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达白竹巷那几年《上海文学》第3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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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达白竹巷那几年《上海文学》第3期
汤达：
白竹巷那几年（《上海文学》2014年第3期·新人场）
《上海文学》2014年第3期
［新人场］
白竹巷那几年
汤达
作者简介：
汤达，1985年生，湖南湘潭人，现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
大学毕业之后，无处可去，我情急之下搬到了这里。
白竹巷。
陌生的郊区，逼仄的巷子。
房间在三楼，二十平米大小。
房租只要两千一年，后来才涨到三千。
站到阳台上可以远眺市区的繁华，而从房间的窗户往外看，又可以看到一片树林的恬静。
当时住进来，是看中了价钱，后来渐渐喜欢上这里，就一直没舍得搬走。
才住进来那两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我将几块床板并排铺在两条高脚凳上，就做成了一张大号书桌。
此外再无家具。
地上堆满书刊杂物，看上去却不很凌乱，那是因为每一本书每一件日用品，都呆在特定位置上，服从一种神秘兮兮的摆放规律，这规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几年住下来，我对楼下的巷子有了感情。
巷口那段，右手边的围墙上爬满常春藤，是从一个好养花草的老头家长过来的。
我经常看见他在阳台上或者屋顶上侍弄花草，都是些极平常的植物，大白菜小蒜苗都有，长在精致的花盆里。
他看上去七十多岁了，秃顶，驼背，颤巍巍的。
每年春天，路过巷子的人会看到这个安详的老头：
走走停停，不时隐没在花红叶绿之中。
巷子是残破了点，也过于拥挤。
有小轿车抄近路穿过小巷，所有行人就都得钻到屋檐下。
巷边有几间老房子，有些年月了，还是土夯的，从门口往里瞧，黑洞洞看不清什么，只觉一阵阴冷。
下雨天走过巷子，发挥点想像，差不多可以走出江南古镇的味道。
住进小巷的第二年，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和我一起住在巷子里，每天晚饭前后出来散步。
后来她说，和我在小巷的生活像一个童话。
然而，相濡以童话，不如相忘于现实。
那时，我们刻意跟周围的邻居保持距离。
我们几乎不认识彼此以外的任何人，就像活在孤岛上。
路过小巷，种花的老头在阳台上冲我们微笑，我们并不回应；连经常去吃饭的那家小店，我们也对店主的热情漠然置之，生怕变成熟人。
为什么？
具体我们也说不清。
生活像一张巨网，就当时而言，我们的目的，就是阻止这张巨网将我们彻底笼罩。
当然，这样做也有不好的地方。
比如，我们散步的时候，如果有人投来过分关注的目光，我们就会感到不自在。
特别是房东，常常藏在二楼窗口的阴影里，盯着我们看，一双眼睛若隐若现，盯得我们心里直发毛。
那几年，从始至终，这个四十岁左右的女房东都让我心生畏惧。
佩佩说，房东的样子经常出现在她的恶梦里。
其实，我们在理智上都很清楚，房东只是个普通的小城妇女，样子也极平常，不过很少笑。
丈夫每天在外面开小货车，她自己守着一栋楼，带两个孩子，除了买菜，几乎不怎么出门。
可能因为她话不多，而且她的房间阴暗潮湿，窗口总是黑漆漆的，即使在晚上，那窗口的灯光也昏黄惨淡，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和佩佩对她来自黑暗中的注视感到不安。
这只是我们内心恐惧的一个缩影。
我对佩佩说，它反映了我们的漂泊和不安。
佩佩赞同我的说法。
她皱着眉头，很严肃地说：
“未来就像房东的眼神，平凡而又令人恐惧。
”
就我而言，孤独其实更多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我需要这种刻意经营的安静，它让我充盈。
我喜欢一个人住在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小城，走在一条被全世界都遗忘的小巷子里，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不用说些可有可无的客套话，保证我幻想里的一点诗意不被破坏。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是我性格的一部分，甚至也是我职业的一部分，如果我也算有职业的话。
佩佩倒是有过一个稳定的职业。
她一开始在私立中学当美术教师。
佩佩不认为自己的职业稳定，因为她没有编制。
我不知道编制是什么东西，我对这类事情从来不关心。
“没有编制的话，你就谁也得罪不起，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开除，要过低三下四的日子。
”她说。
她每天早上很早就起床，六点半，最多七点，洗漱之后提着包下楼，穿过巷子，走一段很长的路去坐112路巴士，而我会在床上呆到九点多才起来。
我觉得她一定过得很委屈，很辛苦。
天特别冷的时候，我有时也跟她一起起床，把她送到站牌那里，只希望她心里暖和一点。
她心疼我晚睡早起，又很高兴有人陪她去上班。
那时候，天还没全亮，巷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给她提着小包，走向车站，说些傻话逗她笑。
她说想起小时候上幼儿园回家，他爸爸来接她，就给她提书包。
我们在无人的小巷里赛跑、跳舞，或者举行拳击比赛，不用说，她总是得胜而去。
临上车，我说：
“好孩子乖，上课要听话，别叫学生欺负了。
”
她说：
“知道了，老头子，你回去吧。
”
现在想来，那些寒冷冬天的早上，短短的一段路，倒有不少欢声笑语。
可下班回来，她常常心情很坏，忍不住向我抱怨：
同事无缘无故给自己穿小鞋，家长动不动就告状，更可恶的是那一大堆组长和主任，天天甩脸色，好像谁都欠他们钱。
她说过一百次再也不想去上班了，可是第二天一早还是默默地起床，按时去学校。
我恨那些让她难过的人。
可是我无能为力。
到哪里都一样，这个国家的小市民全都热衷于蝇营狗苟，每个人都致力于让别人过得不开心，好像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事业。
我可以躲，可是佩佩却不能。
我劝她不要去上班了。
她很惊讶。
我说，你学美术的，可以靠卖画挣钱，或者开一个画室自己教学生，甚至干脆就当个画家。
但她生性安静，不喜欢折腾，对这些建议不会感到兴奋。
“我不懂艺术，”她说，“真的，你不要把我看成有艺术前途的人，我其实根本看不出毕加索和塞尚好在哪里。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想过普普通通的生活，所以只配去上班。
”
我不好再说什么。
但是我想，如果像这样在学校里呆一辈子，也迟早会出毛病。
就拿那个什么主任来说吧，喜欢无缘无故找她麻烦，哪怕她只是穿了一件好看点的衣服，也会遭到训斥，理由是勾引学生。
又一次，佩佩差点哭了。
学校要求她花一个星期出墙报迎接检查（没有任何酬劳），领导还没来，组长就开始对墙报指手画脚，说话很难听。
“重新搞过，这样子太不上档次。
”等她重新弄过之后，主任又说：
“谁让你改的，越改越坏！
”她说是组长让改的，结果组长马上找到她，说：
“我什么时候让你这样改了？
事情做不好，推卸责任倒是有一手，看来我还小看了你！
”
听了这些，我没有作声。
第二天下午，我去银行取出这几年存下的三万块钱，交给她，说：
“你去辞职吧。
你拿这点钱可以过个一年半载，慢慢找工作，不急。
”
我向她描述未来的样子，让她宽心：
买不起房子没有关系，我在乡下有一栋漂亮的楼房，我这号闲人，住在哪里都一样；我甚至很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实在不行，我愿意去写推理甚至武侠，多少也能挣点钱。
至于她，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工作。
“没必要挣很多钱，能过日子就行。
”我说。
她点点头，眼里满是向往：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去你家呢？
”
“因为我家里二老还很壮实。
我们要等他们老了才回去，一来他们老了需要照顾，二来我们羽翼丰满一点了，少听点闲话。
”
佩佩在县城郊区长大，知道什么叫闲话。
她的家庭条件不好，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大学，一个妹妹也上了重点高中。
尽管她的相貌还算出众，但你能感觉到她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隐秘的自卑感。
我觉得很奇怪。
这跟钱有关系吗？
但她并不是那种认为钱无比重要的人。
据她说，她的自卑感跟穿衣服有关系。
衣服是女孩子的第二层皮肤。
她说。
她从小时候起就没有漂亮衣服可穿，所以总是觉得比别人低一等。
等工作了，就那点工资，还是买不起上档次的衣服。
“你要去我们学校看看，那些教美术或者教音乐的女老师，一个个那才叫洋气，真是舍得穿，一条裤子就八百，哪像我，买双鞋子才几十块。
”
“她们哪来的钱呢？
”
“当然不是自己的。
她们都找有钱人。
”
“那你得向她们学习学习。
”
“我觉得有钱人一般都很恶心。
”
“为什么？
”
“不知道。
有钱人都心眼不正，我爸告诉我的。
”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
”
“你爸还告诉你什么了？
”
“我爸还告诉我，没钱的人没志气。
”
“难为你爸了，眼里没个好人。
”
“那是。
其实我没把钱看得太要紧，要买的东西也不多，只要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就满足了，就跟你想买书是一样的道理。
”
说实话，对衣服的重要性，我似懂非懂。
我看到的问题还是钱。
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她终于狠下心来辞职。
我替她拟了一封给校长的辞职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王校长：
由于学校领导太多，素质都不高，架子又都不小，没事喜欢开会，开会喜欢放屁，放屁还兼顾拍马，结果领导们普遍劳累过度，神志不清，专以侮辱教师、学生的智商和人格为乐事，我辈不擅投机，又无钱送礼，愧对各级领导的辛勤栽培，内疚不堪，在贵校实在度日如年，特此申请离职，恳请批准云云。
”
换了是我，我会跟校长当面说这些话。
她看了只是笑，说：
“拿了这个给校长，他会派人追杀我。
”然后自己发了条客客气气的短信过去，却没有收到回复。
从此不去上班了。
学校一直没有任何回应，连从前的同事，也没有半点表示。
“我做人是不是太失败了？
”她说。
“不失败怎么会跟我混到一起？
”我回答她。
辞职以后，按照她事先设想的，每天上网看看招聘信息，投投简历，然后从我的书堆里抽出几本大砖头，没头没尾地乱翻一通。
她订了像模像样的阅读计划，还虚心请我更正。
看书的时候，她喜欢呆在床上，背靠枕头，盘腿而坐（我禁止她躺着看书），从来不做笔记，半小时之内必定睡着。
她有时逮住我看书写作的间隙，拿着书跑过来，问我一些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
”“你给我说说故事背后的思想吧。
”
那是夏天，天气已经很热，房间里没有空调，所以她经常穿着睡衣。
我在那张用门板做成的大书桌上看书、写东西，回头看见她小小的身体缩在床上，头发扎得很高，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战争与和平》，像个天真的孩子。
我心里隐隐有些心疼和怜惜：
孩子需要一个更轻松和宽广的世界，而不是和我一起挤在这间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听托尔斯泰诅咒人生。
她到底没有读完那些书。
出去面试了几次，基本都通过了，平面设计、美术编辑之类，但据她描述，那些小公司总共也没几个人，工资低得可怜，工作性质也很死板，是个人都能做。
我叫她不要去，再等等。
天气越来越热，她在房间里无事可做。
每天我陪她用电脑看一部电影，傍晚一起下楼散步，穿过小巷，去路口商店买冰镇西瓜。
大部分时间，她还是坐在床上上网或发呆。
有时她也拿一副画板，给我画素描。
把我的侧影、背影、工作速写和睡觉速写都画完了之后，她就再也找不到什么消遣了。
我让她画巷子里的花草，画那个弄花草的老头，但佩佩觉得外面太热，不适合写生。
一个周末，我在大学城买旧书，看到地上用粉笔写了一则转让信息：
一百元转二手电视机一台。
我把那台小电视搬回了房间，佩佩高兴得直拍手，但转眼就严肃起来：
“没有天线，要电视干什么呀。
”
于是，我们划拳决定谁去跟房东谈这个问题，三局两胜制。
结果中彩的是我。
敲了三次房门，房东那张阴郁的脸才出现。
我问她可不可以跟她共用有线电视信号，并保证我自己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搞定，并不会很麻烦。
房东不出声，只是看着我。
她屋子里飘出一股洗衣粉和消毒水的味道。
“我们可以平摊有线电视的费用。
”我有些紧张地说。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忘了。
”她问，可能她奇怪我从不上班，怕我不是正经人。
“我没有工作。
就写点东西。
”
“哦。
”她狐疑地看着我，点了点头。
佩佩把电视放在床尾的一个角落里，每天就缩在那地方看电视剧和娱乐节目。
她把声音开到最低，怕影响我看书。
有时，她担心我会责怪她看的节目太没有水准，就自我解嘲：
“我反正已经看了这么多了，干脆看完算了。
”但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她在看什么。
至于我，休息的时候，更愿意站在窗口，眺望远处的树林。
那片树林孤零零地立在一大片菜地里，有条小水沟蜿蜒而过。
这情景使我想起童年，想起老家对面的那片菜地。
看上十分钟，我的心灵就仿佛得到净化，我会回想起童年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在那种眼光的注视下，世界变得美好、神秘和无垠。
一直以来，我们就很少亲热，她辞职以后就更少了。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正常。
也许是因为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一起，挤在一个房间的缘故。
闷热的夏天使人精神萎靡，老式电风扇不停发出单调的颤动声，我们身上总是汗涔涔的，没有一点激情。
夜里，到床上睡觉太热，我们就把凉席铺到地上睡。
她耐热的能力比我强，我半夜起来冲凉时，她睡得正香。
在酷热的空气中，我能闻到她呼出的气息中带有婴儿的味道。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她和她的那台小电视的存在，我写东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我宣判了新长篇的死刑，也对几个书评和短篇执行了枪决，心情极度恶劣。
每次都是这样，写得太烂的时候，我就找不到文字的意义。
我会想，这样写下去毫无价值。
也许根本就不应该有写作这回事。
我就是一个天生的游手好闲的多余人，写作不过是我为自己游手好闲所找的借口。
但我绝不是那种迁怒于他人的人。
我不会要求佩佩关掉电视机，更不会要求她出去找工作。
看到她的样子，我甚至想，为了她，我是否可以放弃这毫无指望的文学事业，去做一个“正常人”呢？
我们结婚，生孩子，买一套小公寓，经营自己的孤岛，不也可以快乐地过一辈子吗？
但人生从来不会这么简单，就连所谓的感情，也不可能永远保持在眼前的样子，毕竟，就佩佩来说，她在心智上还只是个孩子。
那是一个漫长的夏天。
明眼人一眼能够看出来，我们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前途。
但我们仿佛还在等待着什么。
佩佩说：
“我不懂你的那些事情，但是我在想，这样下去很冒险。
如果你写东西没有成功，那不就是一无所有了吗？
你知道，我不在乎钱，我只要能过一般的日子就行。
我出去工作成不了什么气候，但你不同。
”
“你说的是对的，”我说，“但是，照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我还有三年时间。
可能我这一生就只有这三年可以冒险了。
我暂时还不想提前结束，一切都还在我定的轨道上。
”
“那好。
我支持你。
下个月，等天气不那么热了，我就去工作，不给你添负担。
”
事实上，这样的对话进行过不止一次。
每次她感到没有信心了，就重新问一遍。
得到相同的回答后，她又心满意足地等下去。
实际情况真像我说的那样吗？
我没有把握。
每次，当我无意识地幻想美好生活的时候，都不自觉地排除了其他人的存在，包括佩佩。
那画面里只有我一个人，窝在某个昏暗的小房间（很可能就是我老家的房子），与世隔绝，没有劳苦，也没有欲求，就那么平静地呆在想像世界里，种种花草，听听雨声，守着四壁旧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忘记上帝和魔鬼，静待死神的来临。
那就是我的梦想。
能够那样简简单单、干干净净过一辈子，我就满足了。
但我并没有欺骗她。
如果她三年之后还在我身边，我会放弃那个孤独的梦想。
我也只能放弃。
我会去工作，挣钱养家，做个小市民。
我会适应那种敏感和厌倦，就像所有人做到的那样。
天气一度热到难以忍受。
房间像一个蒸笼。
特别是下午，太阳从窗口照进来，热浪灼得皮肤发烫。
她的额头上已经长满了痱子，我把她的指甲剪掉，防止她抓痒挠头，但额头还是给抓破了，显出一道道红印。
我说：
“你回家呆一阵吧。
在这里会热出病来的。
”
“你怎么办呢？
”她举棋不定。
“我的生命力强大着呢。
管好你自己，我就松了一口气。
”
她家并不远，穿越城区，再转一趟车就可以到。
“那我回去住几天就回来，给你带东西吃。
”
于是房间里只剩了我一个人。
头两天，我发现自己感到很惬意，尽管佩佩呆在房间的时候，我并没有发觉自己有什么不适，但事实是在她走后，房间变得开阔多了，似乎连气温也降低了好几度。
热天写东西不合适，但看书还是没问题。
我重读了一批经典作品，长时间沉浸在大师们的想像世界里，满脑子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一天到晚都处在兴奋状态。
有时候回头看到角落里那台小电视，心就不免沉了下去。
电话里，她问我是不是热坏了，语气满是怜爱。
得到否定答复之后，她又似乎有点失望。
她希望听到我说些想念她的话，希望在她离开的日子里，我过得稍微落魄一点。
但我不得不承认，事实正好是相反的。
几天后，她的电话也越来越少了。
她在家呆了二十来天，九月底，最热的天气也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她才回到房间里。
她说：
“我不在这里，看样子你过得还好一些。
”我笑一笑，没有接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决定去工作了。
我表哥给我找了个培训学校的事做，这几天就去上班。
”
我说很好，去试一试，喜欢就做下去。
“我跟我家里人说了你的事情，他们都不同意。
”她终于说出了重点，“他们什么都不能够理解，我说什么都没用。
”
“他们认为我没钱，也没前途，是吗？
”
“是的。
而且他们认为你人品有问题。
这很荒谬。
在他们眼里，不去工作就是人品问题。
”
“那你打算怎么办？
”
“我不知道。
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感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
”
她说话的样子很严肃，甚至有点像演戏，不像她自己。
那腔调，那俗里俗气的措辞，也不是她自己的，我想，它们肯定一半来自她的家庭教育，一半来自电视的教育。
第一次，我对她起了反感。
或者说，我对她表现出的这一面感到难以接受。
我说：
“我也不希望有一群不理解自己的亲戚，并且还要强迫自己按照他们期望的样子去生活。
”
“你的意思是我们就散了，是吧？
”
“我没有这样说。
我针对的是你的家人。
”
“但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不仅是我的家人，谁都会这样想不是吗？
我觉得你把这个世界看得太悲观了，把人也看得太悲观了。
跟你在一起我感到很压抑你知道吗？
我们要想好好活着，就必须去适应一些东西，你也要适应这个社会，适应身边的朋友和亲人，而不是要所有的东西来适应你。
你想当艺术家，当作家，没有错，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是也不能太自私了，至少我不愿意做一个什么伟大艺术家背后牺牲掉的女人，我也不愿意每天跟什么艺术和思想打交道，我只想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 这是她第一次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以前和我在一起，她总是听我滔滔不绝讲故事，讲人生，点点头，很少发表议论。
我没有说过我要当艺术家，可能这是她的猜测。
我只说，我想靠写东西养家，不愿意去上班，因为我很难和别人相处。
如果她早一点表示出这些想法，也许事情会以更好的方式结束。
当然，这些话只是她想法的一部分，粗浅的部分，而更微妙的那部分则在愤怒中消失了。
她说完之后，等了一会儿，看我没有任何反应，才开始收拾东西离去。
她的东西太多，我送她到公交车站。
她流着眼泪，愤恨的眼泪，而我却感到平静，甚至有一种得到解脱的轻松。
我对这种感觉略微有一丝内疚。
“老头子，你回去吧。
”她上车后说。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感到鼻子酸酸的。
我把电视机送给了房东，她有一点惊讶，但没有问什么。
佩佩留在房间里的护肤水、鞋子和小件物品，连同她贴在墙上的照片、海报和素描草稿，我都用箱子装好，放在床底下。
房间里什么痕迹都不留，仿佛她从未来过，更不曾在这里住过八个月。
她来过几次电话，语气柔和，如果我愿意，也可以理解成依依不舍。
多次遭到冷遇后，她终于擦干眼泪，找到了足够的决心告别过去。
梦里，我常常见到她哭得满脸是泪，想安慰她，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喉咙也无法出声。
醒来坐在床上，发现自己也湿了眼睛。
我对自己说：
只能这样，别无选择。
适应她的离开，花去另外的八个月，甚至更久。
一个人看书写作，当然更自在，但总有重返现实生活的时候。
小巷散步，没有人挽着你的胳膊了，也不会有人对一朵小小的野菊花眉开眼笑；房东和侍弄花草的老头在楼上看着我，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同情和疑惑；房间的某一个角落里总是显得格外冷清，猛一回头，再没有人穿着卡通睡衣冲你无辜地眨眼睛。
我重新拾起摄影的爱好，黄昏的时候背上那套老设备，穿过祠堂，走到菜地或河堤，拍几张落日，拍几个路边的老人，再拍两张夜景。
有时候一张照片会让人突然陷入深不见底的遐思，我想，那一定是记忆深处的某个片段被触动了。
我开始吃素，偶尔吃个鸡蛋。
每天早上把蔬菜、豆腐和玉米煮成一锅，用植物油炸些盐辣椒或萝卜皮，这就是一天的饭菜。
我有时候一个星期不说一句话。
买菜的时候用手指一指，轻易不出声，好像生怕被自己的声音吓到。
我很享受自己和这个世界互相遗忘的过程。
佩佩的形象慢慢变得模糊、动人，最终定格，只留下一个笑容，一个小小的身影：
缩在墙角看电视，或者盘腿坐在床上，双手捧着那本硕大无比的《战争与和平》。
偶尔，在即将入睡的某一瞬间，也会听到她的声音，模模糊糊的，但真切，格外动听。
她的出现和离开都变得没有由来，像一个无序的梦。
遗忘的过程神秘而令人心酸。
我们肆意篡改流逝的时光，像修护一座远古神像，越是雕琢，越是偏离最初的情形，而所谓的真实，就在这个过程中不复存在了，你最后得到的，往往只剩一个幻影。
我有时也会想，和佩佩的那段感情，是否可以称之为爱情。
多么庸俗的字眼：
爱情。
自称拥有爱情或向往爱情的人是不是都爱看电视？
是不是都急切地希望将梦想兑换成囚笼里的现实？
我更愿意使用“温情”这个词。
我对佩佩的温情至今未能重现。
她离开后半年左右，我和一个以前的大学女同学在网上联系上了，没过多久，她就出现在我的房间里，期待我向她真情表白，尽管她有一个男朋友。
这个叫芬芬的女孩对我说：
“你缩在这种小地方是不是想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
你不认识别人，别人也不认识你，还真是挺方便。
”
芬芬长相稚气，但内心老练。
不知为什么，我对女人的这种老练有本能的反感。
这种反感也许是相互的。
两次见面过后，我们没有再联系。
我坐车去市里，几次无功而返：
原先那个小小的社交圈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毕业几年后，朋友们一个个都在养家糊口，艰难为生，看样子过得比我还要卑微。
没有人喜欢凑在一起互相品尝失败。
他们，或者我们，再不能像大学时代那样装愤青、装思想者了，我们没有兴趣再批评劳什子政治，面对日益黯淡的未来，谈什么都显得矫情，除了谈生意。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看高楼如潮，车流如水，常常会有身在马戏团的错觉。
我借此知道我和这个世界还远未达成和解。
如我所愿，日子像是静止的，一成不变。
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没有故事，没有波折。
甚至连读书的兴致也几近消失，我喜欢的是彻头彻尾的虚无，而写书的人们之所以在写书，是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希望可供贩卖。
我怀念起那些自杀的诗人。
也许上帝把人造得如此不完美，就是为了让我们对生命少一些留恋，勇敢面对无法回避的死亡。
芬芬曾经问过我：
“你一个人呆在你的什么精神世界里，又闷又苦，整天一副忧郁的样子，为什么不扔下这些东西，去拥抱外面的世界呢？
”我说：
“是这样的，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很丑陋，但我并不愿意把眼睛刺瞎。
”芬芬摇着脑袋，表示不解，或者不屑。
我的情绪开始有些难以捉摸。
楼下一个本地人，四十多岁，每天笑嘻嘻的，我几乎很想杀死他。
佩佩走后，他养了条狗，但从来不喂食。
有一次我看见小狗饿昏在走道里，一时不忍，端了些东西给它吃。
结果这条狗每天都在我的房门口晃荡。
我没有办法，养了它大半年，去河边照相，或者去菜市场买菜，它就摇摇晃晃跟在后面，或者走在前头带路。
然而，有一天那个中年人把狗装进麻袋，用锄头砸死了，狗肉挂在门口，一块一块卖给邻居。
很快这个屠夫又买了一只小狗，再次将它饿昏。
问题是：
我该怎么办？
是的，这不关我的事。
这个可耻的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可耻的事情都与我无关，这就是我的梦想。
那个笑嘻嘻的屠夫，那些道貌岸然的政客，那群假装无辜的愚民，那部血淋淋的人类史，都与我无关。
我不想浪费廉价的同情心。
结果呢？
我毫无办法，仍然把小狗抱回房间里，给它喂了晚饭。
它望着我，发出信任的、感激的呜咽。
我很想去找那个中年人，对他说：
“我给你付狗的伙食费，你自己养自己杀，别把我扯进来，怎么样？
”他当然会点点头收下你的钱，然后继续把狗饿昏在走道里。
你还在试图寻求对话？
那可真是个笑话。
那个屠夫，满嘴油光，笑嘻嘻的，向这个世界诠释着幸福生活的真谛。
最后那年冬天，拆迁的横幅挂在巷口，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等着分钱过好日子。
巷子里一下热闹起来。
新开了好几家麻将馆，夜宵摊子也摆到了马路上。
我楼下开阔一点的地方，不时有吵闹声。
房东记得我是写东西的，带了一些当地人来找我写材料，说是要向上面告发村委贪污腐败。
我干了两次，后来就拒绝了。
那个贪了两百万的村长，还有那个整天赌钱的乡人大主席，跟我毫无关系。
我很清楚，告倒他们，换了别人，还会是老样子。
这种人前仆后继，古往今来，生生不息，像老鼠和蚂蚁，我不愿为了他们而愤怒。
我不去工作，缩在这座孤岛上，与所有人保持距离，不就是为了蔑视这些生物吗？
如今，我寂寞的岛国再度沦陷。
终于到了离开的时候。
十二月底，种花草的老头过世了，老远就能听见那边传来的哀乐，可怜的是那些花花草草，以后要孤苦伶仃自生自灭了。
我已经收拾好行李，不用等到目睹一个荒芜的小巷春天。
一切不出所料，我在这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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