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的书法艺术与历史地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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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的书法艺术与历史地位

刘墉的书法艺术与历史地位

　　一、刘墉书法艺术欣赏　　　　刘墉书法初看确实不美，坦率而言，笔者也是在研究数年后才逐渐体会出刘墉书法作品的魅力。

刘墉书作外表示人以朴拙，内涵却十分深厚。

从人类历史进程一面来讲，他的书法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到灿熟时期的产物。

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漫长。

因而其文化的酝酿发展历程也较之西欧要长久，其成熟程度当然也就远远超过他们。

甚至到了走路这一生活中极易为人忽略的细节，也要修炼到迟重的程度方能与整个文化氛围相谐和。

在清王朝有中兴大臣之称的曾国藩被称作在家庭教育上取得了完全成功的一个完人，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念念不忘的便是诸如“尔近来，行路能迟重否”的问题。

从文化的成熟程度上来说，清王朝已是我国封建文化的老年时期，一切以沉稳为主导风格（笔者以为战国是我国封建文化的童年时期。

秦汉为少年时期，唐朝为青年时期，宋元明为壮年时期，清朝为暮年时期）。

所以王文治的轻俏劲健一路虽写到了极点，时人也承认其才情好，但却最终不买他的账，嫌其轻佻。

老年人的优点是沉稳、宁静、虚和、从容、博大、宽厚、凝练，最忌讳狂放怪诞，胸襟直露、血气方刚等等，而刘墉书法几乎囊尽老年智慧的优，尤其是其中的虚和与静趣，特别受到推崇。

所以在清代，刘墉的书法才有如此广阔的市场。

　　从哲学层面来讲，刘墉书法的含蕴也异常丰富。

他的主导风格是儒家的，被称作有庙堂气度。

但另外他也兼有道、释的美学旨趣，如他书作中的虚寂、空明之处，即导源于此。

另外在他的书法作品中还体现了辩证法的神奇魅力。

请试看在他作品中共时空生存着的以下对立且叉统一的因素：

粗与细、轻与重、繁与简、开与合、零碎与完整、正与斜、浓与淡、千与湿、徐与疾、畅与涩、行与止、方折与圆转、虚与实、拙与巧。

取与舍，藏与露、创新与继承、回避与借鉴……等等。

从技术层面看，刘墉是从精工到率意，从用笔、用墨到结体以至行气，都学到了古人之长，又回避了古人与时人之短，以一个殉道者的精神与毅力，孜孜不倦，经过70余载的努力，终于达到了人书俱老。

悉入化境的高度。

　　从美学表现来讲，刘墉的书法是求内美而非外美的。

外美是外在的，一望便知的，因而也是易于接受的美，内美则是一种哲思的转化，一种精神的升华，一种技巧上非经干磨万击，经艰难困苦而攀登成功的艺术颠峰。

内美是深沉的、内在的、苦味的、非媚俗、持久而强烈的、非有深厚艺术修养难以发现的美。

内美一经发现，给人的愉悦是外美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当代美学还不能对这种审美现象给以科学的解释，但是格式塔心理学对于完形与非完形的解释，却给我们对此以深刻的启迪。

格式塔心理学家们认为，完形是美的，但完形又因其张力太小，易令人产生单调空洞之感。

非完形因其构成特征太多，太零乱，形的统一感差，人在它面前，视知觉与心灵很难把它迅速简化，太多的张力对人的视觉与心灵形成一种干扰，又因不能在较短时间内消化那些不谐和因素，故这种干扰使人的心境极不舒畅，故而对带来此种感觉的形产生拒斥感或厌恶感。

非完形在人的审美心灵里一般是不美的，但是对完形进行整平化和尖锐化后的非完形，则义是较之原形在艺术魅力上更胜一筹的形。

非完形因其大的结构形式仍能被较快把握，另一方面，稍加变异之处叉让欣赏者产生了新奇感与征服欲。

这样欣赏主体的审美主动性便被潋发起来，从而在这既熟悉又陌生，既能把握叉需进一步破译的心灵活动中得到了一种审美的满足。

打一个比方，一个儿童对其熟悉的玩具厌倦后，你只要给他将玩具略加改造（而不是面目全非），使其与原来的玩具大致相同叉略有新异之处，据儿童心理学家们说这是使儿童最兴奋最入迷的玩具。

其实一部书法史，尤其是王羲之之后的书法史。

说得调皮一点，实际上就是书家们在做这种儿童玩具改造的历史。

在可供创新的书体不再出现后，对王羲之及代代出现的大家风貌的变异，便成为书家们日益自觉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唐以后几乎构成书法史的全部内容。

当然变异的方式有许多种可供采用的形式，但总的来讲，从改造前代的书家数量来讲，有两种。

一种是单一改造式，一种是杂融式；从改造后的面目与原先完形接近与否看，也有两种，一种是改良式，一种是革命式。

所谓“单一式改造”是指只对前代某一大家改造，如赵盂?

\只对王羲之改造（当然这只是粗略而言）；所谓杂融式，就是对前人中大家的广采博取，将几位大家能够融合的特点看准选出，并进行融合上的技术操作方面的刻苦训练，最终达到对备家同时陌生化，博采众长，独成一家。

所谓“改良式”，就是对前人原形略加调整改造，但一眼便能望穿是学的某家何体，如陆柬之学王羲之；所谓“革命式”，是在表面上将原来完形特征全部洗涤一空，而将其内在的好的质素悄悄贮藏于内，非眼力尖锐者莫能辩。

此4种改造方式，　“直接式”与“改良式”较简易，容易雅俗共赏，是黄宾虹论画时说的那种“初见佳，久视亦不觉其可厌”者，为中品。

“杂融式”与“革命式”因其完形并非为某家某体的修版。

欣赏者心中如没有书法史中与该家相关的众多书家的众多完形及丰富的临写经验参照，便会只看表面上的与备家之异，而无视其深藏于内的与前人备家完形千丝万缕的联系，便会觉着不亲切。

欣赏时也很难契入，很难把握，便会产生拒斥感。

这一种便是黄宾虹论画时说的那种：

“初见不甚佳，或正不见佳，谛视而其佳处为人所不能到，且与人以不易知，此画事之重要在笔，此为上品。

”刘墉正是这种“杂融式”与“革命式”的书家。

因为两种继承方式的隐蔽性，美的内在性，脱俗等特点，使刘墉的书法在建国后受到了极大的冷落，但随着国人书法水平的日益提高，书法界人士对传统书法艺术境界的理解日益加深，今日能理解刘墉书法艺术水平的人士已日益增多。

　　二、刘墉书法的历史地位

　　刘墉在清代，一直享有清代书家极少享有的盛名。

在当时，论者便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作比，极言其金声玉振。

集众家之长，成一代宗匠。

与翁方纲、铁保合称为清朝三大家。

与翁方纲、梁同叔、王文治、成亲王合称为清四家。

　　沙孟海先生对刘墉尽管颇有微词，但却不得不承认：

“他（刘墉）是被后世公认为帖学大家的。

”

　　现代名家潘伯鹰先生对刘墉的推崇则是毫无保留：

　“刘墉是潜心书学的，他的造诣在清朝书家中无疑是一特殊的大家。

”

　　我们再看清人对他的评价。

　　文学家、诗人昊德璇在其《初月楼论书随笔》中于清代书家多有不满，然却独许刘墉“近人之书，刘诸城浑厚醇实，自足名家”。

　　“工于八法，精于隶古”，曾亲炙刘墉风采的钱泳说：

“近日所称海内书家者，有三人焉。

一为诸城刘文清公；一为钱塘梁山舟侍讲；一为丹徒王梦楼太守也。

”

　　著名书论家包世臣是力倡碑学的主将之一，于帖学诸家多有贬抑。

因此，他对碑学大师叉是自己老师的邓石如推祟备至乃是情理中事，而对帖学人物加以首肯，已是非同寻常，而他却并不掩饰他对刘墉笔法的佩服，这就不得不分外使人感到刘墉在清人心目中的分量。

　“近人邓石如书，中截无不圆满遒丽，其次刘文清，中截近左处亦能洁净充足，此外则并未梦见在也。

”

　　包世臣列九个品级来评估当朝书家，这九个品级分别是神品、妙品上、妙品下，能品上、能品下，逸品上、逸品下，佳品上、佳品下。

其中邓石如独揽了第一、第二个等级（隶书、篆书为神品，八分书、楷书为妙品上）。

第三等共有2人，刘墉以小楷居榜首。

第四等只有7人，刘墉以榜书人选；第五等23人，刘墉的行书人选。

可见，在包氏的评估系列中，刘墉是一人之下、89人之上（九品共97人，去其重叠的，实为91人），稳坐清代第二把交椅的。

　　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珠联璧台，交相辉映，可以说是清代最有名的两部书法论著。

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氏对刘墉绝对是推崇备至的：

　“本朝书有四家，皆集古大成以为楷（楷模之意）：

集分书之成。

伊汀州也；集隶书之成，邓顽伯也；集帖学之成，刘石庵也：

集碑之成，张廉卿也。

”并在下面揭出董其昌不足的同时，进一步说明他将刘墉推崇为帖学集大成人物的原因：

“前董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如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施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石庵亦出于董，然力厚思沉，筋摇脉聚。

近世行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

”“

　　当然，清人对刘石庵的评价也并非一面倒，常常是褒扬之中有贬词，贬责之中叉包含着对他过人本领无可奈何的赞叹，这以包世臣在其《与吴熙载书》中的论述最为典型：

“坡老书多烂漫。

时时敛锋以凝散缓之气。

裹笔之尚，自此而盛。

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虑其解散。

每以裹笔制胜，然亦用之救败耳。

及近人刘诸城乃专恃此，叉先以搭锋养其机，浓墨助其彩。

然后裹笔，以作其势，而以枯墨题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浓纤相间，顺逆互用，致饰取悦，几乎龋齿堕辔矣。

”

　　至于吴德璇推崇刘墉书意醇厚的同时义惋惜其书“但未纵逸耳”。

实为求全责备之语。

这正如评赵飞燕时说：

“轻盈固然轻盈，但恨纤弱未丰耳。

”

　　而后人对刘墉的评价最引人入胜的是，你否定的，我却偏偏加以肯定；你要激赏的，我却恰好要将其打入冷宫。

在历史上，对一个书家的评价，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对立，而且对立的评价如此之多，极为罕见，诚可谓书史上的奇观，现拈出数例，以供解颐。

　　在包世臣看来，刘墉的小楷那真是：

　“酝酿无迹，横肖相安。

”所以将其评为刘塘诸类书体中写得最好的，而且将其高高标置于“妙品下”――这个除邓石如篆、隶、分、真外就是清代书坛上最卓越的位置上，而其大字――榜书，则被放在低一个档次上“能品上”。

　　而沙孟海先生却反而认为“他（刘墉）能够写大字――大字比小宁写得好”。

“他的大字学颜真卿，写得很出神，颜字是多么森严的一种体啊，出于他的手，却变成和宛通灵的一幅面目了。

他的结构也很道媚，另有一种意趣，不象小字的匀整乏味。

”

　　包世臣认为在清代除了邓石如的笔法好以外，就数刘埔了。

然而潘侗鹰先生却说：

　“他的精力全都用到宁形上去了，因之结构的巧丽令人叹服，但其笔法的方面有所不足。

”

　　针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屡屡提出的刘墉乃清代帖学集大成者的论点，沙孟海简直有些气愤地说：

　“我最不相信康有为‘集帖学之成者刘石庵也’这句话。

”并说：

“刘墉的作品，有如许声价，多半是因了他的名位而抬高的。

”而大多数近代书刊提及刘墉的政绩学术、诗歌、绘画时，却叉说他的政名、学问、诗名、画名俱为书名所掩，以至不显。

　　沙老不相信康南海对刘墉的评价，而赞同包世臣的看法，并颇带感情色彩地说：

　“评刘字最审当的人，要推包世臣了。

”这简直要引包为知己了，并认为：

　“包世臣所说的‘意兴学识，超然尘外’是对的，康有为说他‘集帖学之成’未免太过了。

”事实上，从前面所引的资料，我们不难看出，在清代帖学人物中最为包世臣看重的就数刘墉了。

而沙老所引的这段话的全文是这样的：

　“诸城刘文清相国，少习香光，壮迁坡老。

70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大名鼎鼎，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的沙先生在此也犯了一个学人最忌讳的毛病――断章取义。

因为包氏在这里根本就没有要否定刘墉在帖学上取得的成绩的意思，只是说他7。

岁以后学碑的时候因精力衰退未深造而已。

　　而沙老对刘墉的意见，到此并没有完，他对刘墉书法的取法还表示了极大的鄙视。

　　在谈这个问题时，沙老很有些蔑视的口气：

“我们细看包世臣所述的他的学历‘少习香光，壮迁坡老’，少的时候，固然谁都不见得就知道走正确的路，除非是名父之子或名师的弟子，不过他到了壮年还只迁到宋人，而且已有了董其昌做垫子，叫他怎么会根本改造呢?

”而潘伯鹰先生却恰好相反，对刘墉的取法大唱赞歌，几乎是一唱三叹：

　“他入手学赵孟?

\，但却上追到苏米和颜鲁公，更上要问到魏晋的路了，他尤其善于运用董其昌的方法而不留形迹。

”

　　平心而论，沙孟海对刘墉的贬责带有相当大的意气用事成分。

刘墉早年学董其昌固然不高，但沈寐叟入手学包世臣与昊熙载起点不就更低了吗?

对沈，沙老只用了一副十分惋惜的口气，而对刘墉，沙老却完全是一种尖刻挑剔兼有蔑视的态度。

作为学人起点更低的沈寐叟能够顿悟、豁然贯通，而起点较高，　“意兴学识，超然尘外”的刘墉就不能彻底改造，万劫不复了吗?

其推论之武断实在令人费解。

而更有甚者，除了对包世臣评语中不利于自己的结论语句删去不引外，沙老竟然置自己同一篇文章中津津乐道的刘墉善于学颜（颜为唐人）的事实于不顾，而对包世臣评刘墉的“壮迁坡老”这句话剔除前因后果，抓住不放，大发议论，得出了一个貌似持之有故，实则纯属主观臆断的结论：

　“不过他到了壮年还只迁到宋人，而且已有了董其昌做垫子，叫他怎么会根本改造呢?

”可以说意气用事到了极点。

而事实上，刘墉既然善于学颜，那就表明他的取法已经凌越了宋人而到了唐贤门下，而如仔细观察他的行草的话，我们还会进一步发现，刘在转折处或横上常暗用或明用章草笔法，这说明刘墉不仅已是环扣盛唐，而且假道魏晋，锋颖所向甚至已几乎是直取东汉了。

刘墉的学生英和说：

“（刘墉）以书法重于时，浑厚雄劲得钟太傅、颜鲁公神髓。

”曾农髯说：

“文清出自董恿翁，而能上跻魏晋，力厚骨劲，气苍韵通。

”杨守敬说：

“余尝见其（刘墉）少作，实从松雪入手，以后则专精阁帖，尤得力于钟太傅尚书《宣示》，故雄深雅健，冠冕一代。

”…而与刘墉齐名的梁同书也说：

“今之能为魏晋人书者惟石庵先生。

虽随意书尺，亦可玩视。

”（《频罗庵题跋》）仿佛有预见似的，《擎经室集》作者说：

“余尝谓：

文恭字体出于碑，刘文清出于晋帖，而世不悟。

”　而沙老不知看到此文否?

不知将作何感想。

　　事实上，在当时连刘墉阁名这样一个基本常识都搞不明白（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沙老却说成是东阁大学士）的。

30岁的沙孟海先生是说不上对刘墉曾经有过精深研究的。

因而综合起来看，在对刘墉取法的评判上，年轻气盛的沙孟海为翻案而率然所出的惊人之语，是远不及思想威熟时的潘伯鹰所作的评价老道持中的。

　　然而，透过种种表面现象，我们则会发现在尖锐、对立矛盾之中有一个共同点，即书论家擅长哪一方面的，便说刘墉与其对应的那一方面好，反之则不好。

沙老擅榜书，故对此会心独多，因而对刘的榜书也就较常人理解得更深，所以才推崇有加。

而包世臣以善释笔法自诩，也确以其对笔法有真知灼见而为世推重。

故在帖学人物中对刘墉的笔法独独加以垂青。

善于结构，结体同样巧丽多思的潘伯鹰则在刘的结构面前被深深感动，因之对他的结构赞叹不已……等等。

这一切，恰从各个侧面，以十分有趣的方式，说明刘墉在书法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借用前几年盛行的一个文学理论术语来讲，刘是一个圆形人物，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才引起了这些聚讼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