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驿大唐命运的转折之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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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嵬驿大唐命运的转折之处
马嵬驿：
大唐命运的转折之处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的马嵬之变，是千古悲情的经典历史场景。
一代国色天香的杨贵妃，是这场悲剧的最主要角色。
说起这场事变,后人的情绪和关注的重心集中在香消玉殒的38岁杨贵妃身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惊世爱情，却以“君王掩面救不得”收场，曾经的歌舞都化作一抔黄土，空留遗恨在人间。
马嵬之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深刻地改变了此后大唐帝国的运行走向，但是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杨贵妃肯定不是这场事变的真正主角，她只是一名被命运选择了的悲情人物。
一个女人无论如何三千宠爱，在高度男权化的时代，她的被抛弃也和她的受宠爱一样，只是碰巧被选择上罢了：
一场爱情无论如何惊世骇俗，在与最高权力也就是皇权发生直接冲突的时候，不堪一击的肯定是海誓山盟过的爱情。
▍杨贵妃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和很多唐代上层社会的妇女有着过于旺盛的权力欲望不同，杨贵妃很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从未擅权弄权，甚至对政治权力有着不同寻常的冷淡，虽然远房兄长杨国忠是凭借这层裙带关系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且最终官至宰相，但杨国忠受信赖重用，主要还是得益于他的善于揣摩上意以及刻意经营，才最终接替李林甫，从而把持整个朝政。
对于杨贵妃来说，争权夺利不如跳舞，尽情享受这个盛世时代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是一代女神的人生旨趣。
杨贵妃（719-756年）之所以如此，一是杨贵妃性格使然，更重要还在于唐玄宗对女性干政有着高度戒备，毕竟玄宗是亲自领教过奶奶、姑姑、婶婶这一群宫廷女政治家们给李氏皇权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性，所以无论武惠妃还是杨贵妃，尽管都万般宠爱，玄宗却始终坚持不再给她们加以“皇后”这样的名分，在玄宗眼里，妇女的本职工作就应该是专心唱歌跳舞谈情说爱。
还有一点：
杨贵妃可能没有生育能力，在和寿王李瑁的五年以及和玄宗的十余年生活期间，都没有留下后代，杨贵妃也就不必如之前的武惠妃那样把心思全部投入到给儿子争太子这种又费精力又危险的事情之上。
如此一来，能歌善舞、很会生活的杨贵妃就真的可以安心去做这个盛世的头号花瓶了。
从不参与政治决策，也极少染指政治权力，所以杨贵妃对突然爆发的安禄山叛乱，并不需要承担任何政治责任，所谓“红颜祸水”不过是后世男人最没出息的一种托词，当然也正是因为杨贵妃并不处在权力网络的中心位置，因而她的死于非命对于马嵬事件前后的政局转换来说，也就无足轻重，不过是一场内乱的附带牺牲品罢了。
马嵬之变是多种政局矛盾在短时间内的集中爆发，经此一变，权力格局重新洗牌，形势大为不同。
究竟谁是这场事变的策划者，谁是事变的真正主角，这都需要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杨贵妃个人并非这场大戏的中心人物，其影响很快就在历史长河中消逝，转而成为小说家、编剧和猎奇观众无限消费的“王朝的女人”。
马嵬之变的真正意义在于：
大唐的皇权以一种偶然的、突发的形式在战乱时期得以成功转换。
▍杨贵妃与杨国忠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清晨，天蒙蒙亮“微雨沾湿”。
一支近三千人的队伍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长安北面的皇家禁苑，西出延秋门，一路向渭水便桥而去，还在梦乡中的大部分文武百官和一城的长安百姓，没有人能想得到，此时他们的天子和宰相已经抛弃了这座帝国的都城，自己仓皇离去。
就在四天以前的六月初九，唐军大将哥舒翰在与安禄山叛军的交战中，全军覆没，潼关失守，关中门户从此洞开，都城长安已经完全暴露在叛军凌厉的攻势之内。
当天夜里，长安方面就得知了潼关失守的噩耗，君臣们在惶恐之中度过了一个难捱的漫漫长夜。
第二天一早上朝，宰相杨国忠“首唱幸蜀之策”，主张逃往他的老根据地剑南节度使的地盘。
安禄山（703-757年）六月十一日，杨国忠再次召集群臣商议，大家唯唯诺诺不敢明确表态，只有监察御史高适坚决反对，认为应该组织百官子弟和地方豪杰十万人，在京城与叛军决一死战，人在城在人亡城亡，百官内心自然是一百个不情愿的，很快这一建议也被否决。
面对始终没有发表意见的唐玄宗，杨国忠垂泣良久，说“人上书言禄山反状已十年，帝不信。
今日之事，非宰臣之过”，大家对于安禄山要谋反的举报信十年来一直未断，就皇帝您不信，这下好了，这事儿真的不是我们这些当大臣的过错，从而把责任全推到了天子头上。
史书上没有记载玄宗本人对此的回应，但据说当日长安城内已有杀杨国忠以谢天下的民间舆论。
十二日早晨，玄宗亲御勤政楼，来上朝的大臣已经寥寥无几，玄宗发表了一番自己要亲征的演讲，有气无力。
下午，玄宗一行人就从“南内”兴庆宫转移到了长安西北的“北内”禁苑。
当天夜里,，特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禁军，厚赐钱帛，挑选了良马九百余匹，以供保驾之用。
就这样，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之下，大唐天子悄悄离长安西去。
在这支逃亡的皇家队伍中，包括当朝天子和贵妃、贵妃的两位姐姐，以及皇太子和重要的皇子皇孙，还有宰相杨国忠和韦见素，当然少不了玄宗贴身的老奴高力士和禁军首领陈玄礼，人数不多，但涵盖了当时权力中枢的所有派系。
在离开长安那一刻起，这支队伍就已经暗潮涌动危机四伏。
在讲述之后发生的事变前，还应该对这些人物的势力背景作一番简略的回顾。
杨国忠（？
-756年）时年72岁的老年天子唐玄宗，在打造了一番盛世伟业之后，忙着黄昏恋醉心于文艺生活，却不料遭遇“强行入室的野蛮人”,这已经众所周知。
然而后人所共知的玄宗的杨贵妃其实是他曾经的儿媳妇这个事情，当时知道的人其实并不多，这毕竟是“闺门失礼之事”，玄宗也还在杨贵妃的出身上做过一些手脚，以掩人耳目。
历史上的杨贵妃，小名玉环，比玄宗小34岁，籍贯是河东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亲生父亲是杨玄琰，前面还有几个哥哥和姐姐，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后。
杨玉环应该出生在四川，当时杨玄琰正在那里当着一个从七品的小官——蜀州司户，管理当地的户口、记帐和道路等民政方面的事务。
到了10岁左右的时候，玉环父母先后双亡，还在儿童期的小姑娘就被在东都洛阳同样当从七品小官——河南府士曹参军事的叔叔杨玄璬接去了洛阳收养（其他几位兄弟姐妹没有同去），所以第一次和寿王李瑁的婚姻时，人们看到册封文书上说杨玉环是杨玄璬的女儿，到了二婚的时候正式文告上又成了杨玄琰的女儿，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新的贵妃和以前的寿王妃是两个人。
别看杨玄琰和杨玄璬两兄弟官职都不高，只是从七品,但他们家门第好，祖上是著名的弘农杨氏,玉环的高祖杨汪是和隋文、隋炀同宗的隋代名臣，这样的家庭背景再加上养父（叔叔）杨玄璬一直都在洛阳担任京官,所以从小容貌出众的杨玉环就很容易在皇室选亲的时候被列入重点考察对象。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七月和十二月,正受宠的武惠妃在洛阳分别给女儿咸宜公主和儿子寿王李瑁热热闹闹操办了人生大事,女婿杨洄也是出自弘农杨氏一支，儿媳妇就是16岁的杨玉环。
接下来几年，权势欲很强的武惠妃为了给儿子争取接班人的地位，和太子李瑛等人斗得不可开交你死我活,咸宜公主的老公杨洄积极参与到了这些争权夺利之中,给丈母娘充当密探和政治打手,在扳倒太子的过程中立下头功，但是作为最可能的得益者寿王李瑁和寿王妃杨玉环小两口好像倒是没有什么动静，仿佛置身事外,这多少都预示了杨玉环对于政治权力天生不太感兴趣。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武惠妃意外病故。
三年后，55岁的唐玄宗和21岁的杨玉环秘密同居。
又过了五年，到了天宝七载（745年）七月底，玄宗给儿子李瑁找了个新的寿王妃，十天之后，杨玉环正式成为杨贵妃，一起尴尬的奸情终于得以成功洗白。
出于各方面原因，杨贵妃本人极少参与政治，但是她的一位远房堂兄却被她引荐给了唐玄宗，之后又一路升迁，直至成为李林甫之后的权相，这就是杨国忠。
杨国忠，原名杨钊，他的曾祖父和杨玉环的曾祖父是兄弟关系，两家其实关系已经很远，年轻的时候杨钊是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在老家混不下去就跑到蜀地当兵，到了退伍之际还是身无分文哪也去不了，幸亏得到当地一个富商鲜于仲通的资助，从而就在蜀地落下脚来。
李林甫（683-753年）落魄之时，杨钊当然也经常跑去堂叔父杨玄琰家里蹭点饭吃，但那个时候小妹妹杨玉环已经被接去了洛阳，所以两人小时候并不认识，反倒是杨钊和另一个妹妹,也就是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好上了一度发展成情人关系。
后来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四川当地的地方官打听到贵妃还有个远亲在自己这里,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就又资助杨钊前往长安去投奔他妹妹。
到了长安之后，通过虢国夫人引荐，杨钊终于得以进宫见到了堂妹，算是认下了这门亲戚,玄宗也就安排杨钊在宫里担任金吾兵曹参军,后来改名杨国忠。
和他的前任李林甫比起来，杨国忠的执政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最大的失败就是无法压制已经羽翼丰满兵强马壮的安禄山，彻底破坏了玄宗苦心设计的以宰相压制边将的政治制衡格局，并且在安禄山以“清君侧”杀杨国忠为名造反之后，杨国忠再次昏招迭出，以致全局溃败。
此时身为宰相的杨国忠，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对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败局承担最大责任。
然而就在自己已经身败名裂、丧失继续行政下去的民意基础的时候，杨国忠又试图裹挟天子西逃巴蜀，这也就注定了此次西行对于宰相来说将成为一次冒险之旅。
天子播迁外出，当然需要武装力量随行保护，当时还效忠于唐政府的主要地方军事力量已经全部投入战场，承担护卫天子的只能是一支最为亲近的禁军，而根据唐代的制度，特别是开元以后，宰相与天子的亲兵——北门禁军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禁军完全掌握在天子自己手中，此时的禁军将领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可谓是唐玄宗最为可靠的私人将领。
▍宦官高力士早在景龙元年陈玄礼就追随李隆基发动了诛杀韦皇后与安乐公主的宫廷政变，其后将近四十年都被留在玄宗身边负责整个北门禁军事务。
而唐玄宗又依赖自己的贴身家奴高力士，直接负责监督和掌控禁军。
高力士、陈玄礼组成的内廷势力，独树一帜，拥有着巨大影响力。
在以往的历史评论当中，高力士往往被简单视作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权宦反面角色，再经一系列的民间艺术加工，更成为一个给大诗人李白提鞋的小丑，这显然偏离了历史上真实的高力士形象。
高力士比玄宗大一岁，岭南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原名冯元一，曾祖父是唐初的上柱国、高州总管冯盎，父亲冯君衡为潘州刺史，冯家是岭南土著大势力之一，“家雄万石之荣，囊有千金之值”。
在10岁那年，父亲被人诬告牵连进了一起谋反冤案，高力士的命运轨道也就此拐了一道大弯，被抓拿为奴受阉割之刑。
武则天圣历元年，高力士和另一名岭南阉童被当地官员进献到了宫里服侍女皇，为讨武则天欢心，分别给他们起了两个佛家名字：
力士和金刚。
年纪不大的高力士相当聪颖，很快得武则天喜爱，但也因小过被惩罚鞭笞赶出过内宫，被太监高延福收为养子，从此改名高力士。
没多久高力士又被武则天召回宫里继续服侍，女皇“嘉其黠慧，总角修整”。
在武则天之后，高力士又辗转进入了临淄王藩邸，从此成为了李隆基身边的一名贴身宦官。
无论是在武则天宫里还是李隆基身边，高力士职位一路上升，从小太监做到最亲信的几位心腹之一，绝不是凭借拍马溜须阿谀奉承，而是依赖自己的一贯忠诚谨慎以及过人的办事能力。
在李隆基的两次政变，特别是剿灭太平公主的先天政变中，高力士都是积极参与其中率兵充当前锋，立下大功。
高力士（684-762年）开元二年，唐玄宗在骊山讲武，正好看见一对老鹰啄鹿，玄宗命令手下射取，在大家还在犹豫之际，高力士“一发而中，三军心服”，可见年轻的高力士的确身手不凡，即使到了晚年，也曾经亲自率领宫中飞龙禁军斩杀几十名闯入皇宫的叛军，彪悍不减当年。
当然好身手并不是高力士深得信赖的主要因素，天资聪颖的高力士对于政治事务以及如何做好皇帝身边一名称职的秘书，有着极为良好的天赋。
“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力士为人的情商很高，做事有分寸，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该什么时候说，都拿捏得相当到位，天子信任而士大夫不嫌弃，这在历代宦官当中可谓少有。
尽管高力士性格“小心恭恪”，但又绝对不是“唯诺”之人，该说的话肯定还是要说，不会因为害怕触犯龙颜就放弃自己的责任，这也就是他能被玄宗常年信赖的重要原因。
有一回，宰相姚崇向玄宗汇报工作，大臣讲了半天玄宗竟然一言不发，场面冷场十分尴尬，高力士事后奏曰“宰臣请事，即当面言可否。
而崇言之，陛下不视,臣恐宰臣必大惧”，堂堂宰相在这跟你讲话请示工作，你一言不发不置可否，让人家多难办，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怎么能这样子当皇帝呢？
玄宗醒悟过来解释说自己当时正在开小差想其它问题，没注意到姚崇说了些什么，很快高力士就把皇帝的解释传达给了姚崇，使得君臣之间避免一场误会。
开元十四年，宰相张说受到政敌宇文融等人攻击，被下狱服刑，高力士代表玄宗前往狱中探视，回去之后向玄宗进言“说往纳忠,与国有功”，张说是对国家有功之臣罪不至死，希望玄宗能网开一面公正处理，这番进言对玄宗影响很大，以至于最终张说保住性命，继续受到尊崇。
在张九龄和李林甫的政争当中，高力士也多次站在张九龄一边，提醒玄宗对于李林甫一系人马的警惕，虽然这些话并没有被玄宗听进去采纳意见，但是作为皇帝身边的贴身秘书，高力士还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并没有专拣皇帝爱听的话说不爱听的就绝口不提。
唐玄宗（712-756年在位）天宝三年，玄宗对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
”天下没什么事，我也年纪大了，我想把政事都交给李林甫去处理，你看怎么样？
高力士当然是非常反对皇帝这一想法的，很坦诚地向玄宗谈了李林甫这种人执政的一些弊端，但是此时玄宗怠政之意已经十分坚决，根本听不进高力士的劝说。
反而发怒“卿十年以来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合朕心！
”吓得高力士也只能磕头求饶“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
”后世人经常根据下面这则史料指责高力士专权，“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
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故常止宫中，稀出外宅”，因为深得玄宗信任，而开元天宝之际玄宗工作热情骤降，因而作为秘书高力士自然就分担了许多代替玄宗批阅奏折文书的工作，特别是在一些小事情上还有了最终的决定权，势力当然非同一般。
至于玄宗之所以敢放权于高力士，显然还是因为他深刻了解高力士这个人的忠心和自律，多年来的观察让玄宗知道高力士绝对不是那种会破坏政治规矩的妄人，所以才可能说出“只有高力士上班，我才能睡个安稳觉”这样的话。
高力士对于政治的介入，最主要就体现在规劝玄宗放弃寿王李瑁而立老三忠王李玙（后改名李亨）为太子这件事情上。
原太子李瑛死了以后，宰相李林甫一个劲儿地鼓噪要玄宗赶紧立寿王李瑁为新任太子，这个时候玄宗倒是冷静下来，除了李瑁的生母武惠妃也去世了的原因之外，肯定还有一些其它因素，让玄宗对于再立太子的问题开始重新思考，也就显得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起来，“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
这一切老奴高力士当然都看在眼里，就询问缘故，玄宗看着身边这位跟随自己三十几年的伴侣，说“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
”高力士当然是能知道主人此际的所思所想，干脆就挑开了话题，直接给玄宗建议“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就眼下的形势而言，最好的方法当然还是按照规矩办事，谁年纪大谁就应该做太子，而不是谁有后台谁做，只有按照规矩办事，那么就谁也不能再说三道四什么。
“汝言是也！
汝言是也！
”困苦多时的玄宗，终于下定了决心，老三忠王李亨就这样按照顺序当上了新的太子。
和李林甫上位受益于武惠妃，又贪图将来的拥立之功，所以才拼命为李瑁出头说话不同，高力士和老三李亨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瓜葛，之所以力主老三当太子，其出发点完全是秉公办事，因为只有这样做，对玄宗本人、对整个政局来说才是最有利的。
这件事最充分地体现了高力士这位老奴忠诚、谨慎以及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的一些不同于常人的特点。
而李亨在漫长的太子生涯中，屡遭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打压暗算，却又能始终屹立不倒，很自然宫中的高力士是重要的保护伞之一。
▍太子李亨提到太子李亨，就不得不提到这次西行队伍中，除了杨氏外戚势力和内廷势力之外的第三方势力，也就是随行的太子东宫一系人马。
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到如今的天宝十五载（756年），李亨的太子已经整整做了十八年，但这十八年对于李亨来说可谓是险象环生、度日如年的十八个春秋，在父皇的严格管制和宰相李林甫、杨国忠的屡屡构陷之下，东宫始终处于被打压状态，完全没有形成任何私人势力。
李亨，后来的唐肃宗（756-762年）太子李亨身边只有两个人可以信赖，一是自己的妻子张良娣，一是宦官李辅国。
由于受到李林甫的政治攻击，李亨为了寻求自保先后与两任妻子先后离婚，玄宗看自己的儿子可怜，可能是出于恻隐之心也可能有着其他目的，又给太子安排了第三门婚事，这次嫁过来的就是张良娣，这位张良娣是将玄宗抚养成人的姨妈窦氏的亲孙女，也就是李亨的远房表妹，这种婚姻安排还是可以隐约看出玄宗牢牢压制太子的意图。
而太子的贴身宦官李辅国也就是相当于玄宗身边的高力士，更是太子的唯一帮手。
张良娣和李辅国都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兴起大风大浪，此为后话。
就当时来说，太子李亨身边只有这么两个心腹，当然还有两位已经成年的儿子：
长子广平王李俶和次子建宁王李倓。
从整体而言，与杨氏兄妹及高力士、陈玄礼两大势力相比，太子一系势力最为单薄，又从未得到玄宗信赖，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所以常常为人忽视，并不处在斗争的核心地带。
然而这一派系却拥有着别人所没有的特殊政治优势，这就是太子的名分，是皇权的合法接班人，一旦情况发生突变，那么完全可能逆袭，当然这需要等待十分有利于己的外部环境出现。
唐玄宗的这次西行逃难，由声威急速下降的宰相杨国忠首倡并主导，而队伍的军事实权又掌握在大宦高力士手中，再加之由于出行仓促，往常对太子东宫势力的严格监管必将松动，从离开长安那一刻起，这支队伍的离心倾向已经注定了一场大的风暴即将到来，只是没想到的是，风暴来得如此之迅速如此之猛烈。
▍马嵬之变与父子分道六月十三日清晨，玄宗一行悄悄撤离长安，中午便渡过渭水便桥，当时杨国忠建议烧毁便桥以阻挡叛军，玄宗制止，说“今百姓仓惶，各求生路，何得断绝！
”这个时候了玄宗还能替百姓做最后一点考虑一点怜悯，无论出于真心还是作秀，至少是比杨国忠的极度自私还是更加仁慈一些。
当天夜里队伍到达金城（今陕西兴平），于此驻扎下来过夜。
六月十四日，逃跑的第二天，队伍继续逃跑，中午时分到达了马嵬驿（兴平县西北二十三里）略作休整。
午后，正要继续上路的时候，禁军战士突然都不走了，陈玄礼召集大家商量，说了一番鼓动性的话“今天子震荡，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脑涂地，岂非国忠所致！
欲诛之以谢天下，云何？
”众将异口同声地表示“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
”长安籍为主的禁军战士纷纷表示早想弄死他了，就算赔上自己一条命也要搞死这个杨国忠。
恰好这个时候，二十几个也正在逃跑的吐蕃使节在营帐之外围住了杨国忠，诉说自己很多天没饭吃，要杨国忠给解决一下。
这边禁军一看，有人（很可能就是陈玄礼）高呼“国忠与胡虏谋反”，杨国忠是叛徒，勾结外族！
打倒汉奸杨国忠！
打倒带路党杨国忠！
大家一哄而上向杨国忠冲去，杨国忠反应也快赶紧跳下马，向营帐之内狂奔，但这个时候了哪还能跑得掉，在营帐内被赶来的士兵一刀砍死，屠割尸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乱军还杀死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
外面一番吵吵闹闹，等玄宗出来看了看怎么回事的时候，只看到门口挂着一个杨国忠血淋淋的脑袋，过了好一会儿，总算是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玄宗拄着拐杖走到门口，慰劳了大家，也就是等于承认了大家所为的合法性，不再追究了。
但事情还没完，禁军将士并没有就此散去或者整装待发。
玄宗让高力士出去了解大家究竟想怎么样，将士们的答复是“贼本尚在”，罪魁祸首还在。
陈玄礼代表禁军提出了要求“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还要杀掉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才行。
玄宗听高力士进来这么一汇报，有点蒙圈了，“入门，倚仗倾首而立”，扶着拐杖靠在墙上发呆。
不一会儿，另一位宰相韦见素的儿子韦谔进来请示杀还是不杀，玄宗很悲愤地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
”这事跟一个女人家有什么关系。
此时，高力士才很冷静地对玄宗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
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你自己考虑吧，将士们安心您老人家才可能安全，要女人还是要你自己。
再伟大的爱情，也不能够超越人自保的本性，玄宗很快做出了可能对他来说最简单也是最困难的决定。
756年的马嵬事变马嵬事变发生得太突然，而留存下来的史料又非常稀少，没有人能具体说得清在这一两天之内，在这支落荒而逃的队伍当中到底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幕后策划。
唯一可以明确的是禁军首领陈玄礼是整个事件的执行导演，但是很显然这位陈玄礼只是执行者，他的命令来自何处不得而知。
根据有关记载，在这两天里陈玄礼一直都和太子身边的宦官李辅国密切接触，并且把禁军将士的情绪通过李辅国传达给了太子李亨，只是李亨当时没有做出任何表态，当然后人也可以将这种未作任何表态视作是默许。
关于马嵬事变，历来的研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主谋就是陈玄礼，有人认为是高力士，甚至有人大胆推测可能就是唐玄宗本人，当然更多人认为是太子李亨和宦官李辅国。
无论如何，经过半天时间，杨氏兄妹的势力被彻底清除。
和文学家所关注的马嵬事变不同，杨贵妃之死并不代表事变已经结束，更重要的转变还在后面。
杨氏外戚集团被一网打尽，事情来得很突然，接下来该怎么办？
当然还是得继续逃跑，毕竟安禄山的反军已经开入关中，形势迫在眉睫，但是该往哪里跑呢？
原来最先提出逃去巴蜀的是杨国忠，因为那里是他的老巢基地，但是现在杨国忠已经死了，还要不要继续去巴蜀了呢？
对于这一路线问题，这个时候大臣们开始各抒己见，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巴蜀就不要去了，有人说去当时的北都太原，有人说去朔方军的驻地灵武，又有人说去河西的凉州，各种意见都有，“左右各陈意见者十余辈”，但是最后玄宗还是看了一看一直都没有发表意见的高力士“以卿之意,何道堪行？
”你说说看。
高力士显然对这个问题已经深思熟虑，他说“太原虽固，地与贼邻，本属禄山，人心难测。
朔方近塞，半是蕃戎，不达朝章，卒难教谕。
西凉悬远，沙漠萧条，大驾顺动，人马非少，先无备拟，必有阙供，贼骑起来，恐见狼狈。
剑南虽窄，土富人繁，表里江山，内外险固，以臣所料，蜀道可以。
”比较起来，太原、朔方这些地方和叛军挨得太近，那里的驻军的忠诚度如何，没有把握，而河西凉州在地理、物资方面又有劣势，不利于将来反攻回来，这么看，还是西南的巴蜀是最佳选择。
玄宗最终接受了高力士的意见，决定继续前往巴蜀之地。
唐朝极盛时的版图刚决定下来下一步去哪，此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说是在队伍的后面赶来好多当地的老百姓，恳求玄宗皇帝不要走了，还是留下来继续抵抗叛军吧，老百姓越聚越多，一会儿功夫就有上千人的规模，对于玄宗来说此时不走，等于在这里被叛军活捉，所以还是尽早脱身为好，只好安排了太子李亨去做父老乡亲的工作。
结果传回来的消息是，大家说既然皇帝要走，那么太子就留下来算了，“愿戮力一心，为国讨贼，请从太子收复长安”，愿意跟着太子一道在这里抵抗。
玄宗是个有经验的老手了，他当然看出来这是太子李亨安排群众演员演的一出好戏，无非是想趁此机会摆脱自己的控制，不愿意跟着大家跑巴蜀去。
目前这个情况之下，玄宗的确也拿太子没有任何办法，不能因此而耽误了自己的逃命，所以只好说“此天启也”，留了两千人马给太子，你去收复长安吧。
一旦得到父皇的首肯，太子李亨立即带着妻子张良娣、两个儿子以及宦官李辅国脱离了唐玄宗的阵营。
六月十五日李亨率领二千人自奉天（今陕西乾县）北上，夜晚经永寿，第二日至新平（今陕西彬县），又一日到达安定（今甘肃泾川），十八日至彭原（今甘肃宁县），十九日至平凉（今甘肃平凉）。
这四五天的功夫“昼夜奔驰三百余里，士众器械亡失过半，所存之众，不过一旅”，已经筋疲力尽，更令人不能安心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朔方军方面会不会欢迎或者接纳这几百号除了个太子名号之外什么都没有的流窜人员。
在平凉，李亨终于等到了好消息，朔方军留守杜鸿渐等人经商量，决定迎接太子前往灵武。
这样，七月十日，李亨一行人马抵达灵武（今宁夏灵武）。
一路逃到灵武，李亨身边官员已经只剩下二三十人了，的确狼狈，但是这时候裴冕、杜鸿渐等朔方官员却向李亨提出要他赶紧即皇帝位，李亨吓了一跳，自己哪敢？
父亲哪会答应？
但是将领们说“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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