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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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林庚：
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年少时，他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年老时，他又被列为北大中文系“四老”之一。
他曾以现代派诗歌闻名，又以古代文学研究立身，却被这个喧闹时代中的人们渐渐被遗忘。
与他同时代的巨匠们一个接一个离去，这一次，离去的是他——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
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10月4日，与往常一样，他吃过晚饭，上床休息了一会儿。
晚7时左右，家人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位杰出的诗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
他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
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
他在园子里种了花草，学生们从门口偶尔路过，能看到在那扇油漆有些脱落的大门里，林庚先生正静坐在藤椅上，看着花丛思索，阳光洒在他身上，他的侧影清癯而安详。
这些学生再也听不到林庚讲课了。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
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
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还记得，一次听林庚讲“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讲到“风满袖”的意蕴时，他平静地、引经据典地讲着，站在写满优美板书的黑板前，静静地看着学生。
张鸣忽然“感到了先生绸衫的袖子仿佛在轻轻飘动”，虽然那时教室里并没有风。
“从那时起，我才感受到了诗的魅力，那是一种静默中的召唤。
”张鸣说。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
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
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
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
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
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
“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
”张鸣说。
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
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
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
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
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
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
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
林庚还喜欢孩子们送给他的玩偶“悟空”和“八戒”，特意挂在窗前，只要一碰，两个玩偶便手脚乱动。
他还酷爱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的空地放风筝。
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
在那只花蝴蝶的相伴下，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
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
”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
“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
“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
”张鸣说。
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
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
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
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
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
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张鸣等人回忆，与林庚交谈，他从不爱提身边琐事，只谈论学问和文章。
不过有时候，师生之间也会回忆起过去的北大。
他还会谈到当今学术水平的下降，谈到校内草坪上盖楼是破坏了那里原来建筑的“和谐”，为完美景观的破坏感到惋惜。
“他对学生是不设防的，更是宽厚的。
”张鸣说。
林庚写信给自己的弟子孙玉石，会提笔写道：
“玉石兄如晤”。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庚的一些学生创办刊物《红楼》，被打成右派，发配外地，颠沛流离。
林庚一直挂念在心，直到他90岁生日时，仍然凭记忆列出他们的名字，嘱咐张鸣，把他们务必请来见面。
林老先生讲究衣着，爱戴围巾，素来整洁。
即使披一件夹克，不扣扣子，能让人觉得“高洁”。
“他很干净。
”张鸣评价说，“这种干净，是由内而外的。
”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
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
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
“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
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
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
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
“这起码说明林庚先生的态度。
他是温和的，他不是激烈反抗型的文人，这与他的性格，一向相符。
而他对政治里的事情，原本并不清楚。
”钱理群说。
他认为，此前和此后，林庚与政治，再无半点瓜葛，可以作为一个证明。
而林庚晚年的隐居，被钱理群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
“在做人上，他是成功的。
”钱理群评论，“相比一些在世时被推上高位，被别人供奉的人，林庚的结局是最美的。
”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
”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而在北京大学的一间课堂上，曾有一名中年教师将手中的书掷在桌上，抬起头，眼睛望着屋顶，慢慢地说：
“想当年，林庚先生，衣服整洁，风度翩翩地站在讲台上，那时候……”讲到这里，他有些陶醉，教室一片静默。
接着，他又一低头，发出一声叹息。
林庚给他的学生留下了这样的笑容：
“他抬起头，微微含笑，望着屋宇的东方，目光中有坚毅，有安详，有回忆，有思索，有自足，有憧憬。
”
这样的笑容已经成为历史。
2006年10月4日黄昏，林庚由保姆陪伴，又一次来到北京大学未名湖边。
很快将是中秋，他有些失望地说：
“怎么月亮不圆啊？
”
“快了，后天就是中秋了。
”保姆答道。
“好，到时候我们出来看月亮。
”林庚有些高兴地说。
这天晚上，他在燕南园62号的家中，永远地离开了。
商伟：
与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
1978年，我开始了在北京大学十年的生活。
1979—1980学年，第一次听林先生讲课，课的名称是“《楚辞》研究”。
这门课对我的影响，多年后我才明白。
这是一门选修课，内容包括先生正在撰写的《天问论笺》。
先生用了好几堂课的工夫讲解《天问》的考证和错简的问题。
我对《楚辞》学一无所知，听起来当然像天书一样困难。
不过，先生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竟然将考据和笺注这样的题目讲得引人入胜。
先生说：
我们固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可是考据的问题又总是无法回避。
考据并不意味着钻故纸堆，堆砌材料，闭目塞听。
好的考据家就像是出色的侦探。
我们每天上课下课，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对周围的世界，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
如果福尔摩斯也从这条路上走过，他的观察就和我们不一样。
他能在我们熟悉的事物中看出问题。
任何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他甚至凭嗅觉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种锐利的直觉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侦探的职业敏感，也是考据家的第一要素。
先生的话引起了我们对这门学问的兴趣。
年轻的大学生，说到侦探，有谁不跃跃欲试？
其实，这两门行当，如果不是旗鼓相当，至少也可以触类旁通。
不论是侦探还是考据，都需要耳聪目明；推理之外，还得有洞察力和想象力。
我后来才知道，先生的这几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诗人和学者，更是他本人的写照。
而考据的难处和好处，我当时当然都是体会不到的。
二十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先生的讲课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诗人的气质和风采。
先生身着丝绸长衫，风度翩翩，讲课时不读讲稿，只是偶尔用几张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让我们一睹文学世界的万千气象。
讲到《九歌》，先生用的几乎是诗的语言，而他本人便如同是诗的化身。
我记得当时我们完全被征服了。
全场屏息凝神，鸦雀无声，连先生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这情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诗的魅力和境界。
1982年本科毕业之前，我决定报考中国古典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林先生的弟子袁行霈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
先生的“《楚辞》研究”是退休前最后一次为本科生授课，是先生告别讲坛的仪式。
在听众中，经常可以见到当时系里的一些老师。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得以亲历其境，当然深感荣幸，不过荣幸之余，又不免有些担心，因为期末得交一篇论文。
我煞费苦心炮制的那篇文章，细节已记不清楚了，题目好像是《从离骚中的龙与马谈起》。
文章交上去不久就发了回来，我的成绩是A！
那一年我不过17岁，于古典文学尚未知深浅，因此，兴高采烈之余，竟有些踌躇满志了。
学期结束后，有一次又听先生的助教钟元凯说，先生以为文章写得不错。
这当然更让我大喜过望。
曾经想去拜访先生，可是事出无因，未免唐突，终于也就作罢了。
1984年底，我获得了中国文学的硕士学位。
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听袁先生说，系里在考虑安排我留校任教。
记得有一天晚上，钟元凯忽然来敲门，问我是否愿意在任教之外，接替先生的助手工作。
当时系里或许也有类似的考虑，不过，先生希望先见一面。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元凯的引导下，我第一次走进了燕南园62号。
那天室内的灯光略显暗淡，可是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兴致很高，问了我的年龄后，大笑说：
“我们之间隔着半个多世纪！
”就这样开始了我与先生相处的三年多的珍贵时光。
因为我刚刚开始教书，助手的工作耽搁了一段时间才真正起步。
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为先生做事，和先生聊天，是相当愉快的经验。
按照当时的日程，我们每周见一次面。
首先是整理出版《唐诗综论》。
其中的文章大多已经发表，只有两篇得从头开始。
先生因为常年手颤，书写不便，我们的工作方式通常是先生口述，由我记录整理以后，读给先生听。
如此往返几次，最终定稿。
先生以治中国古典诗歌而闻名，讲论唐诗更是他的本色行当。
记得先生每次说到唐诗，总是神采飞扬。
若不是师母叫停，真的是欲罢而不能了。
这些谈话留给我的印象，至今新鲜如初，仿佛唐诗的精神已经化作了先生的生命血脉，不必假以外力，反求诸己，即可呼之欲出。
先生对文学的评论也有其智性和哲理的层面。
他说:
“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
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声音听上去真有如空谷足音，而这又正是先生一贯的想法。
早在1948年的《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中，先生就特为强调了诗的“原创性”。
先生认为，诗的突破性在于它的全部力量凝聚在一个点上，如同光聚成焦点而引起燃烧。
点的突破是一切创造性的开始。
点延伸而有线，历史便是线的展开。
然而，线性的历史终不免有所因袭，因袭的力量愈强，原初的动力就愈弱。
艺术就是要克服这因袭的力量：
“就艺术来说，它本来就是要唤起新鲜的感受。
这种感受是生命的原始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它往往被习惯所淹没了。
因为生活中一切都是照例的，不用去深想，也留不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感觉也就渐渐僵化，迟钝起来。
例如我们经常往来于未名湖畔，其实往往是视而不见。
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如果因久病住院，一旦病愈，带着一片生机走出医院时，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就都会感到特别新鲜。
因为使人感觉迟钝的习惯性被割断了一段，就又恢复了原有的敏感。
这敏感正是艺术的素质。
谢灵运‘卧疴对空林’之后乃出现了‘池塘生春草’那样‘清水出芙蓉’一般的天然名句，其所以鲜明夺目，就因为它生意盎然。
”
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对文学艺术抱有非同寻常的信念。
这在今天这个物质过剩、精神匮乏的时代，大概不免要难乎为续了，然而也正因此而更加难能可贵。
先生认为物质超出我们个人的需要，就成为负担。
而物质的世界，一旦走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物质有引力（别忘了先生早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在先生看来，艺术是一种更高的精神的呼唤。
先生用火和光作比喻：
是火就要燃烧。
火是光的起源。
然而，火又同时带来了灰烬，这光最后也可能就要消失在这物质的残骸里。
因此，艺术要不断摆脱灰烬，这就是要在精神上不断为自己找回那个起点。
先生赞美原始性，正因为那是一切开始的开始。
这些话显然已经不只是在谈文学和艺术，而是涉及了生活的态度和人生的境界。
可是我们知道，先生的这种人生的哲学经受过多重的考验。
的确，生活中的各种磨难，日常琐事，人事纠缠，政治运动，都足以让人意气消沉，窒息了生命的火焰。
先生那一代学者经历了抗战期间的流亡，先生本人就曾在临时迁移到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
师母回忆说，长汀的条件异常艰苦，动不动还得抱着孩子跑防空洞，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
在“文革”中，先生也照例吃了不少苦头，运动初期，被指派去打扫学生宿舍，家中的客厅又挤进了另一户人家，情形之窘迫，可想而知。
后来师母多病，而又近乎失明，先生悉心照料，每日心悬数处，真是谈何容易。
可是先生多次说：
“我这些年身体还可以维持，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而这又岂止是说说而已？
真正的精神力量，并不需要叱咤风云，或表现为金刚怒目。
“文革”十年，是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时期。
不过，先生自有他对付的法子。
在《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中，先生说：
“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
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
而已经如此熟悉了，却还是百读不厌，这或许正是《西游记》的艺术魅力所在吧。
”至于厦大的那段经历，我只记得先生有一次说到，他在长汀的球友多少年后还从海外来看他，一起回忆当年“弦歌不辍”的日子。
先生的豪爽和达观，于此可见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记起先生关于治学的一些谈话。
在我离开北京前的一个月，先生郑重地谈到我将来的学术发展：
像你这个年龄是最可宝贵的。
重要的是培养你自己的职业敏感和良好的素质，这样才有突破力。
就像一把刀子是锐利的，遇到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不论进入哪个领域，都能做到游刃有余。
人不可能把材料都收集全了才开始研究，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
就像侦探总是顺藤摸瓜。
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个敏感性的高度是在青年时代获得的，此后发展的规模取决于这个高度。
所以，必须首先去发现自己的敏感点，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全力去培养它，发展它。
我更忘不了先生曾经这样说过：
无论什么样的学问，都应该高屋建瓴，也就是要保证是在高水平上进行的。
就像是唐诗，工拙姑且可以不论，毕竟气象不同。
这气象便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体现。
与先生谈话，总是这样感到精神振奋，仿佛蓄电池又一次充电。
而与先生相处，又每每有如沐春风之感，令人神清气爽。
先生是诗人，可是先生说，诗人是一场修炼。
先生对学术有自己的标准，却从不固执己见，更不落于迂腐；性情豪爽豁达，而又重人情讲事理；无论是日常平居，还是接人待物，都流露出淳厚的性情修养和文人本色。
1988年7月的一天，我上午刚刚在先生那里协助完成了《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下午又收到先生托保姆转来的一个便条：
见条后即来一晤为感。
我匆匆赶到燕南园，一进门，先生就拉着我的手说：
有一件事情，你无论如何得答应我。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是。
先生说：
你上午说机票涨价，我不清楚到底涨了多少。
这是三百元钱，你就用来买机票吧。
我这才想起来，上午说到等出国签证期间，我打算回家一趟，顺嘴提到了机票的事情。
我有些措手不及，又后悔上午多说了一句话，连忙说，我已经决定买火车票回去了。
先生坚持说：
不管买不买机票，这钱反正你是需要的，买衣服，置行装，都需要。
我们相处了这几年，真舍不得你走！
可是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才好。
这种方式当然未能免俗，可是清高不解决问题。
你现在有困难，我就应该帮助你。
好在这是我们的一场情谊，不在乎方式。
一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北京。
此后的几年中，我一直与先生保持通信联系。
也曾经多次打算回去看看，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96年才终于成行。
1997年和2000年，我又先后两次踏上了燕南园的小径。
先生的书房仍然是当年的样子，连摆设也几乎没有变动，一切都让我那样惊讶地感到熟悉，恍惚之间，如同回到了过去。
墙上挂着师母的相片，默默之中，含笑注视着我们。
阳光透过窗前的竹叶洒落在案头，我和先生像从前那样各坐在书桌的一边，随意聊着，仿佛是继续昨天的谈话。
周围的世界渐渐隐入背景，离我们远去，只有空气中的微尘在阳光下闪烁。
在这相对晤语之间，十年的时光已悄然流逝！
林庚：
盛唐气象
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这全盛并不是由于量多，而是由于质高。
当然盛唐比起初唐来，诗的数量是较多的，但是比起中晚唐来，它却是较少的。
《全唐诗》所收诗的比例，除五代及生平不明的作家（这些人一般的作品也都很少）外，初唐诗人约为270人，作品约2757首；盛唐诗人约为274人，作品约6341首；中唐诗人约为578人；作品约19020首；晚唐诗人约为441人，作品约14744首。
按照这个数字，如果画成曲线，中唐显然在人数和作品数量上都是高峰，然而我们却说盛唐时代是唐诗的最高峰，这里正是就质量而言。
盛唐时代前后约半世纪，初唐时代则前后约一世纪。
从发展上看，盛唐时代的诗坛盛况对于初唐说乃是加速飞跃的；而中唐的80年，虽然数量增多了，在某些方面，并且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但从发展上看却是在减速中，是在深入与浅出难以统一的过程中。
这样，到了晚唐便自然地更为无力了。
如果事物发展速度可以说明它本质的一面，那么盛唐时代的诗歌发展就正是处于最蓬勃健旺的时刻。
一盛唐气象是反映盛唐时代的
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
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
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
然而我们如果以为诗歌是像照相机似的，在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时，乃是完全亦步亦趋，则也是不尽然的。
因为文学之反映现实经常是通过作者的思想感情来表现的，特别是古典的抒情诗歌，作者的世界观与作品的艺术形象经常是统一的。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古典抒情诗中就没有主客观矛盾的现象。
例如唐初王绩的一首名诗《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作者是隋末的遗民，对于唐代新的统一局面是怀着遗民的寂寞之感的。
这首诗的主题，所谓“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也正是表达了这遗民之感的。
可是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唐初的名作，却并不因为这个主题，而是由于中间四句“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的醒目的形象。
这形象比一切唐初的诗篇更早的反映出了在新的统一局面下和平生活的环境与人民各得其所的心情，这也就是这首诗之所以具有文学史上突出的价值。
而这一种对于时代的礼赞，它原是遗民的世界观中所没有的，却正是客观上现实存在的。
这里客观的反映是突破了作者的世界观而出现的。
然而一般的情况，在古典抒情诗里这样的现象是稀少的，至少是不明显的。
一般的情况，时代的精神面貌经常是通过它所赋予作者的世界观与它所孕育的作者的性格而出现的。
这就必然发生一种现象：
诗歌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面貌，不免会稍迟于那个时代现实的发展。
因为认识既经常落后于形势，那么诗人能充分认识新的现实也就经常需要一段短暂的时间，同时诗人们要改变他们已经形成的世界观与前一阶段所孕育成熟的性格也需要一段短暂的时间，这就不能那么紧凑的亦步亦趋了。
事实上开元之初，继承了武则天王朝的发展，整个社会已经是进入上升的高潮，然而诗坛盛况却还要等到开元中叶才更有力的普遍展开。
《河岳英灵集》序所以说：
贞观末（近650），标格渐高；景云（710）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727）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景云（710）中其实也就是开元（713）前夕。
可是为什么要等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呢？
这就是说一种“气象”或“风格”孕育成熟，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远而如代表建安时代的诗人曹植，他的名作大部分是在建安的后期，有的则还到了建安之后。
而历代归之于盛唐诗歌成就之一的岑参的大量边塞诗，却正是写在安史乱前不久的。
一个时代的影响之来既不是突然而来，一个时代的影响之去，也不会是突然而去。
特别是在几千年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其发展原是缓慢的；人们需要十年八年或更长的时间来充分认识它，乃是自然的事情。
安史之乱作为唐代高潮的分水岭，也作为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的分水岭，这意义当时人是很少察觉的，甚至除了李白、杜甫之外，诗人们几乎都没有反映这一重大的事件。
特别由于从安史之乱到长安收复，为期不过两年，更容易使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不过是偶然短暂的不幸而已。
那么安史乱前，即使社会上黑暗面的抬头已经露出端倪，也就还难于立即改变开元盛世所长期孕育的普遍的生活感情。
至于黑暗面与光明面的矛盾斗争这是任何时代都有的。
盛唐时期，其间的对比也是在渐变的发展中，总的说来，在征云南战役（天宝十载）之前社会的精神面貌，光明面仍是占着上风的，所以李白《古风》说：
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这就是李白对于征云南前夕社会的描写。
当时宰相李林甫阿附权贵、杀害贤能，的确是开明政治的破坏者。
但李林甫还有自知之明，在开明政治传统的压力下，仍然不敢十分胡作非为。
历史上说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相位，排除异己，却又尽量的在各项措施上照规矩办事；这就使得直到天宝十年，整个的情况还是平稳的。
而杨国忠则是一个好大喜功大胆妄为的人。
这样到了天宝十一载杨氏独揽大权，十二载十三载连年饥荒，局势才显得严重起来。
而安史乱后，唐帝国还维持了一个半世纪左右，说明在这划时代的转折点后，一方面固然是开始面向下坡路，一方面也并非就立即一落千丈、分崩离析。
而安史乱前正如李白《古风》所说：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
其间虽然有矛盾、有曲折，总的是统一在一个发展的盛况中，这就是盛唐气象的根据。
二盛唐气象与陈子昂
盛唐气象是反映着时代精神的，然而如果以为一谈盛唐气象便是歌功颂德，则显然又是错误的。
歌功颂德指的是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阿谀，是从来也不代表盛唐气象的那些应制诗之类的主要内容。
而盛唐气象所歌颂的是人民的胜利，离开了人民的胜利就无所谓盛唐气象。
唐代的盛世是由于隋末农民起义迫使统治阶级作了让步，是由于建安以来成长起来的民主要求在这一基础上的更为高涨，才使得封建社会顺利发展了它的上升阶段。
而这些都是人民的斗争成果。
盛唐时代并不是统治阶级好心的赐与，歌颂这一时代因此与所谓歌功颂德并无相同之处。
相反的，歌颂盛唐时代正是要歌颂那促进现状更为富于解放的精神力量，歌颂那人民在胜利中饱满的生活情绪与自豪感。
陈子昂作为盛唐诗坛的先驱，也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之间的桥梁，而陈子昂就是并不满足于现状的。
他的最有名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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