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前中国电影制片业的梳理与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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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前中国电影制片业的梳理与研究
1937年前中国电影制片业的梳理与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对从电影在中国首次放映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段的旧中国电影制片业进行初步的梳理，并穿插以史为据的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化研究评述。
这期间有很多值得探寻与研究的典型的电影行业、电影企业现象，本文将对其进行梳理与分析。
【关键词】制片业/“六合”围剿“天一”/“制发放”/一体化/左翼电影 【作者简介】刘扬，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一、外片发行放映业作为背景 在正式梳理此时段制片业发展史之前，很有必要简要关照一下外片发行放映业的此时情况，原因在于外片的发放业是催生中国电影制片业产生的重要外因之一。
电影作为西方的“舶来物”，发放业提前于制片业近十年左右的时间而率先来到中国，据《申报》载，1896年8月11日，外国人在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西洋戏”，此为中国第一次出现电影放映。
在1910年前后，外国商人开始了较大规模在中国建设专业影院的活动，并于20年代中期达到了全盛时期，几乎垄断了全中国的电影发行放映网络。
外商（尤指好莱坞）依靠这一网络，一方面大肆在中国放映着外片掠夺着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又扼住了我国国产电影的发放脉络，同样盘剥着国产电影的利润。
这期间虽有明星影片公司发起建立六合影片营业公司，以专门发行放映国产电影抵抗外片的觉醒与尝试，但这依然改变不了这一时段外片发放业在中国的垄断地位。
但是，专业影院以及外片发放网络在中国的出现在无形中催生了中国本土电影制片、发行与放映业的雏形，更重要的是向第一批中国人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唯有大力发展制片业才能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化的市场中分一杯羹。
二、制片业的艰难成长
（一）萌芽 19世纪末，当外国人在华放映电影的同时，他们也纷纷来到中国拍摄影片。
电影拍摄由此被介绍到中国来。
众所周知，拍电影需要有大量资金和技术设备作为基础。
所以，除了当时少数富庶的欧美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最早拍摄影片的人，都是从事照相业的商人，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亦然，该影片尽管粗糙，但仍然受到当时人们的喜欢。
但在1909年，丰泰照相馆毁于一场大火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没有再拍摄影片。
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还只是私人作坊式的尝试，制片作为一个生产行业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走出第一步。
但是，中国电影的纪元由此开始了。
1909年，由外片发放业催生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成立，虽然是一家外国人的制片公司，但是其生产经营主要是由中国人张石川负责。
亚细亚公司就像是当时中国制片业的“孵化器”，并最终“孵化”出了中国自己的制片业。
因为亚细亚影戏公司有让中国人做主创来拍摄电影的需求，于是在1913年，张石川联络郑正秋等人成立了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公司从编剧到导演的制片全过程，而亚细亚公司则负责资金、设备器材和影片发行。
由此，旧中国电影业的两位巨人也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合作。
同年，新民公司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并于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上映，影响颇大，由此带动了一批国产短片的生产。
从本质上讲，新民公司虽是以公司的形式来组织电影制片，但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制片公司，它更多的是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影片工作室，这是因为新民公司不直接和市场相接触，也不单独承担市场风险。
但新民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中国人以公司的形式涉足电影制片业的开始，并且培养了第一批中国制片业的人才。
在亚细亚公司开始在中国拍摄影片之后，还有两家中国公司也进行了电影的制片尝试。
一是，1913年，黎民伟在香港成立的华美影片公司，同年完成了电影《庄子试妻》的拍摄，影片在香港试映效果很好。
二是，张石川在新民公司解散后，在1916年邀集管海峰等人集资合作，在上海创办的幻仙影片公司，终将张石川一直想拍摄的文明戏《黑籍冤魂》拍成了电影，也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尽管华美公司和幻仙公司最终都因种种原因而夭折，但是这两家公司比新民公司又进了一步，虽然他们是依托于外国公司的资金和设备而进行电影制片，但却都是自主经营的形式，自主承担着市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两家公司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独立电影制片公司的雏形，中国电影人由此得到了宝贵的电影制片和公司经营经验，为日后中国自己的民族制片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电影制片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新民”等公司的尝试异常重要。
由于当时的中国技术落后、经济薄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民族制片业近乎不可能，但借助于外国资本和技术却是行而有效的办法。
无论是“新民”的承包，“华美”的合拍，还是“幻仙”的租赁，都与外国资本有一种从属的关系，当然“新民”的承包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更大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从属关系使得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发展我们的民族制片业成为可能，这些形式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制片业由外国资本控制转向本国资本经营的一种过渡形式。
上述三家公司都是中国电影人个人尝试电影制片的产物，这些个人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的短缺。
然而此后，一家颇有实力的民族资本公司进入了电影业，这就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出版机构。
1920年7月，商务印书馆正式设立活动影片部，经几年发展后，1926年将活动影片部改组为独立的国光影片公司。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业部和国光影片公司的出现，是中国大型民族资本首次涉足电影制片业，是中国电影制片业由外资经营过渡到自资经营的开端。
商务印书馆相比于之前的多家小公司而言更像一支正规军，秉承了较强的综合实力，端正了拍摄影片的态度，初步掌握了一些正确的电影制片公司的经营策略。
这对于早期中国电影制片业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从1905年丰泰照相馆尝试拍摄影片的时期开始到1921年左右中国首批独立制片公司出现之前，中国的制片公司拍摄影片总数将近90部，其中戏曲片13部，新闻片12部，纪录片21部，科教片7部，滑稽短片28部，较长的短故事片6部，遗憾的是此时还没有长故事片的生产。
①
（二）发展 进入20世纪20年代初，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给具有浓重封建意识的中国带来了民主和科学的“春风”，加之当时国内形势相对比较稳定，知识分子向往先进文化，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发展壮大。
在这一形势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开始逐步关注颇有市场潜力的电影制片业。
此时，三部国产长故事片《阎瑞生》、《海誓》以及《红粉骷髅》的市场成功，为国产电影制片业的发展带来一阵春风，电影投资带来的巨大利润让一些犹豫的民族资本家们渐渐消除了疑心，纷纷进入电影制片业，掀起了旧中国第一股民间投资电影热。
同时，三部国产长故事片的摄制完成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萌芽期已告结束，自此，中国的电影制片业开始走向漫长而艰难的产业化经营探索之路。
当年的民间投资电影业的盛况空前，“民国十年以来，影片公司之组织，有如春笋之怒发，诚极一时之盛……其中忽起忽落，时开时闭，记不胜记……故何者成立，何者已闭，何者已有出品，何者尚未制片，诚至难强为之别也”。
②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约有180家电影公司，其中130家在上海。
但是，有出品作品的公司，只不过半数而已；而且这股投资热潮很快就清冷了下去，也更没有使得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业真正的长时期兴盛起来。
审视原因，在旧中国第一股民间投资电影业的热潮中，有不少人都是怀有商业投机的思想，或者缺乏电影制片、公司经营经验以及各科必要的准备，而没有把公司做大、做强、做长的想法和行为，这就造成了当时有很多“一片公司”和不少根本就没有作品的公司昙花一现。
另外，在客观上，电影生产的特殊性要求相当的资金投入，同时收益结果又是不可预见的，而这一特点又没有被当时的投资者所认识到，致使很多商人都没有任何风险防范心理和措施。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作为市场竞争中亘古不变的残酷规则始终是发挥作用的。
在此次热潮中成立的数以百计的电影制片公司中涌现出了三大电影公司，他们经过了这段时期电影市场自由竞争的考验，依靠各自独特的经营和有效的管理迅速树立起自己在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上有名的“三足鼎立”局面。
这三大公司就是明星公司、天一公司和大中华百合公司，这三家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从1922年到1926年间，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内，全国一共摄制各类影片近300部，其中1922年和1923年是每年10几部，1924年30多部，1925年产量激增达90多部，1926年达到120多部，③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国产电影生产的大繁荣期。
这些影片中的绝大部分就出自这三个制片公司。
虽然这三家公司在拍摄电影时都或多或少的带有投机想法，且其各自拍摄的影片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欧化”、封建等不良思想，但这都并不影响从电影制片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他们的成功经验。
明星公司由上文提到的张石川和郑正秋于1922年3月创办成立。
在公司初创时，明星公司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了拍摄短片为主来做创作的尝试，影片本身根本不具备和外片相竞争的各种实力。
可是，这又是一个小公司成长的必由之路，没有这些短片的拍摄尝试，张石川和郑正秋是无法拍摄出具有高质量的长片的。
明星公司在经过一系列的短片尝试后，决定改拍长片。
1923年12月，明星公司历时8个月拍摄的长片《孤儿救祖记》在高价租赁的爱普卢影戏院隆重上映，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
凭借该片，明星公司奠定了其在当时中国电影制片业的良好口碑和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实力，也由此开始，明星公司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
1925年明星公司首次公开招股，扩充资本10万元，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在1924－1926年的公司辉煌期，一共拍摄了20多部故事长片。
明星公司在掌握了一定的制片技术后，在生产上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生产效应，降低了生产成本，在当时国产电影制片业中树立了很具影响力的公司运营的规范形式，很多制片公司都纷纷效仿，为当时中国电影制片业的发展贡献巨大。
明星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公司核心人物的良好配合。
现在看来，电影这一独特商品的生产过程无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再优秀的个人也无法完成一部电影从创作到发行放映的整个生产过程。
在明星公司中，张石川任导演，郑正秋是编剧，另有周剑云负责发行等，这几位热爱电影的人才各有所长，又配合默契，正是有这些杰出人才的通力合作才使得明星公司塑造了在中国电影制片史上长达数十年的辉煌。
1925年春，两家先前市场业绩均尚佳的公司，大中华影业公司与百合影片公司两家公司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合并为一家，更名为大中华百合公司，实力由此大长。
1925年到1926年底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拍摄了十部影片，内容广泛，市场反响不错。
大中华公司与百合公司的合并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强强联合，是旧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较为成功的制片公司合并案，可以称之为中国电影公司合作合并的先驱。
当时，双方的合并是为了适应市场自由竞争的需要，双方通过合并加强整体实力，可以进行规模化生产，更好的发挥规模效应。
在两家公司合并后，其资金、设备、人员等综合实力，以及公司出品的影片质量与数量，仅次于明星影片公司，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电影制片业中首屈一指的领头羊。
1925年6月，天一公司成立，创办人是邵氏兄弟，主要负责人是大哥邵醉翁。
天一公司与大中华百合公司的制片策略有着相当的不同，邵醉翁明确提出反对“欧化”倾向，主张“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
1925年拍摄了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该片强调道德感化、佛理点悟的作用。
1926年公司开始扩充实力，并在创作上改变为倾向于历史古装片，公司开始以在民间流传广泛的通俗故事为电影蓝本，从第一部《梁祝痛史》起，1926年共拍摄了6部取材于民间文学的古装电影，均取得了较好的市场业绩。
不久，由于天一公司的成功，当时市场上掀起了竞相拍摄古装片的风潮。
天一公司在挖掘电影题材方面的经验值得当下的电影企业学习。
另外，天一公司相对其他公司而言更具备将电影业视作为一种商业的眼光。
正是如此，虽然天一公司此时出品的影片在综合质量上比明星公司稍逊一筹，但其重视影片宣传和发行渠道建设的经营策略却让天一公司受益匪浅。
天一公司在国内各个大区都设立分销处，影片未出，宣传先行。
从1926年起，天一公司开始积极开拓海外的发行渠道。
从单纯的电影业经营管理角度看，天一公司重视“制发联合”的经营理念应该是当时众多的电影公司中最为出色的。
这其中暗含着很多现代电影市场营销的思想观念。
中国电影业经过几年较快的发展，在1927年进入了一个相对萧条的发展时期，这一年成了当时中国独立制片公司整体生存局面的一个分水岭，1926年全国制片公司多达100多家，进入1927年之后数目锐减到二三十家。
在这一年电影市场不景气的状况下存活下来的电影公司，大多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和制片能力，同时这些公司也心存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感，以明星公司和天一公司为代表的一些公司主动开展了内部的改革，以更加科学的、适合市场竞争规律的经营管理方式来运作公司。
另一方面，那些为数不少的小规模经营、以低俗制片来投机电影市场的小公司在该年纷纷被淘汰出局。
总之，外在生存环境的严酷反而历练了当时中国的电影制片公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大淘汰对中国电影制片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此，当时的整个中国电影行业也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步走向了自然垄断阶段。
在经历了残酷的市场竞争之后，大多数幸存下来的电影公司对电影业基本不再抱有投机的想法，出于对电影产业经营规律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对这个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兴盛起来的新兴行业的日益熟悉，他们已经发现这是一个可以长久扎根的行业，并开始注重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期战略。
这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体现在他们认识到公司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以承担不可预测的市场风险和残酷的市场竞争，并开始以扩充和兼并等手段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取代了以往家族式或小作坊的经营思路，在公司发展规划上向现代公司经营理念进一步靠拢。
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业在产业现象上表现为公司的集中合并以及资本的积聚。
另一方面，如果说此前的中国制片业较多的是关注电影的教化作用和社会意义的话，那么从这一时期开始，各新老公司越来越注重把电影业当作一种商业来兴办，其作品也就更多的具有符合市场规律的商品属性，类型片作为电影产品经济性的典型体现开始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星公司带动武侠神怪片的兴起，天一公司开古装片之先河，以及30年代初联华公司推出的新现实主义电影。
以现代的眼光来全面考察类型片，自然褒贬不一，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按照既有的内在与外在规律来摄制“规范化”的电影的行为，是一般电影企业常规成长之路的必然选择之一。
类型片的制片策略选择之于当时的三大电影公司而言，是其在市场竞争中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上文所述，1927年前后，中国电影业在产业现象上表现为公司的集中合并以及资本的积聚。
此次公司合并、资本积聚现象的代表是1926年成立的六合公司，它是仿照美国制片公司联合发行之体制建立起来的一家影片发行公司，负责在全国范围内为属下的六家公司发行影片，并沟通海外的贸易，六合公司成立的直接目的除了抵抗外片压迫、维护国片生存之外，就是对抗当时实力雄厚、发行渠道触及海外的天一公司。
“六合围剿天一”演化成了1927年到1931年间中国电影业市场竞争中最为壮观的一幕。
事实上，“六合”与“天一”两边力量可说是并不对等，六合公司集中了六家各自实力都可和天一相抗衡的公司，而天一公司只能孤军奋战。
面对六合公司的进攻和上海市场的逐渐失手，天一公司积极应战。
公司利用其早期在南洋打下的发行基础，加上古装片本身受到南洋市场的广泛欢迎，避开六合公司之锋芒，加强在南洋的影院发行网络。
对天一公司来说，虽然在国内市场受到挤压，但是却正好让他强化了对南洋市场的控制，而且在南洋市场上天一公司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没有遇到强大的竞争对手。
从总体上来说，天一公司的业绩反而有所上升。
这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最后，天一公司以少胜多，“六合围剿”最终以六合公司在1929年7月的解体而告终。
“六合围剿”反映出的是大垄断公司与小公司之间的发行竞争，以及武侠神怪片与古装片两种类型片的竞争。
天一公司的胜出得益于其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广阔的发行渠道以及对古装类型片制片规律的熟练掌握与自由运用。
天一公司的成功经验同时还说明“巨无霸”式的垄断企业并不保证能够取胜于灵活多变的小企业，在商战中取胜的法宝往往都是“软件”，而不是“硬件”。
（三）高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国的民族电影业相继损失了东北三省的市场。
但对我国电影业造成巨大损失的事件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本进攻上海，大规模的轰炸致使许多制片公司和电影院毁于炮火。
另外，“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民族精神和抗日爱国热情高涨，这样的现实情况和思潮对中国电影制片业的创作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几乎所有的中国电影工作者都放弃了从历史、神怪、武侠方面取材制作娱乐片的方向，转而开始生产面向现实，主题反映危机日深的民族处境和国内种种尖锐现实矛盾的电影作品类型，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中国电影人开创了中国电影业新现实主义题材的艺术创作的高峰。
但是，伴随着电影在主题内容、艺术形式上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民族电影业由于战争而出现了崩溃性大滑坡，各电影公司的影片出品量都急剧下降，在1932年到1934年的三年里，先后共有40多家公司共制作了仅仅200部左右的影片。
④因此本文这里指的“高潮”是指左翼电影的创作高潮，而并不是指中国电影制片业的整体繁荣。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领导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左翼剧团联盟成立。
1931年9月，随着《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纲领》的提出，大量的左翼电影工作者纷纷响应号召欲与制片企业合作。
那时，恰逢各制片公司原来大受欢迎的武侠和神怪片受到观众冷落，各公司对开发新题材一时都一筹莫展。
双方的合作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1933年，明星公司生产了《狂流》、《前程》、《春蚕》等多部影片，艺华公司制作了影片《民族生存》，联华公司推出了《母性之光》，这些影片或有着反帝反封建的色彩，或着重揭露阶级社会的黑暗和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压迫的事实，或将妇女问题摆在大社会背景下作全面客观的考察。
总之，这些影片的出现给笼罩在战争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同时也给萎靡不振、惨淡经营的中国电影业注入了新的希望，因此1933年在当时甚至被称之为“中国电影年”。
⑤在国难当头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不仅为当时无序的中国电影业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拯救了整个中国电影业；而且还挽救了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将流失的电影观众重新又拉回了影院，并形成了旧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影片与观众间的良性互动；另外大量的左翼影片在当时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振奋了民族精神。
由此不难看出，影片的生产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更要关注其社会效益。
二者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
当下亦然。
三、“制发放”一体化经营模式的探索 联华公司于1930年成立，创始人是电影放映商罗明佑。
联华公司的成立是中国民族电影企业开始向着规模化、集团化发展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同时它的出现也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电影业的产业格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罗明佑因此也成为了继张石川之后在中国电影史上又一个大放异彩的明星人物。
罗明佑从1918年开始进入电影放映业到其1930年成立联华公司前，有了12年影院经营的丰富经验，这期间罗明佑旗下的影院也主要是以放映外片为主，可是罗明佑和其他影院经营者的不同之处就是：
他深深以此为耻，并始终希望能够改变这一局面。
另外，他还受到了好莱坞大型电影企业的启发，明确树立了建立一个对中国电影业负责的“制发放”一体化的大型电影公司的想法。
罗明佑虽然是利用家庭的资金起步，但他并没有将他创办的联华公司变成一个家庭公司，而是积极向社会上吸引资金和股本，热心拉拢有势力的人士入股联华公司，为公司发展获取政治和资金资本。
当时联华公司的股东阵营可以用“豪华”两个字来形容，集官僚、政客、财阀、买办之大成。
⑥联华公司的这种融资方式不仅仅使其基本具备了现代公司的资本构成方式，更重要的是使得联华这样一个民营公司拥有了较强的政治背景，这种背景可以为公司今后的运行“保驾护航”。
在公司发展步骤上，罗明佑并没有贸然成立他不熟悉的制片公司，尽管他已经有了所有当时国内制片公司所渴望拥有但却无法获得的发行放映网络的便利。
在与民新公司（黎民伟于香港1923年成立）合拍影片《故都春梦》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罗明佑才开始打起了“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旗帜，正式进军制片业。
与民新公司的合作制片使得罗明佑在没有什么风险的情形下获得了第一手的制片经验，为他进一步进军制片业奠定了基础。
1930年8月，罗明佑以民新公司和华北公司为基础，合并了之前的三大影片公司之一的大中华百合公司，加上与在上海经营印刷业的广东人黄绮蹉的合作，正式组成联华影片制片印刷有限公司。
此后，罗明佑迅速在北平、香港、上海、四川等地建立起了多家分公司。
联华公司在制片策略上的成功，则主要归功于其拍摄新现实主义题材的类型影片。
1930年联华公司拍摄完成的《故都春梦》、《野草闲花》等影片无论是在评论上，还是在市场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尤其是受到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观众的欢迎。
重视人才是联华公司取得成功的又一关键因素。
对当时逐渐衰落的大中华百合公司的收购，实际上就是看中了它所拥有的人才。
兼并了大中华百合公司让联华公司有了良好的创作班底。
同时，罗明佑还在北平设立了联华演员养成所，在上海设立了联华歌舞班，为联华公司积累了重要的演员资源。
另外，联华公司还有步骤地招募了一批当时中国最有才华的编导和演员，编导人才有石麟、费穆、孙瑜、卜万苍、史东山等，演员中有阮玲玉和金焰这两位在当时最受中国观众欢迎的明星。
在发行放映网络建设上，联华公司不仅仅依赖自己当下所拥有的放映影院，而是积极联络国内所有有影响力的影院公司，组成了一张庞大的联华发行网。
到1934年，全国影院共242家，其中有106家影院和联华公司有发行放映业务联系。
另外，联华公司也在各通商口岸寻找地盘，积极新建影院，以扩大公司对放映业的直接控制力。
综上，强大的联华公司经过短时间的发展便取代了原来大中华百合公司的地位，与明星公司和天一公司形成了新的三足鼎立局面。
可正当联华公司蒸蒸日上向前发展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彻底击碎了联华的成长之路。
联华公司虽然繁荣期相对短暂，但对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可谓贡献巨大。
联华公司有着许多新的创举，但其中“制发放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是其区别于其他影片公司的最大特点。
当时，中国有实力的电影公司都是由制片业起家，再逐步涉足电影的发行和放映业，比如明星公司。
但是，罗明佑的联华公司走的路恰好和它们相反，从影片放映业开始，再扩展到发行部门，最后才是制片业。
这样，罗明佑从影片发行放映业中取得的稳定利润，就为他涉足风险相对较大的制片业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不至于出现“一片败而公司倒”的现象，使得其从开始就有了制作规模较大、质量较高的影片的可能，也就是说，联华公司一开始就具备了电影制片的高起点。
另外，罗明佑多年的发行放映从业经验使他对中国当时的电影市场了如指掌，这无形中为他此后从事制片业提供了宝贵的市场一线信息，使得联华公司出品的影片更加有的放矢，更能“讨好”观众。
同时，众多影院组成的庞大发行放映网络又为他摄制的影片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从而使他从制片和发行放映中获得了加倍的利润。
当制片、发行和放映连成一体后，联华公司在制片上就可以规模化生产，加快出片速度，形成规模效益来降低制片成本；在发行放映上因为有自己制作的影片而拥有主动权，经营上更加主动灵活。
但论及联华公司的衰败，除了炮火摧毁以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因就是不很成功的规模化经营方法，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由于联华公司是建立在多家公司合并的基础上，而且公司扩张速度太快，造成了整体的合理化、科学化管理无法跟上。
虽然总部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措施，但各分厂都有相对独立性，并存在着组织散漫、办事效率低下、开支过大的缺点，贯彻力与执行力都较为低下。
这些因素导致了联华公司的经营效率与营业收益降低，并最终影响了公司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可以说，联华公司已经具备了向集团化、一体化电影公司发展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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