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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变迁――康乾盛世下的宗藩体制
内容提要费正清曾用“传统与变迁”去概括近代以来的
乾盛世下的宗藩体制。
就该体制而言，在西力东渐下，至清代中前期已发生着渐变。
它不仅体现在体制的意识之变、制度之变等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运作方式转变方面。
虽然这些变化既无法根绝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弊端，也不可能与传统相决裂，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促使了清代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一统”向近世“国家统一”发生转变，并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国家之形成提供前提。
布罗代尔曾称“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
同样，如果不谈国内的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注:
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年11月版，第1卷，第117页。
）。
因此，选择康乾盛世下宗藩体制为题进行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理解这一体制解体之本身，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多地明了近世以
（注:
就当前研究现状而言与宗藩体制相关的理论可分为以下六
类：
“朝贡”理论，“中心一一外围”理论，纳贡理论，华夷秩序理论，“大一统”和“天下观”理论，宗藩理论。
或宗属关系（注:
针对宗藩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多，相关的学术论文有姜龙范的《历史的留影》、张世明的《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陈潮的《明清之季中韩关系探索》刘为的《清代中韩宗藩关系下的通使往来》、黄清根的《中越宗藩关系简论》、［韩］金在善的《甲午战争以前中韩宗藩关系和中韩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议》、苑宏先的《论晚清时期的中韩关系》、林明德的《李鸿章对朝鲜的宗藩政策》、［韩］高秉希的《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陈双燕的《从宗藩体制向近代外交的转型一一奕？
D北京和谈新论》、吴蓓的《十
九世纪亚洲的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以及拙作《康乾盛世下中琉宗藩贸易研究》（《江苏社会科学》）、《清代中前期清廷蒙古政策研究》（《西南大学学报》）、《清代中期以前中朝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等。
）
进行研究的比较多；而针对康乾盛世那样具有转折意义、且体制已发生演变又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时期进行研究的却不多见。
这一研究领域的欠缺不仅容易使人误以为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解体是从近代（1840年后）才开始的，而且也不容易解释清中国这一统
一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形成的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拟对康乾盛世时期宗藩体制演变及影响等内容进行研究，抛砖引玉，以鉴方家。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传统宗藩体制内涵之继承
清王朝自入关后不仅继承了汉族统治者天下一统的思想，而且也承袭了中国封建王朝的传统体制。
不仅如此，就中国传统宗藩体制而言，清王朝至康乾盛世时期更为系统地继承了该体制的内涵，而且将它更为充分地展现出来。
具体而言，这一继承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自康熙帝执政以来，清廷就开始在治理藩属问题上转变思路。
清廷不再动辄用高压政策迫使藩属臣服，而是改用怀柔的方式来发展双方关系，以期建立起一个更为和谐的宗属体系。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后，不仅加快了藩部的统一，而且还加快了对朝鲜、琉球、越南、暹罗等国宗藩关系的建设。
其中,经济上对它们的厚往薄来就是最常用的一种怀柔政策。
首先，最能体现清廷这一怀柔政策的是贡品日减的“薄来”做法。
清代初期,清方对朝鲜等有过需索行为，但主要是出于满足清初政权自身之需要；而到了康熙朝后，清廷基本上能够自给，因此对朝鲜、安南、琉球等就停止了需索行为。
康熙朝清廷对朝鲜、琉球、越南等均实行着积极的“薄来”政策。
就朝鲜而言，康熙五年（1666），康熙帝就专门派学士赉
敕朝鲜国王，减免清方使臣礼物，并将顺治时的贡物种类、数量
再次酌减（注:
《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版，康
熙五年条。
）。
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又因朝鲜“世笃
悃忱、克殚恭顺，顷复输应军需，捐进鸟枪三千”，决定将朝鲜年贡内的黄金百两及蓝、青、红木棉等贡物永远免除④托津纂:
《大清会典事例》，台湾文海出版社XX公司，民国79年［1990］版，卷502，第822、820页。
）。
就琉球而言，康熙朝也照样实行着积极的减贡做法。
清廷遵循“不贵异物，不宝远物”的传统
做法对琉球实行过多次减贡潘相:
《琉球入学闻见录》，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62年［1973］，第25页。
）。
康熙三年，清廷
就规定“外国慕化，来贡方物，照其所进收受，不拘旧例”④。
同样，对于安南而言，康熙朝清廷的政策也充分体现了此点。
如康熙三年正月，礼部奏“安南国所贡方物与《会典》不符，嗣后入贡，请令遵照《会典》。
”康熙帝的批示是“外国慕化入贡，所进之物，著即收纳，不必遵照会典。
”（注:
《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卷11，康熙三年正月戊寅条。
）由此可见，康
熙帝将属国的贡物只看成是属国诚服宗主国的一种象征，对于其物品之多寡，并无财富上的苛求。
雍正即位后，在减少朝鲜、琉球、安南等属国贡物上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如雍正元年，雍正帝谕礼部时就称:
“朝鲜国自归顺我朝，恪共藩职，列圣以来，屡次施恩，减免贡物，今所贡或尚有可减者，著确议具奏（注:
托津纂:
《大清会典事例》，台湾，文海出版社XX公司，民国79年［1990］版，礼部，卷393,
第7797-7798页。
）。
”对于琉球，康熙之后的雍正朝也继续施行康熙朝对琉球的减贡精神，以期达到“厚往薄来”的目的。
因康熙朝已经将琉球贡物减少到最底程度，雍正朝不可能再通过减少常规贡物贡额的方式来向琉球传递？
7斐？
对属国的恩赉，便
以“表谢方物”的运作方式存留至两年甚至是多年后抵做“正贡”来传递天朝对属国的恩赉。
乾隆帝即位之初也仿照康熙、雍正帝做法，对朝鲜、琉球、
越南等施以减贡，以符合宗藩关系中的厚往薄来原则。
如乾隆帝刚一掌政，就命令礼部减朝鲜国？
r送诏使仪物。
（注: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卷9，雍正十三年十月辛
未条。
）
其次，同样能体现出清廷这一怀柔政策的是赐品日多的“厚
往”政策。
对于朝鲜而言，顺治十八年时清廷对其赏赐就已形成
了定例，那就是恩诏外藩时，赏赐朝鲜国王各缎共50匹（注:
托津纂：
《大清会典事例》，台湾文海出版社XX公司，民国79年
1990］版，礼部，卷217，朝贡，第857页上。
）。
至康熙朝，清廷为了进一步体现其“厚往”做法，在赏赐数量方面进行了扩大。
如康熙八年《朝鲜实录》称：
“使臣之自北京还，清国例送银缎于朝廷，称之赏赐。
至是冬至使赍来银一千两”（注:
〔韩〕
显宗改修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32年
1957］，十年三月甲辰条，第3958。
）。
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又议准：
朝鲜国解送漂海内地人口，赏差官赐银三十两，小通事银
八两，从人银各四两，于户部移取，礼部恩宴一次。
不仅如此，清廷还要求：
“嗣后，如有解到漂失船只人口，按照此例赏宴遣还。
”雍正帝刚一即位也立即命令加赏朝鲜、琉球等属国。
雍正帝谕怡亲王谕旨就称：
“外藩人等来朝，给以食物，及其归国颁以赏赐，俱有定例。
但该管官员未免忽略，遂使远人不沾实惠。
朝鲜国守职恪顺，百年有余。
今琉球来使，亦甚恭谨。
伊等归国时，一切应赏之物，择其佳者给与，务使得沾实惠……朝鲜
安南等国……或应有行加赏之处，酌量定议奏闻”（注:
托津纂:
《大清会典事例》，台湾文海出版社XX公司，民国79年［1990］版，卷506，第862页。
）。
乾隆朝清廷对朝鲜、越南等属国也继续实行“厚往”政策。
如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驾幸盛京时，
清廷就赏给朝鲜国王弓矢全副，貂皮百，鞍马一，红?
P缎、龙?
［缎各四匹，大缎、纺丝各三匹。
又特赐御笔“式表东藩”匾额。
同时清廷还赐正使?
P缎一匹、缎四匹，靴袜鞍马，银五十两；书状官缎二匹，靴袜，银四十两；大通官三人，每人各赏中缎二匹，靴袜，银三十两；押物官十五人，各赏缎一匹，银二十两；从人二十名，各赏银五两（注:
托津纂：
《大清会典事例》，台湾文海出版社XX公司，民国79年［1990］版，卷507,第864页。
）。
二）政治上：
怀柔远人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基本内涵得以展现还体现在政治方面。
它主要体现为清廷严格的敕使管理制度和对属国实行迁让的边界政策。
就康熙朝而言，康熙帝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处理客使在朝鲜
等属国的需索行为。
康熙六年（1667），清廷对派往朝鲜的敕使
人员进行了一次整顿。
清方虽不见有此记录，但朝鲜方却有史料
可资证明。
朝鲜显宗八年（康熙六年/1667年）国王打听清方敕邑，皆除宴席”（注:
〔韩〕《显宗改修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32年［1957］，八年十一月丙寅条。
）。
雍正朝对出使朝鲜等属国的使节管理也颇具成效。
这些可从
朝鲜等国对敕使的评价中得到体现。
如雍正元年（1723），朝鲜
方对清方派往朝鲜的清使图兰等人的评价就很高，朝鲜方面称
“今番上敕有？
饬r?
副敕则年少英迈，非从前诸敕使比矣。
”
而后又称“诸处宴享，一切停废，例给物？
N，十减七八，……而
人参、菱花等物终不受”（注:
〔韩〕《景宗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32年［1957］，三年七月甲申丙子条。
）。
到了乾隆期，乾隆帝在敕使管理上更加严格。
乾隆元年
1736），清方派往朝鲜的兆德与释伽保等到朝鲜后“规外”受
赠；回国后两人又相互参议。
针对此等情况，清廷对他们实行了严惩，不仅将他们革职，而且交部治罪。
然后乾隆帝又要求礼部行文朝鲜国王，要求“嗣后，凡有使臣奉差彼国，务宜遵朕前旨，将馈送正礼，入银两物件之类，裁减一半。
至陋规所有都请、别请等项，悉行禁止，不得私与一件，既干功令，复负朕怀远之
恩”（注: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卷19，
乾隆元年五月戊午条。
）。
朝鲜方面对清廷的这一做法非常欣赏，称“彼之处置得宜，可谓有纪纲”（注:
〔韩〕《英宗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32年［1957］，十二年二月戊
子条。
）。
迁让的边界政策也是康乾盛世时期清廷对属国在政治上实行怀柔的重要体现。
就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言，它最初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但是自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到清末中朝宗藩体系的瓦解，清方从未在领土上对朝鲜有过任何要求。
不仅如此，而且有清一代，在中朝疆域问题上清方向来是尽量地迁让朝鲜，应朝鲜方要求或主动的采取手段，建立缓冲地段，避免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引发争端而影响清朝朝鲜宗藩关系的发展
（注:
《清世宗实录》，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卷106，雍
正九年五月戊辰条。
。
而就中越关系而言，康乾盛世时期，清廷虽与安南在边界确认方面存有分歧，但总体上看，清廷仍对越南采取了迁让的边界政策。
雍正三年，云南总督高其倬就向清廷提出了中国与安南边境需加以确认的建议。
他根据《云南通志》，不仅发现清朝在云南开化府以南已经失去了土地一百二十里，而且还发现至康熙二十二年止，铅厂山下小溪内斜路村六寨“复入于交趾较明季又失去了四十里”。
而雍正帝却认为：
“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
不仅如此，雍正帝还认为：
“安南自我朝以来，累世恭顺，深属可嘉，方当奖励是
务，宁与尺寸之地，况明季久失之区乎！
”（注:
《世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卷31，三年四月已丑条。
）至乾隆朝，清廷
仍继承了雍正朝迁让的边界政策。
乾隆十六年，广西地方官在广西沿边载插筋竹，以标明清朝与安南界线。
但此行为遭到安南反对，以至于安南将筋竹“拔去竹根，移迁内地田界”。
该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帝要求清方地方官员进行严查（注:
《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卷393，乾隆十六年六月辛酉条。
）。
但至
该年七月，乾隆帝对于确认中越边界问题态度上却有变化。
他虽政策去对安南实行怀柔（注:
《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卷394，十六年七月辛未条。
）。
因此乾隆十六年十月间乾隆帝谕军机大臣时就称：
“定长因栽插筋竹一事……亲历关隘紧要地方查勘等语，此行殊可不必。
安南素称恭顺，经今百有余年。
内外界址本自画然，何必插棘编篱，多方纷扰？
”（注:
《高宗实录》，
中华书局，1985年，卷401，乾隆十六年十月辛酉条。
）而至乾
隆十六年末，清廷在乾隆帝的授意下，又作出了“安南素称恭顺，沿边画界，相安已久，不借种竹以固藩篱，应即停止”的决定。
（注:
《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卷402，乾隆十六年十
一月庚午条。
）
三）文化上：
“宏宣德化”
对于清代宗藩体制的确立与发展而言，“德治”更为重要。
因为“在东亚，皇帝是位于国际关系的顶峰或中心，他不是通过
法律而是通过权威的美德”（注:
Mancall,Mark..Chinaatthecenter:
300YearsOfForeignPolicyNewYork,FreePress,
来实现他的天下共主
London,CollierMacmillan,c1984,P34.）
身份的。
因此，“德治”不仅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臣民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对周边藩属加强影响的重要媒介。
对于中国周边的地区而言，当中国统治者的统治实力无法跨越空间距离时，中央政权统治对周边的“藩属”已不再产生直接的作用。
但是中央政权又要协调中国同周边的关系，形成一个较为安宁的周边环境。
这一客观要求不得不迫使中国的统治者采用非直接的统治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
因此在中国古代，“德治”无疑成为各朝各代统治者开？
〒雇?
周边地区关系的最佳选择。
通过“德化”的宣传？
「绞姜？
和“德化”的怀柔政策来协调中国古代的内外关系。
清代统治者对外，尤其是对属国也照样要宏宣“德化”。
不宏宣“德化”，则无法体现清朝帝王的“天下共主”。
对于清代中前期而言，清朝对朝鲜、安南、琉球、缅甸等属国的“德化”宣扬，体现在政治、经济、司法、边境等多个方面。
几乎同它们发生的一切交往，都能找到统治者“德化”的影子。
而康乾盛世时期清廷的琉球政策更能充分体现出它那德化天下的文化宣传，其中发展琉球留华官学生教育就是其中的代表。
就康乾盛世时期而言，清廷对琉球就实行着积极地教授来华
的目的④
王士桢：
《琉球入太学始末》《清代琉球纪录集辑》诸家，台北台湾大通书局，民国73年［1984］，第17、19页。
），而且也在于通过对琉球留华官生的“沾雨露之湛斯”，去实现它们对宗主国清廷的“望苍云而入贡”潘相：
《琉球入学闻见录》，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62年［1973］，第26页。
）。
出于以上
目的，当琉球官学生来到中国后，无论是清廷还是一般的官员都
也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康乾盛世下中国传统宗藩体制之变化
一）康乾时期促使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
清康乾盛世时期清廷在构建自身宗藩体制及其运作中固然将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内涵充分展现出来。
但进入近世后，世界格局不再允许中国自大于它那“天下一统”体系，而是要将它融入到一个更为宏大，更为具体的世界体系之中，并使其成为其中的一员。
面临如此变局，清廷虽无全盘觉察，且不可能自破传统桎梏，但却潜意识地意识到外域之变。
这些不能不促使清廷统治者去权衡自身统治下的中国与外域关系问题。
而如此变局应该是引导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促使康乾盛世下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可
归纳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西方自身体制的变化。
西方自身的变化，主要体
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西方政治、外交体制的变化。
这必将对清代统治产生影响，并对它如何去认识、构建所谓传统的内外关系产生影响。
其次是西方对东方的扩张。
16世纪后西方对中国周边国家
的渗透对康乾盛世时期清廷处理其宗藩体制产生影响。
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曾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大多数历史年代里曾是中国的属国。
而16世纪后西方对它们的渗透，必将影响入关后的清王朝。
而
西方对中国周边国家渗透的加紧更影响到清廷去思考如何理顺其内外关系。
因为早在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后就派舰队进入暹罗。
（注:
田禾、周方冶：
《泰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而1600年后，葡萄牙人又开始在缅
甸发展自己的殖民地
（注:
〔缅〕波巴信：
《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
来威胁，因为早在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就在越南的岘港附近建立了商埠。
（注:
《越南》，editedbyHelenwest,台湾英文杂志社XX公司，1994年。
）
而明末清初时期西方殖民者对中国本土的渗透对康乾盛世时期的统治者印象更为深刻。
早在1516年葡萄牙人佩斯特罗就
远来中国做试探性的远征（注:
〔美〕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960年，第一卷，第45页。
）。
1557年葡萄牙人使用贿赂的手段，获得
了在中国澳门的居留权，1604年荷兰人第一次派商船来到广州，
1622年雷伊松（KornelisRayerszoon）率船十五艘出现于澳门，并准备对中国实行武力侵犯，结果因遭失败而退出广州，并占领了台湾。
以上历史表明，康乾盛世时期世界格局巨变必将对清朝统治阶层产生影响，并将导致其宗藩政策发生演变，从而也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宗藩体制至康乾盛世时期发生演变。
（注:
〔美〕塞缪尔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
社，1999年，第36页。
）
二）康乾盛世下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发生变化的主要体现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意识
之变、制度之变和运作之变等三方面。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更多强调的是“天下”，“国”只是“天下”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大于“家”的上层结构。
不仅如此，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家国是同构的（注:
唐德刚：
《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第144页。
）。
正是因为古代儒家更多强调的是“天下”而非“国”或“种族主义”，所以以儒家
经典为治国法典、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准绳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更多强调的是“天下”。
但与前代相比，这一思想在清代却发生了变化，促使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此时期世界大变局的影响。
这一触动的结果使得清代统治者所继承的“天朝意识”不再是中国传统封建统治者“统天下”的原版意识，而是有了一些新的内容（注:
郭成康：
《清
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4期，第4页。
）。
这
强。
清代中前期“天朝意识”下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思
维”的萌发和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己的见解，他曾称：
“地理上应天文，宋儒云天下至大，不可
五度之内，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东流；四十五度之北，具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相合处也”（注:
《圣祖实录》，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卷267，康熙五十五年三月已巳条。
）。
不
仅如此，康熙还从天球地图的观察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在世界范
十度至四十度，……与中国对照，始知古分野之说，确有所据”（注:
《圣祖实录》，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卷291，
康熙六十年三月条。
）。
通过他的言论，可以看出，康熙对中国
的版图在世界中即真正的“天下”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
乾隆对中国与“天下”之区别，也有自己的认识，他称：
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
《清
年二月辛丑条。
），此言论对于当时传统儒士而言，可谓石破天惊。
因为传统儒家思想一贯认为“天下”者中国之“天下”也，
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
而乾隆却认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则分明等于承认了“天下”不是中国帝王的一家
天下”。
既然“天下”不是中国皇帝一家的东西，那么清朝自身的“天下”又是什么？
乾隆认为中国的“天下”就是“中国”所涵盖的范围。
他在对缅甸国王的一道召谕中阐明了此点。
他称：
“中国抚有函复，东自高丽琉球及东洋诸大国，南则交趾
以南诸国，北则准噶尔全部，西则回部数百城，并入版图”（注:
十五年三月上条。
）。
可见乾隆所指的中国“天下”乃是中国本身，加上中国的藩部，再加?
T现歇？
国的属国以及对清朝进行朝
贡的诸互市国。
其“中国”的范围虽然较中国本土大了许多，但
将?
「砺匏躬？
纳入其中，也没有将与清朝发生冲突的缅甸纳入其
第二，对“中国”与“外国”认识的不同。
清代中前期统治
外国”的区别认识上。
这一“外国”不是指外藩属国，而是指与中国形成敌体的其他国家。
清代中前期，统治者对中国与外国
的区别已经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其主要体现在边界、国家安全
点。
中俄边界的界碑文称：
“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
之碑……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
山北一带之
溪河，尽属鄂罗斯。
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
月丙子条。
）清朝与俄罗斯的分界碑文表明，清朝与俄罗斯是以敌体的身份立约立碑的。
此举表明，清朝统治者对于中国与外国
的区分，已经认识得非常清楚。
中国皇帝之“天下”并不能涵盖
的职能。
乾隆中前期乃中国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藩属来朝，朝贡不绝。
即使在此阶段，乾隆帝对于中国与外国的区别也认识得非常清楚。
如乾隆年间，俄罗斯属土尔扈特人请求派使到西藏朝圣，并且请求派幼童数十人到藏内居住学习经典。
对此，乾隆帝
没有同意，他称：
“……但土尔扈特，系鄂罗斯所属，异国之
1985年版，卷100，乾隆四年九月上壬子条。
）。
乾隆帝之所以不允许土尔扈特人入藏学经，其主要根据在于它是俄罗斯人，而俄罗斯人为外国人，当然不可以随便进入中国。
由此，从乾隆帝
的思维向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乾隆帝的“中国”“外国”之区别。
因此，其在接见马戛尔尼时所称的“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与其说是对“天朝”的自夸，不如说是
在说
1985
抵制英国人过分要求的一种藉口。
因为在接见马戛尔尼时，出此段话之前，乾隆帝所强调的是中国与外国的区别。
他称：
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自有风俗制度，断不能效法中国”（注: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出版社，年版，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下。
）。
此谕表明，乾隆帝完全承认中国与英国的差别，他不强求英国接受中国的“天朝”体制，所求的只是各自相安，各行其事。
“天朝”与外国在乾隆眼中并不是包括与被包括关系，相反，他对英国等外域之威胁深有感受。
他曾在一首诗中称：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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