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的诗歌散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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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的诗歌散文
香港回归的诗歌散文
【篇一：
香港回归的诗歌散文】
阳热追高的暑夏
烈浪袭袭，炙烤着万物
表达忠贞永恒，绣球抛眼
江南，田间谷黄金挥
漫送着奔熟的香味
/
蝉收薄翼，抓爬在枝桠上
依仗外壳坚硬不透，抵御
滚滚的热烫，鸣叫不止
唱着欢热的赞歌
/
田塘湖角的荷莲，招引
蜻蝶翩跹，水鸟盘旋
停停飞飞，不时嬉水窥丽
青波荡漾，扇叶轻遥，花情烂漫
/
栀子，茉莉，白兰
花开一片梦想，守候在
院落与小区的亭台楼阁间
执热满腔白香致爱的梦
/
八仙花，带着美丽的传说
张扬着青春妩媚，用美满的希望
表达忠贞永恒，绣球抛眼
期待着姻缘的团聚
/
石榴，单性扬花
以成熟的美丽，花裙流火
妖艳媚惑，风骚千古
闭花守腹，指日子孙满堂
/
美人蕉，满堂红
情浓蓠笆笑，尽是
遍地热花斗艳，飞虫热舞
一片暑烧的奇丽好看
/
问诗人何去
夏江南
不思春归
只留暑月夏情
【篇二：
香港回归的诗歌散文】
一文学掀起了新高潮
1982年年底，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定。
香港开始进入“九七”回归前的过渡期，香港文学的发展从此也迈进了一个新阶段。
香港人曾自嘲是“经济动物”，不问政治，只知赚钱享乐，这曾是众多香港人的写照。
如今不同了，“一国两制”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将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与每一个香港人都休戚相关，不管你属于哪一个阶层，从事什么职业。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的命运本应同中国命运息息相关，但以前由于香港处在英国殖民统治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祖国意识的迷茫迫使香港作家只能以“他者”的身份来描写、评判中国。
如1949年后，一些从内地南来香港的作家大都以“难民”身份写“家亡国破”之恨。
七十年代末描写中国的作品，一味暴露十年浩劫的黑暗面。
处于过渡期的香港作家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
他们在赞扬或批评中国时，已不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而多了一份投入的激情与承担的负重感。
今天的香港人，甚至比内地人更关心政治。
认识中国，关心“九七”，渐渐成为不同流派的香港作家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创作题材。
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是社会的测温计，“九七”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香港文学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诚如香港诗人春华所说：
“香港正处在风云际会时，香港有血有泪的曲折历史，波澜壮阔的丰富的社会生活题材，东西文化荟萃的桥梁，应该产生巨大的划时代的有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的作品。
”（见《当代诗坛》第19期，第157页，香港银河出版社，1945年12月31日出版。
）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准确地传达出港人的心声，这是很多香港作家意识到的责任。
香港文坛以“九七”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频频出现，“九七”回归的春潮极大鼓舞着有良知的香港作家，并促使其文学作品的思想容量和艺术空间得以拓展，作家的艺术创作观念也相应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首先，香港作家文艺观中的政治意识开始强化。
相对而言，香港作家在过渡期以前大都比较强调作品的艺术性，注意形式技巧的创新，而对政治则较为冷淡，即所谓的“政治冷感”。
随着香港回归日近，香港作家开始体悟到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在“九七”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一种自发的政治意识得到空前的张扬。
香港作家们不再认为凡政治均是肮脏的，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政治冷感开始渐渐隐逝，专写欢场女子、婚外情、同性恋的作品在减少，作家的政治分析与社会分析能力在不断增强。
香港作家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忧国忧民。
需要指明的是，这里的“政治意识”不是指只为个人利益、阶级利益而争权夺势的狭隘僵化的“小政治”理念，而是指一种涵括祖国意识、家园意识的“大政治”意识。
一向处于散漫状态的香港作家自发组织起来了。
1985年3月，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宣告成立，随即开展一系列活动，并出版《中华文化》周刊。
1985年春，龙香文学社成立，社长为企业家施祥鹏，副社长张诗剑、夏马，拥有近百名会员。
该社团以加强文学交流和活跃文学创作为宗旨，出版《香港作家报》。
1986年9月，香港文学研究会成立，刘以鬯任会长。
该研究会以学者型作家为主，会员的创作颇具水准。
1987年11月10日，香港作家协会（简称香港作协）成立，倪匡出任首任会长，胡菊人、梁小中、黄维梁任主席。
该会宗旨是：
保障香港作家创作自由和言论独立的权利，维护作家版权、出版、发行权益。
现由朱莲芬任会长，黄仲鸣任主席。
1988年1月31日，香港作家联谊会（现改称香港作家联会）正式成立。
该会以“增进香港作家的友谊及推动海内外文化交流”为宗旨。
现出版会刊《香港作家》（月刊）。
第一任会长是曾敏之，现任会长是刘以鬯。
作协和作联是香港当代文学史上两个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
1988年元月，以青为负责人的文学世界联谊会宣告成立。
参加该会的有各国著名诗人、作家、学者七十多人，成员遍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不定期会刊《文学世界》。
八十年代末蓝海文为会长的世界华文诗人协会成立，该协会出版会刊《世界中国诗刊》。
1990年1月，当代诗学会成立，该学会广泛联络海内外诗人、诗评家。
是一个兼顾创作与研究的文社。
1990年香港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文联成立，李默出任会长。
）该联合会出版会刊《香港文艺报》1991年，岭南学院成立了“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出版《现代中文文学评论》。
该刊以发表香港文学评论为主，有较高的学术性。
总之，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香港作家呼朋唤友，成立起一系列文学社团。
在香港回归前后，香港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左右对立的状况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从前持不同政治倾向、属不同艺术流派的作家，现在不知不觉走到一起来了。
香港文社多属同仁性质，组织松散，但各个社团在制定的章程中都标明以维护作家权益，推动香港文学发展为宗旨，这对香港文学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香港回归前后的纯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并不景气，但文化人的热忱与执著却令人敬佩，其景况可用此起彼伏、前赴后继来形容。
创刊于1985年元月的大型文学月刊《香港文学》，是香港影响最大，令香港作家引以为荣的纯文学期刊。
该刊由著名作家刘以鬯任社长兼总编辑。
《香港文学》倡导文学革新、自由评论，追踪世界华文文坛新热点，钩沉史料，撰稿者遍及五大洲，成为一本世界性华文文学杂志。
该刊坚持不登媚俗文字，以其高水准、高格调、高品位深受好评。
该刊出版准时，迄今已不间断地出了近二百期，难能可贵。
今天，《香港文学》已成为香港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不可不看的一本重要的文学杂志。
\：
“九七”回归前后的文学活动开展得较为活跃。
一些文学机构、社团踊跃举办各类文学活动，如文学讲座、研究会、笔会、诗朗诵会、征文比赛、文学奖评选、文学成就展览等。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这类文学活动更为频繁。
例如，1990年10月31日，《八方》文艺丛刊编委会设八方文学创作奖，首届获奖者为女作家西西。
中大、港大、岭南学院等大专院校分别主办过几次有影响的关于香港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国际性文学研讨会。
各大专院校青年学生组织的文学社也时常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
这类丰富多采的文学活动，不仅为作家间相互交流、学习提供了方便，还起到了鼓励青年从事文学写作、在各阶层市民中扩大文学影响力的作用。
出于“九七”的政治因素，港英当局开始检讨、研究过去艺术发展情况，并于1994年8月1日正式成立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委会。
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筹划、推广文学艺术的全面发展、欣赏与参与，借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艺水准。
由于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香港文学作者出版物数量增加，香港中文报章也锦上添花，多家大报开辟了副刊。
如1994至1995年度，获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文艺刊物有：
香港文联主办的《文艺报》双月刊，香港英文笔会主办的《香港笔会》，由香港作联主办的《香港作家》月报等等。
九十年代以来，市政局图书馆联合香港作联、作协共同举办“文学月会”，邀请本地作家演讲，参加者踊跃。
1997年1月4日至11日，香港举办了“首届文学节”。
这项活动由市政局主办，它以“香港文学50年面面观”为主题，内容颇为丰富，包括研讨会、香港文学五十年展览、读者与作家见面、写作研习班、香港文学电影欣赏及座谈等等。
文学节期间，大会堂等众多文化场馆以及各区的二十一个图书馆均有文学活动，可谓盛况空前。
其中“香港文学50年展览”包括展出大量的作家手稿、照片、小传、珍贵的著作、各个时期出版的文艺期刊，吸引了许多观众。
1998年7月1日至11日，香港临时市政局公共图书馆主办了“第二届香港文学节”。
这届文学节主题为“香港文学多面体”，内容主要有研讨会和展览。
研讨题目为“香港文学的艺术特色”
、“香港文学中的香港”、“过渡期的香港文学”、“香港文学的雅与俗”、“香港文学的语言”，分别由演讲和讲评的方式进行。
展览内容为“香港文学中的城市风貌”，以精选部分原作品，配上相片、插画，混合媒体、装置艺术等，表现八九十年代香港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此外，还有读者与作家会面、交流，作家专题讲座，中小学生文学作品演绎比赛等。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加大了对文学事业的资助力度，特别是在香港经济受亚太金融风暴冲击而陷入低潮的情况下，香港艺术发展局对文学事业的援助资金有增无减。
回归后的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委会规定，资助作家出书凡中篇以上作品均须由文评员评审考核才能交文委会委员定夺，这就避免了以前文委会资助出版书刊时的随意性，提高了资助出版物的质量。
艺术发展局文委会对资助报纸办好文学副刊尤为重视。
例如，1998年6月，文委会通过‘资助报刊文学版“一案，拨款六十多万元，资助《新报》、《商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和《前哨》月刊扩充文学版。
据统计，从1994年8月至1998年3月，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委会已为香港四百零九个出版计划提供了1548万元资助，为四十八份杂志提供了198万元资助，为七十二个教育计划和二十四个扩展计划提供了982万元资助。
以上资助总额达4228万元。
从年度拨款来看，香港回归之后比回归之前有了大幅度增加，97/98年度文学方面资助款数额比94/95年度增加了三。
二三倍。
香港回归前后，香港与内地的文学交流大大地加强与活跃起来。
首先是两地文学工作者、作家之间的互访日益频繁。
据不完全统计，仅1994年，内地来港进行文化艺术交流的就有二百七十二批，共三千四百多人次；香港作家到内地访问的则有三十七批，共三百多人次。
其次是两地出版界的合作增多，如内地长江文艺出版社和香港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香港作家作品系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与香港作联合作出版紫荆花书系。
此外，有大批内地学者、教授到香港讲学、参加各种文学活动。
两地文学交流日益频繁，扩展了香港作家的艺术视野，对香港作家的创作理念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交流也为”九七“后的香港文学由与母体文学”交流“走向”整合“作好了铺垫。
香港作家历来以流动大著称。
进入过渡期后，有不少香港作家由于家庭等方面原因移居海外。
离港作家有陈浩泉、阿浓、韩牧、冯湘湘、水禾田、梁锡华、胡菊人、戴天、黄国彬、潘铭
、颜纯钩、李怡、亦舒等（在加拿大）；倪匡、雨萍、柯振中、陈炳藻、黄河浪等（在美国）；杨书楚等（在新加坡）；梁羽生、陈耀南、杨明显等（在澳洲）。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离港作家有四十余人。
他们移民海外后大多没有搁笔，有的仍为港报写专拦，或在香港发表文章，出版著作。
移居海外的香港作家在推动居住国的华文文学，繁荣世界华文文学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近几年，移民海外的香港作家倒流回港的也有，如刘绍铭、潘铭
、黄国彬等。
与此同时，近十多年来，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作家约有百人之多。
香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中继站。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只要两地文化界人士携手合作，加强交流，取长补短，自强不息，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吸取外国优秀文化的精华，形成自己的特色，香港完全可能赢得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之一的美誉，同已经取得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交相辉映。
香港文学艺术的百花园必将姹紫嫣红，大放异彩，带给中华大地’阅不尽的春色，看不完的繁花‘。
“（张浚生：
《欢迎中国作家访港酒会致词》，载《香港作家报》，1995年11月出版。
）
香港回归祖国已两年多了，人们对香港文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二本时期的小说
香港回归前后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
首先是”九七“题材成为创作热点，认识中国，关心”九七“，渐渐成为不少分别属于不同流派的作家的共同创作路向。
”九七“题材的香港文学作品中时代精神的投影明显浓重起来，这与过去那些写风花雪月或身边琐事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梁锡华的”九七“题材长篇小说《头上一片云》比其过去写的长篇小说《独立苍茫》在思想容量和艺术空间上均有极大的拓展，不再囿于个人生活领域，而利用主人公卓博耀的一举一动去写时代的变化。
作品的情节也随着局势的转变而发展，作者无论是写宗教信仰还是写婚姻爱情，人物身上都烙上明显的时代印迹。
刘以鬯的《一九九七》则通过描写吕世强内心的不安与忧虑，折射出”九七“香港回归前港人的心态，小说的时代色彩浓郁。
白洛的《福地》，写的是牵动香港社会的重大题材，由于作家敏感地捕捉住变幻莫测的眼前生活，且能从大处着眼，使人感受到小说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情趣。
陶然的中篇小说《天平》，沿着爱情--人性--社会的轨迹，通过描写”九七“回归前杨竹英、黄裕思之间的爱情心理，反映了港人对待”九七“的不同心理活动，并以嘲讽的态度批驳了那些对”九七“心存疑虑和不安并采取不正当手段搞移民的人。
巴桐的《雾》以一个区议员竞选活动为中心事件，展示了风云际会的港岛动荡、微妙的世态人心。
当父亲的顾虑”九七“前途未卜，故反对儿子参加竞选。
小说突出了儿子的崇高志向，并肯定了他对香港前途抱有信心的乐观态度。
梁凤仪的系列长篇小说《归航》则以写实的笔调，立足于”九七“
香港回归的历史潮头，对香港百年沧桑进行回顾，并对回归之前的香港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描写，特别是对港英政府为”九七“回归设置种种障碍，作了较为深刻的揭示。
香港这座不断变幻着的各种色彩和形态的大都市，吸引越来越多的香港作家去描写它，表现它。
林荫的《镀金鸟》、《都市传奇录》、《九龙城寨烟云》等小说写没有火药味却同样充满你死我活的搏杀的商场竞争，令读者惊心动魄，梁荔玲的都市小说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今夜没有雨》、《香山盟》等，活灵活现地勾勒出现代都市职业女性复杂的情感世界。
海辛继《天使天使》、《乞丐公主》等小说后，又推出长篇力作《塘西三代名花》和续编《花族留痕》以及《庙街两妙族》。
这三部小说均以富于传奇性见长，合起来组成了”五十年港九社会的一角“。
海辛充分利用自己熟悉香港生活的优势，在作品中追溯了几个家族数十年的历史变迁，事事交织，物物相牵，人物音容笑貌极富个性色彩，人际关系错综复杂。
这三部作品容量异常丰厚，时间跨度很大，写出了时代的巨变，令读者油然而生沧海桑田、时移世易的感叹。
一些来港不算太久的南来中青年作家，也写出了有特色的香港题材小说，其中用力最勤的当数东瑞和陶然。
东瑞长期勤奋笔耕，创作了数十部中长篇小说和百余篇短篇小说，以反映香港题材作品居多。
以长篇小说《夜夜欢歌》为例，通过对香港娱乐圈里追名逐利的丑恶现象的描写，深刻揭露了社会的病态，穿透歌舞场纸醉金迷的表象，使人看到内里的腐朽。
东瑞早期小说都是写实的，自八十年代以来创作手法趋于多元化。
陶然创作以短篇小说著称，作品的思想立意总是贴近时代，以积极的态度”干预“生活。
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很见功力，特别是注重对人物心态的勾勒、渲染。
他的短篇小说集《平安夜》、《旋转舞台》中的作品，均有鲜活的人物形象，结构和语言方面也颇具特色。
陶然的小说在结构上颇具特色，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突破了平面、线性的结构和推进模式，而采用立体、纵横交错、过去和现实彼此交织的手法。
《窥》是陶然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入的小说大都以香港为社会背景，凭籍不同社会层面人物的生活片断，反映香港社会人生百态和世情众相，从而揭示商业大都会的人情冷暖和人性美丑。
同样为南来中年作家，颜纯钩、陈浩泉、陈娟、吴应厦、程乃珊、陈少华等，在小说创作方面都有佳作面世。
颜纯钩的短篇小说《山路》，获香港第八届青年文学奖小说组冠军。
1983年他的中篇小说《背负人生》获香港博益集团第一届小说创作冠军奖项，受到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等人的赏识。
《红绿灯》是颜纯钩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的作品大都写小人物灵与肉的创伤，写普通人的命运多舛，因而有香港的”创伤小说“之称。
作者从不同角度披露了世态炎凉，展示香港下层社会的人生相，字里行间充满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呼唤。
颜纯钩出版于八十年代后期的短篇集《天谴》，在小说的题材方面作了新的开拓，加强了对人性层面的发掘，在艺术技巧方面也有广泛的探索。
香港评论家璧华用”篇篇皆具新意“（璧华：
《篇篇皆具新意的短篇小说集--评颜纯钩的新作〈天谴〉》，载《香港文学》月刊第92期。
）来形容颜纯钩的这部新小说集。
陈浩泉的小说以反映青年生活为主，作品中的爱情故事缠绵悱恻，人物的悲欢离合扣人心弦，富有传奇色彩，大多为中长篇，代表作有《扶桑之恋》、《香港狂人》等。
《扶桑之恋》写了中日两国的不同社会风貌、文化背景和分别属于两个时代的两代人的命运，悲喜交集，引导读者认识战争与和平、社会与人生、友谊与爱情的内涵与真谛，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将两国的恩怨情仇、异域情侣的悲欢离合、战争的残酷、时代的变迁、旧梦重温、新交欢悦……交织在一起，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香港狂人》通过对主人公余守义因三度入狱遭受刺激发狂致死的经过，形象地展现了香港社会的多个层面，高度概括了香港社会法律、道德、教育乃至学校、监狱、医院等地的真实面貌。
这部小说虽说只有十八万字，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反映当代香港社会全景的规模。
作品以一个有志青年的高尚行为来反衬社会中的丑陋现象，以这位富于正义感的青年最终被逼狂、逼死，控诉社会的种种痼疾。
才气加勤奋，使陈娟在海内外文坛有了颇高的知名度。
八十年代中期，她在内地和港台先后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昙花梦》，三地总发行量超过百万套，并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屏幕。
小说生动地再现了解放前夕南京和上海的社会百态，写人称”中国福尔摩斯“的南京警察厅刑警科长程慈航与几个身怀绝技的江湖女贼以及金陵飞贼等江洋大盗之间展开的惊心动魄的争斗。
案件曲折离奇，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小说男主人公程慈航是以陈娟之父为原型塑造的。
曾敏之称”《昙花梦》不失为描写国民党的《官场现形记》。
“（曾敏之：
《〈昙花梦〉序》，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玫瑰泪》是陈娟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小说虽以一桩命案为作品的落笔点，但作者并未侧重描写破案的惊险曲折过程，笔墨重点落在与命案相关的世态人心上，进而毫不留情地揭示出现实社会冷酷、自私、血腥、污浊的一面，并对形形色色的灵魂作出审美观照。
吴应厦是位勤奋的农民作家，厚积薄发，一直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女人啊，女人》问世才为人所知。
这部小说以香港大屿山为背景，生动地描述了从”七七事变“至今五十多年来香港远郊的历史变迁。
作者在卑微的小人物身上发掘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巨大的凝聚力。
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那些纯朴的村民互助互济，他们的所作所为展现了千百年来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和伦理观念，又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程乃珊在此期间出版了金融世家三部曲的第一部《望尽天涯路》。
小说通过对祝景臣家族几代人以及由婚姻利益纽带所联接起来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的描写，浮雕式地表现出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社会本质。
作者在搜集、占有资料方面下了功夫，构思布局独具匠心，人物塑造上颇见功力。
程乃珊的金融世家三部曲能否成为具有大气的杰作，还要看作者今后的努力。
擅长写散文的陈少华本时期对写小说也产生了兴趣，并在很短时间里就创作了《蓝蓝的路》等三部长篇和短篇集《秋水伊人》。
陈少华创作态度严谨，作品品位高，同时又具备了通俗小说的消遣性。
其小说的主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往往集中在一条主线上，这种”线性“结构符合大众的欣赏习惯，悬念迭起的技巧，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
本土作家也斯的创作，是本时期香港小说创作的可喜收获。
《剪纸》的构思取意独具匠心，瑶和乔这两个本无关系的女人像一张剪纸展开后呈对称状的两面。
从瑶并不了解什么是值得继承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乔的浅薄中，可以看出她们的共性特点。
作者借瑶和乔揭示了香港社会深刻的潜流，写出了对时弊的思索和认识。
也斯短篇小说集《养龙人师门》题材丰富多彩，表现手法不拘一格。
长篇小说《记忆的城市。
虚构的城市》是也斯的一部力作，从动笔到出版历经十年，其间由于认识的深化和对”旧我“的超越而几易其稿。
作者称之为”一部自传体的游记回忆录“。
小说从”我“去巴黎的一次重游起笔，写了在香港成长的一代青年，到海外去留学之后又回归香港时的体验与感受。
在海外时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迫使他们反省自身的文化背景；而急遽转变的香港现实，又使他们产生了困惑、苦闷和疏离感。
作品在结构上以心灵世界为基点，以”我“的情感流动、情绪的飘逸为线索，通篇没有首尾相贯通的故事，心理流向就是作品的进行式。
一般小说中栩栩如生的具有物质感的叙述对象，在也斯的这部小说中似乎化作了空灵的、难以触摸的精神现象，人物的内心独白和理性的心理剖析，常常取代了传统小说的叙述和描写。
进入九十年代后，老作家刘以鬯又迎来了小说创作收获期，陆续出版了《岛与半岛》、《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刘以鬯中篇小说选》等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集。
刘以鬯的新作继承了他一贯的锐意创新的艺术探索精神。
以长篇小说《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为例，巧妙地运用人物直接作内心独白和作者插入叙述的交错技巧，写出人性善恶的交战。
这部小说心理刻画异常细腻，生动逼真，对于剖析社会肌体和人物内心世界方面，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刘以鬯的《镜子里的镜子》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它是历史、社会、人生乃至哲理的暗喻，说的不是物质形态的镜子，而是衍生能力极强的人类共同的模式。
整篇小说在表现手法上有叙述多而描绘少的特点，读者要读懂小说的内涵，需要与作者一同参与”双向构思“，方能领略作者的创作意向，完成作品的解构、释读。
施叔青、钟玲、钟晓阳等受过高等教育的几位才女，也各自献出了小说精品。
来自台湾的施叔青旅港八年后发表了广受好评的《香港的故事》系列小说，后结集成书出版。
施叔青对这部小说曾作了如是剖白：
“《香港的故事》表面上是有声有色的酒肉争逐，事实上是达到否定的批判作用。
”（施叔青：
《〈香港的故事〉序》，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
）在施叔青的“故事”里，看不到英雄，也极少遇见卑鄙无耻的歹徒，绝大多数人的面目不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和“坏人”的概念所能涵盖的，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人，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
系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无论男女，无论属于哪个阶级、阶层，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态，那就是深深的、难以排遣的孤寂，和由此而来的苦闷、挣扎、悲观。
或许，正是对香港社会中形形色色人所共有的孤寂感的思考，激发了作者的创作冲动。
施叔青孜孜不倦地为自己作品特定的内容寻找最适合的表现形式。
香港生活节奏快，信息量大，长篇小说固然有容量大的优势，然创作周期较长，不易为当前的现实写照；短篇小说出手快，但容量毕竟有限。
系列短篇小说，可兼具长、短篇小说的优势，又能避免二者的缺，堪称反映香港社会生活高明而适宜的艺术形式。
施叔青这一系列“故事”展现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香港生活场景，显现出一种多层次、多方位、多侧面的“立体交叉”型构筑。
同样来自台湾的钟玲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业余热衷于写小说，其作品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以真人真事改写的，如《摊》、《杀人井》；另一类是虚构的，如《轮回》、《黑原》。
擅长写散文的钟玲常因生活中的人和事的触发，产生创作小说的冲动，这时，她就借写散文的方式，广泛收集资料，尽量做实地考察，然后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构思、落实。
她写《杀人井》就取材于一桩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巧妙地通过一个幼童的视线展开故事情节。
钟玲深受佛经影响，接受了一种特殊的宿命论及轮回观，即这一辈不能完成，死后会在另一世另一种形式存在；两个有某种关系的人死了之后，或许他们在阴间仍有某种联系；此一时空的你之所以悲哀，就因为自己前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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