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古代雄辩和谋略第一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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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古代雄辩和谋略第一书
《战国策》：
古代雄辩和谋略第一书
《战国策》的成书及流传
《战国策》是西汉刘向整理的战国时期国别史料汇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谋略和论辩之辞。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之间，斗争尖锐而频繁。
一个国家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求得生存，除了富国强兵之外，尤其需要有合适的谋士为国君出谋划策，并肩负出使各国的使命。
于是，当时出现了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的人，他们讲求如何揣摩国君的心理，运用纵横捭阖之术，约结盟国，孤立和打击敌国，他们“出奇策异智”，可以折服千军万马，可以“运亡为存”，可以左右几个国家的局势，从而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这些人被称为纵横家。
当时的纵横家，比较著名的有公孙衍、张仪、苏秦、虞卿等人，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的见解有所不同，却都有着渊博的学识，特别是对外交游说之术非常重视。
为了切磋说动国君的技艺，展现自己的谋略和外交才能，他们不断地收集历史资料储以备用，并把自己在各国间从事的外交活动记录下来用以反思，有的甚至还亲自拟作，以练习雄辩的技能。
《战国策》中的大多数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
然而，在西汉末期以前，这些纵横家留下的文章并没有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更没有《战国策》这本书。
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图书馆中许多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体例不一，文字也错乱难读。
刘向认为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纷争的历史，很有史料价值，便对其进行校正、删减和补充，最后采用国别体，分为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魏、中山十二国，将其编撰成书，共三十三卷，取名为《战国策》。
刘向曾说：
“臣向（指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可见，《战国策》的书名是刘向整理后所加，策是策谋的意思，后世有人将其理解为书策（写字用的竹简），则与刘向的原意不合。
《战国策》成书后，东汉学者高诱为它作注，和原书一起流传。
但由于此书反映的是纵横家的思想，与封建社会倡导的儒家主流思想不一致，因此一直未受到重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有所散佚，到北宋时原书已缺十一卷。
后经著名文学家曾巩细心访求，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
南宋时，姚宏搜罗了多种《战国策》版本，加以校订整理，并作了续注，流传至今，通称“姚本”。
与姚宏同时，鲍彪也注释此书，他的工作有不少缺憾，元代吴师道又为其作补正，和鲍注一起流传，通称“鲍本”。
我们今天常用的《战国策》属于“姚本”系统，但也将鲍彪等人的注释加入其中以便参考。
后世对《战国策》的评价渐趋公正
前面已经谈到，《战国策》宣扬的是纵横家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这与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冲突，即使是整理者刘向也认为该书的思想与儒家不同，只是由于其内容和文采还颇具价值，才加以整理。
因此他所持的热情并不高，书中有些篇章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字句或繁或简，反映了他“除重复”做得不够彻底。
宋代苏洵、苏轼父子虽喜好《战国策》的文章，却从来不敢给予公开的赞许。
曾巩则把《战国策》中的言论和策谋斥为“邪说”，“为世之大患”。
南宋叶适则说《战国策》中十之七八是“儇陋浅妄之夸说”，搅乱了道德礼义，“为学者心术之巨蠹”（《学习记言》）。
到了元明清时期，学者在谈及《战国策》一书时，基本都是排斥其思想而称赞其文章，很少做全面评价。
像清代陆陇其就说《战国策》“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
可见，由于受到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古人大多视《战国策》为离经叛道之书，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对它做过客观公正的
评价。
现代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战国策》，从而对这部书的内容和思想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评价也渐趋公允。
就内容来说，《战国策》有着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
这部书向世人展现了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所述战国之事多取材于此。
据学者统计，《史记》征引借鉴《战国策》之文有149处之多。
“战国”作为特定的时代名称也始于《战国策》。
至于《战国策》的文采则是古今学者都赞赏的，甚至有“文辞之最”的美誉，对后世史传文和议论文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思想来说，《战国策》中记载有些策士为了追名逐利朝秦暮楚，有些策士为报私怨拨弄是非相互倾轧，施展计谋坑害对方，有些策士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为“知己者”拼死卖命，甚至做出刺杀等极端行为，如豫让为智伯报仇刺赵襄子、聂政为严遂报仇刺韩傀，这种思想行为的产生虽有其历史原因，却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是应该予以批判和否定的。
但书中也对忧国爱民、破旧立新、重用贤人等思想进行了赞颂，这是值得继承的。
比如，王斗当面讽刺齐宣王好马、好狗、好酒、好色，唯独不好有才能的人，更不懂得忧国爱民。
齐宣王听后顿时悔悟，任命了有才能的人就任官职，齐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又如，赵武灵王勇于冲破赵国贵族集团的重重阻力，弃旧图新，实行了“胡服骑射”，赵国实力由此强盛。
这种“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改革思想，至今仍值得肯定。
再如，姚贾劝秦王在用人问题上应当取其所长、避其所短，鲁仲连对孟尝君提出要“人尽其才”，这些见解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反映出古人在用人方面的朴素辩证观。
《战国策》中的语言论辩艺术
《战国策》中记载的纵横家们驰骋辩说、议论风发之辞，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或三言两语一针见血，或长篇大论纵横捭阖，或单方陈词条分缕析，或双方对辩词锋凌厉，呈现出蔚为奇观的论辩风采，其艺术特色和技巧对今天我们辩论、演讲、谈话以及回答他人提问仍有借鉴价值。
首先，言语有气势，善用铺张。
铺张，即把事物各个方面尽可能全面而广泛地论列陈述。
无论是演讲还是辩论，言语表达全面缜密、有自信、有气势，会让对方知道你是有备而来，不敢稍加怠慢，从而加强说服力和感染力。
《战国策?
秦策一》记载了苏秦游说秦惠王的话：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
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
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这段话用词华丽，颇具气势，充分显示出苏秦对秦国各方面情况有着详细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从而增强听者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其次，恰当地引史据典。
言论讲究有理有据，有理就是讲道理，有据就是摆事实。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提倡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启示，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
因此，一个人如果能恰当地运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物和事例作为论据，并信手拈来古代的经典名句作为道理，不仅可以使自己的言辞更具说服力和真理性，同时可以展现自己渊博的才学和谦谦君子的风范。
据统计，《战国策》中引用古人的事迹达143次，像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就举了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和齐桓公的例子来证明要统一天下，非战不可。
而《战国策》中纵横家们引用《诗经》《周易》《尚书》《春秋》等典籍中的句子和生活俗语来讲道理的也随处可见。
这些名句和俗语不需要过多的分析和讲解，听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在效果上起到了以一当十的作用。
第三，巧妙运用意深趣浓的寓言。
寓言，就是用假托故事或以物拟人的手法，使人从中获得启示。
在论说中我们不仅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要考虑对方心理和承受力，避免事与愿违，而巧用寓言说明道理则是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
《战国策?
燕策二》中记载赵惠王将攻打燕国，苏代为燕国阻止惠王出兵，惠王对苏代的劝说必存戒心，这为苏代的劝谏设下障碍。
若直言相劝，恐难以消除惠王的防备之心，甚至可能被当作敌人对待。
于是苏代以“鹬蚌相争，渔者得利”的寓言，形容燕、赵和秦三国的关系，让惠王思考其中的道理：
攻打燕国对赵国百害而无一利，最终燕赵只会如鹬蚌一样落入渔父强秦之手。
惠王听后放弃了出兵的
念头。
最后，善于用形象的比喻去说明道理。
有些道理直接阐述，难以把问题讲明白，而借助打比方则既提高了言语的表达效果，又便于对方的理解。
《战国策?
楚策四》中记载楚襄王不听庄辛劝告，亲信小人，荒淫恣肆，结果遭到了秦国的连年进攻，兵败地削。
情急之下他又问庄辛如何是好。
庄辛则用蜻蛉、黄雀、天鹅自以为没有忧患却终遭杀身之祸来作比喻，意在强调国君不应丧失警惕，而要励精图治才能保邦兴国，若一味贪图享乐和安逸必将身死国破的道理。
三个比喻由小而大，步步紧逼，顷襄王听后“颜色变作，身体战栗”，其明理设喻之效，不言而喻。
《战国策》寓言故事三则
画蛇添足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读作zhī，古代盛酒的器具，类似壶）酒。
舍人相谓曰：
“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
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
”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
“吾能为之足。
”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
“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
”遂饮其酒。
为蛇足者，终亡其酒。
（《齐策二》）
楚国有个贵族祭过祖先，把一壶酒赐给门客。
门客相顾商议：
“这酒，几个人喝不够，一个人享用却有余，让我们各在地上画一条蛇，先画成的请饮此酒。
”有个门客率先完成，取过酒壶准备先喝，他左手持壶，右手又在地上画了起来，并说：
“我还可以为蛇添上脚呢。
”蛇脚尚未画完，另一门客也画好了，于是夺过他手中的酒壶，说：
“蛇本无脚，你怎能给它硬添上脚呢？
”便喝了那壶酒。
这个寓言本来是齐国使者陈轸劝说楚国大将昭阳要懂得适可而止，否则只会招致杀身之祸。
如今，人们用“画蛇添足”来讽刺那种不顾客观实际而做出多余举动的人，意在提示人们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有具体的规律性，不能随意改变，不然就会弄巧成拙。
三人成虎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
“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
“否。
”“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
“寡人疑之矣。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
“寡人信之矣。
”庞葱曰：
“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
愿王察之矣。
”（《魏策二》）
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庞葱要陪太子到邯郸去做人质，行前对魏王说：
“现在，如果有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您相信吗？
”魏王说：
“不相信。
”庞葱说：
“如果是两个人说呢？
”魏王说：
“那我就要疑惑了。
”庞葱又说：
“如果增加到三个人呢，大王相信吗？
”魏王说：
“我相信了。
”庞葱说：
“大街上不会有老虎那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三个人说有老虎，就好像真有老虎了。
如今邯郸离魏都大梁，比我们到街市远得多，而背后毁谤我的人可能也不止三个。
希望您能明察秋毫。
”庞葱讲这个寓言意在劝诫魏国国君要明辨是非，不要听信谗言。
但魏王却没有做到。
当太子充当人质期满回国后，庞葱再未能获得魏王的召见。
如今我们用“三人成虎”比喻说的人多了，就能使人们把谣言当作事实。
南辕北辙
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读作háng，道路）。
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
“我欲之楚。
”臣曰：
“君之楚，将奚为北面？
”曰：
“吾马良。
”臣曰：
“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
”曰：
“吾用多。
”臣曰：
“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
”曰：
“吾御者善。
”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
（《魏策四》）
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在大路上遇见一个人，正在向北面赶他的车，他告诉我说：
“我想到楚国去。
”我说：
“您既然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面，为什么往北走呢？
”他说：
“我的马好。
”我说：
“马虽然不错，但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
”他说：
“我的路费多。
”我说：
“路费即使多，但这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
”他又说：
“我的车夫善于赶车。
”这几样越好，反而会离楚国越远啊！
原文中的“臣”指魏国大臣季梁，他听说魏王准备攻打赵国，以武力建立霸业、取得威信，急忙以这个寓言进行劝谏，认为这样做不仅不会实现愿望，而且会离愿望越来越远。
“南辕北辙”提醒我们做任何事情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否则主观努力愈大，距离所要达到的目的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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