即将武王年连续文王受命计算。

王氏未探讨《史记》及刘歆《世经》记武王伐纣事歧异的由来，未能了解孔壁本百篇书序中的《泰誓序》此一资料之真及其可贵，遂说“不当以系年不定之《泰誓》序文乱经（指《武成》）”。

王氏考论《武成》月日不采用《泰誓序》，故未能释《武成》“二月既死霸”的既死霸为初一，这应该是王氏四分一月说最重大的缺点，也给在他之后的学者处理月相问题以非常坏的影响。

　　七　　在王国维之后，董先生作《四分一月说辨正》以驳斥王国维之说。

其后，更在《周金文中生霸死霸考》中表列他的定点月相说：

　　日的定点月的形象人的意象

第一定点既死霸　　朔　　（光霸死尽）　　（月死后苏）　　第一附点（注：

董先生《中国年历　　旁死霸，哉朏　　总谱》改“第一附点“、"第二　　生霸　　（月光生出）　　附点"的"附"字为"定".（近死霸日）　　遂依次改称一二三四四个定点.）（初生霸日）　　第二定点既生霸　　望　　（月日相望）　　第二附点旁生霸既望　　（近生霸日）　　（已过望日）　　日的定点易为吉语备注　　第一定点月吉、初吉　　初一日　　（易死为吉）　　第一附点（注：

董先生《中国年历初二、三日　　总谱》改"第一附点"、"第　　二附点"的"附"字为"定".　　遂依次改称一二三四四个定点.）　　第二定点　　十五日　　第二附点　　十六、十七　　日金文习用（注：

　　董先生《西周年历谱》（《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第683页）及　　《中国年历总谱》（第50页）改为十六、十七、十八日.《中国年历总谱　　》最后，应代表董先生晚年的意见。

）　　董先生采信《泰誓序》，故能依从刘歆《世经》定既死霸为初一。

他著《殷历谱》及《西周年历谱》，即均不采信伪今文《泰誓》，故不以武王年连续文王受命计算，这是他鉴别史料精审处。

但他未解说司马迁、刘歆的《泰誓》经说的歧异由来。

同时，董先生这个表仍然有许多地方系沿袭刘歆的错误。

他列既死霸为初一，却未列死霸为晦日，此即承袭刘歆说的“死霸，朔也”的错误。

他对既死霸、既生霸的“既”字均训为“尽”，而对既望的“既”则训为“已”。

月相中的“既”字的用法应一致，似不应有不同的解说。

训既望之既为已，则生霸系望，既生霸应系既望。

而董先生此表即漏列“生霸”。

他将既生霸释为望日，将旁死霸列为初二日，训旁为近，此亦沿袭刘歆的错误。

对《武成》“惟四月既旁生霸”，董先生亦与王国维一样，认“既”字系衍文，而不知旁生霸的“旁”应训为“始”，旁生霸即哉生霸。

旁生霸不可说是指既望。

既生霸才应释为既望。

他将旁死霸释为“近死霸日”，指初二初三；将旁生霸释为“近生霸日”，指月之十六、十七、十八日。

而所谓“近死霸日”，“近生霸日”，实未描述该日在天上的月的形象，不应列入“月的形象”栏内。

他也未有名词描述既望以后月亮由盈而亏。

故董先生的月相说，其实并非如他所称定点月相说。

　　董先生在《周金文中生霸死霸考》（注：

《全集》本第1册，第33页。

）中，以静簋为例，证初吉即朔。

“隹六月初吉王在京，丁卯，王令静司学宫，小子及服，及小臣，及夷仆学射。

雩八月初吉庚寅，王与吴□……射于大池，静教无斁。

”他认为这年六月初吉丁卯朔，王令静教射，于第二年八月初吉庚寅，考验静教学的成绩。

释六月初吉为丁卯，实与《尚书·顾命》辞例不合。

《顾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

甲子，王乃洮頮水。

……”甲子与哉生魄非同日，已见本文第五节所考。

则《静簋》所记丁卯，亦显与“初吉”非同日。

丁卯既非初吉和初一，则对“八月初吉庚寅”，也就不必于六月初吉之后，增置闰月，释八月初吉庚寅为次年的八月初一日了。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论及《静簋》，说：

“丁卯当在七月，以八月初吉庚寅知之。

”则《静簋》此器月份有误字，“六月初吉”应改作“七月初吉”。

　　刘雨《金文初吉辨析》（注：

《文物》1982年第12期。

）认为：

金文月相之后，不管中间是否插入其他辞语，这干支应属前面的纪日辞语。

其意思与董先生同，盖亦忽略《尚书·顾命》此一辞例。

前引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引《静敦》亦即《静簋》，谓初吉包含丁卯，说明王氏亦忽略此一辞例。

　　顷读张闻玉《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志误》，张氏论及静簋，谓厉王三十五年丑正六月初吉丁卯朔，厉王三十六年八月庚寅朔。

张氏亦不知：

据《尚书》辞例，不得释静簋六月初吉为丁卯。

而且谓周人此时系行用丑正，其说亦恐不可信。

　　八　　在王国维之后，有不少学者修订王国维之说。

　　日本新城新藏《周初的年代》主张：

初吉，大月三日至九日，小月二日至八日；既生霸，大月十日至十六日，小月九日至十五日；既望，大月十七至廿三日，小月十六日至廿二日；既死霸，大月二十四日至下月一日，小月二十三日至下月二日。

高鸿缙《颂器考》（注：

台湾《师大学报》第4期。

）主张：

初吉，初一日；哉生霸（朏），初二、三日；旁生霸（上弦），初七、八日；既生霸（望），十五日；哉死霸（高氏拟补，既望），十六、七日；旁死霸（下弦），二十二、三日；既死霸（晦），二十九、三十日。

劳干《周初年代问题与月相问题的新看法》（注：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卷第1期。

）主张：

初吉，初一到初三（可能到初四）；既生霸，初四至六日（可能到初七）；既望，十四日至十六日（可能到十七日）；既死霸，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可能到二十四日）。

刘启益《西周厉王时期铜器与十月之交的时代》（注：

《考古与文物》创刊号。

）主张：

初吉，指月出的这一天，当阴历初二或初三；既生霸，指月出的次日，当阴历的初三或初四；既望，指满月的第二天，当阴历十六、十七日、有时十八日；既死霸，指月底，当阴历二十九，或三十。

王和《金文月相管见》（注：

《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则尊信王国维之说，将一月四分，即：

将月亮从没有到初长至接近半圆定为一段，名曰初吉；将月亮从接近半圆到满月定为一段，名曰既生霸；将满月渐消至不到半圆定为一段，名曰既望；将小半月残月至看不见，定为一段，名曰既死霸。

这些说法，包含王国维的四分一月说在内，他们对既生霸、既死霸的解说，与文字学不合，与天象不合，而且对月相的观察遗漏死霸、生霸、旁死霸未举。

这些说法均未采信《泰誓序》，均不足以解释《武成》及《泰誓序》，无法释《武成》的既死霸为初一。

古人观象授时，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在春秋时尚每月告朔，则在西周时，恐不可能在年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颁行次年之历。

在西周及春秋时，系利用晦日来决定次月之朔日。

为求精确，对朔日之决定不至于失之前一日或后一日，于是有观察每月月相：

哉生霸（朏，新月初生）、生霸（望）、既生霸（既望）、旁死霸（方死霸、月之初缺）、死霸（晦）、既死霸（朔）的必要。

而这些均可以用目测来决定，并予以纪录，以减少未来告朔的错误。

每月所含的日数应求精确，这样才能确定在大小月相间之后，多少个月安置一连大月，多少个月之后要安排一个闰月。

因此，这些观象（相）授时皆与农事有关。

　　像本节上举这些解说，却没有定点可以观察。

以晦日来说，王国维即将晦日包含于他所定的既死霸七八日之内。

西周历官倘若用王氏四分一月说来观察月相，可以说毫无用处。

　　九　　1982年拙著《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出版。

我因康有为谓《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系刘歆据《逸周书·世俘篇》改撰，遂亦于该书中探讨《武成》、《世俘》所记月相。

我发现：

月相应包含既死霸（朔）、哉生霸、生霸（望）、既生霸（既望）、旁死霸（月之初缺）及死霸（晦）六项，因据《世俘》校改《武成》“隹一月壬辰旁死霸”的“死”字为“生”字；并谓《武成》“惟四月既旁生霸”的“旁”字系衍文。

对于“初吉”，则因受黄盛璋《释初吉》（注：

《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

）的影响，释初吉为初旬吉日，而未释初吉为初一。

　　《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出版后，我得读黄盛璋《从铜器铭刻试论西周历法的若干问题》（注：

《亚洲文明论丛》。

），见该文引用周原甲骨“既死”、“既吉”等词，始悟应由“既死霸”、“既死”、“初吉”、“朔”这些与“既死霸”有关的名词在历史中的依次出现的顺序，以说明其演变。

而黄氏该文仅利用“既吉”以否定王国维四分一月说，这是与我不同的。

由历史的演进，可以说明初吉应指初一，故《毛传》释《诗·小雅·小明》“二月初吉”为“初吉，朔日也”，此一旧说确凿可信。

而董先生根据合天历谱断定初吉指初一，亦属可信。

尤其读张闻玉《西周铜器历日中的断代问题》，他据《史记·历术甲子篇》亦推算初吉为初一，因此，我就不从黄盛璋释初吉为初干吉日之说，而仍从董先生释初吉为初一了。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一《朔日不谓之吉日、亦不谓吉月条》引《月令》“季春之月，择吉日大合乐”，及《周礼·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党正》“孟月之吉”，以证吉日非朔日。

这是黄盛璋《释初吉》立说所本。

现在看来，《月令》及《周礼》系晚周人著作，这些材料都太晚，不足以否定西周铜器及《诗经》初吉之指初一。

对于吉日的观念，人们是可以有变迁及进步的。

黄氏《从铜器铭刻试论西周历法若干问题》的结语提到：

“西周利用月相法纪日，即既望、既生霸、既死霸，但非定点。

既望以前为既生霸，表前半月。

既望以后为既死霸，表后半月。

既望包括月相由圆而亏，约占十六、十七日甚至十八日。

既生霸为月魄出生以至满之前。

由相连历日连系，可由月初以至十四、五，在既望之前。

既死霸则为月魄由亏以至于死灭，即直至月底晦。

月相纪时法为西周所特有。

”他将既望与既生霸不释为同日，系受王国维所举《曶鼎》的影响。

他也受王氏的影响，未综合《泰誓序》“一月戊午，师渡孟津”来讲《武成》，因此无法得出既死霸系月初一的结论。

　　由于《武成》“越若来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既死霸指初一，故古人系以既死霸纪上半月的事。

《武成》“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旁”字为衍文，此即系以既生霸纪后半月的事。

古人观象授时，由死霸（晦）确定既死霸（朔），故以既死霸（朔）纪上半月事；以望确定既望，故以“既望”（亦即“既生霸”）纪后半月的事。

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而黄氏所说既生霸表月之前半，既死霸表月之后半，正好讲反了。

　　黄盛璋说“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皆非定点”，“既死霸则为月魄由亏以至于死灭晦”。

既死霸如非定点，则《武成》如何可说“越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呢？

这“越五日”应从那一天开始计算呢？

《召诰》说：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既望”如非定点，则《召诰》如何可说“越六日乙未”呢？

古人以月相记事，应不至于如此不精密。

黄氏此文引《毓卣》：

“惟九月初吉癸丑，公祀雩旬又十一日辛亥。

”癸丑十一日后为癸亥，故辛亥为癸亥之误。

也得释初吉为初一，铭文才可讲通。

　　十　　最近我得见张闻玉所写《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志误》（注：

《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他对月相的解说为：

“晦，朔前一日为晦。

既死霸，又称朔，又称初吉，吉取日月交会之意；既死霸系死霸之极，既，尽也。

旁死霸，朔后一日为旁死霸，旁，近也，即靠近既死霸之省。

哉生霸，朔再后一日，月始生，名哉生霸。

哉，始也。

又名朏，指初三。

既生霸，十五月圆称望，取义于日月相望。

望又称既生霸，取生霸尽现之义。

既望，月之十六日，又名旁生霸（旁既生霸之省）。

既旁生霸，月之十七日。

又名哉死霸，与哉生霸相对。

”张氏此说系本于其师张汝舟。

张氏不称晦日为死霸，系因如称晦日为死霸，则朔日岂不亦应称旁（旁近）死霸？

同理：

晦日之前一日岂不亦应称旁（旁近）死霸？

张氏训“既”为“尽”。

如知“死霸为晦，既死霸为朔”，“生霸为望，既生霸为既望”，并注意后代对望与既望的分别，则对既死霸、既生霸、既望的“既”字是应训为“己”的。

张氏释既生霸为望，亦承袭刘歆、俞樾之误说。

其释旁生霸为十六日，既旁生霸指十七日，亦承袭俞樾之误说。

其释旁生霸即既望，则袭董先生之误说。

张氏释既望之后为哉死霸，以与哉生霸相对，是对的。

但他说哉死霸又称“既旁生霸”，则误。

不知旁字为衍文，既生霸即既望。

张氏只限定十七日为哉死霸，这也不对。

孔颖达《尚书·召诰正义》说：

“望之在日，十六日为多。

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

”这应是长期观察月相的纪录，应可信。

依据此说，则若月十五日望，十六日既望，十七日既旁死霸，月开始残缺。

若月十六日望，十七日既望，十八日月开始残缺。

张氏不可将望限定只指十五，既望限定只指十六，月初缺限定只指十七。

这个道理很简单。

晦日在大月为三十日，小月为第二十九日。

你能限定晦日只指二十九或只指三十日吗？

死霸（晦）、既死霸（朔）、哉生霸（新月初生）、生霸（望）、既生霸（既望）、旁死霸（圆月初缺），此在该月中均系定点。

但晦，有的月份在二十九，有的月份在三十。

新月初生，有的月份在初二，有的月份在初三。

望，有的月份在十五，有的月份在十六日。

欲决定每月应包含多少日，在一大月一小月之后究竟多少个月应置一连大月，何时增置一闰月，正需长期观察这些月相究在何日，而予以纪录。

不可如张氏所硬性规定哉生霸只指初三，望只指十五日。

张氏说：

“遍查金文，不记‘生霸’‘死霸’，足见‘生霸’‘死霸’非月相。

”彰健按：

本文第一节释哉生霸之哉为始，“霸”为“白”的假借字，已将生霸、死霸之为月相解说清楚。

古人以死霸决定朔日，以望日决定既望，故以既死霸（初吉）记上半月事，以既生霸（既望）记下半月事。

金文中未见用生霸、死霸纪事，其故在此。

不得以此而谓生霸、死霸非月相。

古人无法预告哉生霸在何日，但可由晦日决定次日为朔日，由望日决定次日为既望。

而此亦应为西周以既死霸为一个月的开始的原因。

　　张汝舟及张闻玉的论著，我觉得最值得重视的仍为张汝舟对《史记·历术甲子篇》所作的解说。

我不够资格评论他的解说的是非，这里要指出的是张闻玉依其师说，对武王伐纣的年月日的考定结果为：

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校对古文《武成》历日，是年丑正，闰二月，完全吻合。

正月辛卯朔，二月庚申朔，闰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

”张闻玉释《武成篇》所记系丑正，亦即殷正。

而我则需指出：

司马迁、刘歆是认为《武成》及《泰誓序》系以周正纪事，亦即周正正月建子。

《左氏·昭公十七年传》说：

“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

”故周正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三正之说应不误。

但古代历法不精，在春秋时尚可再失闰，在周代很可能将合天的十二月，误为次年的正月。

但此系由于历法不精，不可据此以证周代建丑。

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分辩清楚的。

　　十一　　董先生《殷历谱》及《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将《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及《泰誓序》“一月戊午，师渡孟津”的一月释为殷正一月（即周正二月）；将《武成》“二月即死霸”的“二月”释为殷正二月，亦即周正三月；而将《武成》“惟四月既旁生霸”的四月释为殷正三月，亦即周正四月。

董先生认为：

杀纣之后，才是周年的开始。

殷正建丑，武王改正朔建子，因此，《武成》书这年殷正三月作周正四月，以示“革命成功，颁周正朔于天下之义”。

　　前面已说过，太史公及刘歆俱释《武成》、《泰誓序》的一月为周正一月，《武成》的二月为周正二月，并未释《武成》及《泰誓序》用殷正纪事。

《史记·周本纪》也未记杀纣为这年四月事。

说《泰誓序》及《武成》记武王伐商杀纣事，其一月二月系用殷正，而“四月”忽用周正，就文理判断，这种纪事方法颇怪。

而且由《康诰》看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

文王从上帝那儿，接受殷人获得的天命，文王应已称王，其改正朔恐无需等武王杀纣以后。

前人因重视君臣之义，故否定文王称王，其实，文王享国五十年，于受命之后即已称王。

依董先生《殷历谱》，将《武成》“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的周正四月释为殷正三月，则一月小，二月大，庚申朔，三月庚寅朔，甲辰望，乙巳为既生霸，越六日庚戌，“既旁生霸”的“旁”仍系衍文。

依董先生此说，自无需在“二月既死霸”及“惟四月既旁生霸”之间置闰月。

但前面已说过，《武成》及《泰誓序》系以周正纪事。

如果我们相信它系以周正纪事，而又不想像刘歆那样于“二月既死霸”及“惟四月既旁（旁字衍）生霸”之间置闰月，就只能认为《武成》“惟四月既旁生霸”的“四”字系“三”字之讹。

兹详论如下。

　　《武成》及《泰誓序》，因系撰写于周代，就文理来说，仍以释为系以周正纪事为妥。

由于董先生对《武成》的一月二月释为殷正，“四月”释为周正，其说与《武成》、《泰誓序》原文不合，因此，对他所定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111年，我不敢轻信。

　　张闻玉释武成纪事系以殷正，此亦与《武成》、《泰誓序》的文义不合。

张文定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106年。

我检查董先生《西周年历谱》：

公元前1106年周正一月庚寅朔，二月庚申朔，三月己丑朔，四月己未朔。

　　如据以谱《武成》及《泰誓序》，则1106年周正正月庚寅朔。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壬辰为一月初三日（旁死霸系旁生霸之误，可参看本文第二节所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