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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活法
另一种活法
中国青年报ChinaYouthDaily「冰点」1998年7月21日星期二另一种活法郑亦工
1997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偶然间看到一封特殊的信，写信的人说是计划送给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的。
尊敬的胡书记:
您好～
我是襄垣县农垦开发中心的栗志军。
近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如何搞好扶贫工作的问题，结论是只有提高贫困者的综合素质才能使其摆脱对环境的依赖，减少其返贫的可能。
我的方案是垦荒治贫，滚动开发。
以提供衣食住行、青少年上学、医疗卫生、土地开垦耕作、科技培训五项免费措施来吸纳贫困人口，兴办扶贫农场。
农场实行暂住人口政策。
以企业为龙头，以垦荒为手段，将农场建成真正提高贫困人口素质的扶贫基地。
为此，我响应政府拍卖四荒的号召，于1996年在襄垣县购入“四荒”1（13万亩，于1997年建成年产21万吨的扶贫煤矿一座。
计划1998年第一批从石楼县等贫困地区迁来贫困人口一百户。
不仅如此，我中心从成立之日起就将扶贫济困视为己任，在未获任何利润的情况下，正在资助210名大中小学贫困学生完成各自的学业，并对117名老人提供生活补助。
我正拿自己做个试验，以给山西扶贫趟出条新
栗志军路。
志愿扶贫者
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做好了饭让别人吃,铺好了炕让别人睡,真有点难以相信。
我决定跟踪采访，查他个水落石出。
“你爹妈是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老八路。
你倒好……”
1997年10月30日，我和栗志军等人在长治市碰了面，坐了辆面包车就往襄垣他的扶贫点开。
在车上，栗志军打开了话匣子。
他今年39岁，年轻时是长治小有名气的中医。
后承包了一所乡镇医院，挣了点钱，两年后被作为优秀青年中医抽到北京，很快便成为中国老年学会北京老年服务中心民间医学研究处处长。
生活本来可以顺着惯性走下去的，但是一件事情改变了一切。
1986年，日本人看中了栗志军的医术，力邀他到日本行医。
他把这条消息当作喜讯告诉了家人。
电话那头栗志军的父亲却火了:
“你爹妈是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老八路，你倒好，居然想去伺候日本人～”父亲骂完，母亲又接着哀求:
“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你爹妈都老了，快没有几天了，你也别在北京干了，回家吧。
”
他就这样回到了长治，不久两位老人相继离世。
“我父母是那种地道的老革命，临终前将自己的积蓄和抚恤金全都捐给了襄垣县的学校，用来资助家乡的贫困学生，给我留下的唯一遗产就是责任。
”原来，两位老人生前觉得一辈子革命在外，对襄垣建设关注过少，乃嘱儿子多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怎样实现这个愿望呢,栗志军犯了难。
1995年过春节时，他姑姑到家串门，说起襄垣老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一些在偏僻乡村，世代耕种的老乡都离开
了家园，迁到了交通便利相对富裕的地方，造成大量可耕土地荒芜，现在县委县政府正在搞拍卖四荒，劝他看看有没有文章可作。
这一看不要紧，马上就勾起了栗志军的心事。
八十年代初，他在长治附近搞地方病研究，调查到屯留县七泉八泉时，为那里的情况感到震惊。
那是个典型的甲状腺亢进地区，成年人都长得很矮，走路两脚向外摆，鸭子似的，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
这是一种水土病，无药可治，在人体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起作用。
如果人在七八岁前移出去，在二十多岁长成后再回来，则不会发病。
这样不是既可以利用自然又免受其害吗,“当时我写了点文章，呼吁社会做这件事，可是反响平平，自己却又没有能力实现。
”
机遇终于来了，这不仅仅是可以拍得四荒，而且山西正在轰轰烈烈地大搞扶贫，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口号是“动员3000万，扶贫攻坚300万”。
栗志军动了购荒垦荒以扶贫的念头。
他先开车去了屯留，老乡们和十几年前一样，仍旧跛着鸭子步。
老乡们觉得他的想法可行，但条件不成熟，他们这帮人无法在荒地上重建家园。
栗志军马上就想起了石楼，这个山西最穷的县，不妨先从那里移些健康的百姓过来，再移屯留老乡。
石楼之行给他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车子一进村，孩子们羞得轰的就跑了，那时候天气还很冷，但七八岁的姑娘都没有裤子穿。
连衣服都穿不起，孩子们的教育就更谈不上了。
石楼到处都是石头山，人均不到一分山地。
”一方面人多地
荒，要是把襄垣的地匀给石楼人来种，岂不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少，一方面耕地抛
事,这不又能了却父母的心愿,
打定了主意，栗志军就开始四处游说。
他的交游极广，很快有长治郊区史家庄党支部书记张法文，襄垣西河底村村长白玉喜，蔬菜大王薛新生等20多位有经济实力的人被他说动，拿出钱来投资于扶贫事业。
颠簸了好一阵，我们的车停在了山顶上，栗志军下了车，把他们花70万购买的四荒指给我看，果然是好大一片地，开车绕一圈也得两个多钟头。
山风微拂，旷野静寂，沉默的山岭沟壑宛如戛然而止的波涛。
下了山，我们的车开了一阵子，栗志军让车停在了公路边，说:
“来看看我们的矿井吧。
”
这是个尚未投产的矿井，井架高耸，一面红旗在夕阳中飘扬。
矿井百米之外，就是栗志军父母的坟墓。
把井口选在这里，就是要让父母亲眼看着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在井旁的小屋里，我看到了想看的一切，襄垣县土地局颁发的四荒使用证;申办扶贫煤矿的复杂手续，和那上面的一堆红印，一份县政府的文件，那上面对栗志军回乡扶贫予以了表扬，号召全县党员向他学习。
这些东西足以证明这不是场玩笑，让我对他的担心成了多余。
搞扶贫开发需要有较大资金持续投入，否则只能是空谈。
“买地之前，好几拨人都在这里找过煤，但都放弃了，觉得不具备开采价值。
见我们打井找矿，许多人笑我们在挖水窖，我说那也行啊，老百姓还没有口活水井。
可能是咱们的事业不是为了个人发财吧，井打下来，煤还行。
”
煤矿有了雏形，但开采证却没办下来，志愿者们计划将产煤所得资金投资于相应的扶贫企业，再把企业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抽出来投入扶贫农场。
“我们把贫困地区的百姓移过来了，他那里土地又闲了下来，形成新的四荒，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再买下来，进行开发，其实有些地方之所以贫困真的是人的素质不高，而凭我们的资金技术完全有获利的可能。
有了钱我们又可申购新的四荒，又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们。
如此不停地滚动下去是个什么光景,”栗志军站起来做了个弯腰背包袱的手势，“民间企业完全可以帮政府把包袱背起来～”他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
“难道就没有一点经济目的,”
“搞经济的不赚钱还行,只不过我们不完全是为了赚钱罢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我是绝对不会投资扶贫项目的，我从各方面筹措来的几百万元完全可以投到别的项目上，那样我可以很快得到回报，而扶贫却需要不停地输血。
“我们也会算经济账，比如荒地吧，我们雇人开垦需要一定费用，让老乡们来不就少了这项支出,当然迁移老乡更费钱，更费精力，可这么做有很好的社会效应，而我们公司需要这样的社会形象。
这跟宝洁公司捐助希望工程一样，只不过人家是先挣钱后捐助。
而我们是反弹琵琶罢了。
”
每当扶贫工作遇到挫折时，他就长时间地跪在父母的墓旁。
一切都是那么艰难——老人的遗愿在支撑着他……“这种感觉很过瘾，也很上瘾。
”
由于农垦开发中心尚处初创阶段，所以栗志军只好把他的家当作了办公室，给我们开门的是他的妻子栗静。
栗静有点不好意思，“看我们家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每天忙着帮别人扶贫，其实也该扶扶自己了。
”她麻利地给我沏上大叶茶，“家里也不是没钱，是人家不让往这方面花。
人家说铺上地毯老乡们就不敢进来了。
”
“他这个人好钻牛角尖，当医生的时候就常对一些传统的说法提出疑问，然后就没明没黑地去证明。
他十年前就有这个扶贫的想法了，现在不过是到实践中证明行不行。
干这事要花家里很多钱，我当然不愿意，可又拗不过他，就由他去吧。
”
家小陈设简单，但却门庭若市。
平日里来找栗志军的老乡们吃住全在这里，忙得栗静不亦乐乎。
在那里我见到了管财物的苏少波。
少波白净而富态，一副成功企业人士的样子，他的确是个小老板，跑过各种买卖，发了点小财，衣食无忧。
少波说:
“我有了点钱，可日子过得并不开心，整天搓麻将喝酒，一身精力憋得无处发泄，干什么都没劲儿。
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闲聊，就碰上志军了，他在那里给我们讲他的扶贫理想，具体可行，把我说得心动了。
回家我跟老婆说想跟着志军干。
我们俩都是信佛的人，觉得做这样的事是大善事，能积阴德。
人家一个干部子弟都能这么做，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的。
”
司机靳启山也是这么入伙的。
启山说:
“他要用车，我就来了。
开始也是准备要钱的，后来看他经济紧张，就说拖拖吧，不着急，干这种事业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我也不知不觉陷进去了。
后来不仅不要钱，还从家里拿钱往里扔。
我没有雷锋那么高的水平，就是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且每克服一个困难，就离成功近了一步，就高兴那么一下。
这种感觉很过瘾，也很上瘾。
”
“人们对你们理解吗,”我问启山。
“社会上对我们支持的人多，但多数落不到实处，不过是口头支持罢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做这样的牺牲，人家要养家糊口。
有时候我们也感到委屈，因为有人说我们是疯子，图了个啥,对这样的人我也不用解释。
”
有一天，栗志军和他的两个同学一起吃饭，一个是公司的经理，一个是学校的科长。
饭桌上，科长对栗的精神追求大加赞赏，同时对经理的富裕生活又格外羡慕，而经理对栗的扶贫想法却不以为然。
志军跟他解释自己的动机，越解释经理越糊涂，越解释他越不相信。
“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经理不信，开玩笑地说:
“你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
话说到这种份上，志军只好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启山说那晚没喝多少酒，可志军还是醉了。
“是老百姓的命大，还是你的报告大,”
尽管志军说所有手续仅差最后一道，但是他仍未能在1997年底拿到开工证。
扶贫煤矿是这一系列计划中的支点，这个主动轮无法如期转动给整个计划投上了阴影，但栗志军还是坚持要走下一步，他说:
“地我们已经买下了，春天不种就荒一年，这可不行啊。
”他说给省委胡富国书记写的信有了回音，胡书记让省扶贫办的领导尚志斌写了回信。
尚局长约他谈话，让他将移民点定在山西南部的平顺县而非原来他所希望的石楼。
平顺也是个国家级贫困县，也有许多人亟待脱贫。
栗志军同意了。
有人推荐了苤兰岩乡的西井山村。
那是平顺县最穷的村子。
全村一百二十多户人家分散在二十四个自然庄上，彼此隔着深沟，往往是对面能说话，相逢得半天。
村民们种的是人均不到七分的山地，俗称海带田，窄得站不住脚。
地少也罢，灾害也特重，连续三年颗粒无收，终年依靠政府救济。
恶劣的自然条件主宰着西井山人的命运，一代又一代。
没有人愿意嫁上山来，所以他们只好近亲结婚，女孩子小小的时候就许配了人家，毫无婚姻自由。
所有的志愿者都呆不住了，恨不得立刻飞到西井山。
有人说:
“我给你们写个条儿，让这个人带你们上山吧。
这是个平顺县出了名的怪人。
”
1998年正月初十，我赶到长治，和他们一起去西井山。
那个被称为怪人的小青年刘保也在车上。
刘保说，其实在未加入这个团体前，他就是个自愿扶贫者，今天不过是“流浪的孤儿找到了家”。
今年26岁的刘保出生在虹霓，一个距西井山不远的小村，15岁时就因为家贫不得不辍学，并开始自己的流浪生涯。
白天他或给人打短工，或沿街行乞，到了晚上，就蜷缩在别人家的门洞里，在玉米秸下捱过漫漫长夜。
1994年初，他到北京打工。
都市的生活让他眼界大开，认识到要想改变家乡面貌首先得提高人们的素质，于是便返回家乡传播文化。
1996年，他用几千册书办起了农业科技图书馆，免费向农民开放，又买了台电影放映机，贴着钱给乡亲们放。
就这样他成了“山村怪人”。
1996年8月3日，刘保的家乡又遭了灾，特大山洪穿村而过，卷走200多间房屋和两位老人，刘保也差点丧命。
这次洪灾使村里人下了移民的决心，但政府提供的移民地点又没有被老乡们接受，怎么办,一村人愁眉不展。
“人家政府能替我们找地方，我们自己就不能找找,”刘保说。
“派谁去呀，谁有那么大本事,”
刘保说:
“没人去我去～”
“你能行吗,一个讨吃孩子你也能办了这事,”众人一阵哈哈大笑。
刘保下山了，骑了辆破车，背了袋玉米面饼子就上了路。
风里来雨里去，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跑遍了附近几个县的二百多个村庄，饿了就啃口饼子，渴了就讨口水喝，晚上就倒在破庙里睡上一夜，然而几乎所有的村子给他的回答都是地不够种。
虽然经常失望，但刘保却不敢回家，他知道乡亲们在等着他的好消息，他不能空手回去。
他就这样跑着，直到1997年3月2日，长治县庙上村村长王有富答应接受9户灾民，并迅速帮刘保办好接受移民的一切手续。
当刘保拿着手续回到村里时，村民们都大喜过望，然而乡里县里却拒绝给他们办迁出手续，因为他们信不过刘保，“我们都办不成的事，一个神经病能办成,”刘保无奈之下想起了长治市的谢市长。
当年，他上不起学时是谢市长伸来了援助之手。
接下来刘保干了件轰动长治的事。
1997年3月26日，谢市长正在潞州剧院开全市精神文明表彰会，刘保混了进去，不顾市长正准备做报告，径直走到主席台前。
市长看见一个乞丐正在台下叫自己，吃了一惊，仔细一看是自己曾帮助过的刘保，气得把刘保叫到一边训他:
“刘保，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敢乱闯会场,”
刘保毫不客气地反问:
“谢市长，我问你个问题，是老百姓的命大，还是你的报告大,”这一问把市长问住了，忙叫他说说具体情况。
刘保就把县里不给盖章的事说了一遍，说山上的百姓移不走，夏天还要出人命。
刘保这一状告准了。
谢市长立刻在会场里召开有关部门的现场会，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
长治电视台迅速把这条新闻播了出来，刘保一下子就成了新闻人物。
在他的牵头和政府的努力下，平顺县有132人顺利迁往长治县。
刘保对栗志军的思路非常赞同，“光给那些贫困的人们发钱是不行的，有些光棍把政府发下的钱都买成气球吹着玩，吹破一个再买一个，他们能不穷,”
傍黑的时候，我们的车进入了西井山。
我们把车停在了支书石德用家门前，这时是晚上7点，接下来是3个多小时的鼓动工作，栗志军介绍了自己的想法，并提出了种种优惠条件，石德用将信将疑地听着，直至深夜……
穷山沟里平静的生活开了锅。
“迟早有一天，会有后来人把这件事情干下去的～”
石德用连夜通知开会。
第二天下午村民小组长才从各个山旮旯里赶来，20多个人聚到一起，满屋子呛人的烟草味。
西井山本不是个住人的地方，村民们都是河南人的后裔，为躲避战乱才上的山，繁衍了三四代人。
从战争和动荡结束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想离开这鬼地方，1958年曾响应政府号召，迁往条件相对优越的潞城县，但不到一年光景遇到瘟疫，死了四十多口人。
村里人哭成一片，说天好地好不如窝好，吃不饱不会少吃
点，于是又拖家带口迁回去。
现在有人把扶贫农场送上门来，他们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
“说实话连我都不太相信，更别说村民了。
”石德用回忆说，会场里吵成一团。
有人说:
“假的，肯定是假的～现在骗子很多，他们几人能干成这样的事,”又有人说:
“他把我们骗到襄垣，干上一年，开发好了就把我们打发走了，这是知道我们平顺山民憨，来骗我们去死受呢。
”
但也有年轻人说可以试试，“人家管吃管住，还有五项优惠条件，可以先去看看嘛。
不行再回来，那地方有法院，他们能把我们扣住不成,”最后，这种意见占了上风。
他们终于坐着志愿者派来的车下了山。
在轮番考察之后，西井山人终于和栗志军签订了一个接受扶贫的协议，也许是送上门来的事情太好了，才使他们那么犹豫不定。
签字后，我又回到了太原，我在等待着老乡们开进扶贫农场的那一天。
然而工作进行到关键时刻，栗志军开始为钱发了愁，缺口仅二三十万，但在延宕了两年之后，他们从各方面筹来的资金已经灯干油尽，不得不为老乡们下山的资金四处奔忙。
而且坏消息还不止于此，在这个时候，西井山人变了卦，村长托人传话说村里没人想去。
一下子就把志愿者们晾到了半空中。
原来西井山人考察回村后，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去，另一派极力反对。
村长迅速召开了村委扩大会，做出决议，村里不组织不支持去，谁愿去谁负责。
想去的一派就缠住了支书石德用，“人家听说咱不去，就在山下的虹霓碑滩动员人，人家都报了三十多户，你给咱带个头，咱下山吧～”
石德用56岁了，奋斗了这么多年，也知道西井山发展到了尽头，“我们不出来，别人也不出来，村委不出来，村民更是出不来，大家都不出来，我们后代就会一代代在这里受穷。
”石德用下了出山的决心。
“咱们这次出去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成功了，就可以让全村的人过上好生活，失败了等着我们的是旁人的笑话，你们可要做好思想准备。
”想去的人异口同声:
“就是去讨饭也要去试试。
”石德用果断地宣布辞去村支书的职务，以平头百姓的身份带领村民下山。
很快先后有40户西井山人报名要去扶贫农场，其中老乡石德存还将自己的羊群贱卖了，下山去找栗志军。
3月30日，我再次赶赴长治。
此时平顺县政府已批准了栗志军的扶贫计划，建议移民3000人。
万事俱备，但钱还没有着落。
栗志军他们终日里不停地奔波找钱，情绪也显得有些消沉，“我们也许没有能力完成这件工作了，耗了两年，实在是耗干了，我没有想到做一件好事也这么不易，民间扶贫难啊，但我相信我的思路没有错，迟早有一天，会有后来人把这件事情干下去的～”志军的声音露出些许的悲壮。
在百姓的焦急期待中，4月7日，在大幅度削减受助名额后，栗志军他们终于做好了欢迎老乡来襄垣的准备，石德用、石德存等6位老乡先期来到扶贫农场，准备修缮旧屋迎接大部队的到来。
那些初来的人们围绕着荒芜的土地和空闲的房子不停地议论着，为不时发现路边的水井，村中的石碾甚至依旧挂在门上的门帘而激动，那种发自内心的狂喜激动让人心酸也让人久久难忘。
5月18日，笔者再次来到襄垣，已经有22位西井山人来到扶贫农场，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兴奋地给我描述着农场拖拉机开垦荒地的情景。
“那是辆铁牛50，轮子有人那么高，往前一开，地就犁了出来，我们不过是捡捡草;第二天播种机又来了，一下子就把地种完了，现在玉米都有一扌乍高了，我们西井山哪有这样的平地，我们做梦都想开上拖拉机。
”石德用看着拖拉机，笑得脸上都是“核桃皮”。
我们说话的时候，栗志军他们就在旁边站着，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注视着这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一派如释重负的样子，空气里满是花的香味。
5月22日，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撰文高度评价了农垦中心的扶贫思路。
6月3日，省委书记胡富国在这份文件上作了重要指示。
6月6日，一所扶贫小学开始破土动工。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后，栗志军等志愿者的扶贫梦终于长出了第一片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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