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古代戏曲辑佚的回顾与反思一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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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史学先驱者鲁迅先生辑录于1909年至1911年间的《古小说钩沉》开中国古代通俗文艺作品辑佚之先声，是现代辑佚的典范之作。

该书从约八十种古代典籍中辑录周至隋间散佚小说36种，“采辑审慎”、“搜罗宏富”、“比类取断”、“删汰伪作”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有五章就是在这种辑佚的基础上写成。

鲁迅先生“受清代学者的濡染”，但是又能“不为清儒所囿”，“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⑤，不仅开风气之先，以前代学者治经史的功夫钩稽古代小说，而且辑佚的方式又与前代学者不同，他不是在做某一种书的辑佚，而是以小说史家的眼光来进行辑佚，从而使辑佚具有更高的学术品格，为现代辑佚工作树立了典范。

具体到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尤其是宋元时期的作品，基本上在民间演出流传，还没像明清时期那样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和参与，作品佚失很多，研究者所能看到的传本只占这一时期全部作品的很小一部分。

因此，随着戏曲史研究的逐步展开，研究者除了搜集重要的作品和版本外，还十分注意从戏曲的曲谱和曲选中搜集那些已经没有传本的古代戏曲作品，尽管有不少作品只有零星的曲句，但是沧海遗珠，也就显得十分珍贵。

总的来看，戏曲的辑佚工作主要包括作品的辑佚和剧目的辑佚这两类，它们是戏曲研究的重要分支，同属戏曲文献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戏曲曲文的辑佚是首先从南戏戏文的辑佚开始的，这一工作是南戏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南戏研究的进展。

钱南扬在《宋元戏文辑佚》前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中说:

“宋元戏文，在当时，和金元杂戏并盛，是戏曲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上承宋词之局，下开传奇之端”。

但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戏曲史环节，由于缺少重视，自生自灭，作品大多湮没不传，明清时期的戏曲著述对南戏的记载不仅很少，而且语焉不详。

至20世纪初，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首次将南戏列专章进行介绍，南戏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几乎与王国维同时，姚华也以“校勘、辑佚的方法来治戏曲”（叶德钧《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他在《漪室曲话》中辑录了3种南戏的佚曲，并进行校勘，开戏曲辑佚之先声。

由于其辑录的佚曲数量较少，加之该书流传不广，未能引起学界的注意。

限于当时资料的缺乏，这一工作难以深入。

其后，随着戏曲史料的不断发现，南戏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

1931年，《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影印出版再次引起了学者们对宋元南戏的高度重视，有些研究者开始进行专门的研究。

对南戏最早注意并进行研究者当数钱南扬先生，他从1924年就开始宋元南戏的研究，并注意搜集佚文。

目的是“把这个已经失去的环节钩稽出来，不但为戏曲研究者，提供材料，与以方便;

并且也提供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材料，譬如对于古代语言学研究者就有可参考的地方”⑥。

1930年，他发表《宋元南戏考》（《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一文，对南戏的剧目、名称、内容以及南戏失传的原因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在文章的最后透露自己“正在辑录南戏”。

稍后，赵景深先生受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南戏部分的启发，也开始了宋元戏文的辑佚工作⑦。

1934年，两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其辑佚之作几乎同时出版，这就是赵景深9月于北新书局出版的《宋元戏文本事》和钱南扬于12月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宋元南戏百一录》。

除去全本流传的剧曲外，前者实际辑录宋元南戏作品46种，后者实际辑录作品45种，两者除去重复，总计收录宋元南戏作品56种，这样，人们所见到的南戏作品大大增加。

两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比如有的学者称《宋元戏文本事》“在编制方面，在考证方面，都可以说得起无瑕可指”⑧;

有的学者称《宋元南戏百一录》“读者得此一编，和《宋元戏曲史》合看，庶几宋金元三朝的南戏和北剧的流变，都可以明如指掌”⑨。

需要指出的是，两书辑佚的方法与清代学者有所不同，它们并不满足于曲文的辑录，而是注明曲文的出处、所据版本，而且注意曲文的排列，并根据有关文献资料钩稽作品的本事、剧情。

这样，辑佚的学术品位得以提升，已不同于简单的抄录古书，而是成为一种有效的学术研究工作。

特别是钱南扬先生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学术性强，成就更为突出。

该书前有一篇总说，从六个方面对南戏的名称、起源、沿革、结构、曲律、文章名目等问题进行辨析，比《宋元南戏考》更进了一步，是日后《南戏概论》的雏形，代表了当时南戏研究的最高水平。

至于具体的辑佚工作，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讲的:

“他的辑录的法子，是先在小说笔记里搜录其本事，而后审察辑集的曲文，以事证文，知道某曲应在前，某曲应在后;

某曲为某人独唱，某曲为某人与某人对唱。

这种工作，比了清代学者辑古书困难得多。

不但如此，每剧之后，更将杂剧、传奇之用此本事所成的剧曲一一胪列，使得读者可以寻求比较研究的材料，这又是方便了多少?

至于字同异间校勘的细致，更不在话下了。

”（《宋元南戏百一录》序）即使是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举的鉴定辑佚书优劣的四个标准来衡量，该书也归属优秀之列。

但是受资料的限制，这两种辑佚著作都存在着一定的缺憾，一是所据材料不多，辑录的作品数量自然有限。

《宋元戏文本事》所据以辑佚的书籍只有《南九宫谱》、《新编南九宫词》、《雍熙乐府》和《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4种，连作者自己都承认:

“所据的书很有限”，“许多罕见的曲谱我都无缘见到”⑩。

《宋元南戏百一录》虽然情况要好一些，但仍有一些书籍未能看到，这样辑佚的作品数量就受到限制;

一定存在不少错收、漏收的问题11。

不久，随着《南曲九宫正始》的发现和影印出版，宋元南戏的辑佚工作又得以大大前进。

1936年，陆侃如、冯沅君率先利用该书着《南戏拾遗》一书12，对《宋元戏文本事》和《宋元南戏百一录》进行了较大的补充。

全书分上下卷，上卷收录戏文新剧目73种，下卷对43种戏文的佚曲进行增补。

在书前的导言中，对新发现的《南曲九宫正始》的成书、作者、版本、曲律等问题进行论述。

该书的特色正如其序例所讲的:

“目的不仅在辑佚，尤其在本事的寻索。

或据古籍的记载，或据同题材而现存的剧本或小说，或据残曲本身。

所引书必详注版本及页码，以备复检。

”体例更为完善，态度更为严谨。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青木正儿、顾随、魏建功、赵景深等学者分别写信给予肯定或商榷。

宋元南戏的辑佚工作至此告一段落，顾随先生在给陆侃如、冯沅君二人的信中乐观地说:

“窃意《南戏百一录》与《戏文本事》后，复有《南戏拾遗》，功行可谓圆满，嘉惠士林不浅也。

”13作者本人在《南戏拾遗》导言中也认为:

“拿这些同赵钱先生的书合看，现存的早期的南戏大约搜罗得差不多了。

”但也有些研究者表示不满意:

“他们做得都还不够，并且还时有错误，《南戏拾遗》把散曲《现团圆桂轮》当作戏文便是例子。

”（吴晓铃《我研究戏曲的方法》）事实上，这种乐观并不能长久，因为随着《寒山堂曲谱》等资料的发现，宋元南戏剧目佚文又有新的发现，需要作新的增补。

同时，这三种辑佚之作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问题主要表现为漏收和误收14。

这种失误与当时比较艰苦的学术条件有关，资料的缺乏、交通的不便、信息的不畅等都给辑佚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以《宋元南戏百一录》为例，尽管钱南扬“尝三至苏州，一至北平，以搜求材料”，但是有些资料如明张牧《笠泽随笔》之百二十家戏曲全锦目录15、清钮少雅之《九宫正始》仍未能看到，“心常耿耿”，在“纂辑之时，不能聚参考材料于一室，甲书在苏，乙书在平，读乙书时，更欲参考甲书，势所不能，舛错阙漏，其能免乎?

”结果他“校勘既竟，颇致不满”，以至“掷笔长叹”16。

同时辑佚中的失误也与辑佚所用曲谱、曲选本身的编撰方式有关，以《雍熙乐府》为例，其所收77套南曲中“有多少套是南戏，实在不容易辨别，因为各套大都不曾明白的注出”，同时该书“常有割裂或任意配置套数或小令的情事发生”17，这种编排上的粗疏自然为辑佚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这正如郑振铎先生所指出的，要想做到“辑逸之工”，必须进行“《雍熙乐府》的考证和订误”，这是“辑逸工作的过程中所不能不克服的一个障碍”18。

再者，但凭有限的几支曲子，要合理排列其顺序，确定其出处，弄清其剧情、本事，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甚至就是曲子的标点都是很困难的，“一面要顾到文意，一而又要迁就曲谱”19。

因此，出现各种失误也就在所难免，只能不断依据新发现的资料进行修订补充。

其后，钱南扬先生一直专注于南戏的研究，建国之后，他在先前三书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增补整理，于1956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宋元戏文辑佚》一书，成为集大成之作。

全书共收宋元戏文119种，不名年代戏文1种，失名戏文3种，并在曲文的排列，剧情、本事的钩稽上有较大的改进。

该书和他的《戏文概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等南戏作品的校注一起奠定了南戏研究这一戏曲史分支学科的基础，代表了20世纪南戏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文革”结束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学术研究步入正轨，海内外学术交流增加，不断有新的戏曲史料被发现公布，宋元南戏的辑佚工作有了新的空间和潜力，又可以对《宋元戏文辑佚》进行较大的补充。

以在西班牙圣·

劳伦佐皇家图书馆发现的明代大型曲选《风月锦囊》为例，该书虽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被发现，自50年代起陆续有海外学者撰文进行研究，但由于缺少交流，不为大陆学者所知。

大陆学者引起重视并进行研究已经是80年代后期20。

《风月锦囊》收录有多种宋元戏文的曲文，其中17种南戏今虽有传本，但其曲文、情节有差异;

有11种南戏为佚曲仅存者，今已失传的南戏有6种21。

较之钱南扬先生《宋元戏文辑佚》，可以补充10多种宋元南戏的佚曲。

因此，在良好的学术环境下，根据近几十年新发现的戏曲资料对该书进行增补，很有必要22。

二与宋元戏文辑佚同时进行的还有元代杂剧的辑佚。

由于年代久远以及不受重视等原因，元代杂剧作品的佚失也很严重，全本传世的作品并不多，只占当时全部作品的一小部分。

在脉望馆抄校元明杂剧发现以前，能看到的全本作品，只不过130种左右。

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个很大的缺憾。

这样，即便是散见于曲谱、曲选中的残文只曲也就显得十分珍贵，何况这些佚曲中“常有许多好句子，为曲话作者所称赞”23。

但是“这些残文都是零零星星的，散见各书，不便阅览;

并且时有错误，真伪莫辨”24。

因此进行元杂剧的辑佚就显得很有必要，也很有学术价值。

当时，这项工作有几个人同时在做，如郑振铎25、赵景深、顾随、邵曾祺26等，但后来公开发表出来的只有赵景深1935年于北新书局出版的《元人杂剧辑逸》和顾随的《元明残剧八种》，而且后者只是对前者的补充，并非辑佚作品的全部27。

《元人杂剧辑逸》利用《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雍熙乐府》和《词林摘艳》等五部书籍，辑录元杂剧逸文41种。

《元明残剧八种》仅辑录8种，附录1种。

赵景深的辑佚之作使人们看到了一些失传元杂剧的本来面貌，其学术价值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缺憾也很明显，一是所据资料不够多，只有五部书籍;

一是不够严谨。

全书只收曲文，没有本事，不注出处、版本，也不出校勘。

该书出版后，顾随撰文进行评述，他认为该书“工作是值得感谢的”，但“也有几点不能使人满意”，主要表现为“不曾将每剧的本事加以详细的说明”、“失收”以及“校勘的不精”28。

其后赵景深、顾随又分别撰文进行了切磋和交流29。

此外，邵曾祺曾写信给赵景深进行商榷30。

郑骞也在赵景深、顾随所辑之外，补充了“断句及支曲五本、单折五本、全剧一本”，他认为“元剧辑逸的工作，还是要重来一次”，并准备编写《元剧钩沉》一书31，可惜后来没有继续做下去。

建国后，赵景深在胡忌的协助下，根据新发现的有关史料，又重新进行了增删修订，成《元人杂剧钩沉》，全书共收杂剧43种，并接受了批评者的意见，附录了作家小传、剧情介绍和异文校勘等内容，在曲文的辨析方面用力较多，比原书提高不少。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论及元人杂剧的辑佚，如周贻白的《元剧辑逸与〈世间配偶〉》32等。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戏曲辑佚之作出版。

如1933年由北平立达书局出版的雍熙乐府本《西厢记》，该书系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取《雍熙乐府》所引《西厢》套曲一一辑出来，使自为一书，并校于王伯良本之上”，“其本之重要更超过诸本之上”33。

研究者认为在当时“所能得到的一部比较近‘古’的《西厢记》，仅只有这里从《雍熙乐府》辑出的一部《西厢记》”34。

黎锦熙的辑本于《西厢记》的诸多版本中，又提供了一种较古的版本，这对探究《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以及《西厢记》的校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即使是在明弘治岳刻本发现后，雍熙乐府本《西厢记》仍然是《西厢记》众多版本中重要的一类35。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的由王古鲁先生辑录的《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辑佚之作。

该书辑录明代安徽弋阳腔系统变调的青阳调滚调等戏曲散出共16出，大都是稀见的作品，目的在于“着重于腔调的演变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具体地从资料上来了解一些过去不易阐明的问题”。

辑佚所据的曲选《摘锦奇音》、《词林一枝》、《玉谷调簧》、《八能奏锦》等皆系辑录者从日本访书所得到的珍贵戏曲资料。

佚文的辑录之外，该书还在每一出前面附有简介，详细介绍剧目本事的来源和与之有关的小说戏曲，并同时指出其与其它剧种曲调的关系。

书后附录部分还选录一些较为重要、稀见的参考资料。

该书取舍审慎，考证谨严，对研究明代弋阳腔以及滚调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钱南扬先生于南戏辑佚之外，还“以《南词新谱》为主，兼及《太霞新奏》、《南词定律》所征引”，辑成冯梦龙《墨憨斋词谱》一卷，“并用《九宫正始》校其异同”36，使读者借以得知冯氏词谱的原貌，为研究者提供参考。

三戏曲曲文辑佚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成书于明清两代的一些曲谱、曲选，随着戏曲史学科的建立和开展，先前具有演唱、创作指导意义的曲谱、曲选在新的戏曲史观观照下产生了新的学术文献价值，不少曲谱、曲选的发现和出版对戏曲辑佚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些曲谱如《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利用《九宫十三调词谱》等古人旧谱，力图恢复宋元曲牌的原始面目，例曲收录十分严格，前者所选“俱大（天）历至正间诸名人所著传奇数套（套数），原文古调，以为章程，故宁质毋文。

间有不足，则取明初者一二以补之。

至如近代名剧名曲，虽极脍炙，不能合律者，未敢滥收”（《南曲九宫正始·

臆论》，转引自周维培《曲谱研究》）;

后者也是“一一力求元词。

万不获已，始用一二明人传奇之较早者实之。

若时贤笔墨，虽绘彩俪辞，不敢取也”（《寒山堂曲谱·

凡例》，转引自周维培《曲谱研究》）。

这里且不论这种崇古观念的长短，正是这种编制方式使《南曲九宫正始》和《寒山堂曲谱》收录了不少宋元时期的戏曲曲文和曲牌。

当原作散佚之后，这些保留在曲谱、曲选中的残文佚曲便显得十分珍贵，吉光片羽，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

《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南九宫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也收有不少失传剧目的残文佚曲，也正因如此，有的研究者称明清时期的曲谱是“古剧旧曲辑佚钩沉的宝库”37。

曲谱如此，明清时期的曲选也同样是戏曲辑佚的宝库，以《雍熙乐府》为例，该书成书于明嘉靖年间，共收元明时期的套数1121套，小令1897套38。

无疑，这是一个戏曲辑佚的宝库。

对其重要文献价值，赵景深先生曾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说明:

一是可以将“元人杂剧之已刊行者”和《元曲选》进行对勘，“看出臧晋叔所改的是什么地方”;

一是“元、明杂剧之未刊者，现今搜集很难”，“如今有了这部《雍熙乐府》，虽不能窥见全豹，然亦略胜于无了”;

一是“《西厢记》刊本均万历、崇祯间者，现在《雍熙乐府》刊行于嘉靖年间，自然极有价值了”39。

其它如《盛世新声》、《词林摘艳》等曲选也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屡屡为戏曲辑佚者所采用。

早在姚燮编制《今乐考证》时，就已开始利用《太和正音谱》、《南词新谱》等曲谱资料，至近代王国维编撰《曲录》时，更是有意识地“参考诸书并各种曲谱及藏书家目录”40，利用《南九宫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南词定律》、《北词广正谱》、《雍熙乐府》等曲谱、曲选所提供的剧目资料，挖掘曲谱的文献价值。

他的这种从曲谱、曲选中寻找材料的方法和思路为后来的戏曲研究者提供了范例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