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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史新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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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神的人化与人的神化——两种宗教观
1古代西方宗教的观念和特点
希腊宗教鲜明的特点：
宗教对早期的希腊人来说主要意味着：
1．用一种方法解释物质世界，即排除对自然物质世界的畏惧感和玄秘感，而给人一种与之亲密相关的感觉。
2．获得切实的利益，诸如好运、长寿、高超的手工艺和丰饶多产。
希腊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其自身的地理环境使得希腊的文化既受到古代埃及、西亚文化的影响，又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希腊的宗教也是如此。
希腊早期的宗教是在希腊民族融合、形成的过程中，以亚该亚人、多里安人的宗教观念为主，吸取当地居民、西亚移民及至埃及人的宗教观念混合而成的。
从迈锡尼发现的公牛和山羊的献祭仪式常见于西亚，俄狄浦斯所杀死的人面兽身女妖斯芬克斯与埃及金字塔旁的人面狮身石雕极为相似。
酒神狄奥尼索斯起源于伊朗高原和色雷斯。
农业和丰收女神得墨忒耳来自小亚细亚。
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爱情女神阿佛洛狄忒都源于东方的宗教。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甚至夸口说可以为每一位希腊的神祇找到他（她）的外来名称。
希腊的早期宗教虽在起源、形成阶段受到东方的影响，但一在希腊落脚立足，就生出许多希腊的特色，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神人同形共性”，或者说“神人同一”，更确切地说是神的人化。
希腊人坚信：
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满地表现此时此地人的个性。
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种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
在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影响这下，希腊人仿佛是按照镜子中他们自己的形象勾勒出他们的神祇。
希腊人把神看得与他们自己极为相似，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
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此他们感到无忧无虑、安适自在。
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
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他们表示好意，带来福祉。
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
尽管荷马的诗篇和赫西阿德的《神谱》概述了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从未系统地提出过共同的宗教教义或编出一部宗教经典。
希腊宗教的这种拟人性或神人同一的特点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相比是多么的不同。
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认为：
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为诸神奉献祭品的，因而为神建造庙宇和贡献祭品就成为人类存在的理由，这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观念是多么不同。
色诺芬尼说：
“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
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马，牛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身体描绘得跟自己一样。
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
”[1]
除了面貌形体神人相同，希腊诸神的性格气质、道德品质亦与人类毫无二致。
他们不仅具有与人同样的喜、怒、哀、乐，而且在道德品质方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人类更富于虚荣心、更加忌妒成性，更加贪婪好色。
他们往往为一点蜗角虚名，蝇头小利就彼此争吵攻讦不休，甚至挑动人类大动干戈。
发生于公元前13世纪中叶的特洛伊战争，被荷马描述得极为生动、酷烈和悲壮，但它的起因（当然是神话的说法）却源自一只金苹果。
据说海洋仙女特提斯结婚，婚礼盛大，诸神都去庆贺，但不和女神厄里斯却未能接到邀请，于是恼羞成怒，扔下了一只导致纠纷的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最美丽的人”。
希腊诸神中比较出众的三位女神---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都想得到这只金苹果，彼此争执不休。
特洛伊的二王子帕里斯被定为仲裁人。
三位女神为得到金苹果都向他许诺种种的好处：
赫拉许以尊贵，雅典娜许以智慧，阿佛洛狄忒则表示，如果帕里斯将金苹果给她，她就把人间最美丽的女人许配给他为妻。
年轻的帕里斯觉得爱情女神的条件最令他心动，于是把苹果给了阿佛洛狄忒。
在阿佛洛狄忒的帮助下，帕里斯诱拐了当时希腊著名的美女——斯巴达的王后海伦，结果引发了希腊城邦与特洛伊之间长达10年之久的大战---特洛伊战争。
得到金苹果的阿佛洛狄忒自然在战争中帮助特洛伊人，而恼羞成怒的赫拉和雅典娜，自然站在希腊人一边，双方大动干戈，致使希腊人和特洛伊人，或遗尸它乡，或城毁人亡。
至于诸神中的主神宙斯，更是好色贪财、他到处偷情猎艳，遍撒多情的种子，惹得天后赫拉醋意大发。
希腊诸神的衣食住行与人的区别仅在于：
他们吃的是仙家美食，饮的是玉液琼浆，故能长生不死。
他们的住所也并非是天宫仙殿，而是奥林匹斯山顶，这是位于北希腊的一座海拔约3000米的山峰。
除了“神人同形共性”，希腊宗教的另一特点应该是绝对的多神论。
希腊诸神之中无一位雄居他人之上。
希腊的神祇很多，后来逐渐形成了“十二神”，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阿里斯托芬都提到了“十二神”。
[2]这“十二神”包括“发雷霆者、被尊为主神的宙斯、宙斯的妻子天后赫拉、海神波塞冬、智慧女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爱神阿佛洛狄忒、神的使者赫耳墨斯、谷物女神得墨特耳、战神阿瑞斯、锻冶之神赫淮斯托斯、灶神赫斯提亚。
后来酒神狄奥尼索斯取代了赫斯提亚的位置，成为12主神之一。
宙斯虽被尊为众神与人类之父，但他的权威绝不足以统慑诸神，他所受到的重视，往往还不及海神波塞冬、爱神阿佛洛狄忒和智慧女神和手工艺匠人的保护神雅典娜。
更多的城邦是以他们为城邦的保护神，而不是以宙斯。
希腊人的宗教中没有魔鬼撒旦，他们的宗教也不能说是二神教，几乎所在的神都与人一样，既能行善、亦能为恶。
希腊宗教的这种“神人同形共性”的特点在古代世界的众多宗教中极具特色。
古代罗马的宗教与神话完全照搬希腊的体系，只不过在神祇的名称上有所变化；宙斯改为朱霹特，赫拉改为朱诺，雅典娜变成密涅瓦，阿佛洛狄特变成维纳斯，阿瑞斯改为马尔斯，赫耳墨斯变成赫丘利，狄奥尼索斯改为巴库斯，阿耳特弥斯改为狄安娜等等。
鉴于罗马宗教神话对希腊宗教神话几乎完全的模仿，故在此省略不论。
一、古代西方宗教神话的影响
古代西方宗教与神话的这种“神人同形共性’’的特点，对以后西方的思想、价值观、文化、艺术以及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古代西方的宗教没有象许多东方的宗教那样，形成一个祭司或僧侣阶层，没有造成对文化的垄断和束缚。
希腊和罗马的宗教既无统治一切的主神，又无统一的经典和教义，从而为文化营造了一种自由的氛围。
（2）、古代希腊的宗教神话，因其“神人同形共性”的特点，消除了人对神的畏惧感，建立了一种与神亲密平等的关系，从而解除了宗教禁忌。
希腊人可以毫无顾忌地通过他们构造的神话来抒发人的欲望和情感，这使得他们的宗教和神话带有一种浓重的人文色彩。
（3）古代希腊宗教神话的这种“神人同形共性”的特点，消除了希腊人对自己所生活的物质世界的神秘感和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感，使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能以一种唯物的，纯然理性的态度来面对和探索他所生活的世界和浩渺的宇宙，从而有助于理性的发展和哲学、科学的产生。
（4）古代希腊的宗教神话孕育了希腊早期的平等观念。
（5）古希腊的这种极富人文主义思想的宗教神话为当时的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素材和肥沃的土壤。
古代中国宗教观念的演化
中华先民的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
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祖先——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3类。
这些崇拜的对象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基本相似。
进入文明之后，古代中国的宗教与神话则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阶段，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进入文明之后的古代中国的早期宗教观念，大致经历了宗天尚鬼的殷商时期，“敬德保民”的西周时期，“敬鬼神而远之”的春秋战国阶段和“天人感应”把帝王神化的泰汉时期。
传说中的夏，其宗教状况亦如其文明，因无文字的记载而显得模糊不清。
大概是原始宗教崇拜的继续和发展。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殷商时代，由于有大量的甲骨文遗留后世，故商的宗教崇拜的情形还比较清楚。
殷商时期，宗教生活几乎占据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
殷商时期的主要宗教活动就是占卜。
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日常生活的何种事情，殷人总要先卜后行，问卜的内容涉及年岁丰歉、出入吉凶、旬夕安否、战争胜负、官吏黜陟、疾病轻重、妇女生育等等。
而且一事经常多次占卜，这样总可以遇到几次合乎人的意愿的卜兆。
专司人神交通并参与国家文化管理的巫史把占卜的日期、事件、结果加以记载，待日后有所应验再加以记录。
殷商时代，人的崇拜的对象是“天”、祖宗、神鬼。
宗天是原始自然崇拜的发展，天在殷人的心目中，地位是最高的，而殷人崇拜的祖宗神又与“天”相联系。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殷人认为他们的先祖契是其母简狄在河边沐浴的时候，“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4]玄鸟是天的使者，殷人的祖先契也就是天的儿子。
从此，古代中国人第一次将世俗的君主与天神相联系。
殷人的宗天与祭祖是密不可分的。
除了宗天祭祖，殷人对神鬼也十分敬畏。
他们相信人死之后，精灵不灭，称之为鬼。
为了免遭神鬼的侵扰和惩罚，殷人诚惶诚恐地奉祀祖先，以安其亡灵。
他们对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都疑神疑鬼。
“虹霓之现，人之暴死，皆为鬼祟所致。
为了取悦于鬼神，残暴的殷王除了日复一日地虔诚祭祀之外，有时更不惜残民以事神，杀人以殉已。
新居落成，陵寝竣工之时，为了避祟，杀牛宰羊还不够，还要斩杀几十上百的奴隶，以种种姿势，埋于墓前屋隅，以此为主人消除灾祸。
”[5]
如何与神鬼沟通呢，清醒时人神的沟通是困难的，殷人找到了最好的媒介——酒。
殷商之前，酒已有之；殷商之时，酒的酿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当时已有白酒、黄酒、甜酒（醴）等诸多种类。
殷商可能是一个酒气熏天的朝代。
殷代文化遗址中的酒器之多，令人目不暇接。
酿酒的，贮酒备斟的壶、尊、盛备送的卣，温酒烫酒的盉、觚，斟酒的斗，爵等等。
我们现代人不知道殷人酗酒之后是否真的沟通了神鬼，我们只知道殷的灭亡与酗酒有关。
殷商最后的国君纣王当政之时，造酒池肉林，放纵淫乐，昼夜宴饮，致使纲纪败坏，国家灭亡。
西周克商之后，原为殷商故地的卫国，饮酒之风，依然极盛，以致于周公委派康叔到卫国颁布戒酒令，这就是《尚书·酒诰》。
这篇诰词开篇即说明酗酒的危害性；臣民的大乱失德和大小国家的灭亡，都与酒有关系；然后诰词叙述了殷商先王的勤政贤明，“罔敢湎于酒”。
接着，诰词叙述了殷商灭亡的教训：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
故天降丧于殷。
”[6]
由于酒与殷商宗教的密切关系，《尚书·酒诰》对于殷人“沉湎于酒”的严厉谴责，实际上是对殷人泛滥成灾的宗教活动和乱崇迷信意识的一种变相批判。
而周人正是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反省修正，发动了一次以疑天、敬德，保民为旗帜和内容的宗教、政治革新。
宗天、祭祖、敬畏神鬼并热衷与神鬼保持沟通的殷商，最终却弄得天怒人怨，人共伐之，牧野倒戈，国破政亡。
夺取殷人天下的周人，自然会深刻反省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
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7]一语的弦外之音是周当以殷亡为鉴。
殷人宗天的态度可谓虔诚，祭祀供奉的活动亦为频繁，可最终还是被“天”无情地抛弃，这不能不使周人对“天”产生一种复杂的态度。
他们虽不敢否定“天”的存在和其巨大的权威，但对殷人宗天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怀疑。
殷商的灭亡，使周人意识到了“天命靡常”[8]（天命的予夺无定），所以取得天下之后，周的统治者一方面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可能重蹈殷人的覆辙而充满疑虑和警惕：
“周虽旧邦，其命唯新，有周不显？
帝命不时？
”[9]如何才能够使“天命”永久地光照惠顾周的江山和子民呢？
周人感到并目睹体会到殷商的灭亡的原因更多的是“人怨”而非“天怒”因为殷人对“天”的恭敬和祭拜是恪诚不渝的。
若想求得“帝命”的光照惠顾，重要的是平息“人怨”；若要平息人怨，一方面要自己修德，另一方面就要体恤天下的百姓。
于是周人一改殷人“宗天”、敬祖、尚鬼、嗜酒的宗教形式，代之以敬德保民的新内容。
《诗经·大雅·文王》昭示了周人修德以配合天命的主张：
“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其大意是：
进修你们的品德，长久修德而配合天命，自己就会求得多福。
周人认为，夏与殷商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失德。
《尚书·召诰》说：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
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10]其大义为：
王要认真做事，将不可以不认真行德。
我们不可不鉴戒夏代，也不可以不鉴戒殷代，我不知道殷接受天命，该有多长时间，我也不知殷的国运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认真行德，才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
“德”最初见于周代金文，按照郭沫若的说法，“德字照字面上看是从徝（古直字）从心，意思是把心里放端正，便是《大学》上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11]德字的主要发明人应该是周公。
周公所说的“德”内容极广，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包括在德之中。
归纳起来大约有：
敬天敬祖，承祖业、尊王命，怜小民，慎行政，虚心接受前人遗教，行教化，慎刑罚等等。
[12]
德本是指个人品行优良的一个综合概念。
周公把它运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这就把抽象的宗教与具体的现实政治相联系，从而导致了宗教的世俗化和具体化。
那么，“德”在现实生活中应如何体现呢？
周公的回答是：
保民。
保民是周公提出的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周公在《康诰》中告诫封于殷故地的卫君---其弟康叔；要“用保乂民”、“用康保民”。
“乂”为治也，“乂民”即治民，“保民”是“乂民”的方法和手段，“乂民”是保民的目的。
如何做才是保民，周公认为，只有象对待自己的痛苦那样去对待民的痛苦，对民的疾苦予以关怀才为保民之道。
“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依，隐痛）”，此之谓也。
周公敬德保民的主张和思想是对殷人敬天尚鬼宗教观念的世俗化、现实化的改造，这使得西周的宗教观念较之殷商有了重大的改变。
同时，这种转变也开辟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潮之先河。
需要说明的是：
周公敬德保民主张的提出，以及西周宗教观念世俗化、现实化的倾向，并未消除西周人对“天命”的“小心翼翼”[13]的敬畏之心，更未化解西周人的宗教情结。
他们注重客观的现在，也并未放弃探索主观的未来。
就在他们借鉴殷商灭亡之教训，励精图治、敬德保民的同时，他们把并未消失的宗教热情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并取得至今为止还难以准确估量的成就。
他们将殷人的龟卜发展为占筮，推衍出一套博大精深、充满神秘色彩、富有深刻哲理，孕含科学玄机的理论体系---《周易》。
与殷人的龟卜相比，《周易》所说的“八卦之法”至少有两个特点。
第一，钻龟取象，其裂痕是自然成纹，而八卦的卦象是计算蓍草之数，按照一定变化法则推衍而得。
前者单靠自然，后者却重人为。
第二，龟象一旦形成，据其固定之纹，马上可断吉凶；而卦象形成后，须经分析推理，逻辑判断，方可定出吉凶，较之龟卜，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思想性，在对天意的揣测中，更能体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14]
《周易》的意义和价值远不局限于占筮。
它所包含着的对立统一，否极泰来的辩证思想和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甚至成为指导生活、分析矛盾，解释世界的经典。
冯友兰认为《周易》可以称为宇宙的代数学，其公式可套用一切数目字。
[15]而18世纪的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与八卦卦形存在着惊人的一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则考证出，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时，曾受到耶稣会士带给他的两张《易图》的启发。
被称为“神秘的殿堂”和“古老的科学宝库”的《周易》，是古代中国人通过占筮这种宗教手段所采撷的一棵智慧果，它所暗含着的哲理和智慧直到今天，仍使我们人类受益。
西周时期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和实践，消减了殷商时期的宗天尚鬼之风，人与“天”这位至上神的关系出现了疏远，并开始了一种由崇尚神明转向关注世俗社会的倾向。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大夫夺权，“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16]动荡的社会、纷乱的局面，动摇了人们对“天道”、“神意”的信仰，人们为其生存和发展更重现实社会的生活，自然相对地疏远了神明。
郑国的子产认为：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17]与子产同时代的晋国的申繻也说：
“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
”[18]内史叔兴态度更为明朗：
“吉凶由人”[19]这种思想和观点是西周兴起的民本思想的继续。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思想观点终于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民本主本主义思潮，在这股思潮的冲击之下，人神关系疏离了，人的地位提高了。
《左传》记载了这种人重于神的民本思想。
“民，神之主也。
”[20]“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21]成书于此时的，解释《周易》的《易传》更对人的诞生，人的地位给予理性的解释和阐述。
“天地緼絪，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22]以前神话中所说的履迹而孕吞卵而生的神奇事迹从此代之以生物繁衍的自然法则。
《易传》还构画了自然与社会、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
”[23]在《易传》中，“天道”、“地道”、“人道”往往并列。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24]人与天地并列的思想和主张，自然是春秋战国之际民本主义思潮的反映。
作为当时显学、并在秦汉以后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家学派，对神明和宗教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宗教观是“敬鬼神而远之。
”“子不语：
怪、力、乱、神。
”[25]“不语”并非意味着批判和否定，而只是一种回避。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
‘敢问死’。
曰：
‘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用这种反诘的语气回避了对鬼神的评论。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在以后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对宗教，鬼神的回避态度，使古代中国本来就显凌乱，不成体系的宗教神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停滞不前，且多损失。
“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
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26]
著名神话学者袁珂也说：
“以儒门正宗自居的卫道士，还是要竭力去遏阻和制止神话的流传，……以为要这样才符合圣门的宗旨和心传。
这就是使部分神话不得不散亡的原因之一”。
[27]
儒家的横空出世使中国上古宗教神话的流传和发展遭受挫折，但回避的态度和方式，并未化解中国人的宗教情结，也未消除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宗教敬畏；以致于在以后秦汉大一统确立，政权牢固，社会稳定的情形下，一种新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被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并阐述，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儒家正统的一元文化替代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
董仲舒把阴阳家的神秘理论与儒家政治思想及少许法家思想相结合，创立了一套系统的，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经学”，其核心是“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等内容。
在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一书中，“天”的地位和作用又重新得到重视并与世间的君王产生了联系。
他认为：
“天”是万物的本源。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28]非但各种物质是天之所生，人类、社会、国家也都是天生的。
“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
”[29]国家为天的意志所成，国家的统治者---君主，是天的儿子，称天子。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30]这就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理论。
这里，董仲舒把国人原先对于神明的崇拜转移为对君王的崇拜和无条件的服从。
至此，中国早期宗教观念的发展线索大致经历了殷商时期的宗天尚鬼，西周时期敬德保民以顺应天命，春秋战国时期的“敬鬼神而远之”，西汉时期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几个发展阶段。
西汉时期，佛陀东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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