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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100年
20世纪楚辞学研究述评①
黄震云
（徐州师范大学221009）
20世纪的中国，伴随着内忧外患，，经过剧烈的社会变动，相继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形态。
国家在五裂四分多年以后，才逐渐出现了大统一的趋势。
在如此复杂变化的社会背景下，楚辞学研究无论是在学者心理、环境还是成果，抑或是交流普及都出现了复杂，甚至微妙的情形。
而20世纪的楚辞学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确又是最有成就的百年。
世纪是一个人为的客观的时间概念，本不是学术范畴。
终起阶段还存在着学者、成果的跨世纪结算问题。
因此，要想全面科学地把握20世纪的楚辞学研究，存有不少难处。
我们讨论拟以20世纪出现的成果为限，未在本世纪生活与出版的学者著作，原则上不予讨论。
在中国学术史上，比较早地以世纪为范畴进行学术研究的当推梁启超和钱穆等人[1]。
他们把传统的以朝代为对象范式的研究转化到时间概念上来，是一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最早的对20世纪楚辞学研究的是美国人劳伦斯的《楚国狂人屈原与政治神话》[2]，近年亦有黄灵庚的《中国大陆》〈楚辞〉文献学百年回顾》[3]等有关文章。
但是这些文章不过是借百年之名，实际只切块于中间几十年，舍前弃后，在范围上也限于单方面一隅。
时当世纪之末，全面清理审视探讨本世纪楚辞学研究的得失，将楚辞学研究提升到新世纪的高度，是我们的责任。
本文拟就楚辞学的进程、特点、成就、方法及相关热点方面进行综合叙述与检讨。
一切都出于对资料的把握，力图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不作故意褒贬。
由于学术水平限制和楚辞学研究成果丰富难以估价到位等原因，在某些判断上或归纳上会有疏漏或不当地方。
有必要先予说明。
一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20世纪的楚辞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1900年到1930年的楚辞学研究
20世纪前30年的楚辞学研究者可以分为两个部份。
一是前清的遗民，二是与世纪基本同龄的学者，是为学院派。
他们从学术渊源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研究思路、方法及成果上又有显著区别。
甚至可以说，由二者展开、延续和变化便构成了20世纪楚辞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本世纪初30年的楚辞学研究主体是前清的遗老，主要有俞樾、梁启超、刘师培、谢无量、马其昶、王树楠、徐天璋、郭焯莹、李详、王运、宁调元、洪宪元、魏元旷、傅熊湘、王国维、廖平等，皆有著作存世，时间跨度达100多年。
最早的是俞樾，为上个世纪21年出生，卒于本世纪7年。
其余大部分卒于30年代左右。
本世纪的同龄人主要有支伟成、卫仲番、闻一多、姜亮夫、郭沫若、陆侃如、蒋善国、沈雁冰、范希曾、王力、詹安泰、廖序东、游国恩等。
其中，支、卫、闻、游四人同龄，皆生于1899年。
像刘永济，生于1887年，卒于1966年，但主要成就显示在30年代以后。
故稍后叙述。
①原刊《文学评论》2000年2期
注释：
[1]上海.民智书店1929年版梁启超《近300年中国学术史》。
钱穆30年代在清
华大学开有《中国近300年学术史》课程。
其著作已有商务印书馆印本。
[2]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版第8-10页。
[3]台北《汉学研究》第15卷2期（1997年10月），第255-284页。
中国文学的创作、研究都讲究师承，如钟嵘《诗品》、张为《诗人主客图》、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皆是这方面的著作。
在楚辞学研究方面，以汉代王逸和宋代朱熹对楚辞研究的著作的不同风格为标志称为汉学和宋学，一直影响着楚辞学的研究和深入，而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受时风和学术思潮的影响。
对本世纪楚辞研究影响较大的是乾嘉学派。
一般地人们把乾嘉学派分为皖派，主要成员有戴震、王念孙父子等，四库全书中的楚辞类提要就出自戴震之手。
吴派，主要成员有惠栋、江藩等。
浙东派，主要有全祖望、章学诚、黄黎洲、章太炎等。
另外还有扬州一派，主要有焦循、汪中等。
此外还有京师、桐城、两湖的湖湘学派等等。
既有地域特征，稳固持续，又以学风师承砥砺发展。
前30年的楚辞学是乾嘉到西学东浙间的过渡，还以前者为主流。
如俞樾宗法于王念孙父子。
朱季海、姚奠中、汤炳正、徐复、殷孟伦都参加过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
至1936年章太炎去世，朱季海一直居于门下。
1998年去世的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汤炳正一直是楚辞学会会长，他在自叙中无一例外地都提到太炎先生的讲习会，称出自门下，可见对他影响至深。
王运上承王船山余续，向下授学于廖季平，廖学生康有为，康学生梁启超，梁为20世纪初学术研究的革命派，不知影响多大了。
当然也有调整变化的如刘师培，他早年服膺章太炎，后又分道扬镳，他的门人有许维、闻一多等人。
王国维的弟子有姜亮夫、胡适的弟子有陆侃如等。
还有家学现象。
马其昶其孙为马茂元、姜亮夫女姜昆吾、孙作云子孙心一，张汝舟子张叶芦。
地域、师承和家学构成了先期以致于后来的楚辞学社会文化结构和鲜明特色．
前清遗民以外，世纪的同龄人大部分受到过学院教育和西方文化影响，参加或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学院派。
这些学者主要有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胡适、谢无量、陆侃如等。
这些人早期受的是旧式教育，具有小学文献功底，擅长考据之学，经过五·四运动后，思想解放，学习西方文化思想，接受西方文化学、人类学、神话学乃至哲学等新思想、新方法，有意突破乾嘉藩篱，努力从事楚辞学研究，可以说学贯中西。
并随着教育的改制，聚汇于高校，初以清华北大为中心，然后遍布全国各地，第一次文化热因此而生，直到80年代后才重新兴起，抗日战争和反右、文革的外患内忧是文化运动中断的主要原因。
在学院派走红时，乾嘉的传统并没有丢失，同样得到了发扬，并有集大成的努力，以致于后来形成了金国范围的总集编写热，所以，学院派新潮代表了当代中国楚辞学的成就和研究的方向。
（二）1931年到1949年的楚辞学研究
随着俞樾、刘师培、王运、王国维、廖平（1852─1932）、梁启超等相继谢世，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胡适、于省吾、詹安泰、饶宗颐、郭沫若、刘永济、陆侃如、何天行、沈雁冰渐次成为楚辞论坛上的主力军，其中部分坚持到80年代后，如姜亮夫、郭沫若等。
这些人行历复杂，如郭沫若，在闻一多、胡适、陆侃如在国外读书或奋力研究时，他在搞新文学运动和北伐革命战争，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后来居上，成为本世纪楚辞学研究最有影响的一位人物，对楚辞研究起到了非常特别的作用。
楚辞学者大部份皆学有师承，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如胡适、陆侃如等还获得过国外的博士学位。
他们大部份又是作家出身，是弄大文学的，如胡适、闻一多、郭沫若，周树人、沈雁冰为现代文学的直接实践创造者。
这些人又几乎是学校的教员（除朱季海等个别人以外），任教多所学校。
如游国恩，辗转数省，历10来所校院，桃李满天下，对本世纪的楚辞学研究他们是创造者，也是播火者。
除了学术素养等学术本身原因之外，由于心理、经历、地位、观念的不同，学者之间产生了多重而持久的论争。
像胡适、郭沫若等还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而政治地位的变化又影响到学术态度和观点。
这也是本世纪楚辞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
之所以我们提到胡、郭，乃是我们曾一直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代表，错误倾向的代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
胡适写过一篇《读楚辞》[1]的文章，他在其中说《楚辞》有五大可疑，至今仍是批判“屈原否定论”的话题。
胡适的观点，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小丛书中由他的弟子谢无量写作的《楚辞新论》中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胡适说：
我想，屈原也许是25篇楚辞之中的一部份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
25篇的全部的作者。
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
后来渐渐
被人认作这25篇全部的作者。
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
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
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故我们必须推翻屈原
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找他的文学兴味来。
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
（《读书杂志》、1922年9月《努力周报》增刊）
胡适的看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是时代文化思潮的反映。
早在本世纪初，刘师培在《论文偶记》中已提出要研究文学的屈原。
而屈原的25篇作品几乎每篇皆有人怀疑是伪作。
胡适是著名学者，他提出屈原是《楚辞》的一部份的作者说和当代楚辞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是屈原客观肯定论，而不是否定论。
1919年以来，学术界对儒家思想注入学术研究普遍存在反感，所以批判旧注是时代提出的要求。
实质上胡适的《楚辞》研究是客观认识，基本肯定。
但是，直到90年代初，胡明《胡适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刊《文学遗产》1991年3期）才有相对科学的评价，然而仍有人盲目议论，老调重弹。
胡适的观点与闻一多的看法实际上亦大致一致，胡适的文章亦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中。
胡适观点除了上言原因外，也是与乾嘉学风末流的影响有关。
怀疑与论证，亦即重审是乾嘉学风在上半个世纪的表现。
直到胡适的弟子陆侃如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的序文里还说：
“疑古是我们的主张，考证是我们的方法。
”可是由于人为地把学术研究纳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所以演化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无聊的纠缠。
胡适的观点在当时已受到许笃行、何天行、卫聚贤、丁迪豪、游国恩的支持。
但是随着社会政治气氛的变化，到50年代又变成了强烈的政治批判的社会工作、活动了，而一些学者因此被捺下了头，一些人无法只好改变看法。
总之，无论廖平还是胡适[2]，都是乾嘉学派的余韵，但廖为末流，而胡则又有新高。
就此言之，胡适让“久被埋没，久被酸化的古代文学名著能渐渐地从乌烟瘴气里钻出来，在文学家里重新占上一个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说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可谓本世纪治学警句格言。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屈原和历史的屈原，也就是每个时代的屈原都有符号化的解读过程。
汉末人借屈原以表忠贞，为政治服务。
宋代人赞美屈原，是要发扬其精神，成为民族斗争的工具。
元杂剧中有大量贬斥屈原倾向，味其意乃是为了反对愚忠，而骨子里为了反蒙古，是民族矛盾的反映。
屈原是政治的屈原。
到了本世纪40年代，当日寇大规模发动侵略战争，民族危亡的关头，屈原再次被作为旗帜举起来。
这时候的郭沫若已不再写诗或研究甲骨，也没有走上前线，而是拿起笔，写下了《屈原》、《虎符》等6个大型历史剧，并将已发表的文章结集为《屈原》，于194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1946年又改为《屈原研究》由群益出版社出版。
自己说：
“我对屈原的整个看法，大抵就包括在这个小册子里面了。
”郭沫若是位文化史上似乎没有什么不懂的大学者，他研究屈原以解释屈原的生年（用天文历法）等文献功夫见长。
但由于剧本《屈原》把屈原写成革命英雄，而宋玉成了没有骨气的小人，因此引起争议。
随着抗战的胜利，用艺术创作随意表现屈原的方法也就失去了市场。
转为重新审视定位调整阶段。
这在学术上是难以恭维的。
而在另一方面，考据文献学方兴未艾。
还出现了另一个倾向，有意将两千年屈原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作集大成的工作。
游国恩从30年代就已经开始从事《离骚纂义》等长编的编写工作，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等皆是类似的工作性质。
（三）1950年到1966年的楚辞学研究
建国以后的楚辞学研究大致是30年代以来楚辞学研究的继续，但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不妨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3年，主要是关于楚辞作者的讨论。
这在本世纪30、40年代也可以说一直没有间断过的事。
这次论战，比较早的是从四川成都开始。
闻一多《神话与诗》之《廖季平论离骚》说：
谢无量先生在其《楚辞新论》中说：
“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
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楚辞新解》给我看，说：
‘屈原并没有这个
人。
’他第一件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
细看他全篇文义都
不属。
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
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第二件，拿经学的眼光说，《楚
辞》是《诗经》的旁支。
他那经学上的主见，以为《诗经》本是天学，所讲
的都是天上的事。
自然《楚辞》也是一样，所以有那些远游出世的思想和关
于天神魂鬼的文词，也是适用《诗经》应有的法度......第三件说《离骚》
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是秦始皇的自序......其它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
博士所作。
《史记》‘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
乐人歌弦之。
’──这是廖先生的根据。
”
闻一多认为，除了朕字外，口气没有像帝王的地方，所以这上一点最不足辨。
至于说根据《史记》的矛盾处说明那就是假的，也没有成立的必要。
至于说《楚辞》是天学，廖季平的弟子谢无量和黄已进行了委婉的否定，自然也不足论。
所以，屈原否定论是让人笑掉牙的说法。
闻一多的批判带有权威性，所以一度时期内无人再说其事，但后来的否定论说确与此息息相关。
除了这场论争比较引人注目外，总的来说，当时的研究队伍、范围、深度等方面皆为平常，多为介绍性质。
在庆祝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欢呼声中，屈原被政府认可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和爱国诗人，于是屈原研究又出现了系列新的波澜。
真正产生重要影响的论争由朱东润而起。
他于《光明日报》1951年3月17、31，4月28日，5月12日连续发表了《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刘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等4篇文章。
认为，楚辞盛行的地点时间是汉代的寿春。
《汉书·艺文志》没有录王逸的书，王逸的《楚辞章句叙》与《艺文志》所载屈原赋25篇不合，王逸亦未言明《大招》为屈原作，称为景差所作，但汉志无景差赋记录。
王逸称汉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不见诸记载，其书亦不见《艺文志》。
引刘知己“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
”等推测《楚辞》是王逸几篇赋进行拼合而成。
觉得《诗经》、《楚辞》二部书底来源都有些不清楚，实在是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困难。
在第二篇文章里，指出屈原时代的文字没有这个人的记载，《离骚》中的人物、地名应是熟悉中原文化而不太熟悉南方文化的人，《汉书》中有刘安作《离骚》之说，故当其人。
第三篇文章通过淮南王的家世、时代、自身修养，并通过《离骚》进行印证比较认为是刘安作《离骚》。
第四篇文章则对其它的作品进行了考证，引用甲骨文资料认为《天问》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而《天问》以外的大部份是汉代人作。
他的意见受到了郭沫若《评离骚底作者》、《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5月26日）及沈知方《读楚辞及楚辞》（同上）、《关于离崐作者的商榷》（《光明日报》6月9日）、宋云彬《谈屈原》（《进步青年》总266期1951年）的严厉的批评。
郭沫若在文章后还有一个附记说：
“何天行有《楚辞作于汉代考》（1948年中华书局出版），其自序云乃十年之旧作。
朱东润说多与之相同。
朱与何不知是否一人。
”经过一番讨论，虽略及人生品行，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至于对朱东润批判则另是一回事，可朱东润临终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时何其芳等发表的《屈原和他的作品》中对《卜居》、《渔父》、《悲回风》等也疑为伪作。
（见《人民文学》1953年6月号）曹道衡在1956年4月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长文《评“关于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认为“我们决没有理由把怀疑古书看作就是胡适影响，也不能把承认古书是真，就看作决非胡适影响。
判断这个问题，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必须联系整个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考虑，才能得出较近于真理的结论来。
”说得中肯。
但研究学问一涉及立场便踏入政治的边缘了。
也因此，曹道衡认为何其芳疑《九章》是无产阶级立场，而胡适疑《九章》是资产阶级崐和帝国主义立场。
时代的烙印太深。
屈原作品真伪问题由来已久，王逸与刘向看法叠不同，王逸也认为不少不是屈原作或加工民间作品而成，说明他也不是十分明白。
只是后人疑古斥伪口气坚定，但实在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为《楚辞》找到另外的作者，所以只好还是把著作权给屈原。
颖古论和否定论不是一回事，否定论是政治性术语，有的还是强加，而疑古是学术主张和风气，二者说没有区别也不对。
因此说本世纪的疑古──否定──重审三步曲将考据学衍化为政治考据学，再回到考据学，实在让人难过和深思。
1953年到1957年为第2阶段。
1953年，被认为是屈原逝世2230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大文化名人：
屈原、哥白尼、拉布雷、何塞.马蒂，从而掀起了《楚辞》研究的热潮。
而郭沫若由《楚辞》研究的学者和把《楚辞》作为爱国主义资源进行开发的学者作家成了研究《楚辞》的革命舵手。
《楚辞》真伪说虽有零星讨论，但已不值一提。
早在1920年，郭沫若21岁时就写了剧本《湘累》，说屈原向姐姐说圣人是疯子，像一座喷火的火山，得到同情，喊道诗歌就是我的生命，“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
”把这位上古英雄与我同化。
1926年，他随军到长沙附近时，在汨罗江举行了追悼屈原的仪式。
30年代他则写有《屈原研究》这一名著，到了1942年又写出5幕剧《屈原》，1947年他在关于闻一多的颂词里将闻一多比如屈原。
可见他是十分热爱和崇敬屈原的。
“在郭沫若先生的倡议之下，我们做了一些把屈原介绍给外国人民的工作，但做得还是很不够。
”（《文艺报》1951年11号社论）年轻的共和国把屈原看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认为他反映了我国过去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屈原是爱国的典范。
《文艺报》的社论还指出：
“新文学的奠基者的鲁迅，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当然是不同于他的或近或远的文学前辈的。
”把屈原和鲁迅看成是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的某种标志。
由于郭沫若的关系，1953年6月15日全国文联在北京召开会议，总议题是讨论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继续研究屈原作品。
北京图书馆举办了各种版本的屈原诗集的展览，北京的外文出版社还为此出版了两部英译专著《楚辞》，和郭沫若的译本。
至于后来，郭沫若地位为时风所抑，屈原当然也就不行了。
1949年，中国参加了在巴黎成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这是一个交流性的国际讲坛。
在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受到多重封锁的情形下，对中国来说就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
郭沫若曾率代表团出席大会，倡议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活动。
四大文化名人，又是历史的，可是没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也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是遭到宗教迫害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古巴争取民族独立的马蒂，和欧洲中世纪黑暗势力作斗争的拉布雷。
划分的时间标准皆不清楚，不过还是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革命者。
全世界只有四位，而中国就有了一位，整个民族为此感到自豪，举国沸腾。
国家邮政部门发行了一套印有四人头像的邮票。
《文艺报》发表社论，称宣传研究屈原是我们的任务工作，将推动祖国建设事业。
从此以后，楚辞热长盛不衰。
谁能说本世纪对《楚辞》影响最大的人物不是郭沫若呢？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喜欢《楚辞》的伟人毛泽东并没有题词发话，因此屈原也没有像雷锋等人那样成为人人效法的榜样，出于何种考虑，不得而知。
因此，屈原现象还主要限于文化艺术或知识分子阶层。
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楚辞研究论文集》，包括郭沫若、郑振铎、游国恩、朱东润、阿英、孙作云、浦江青、何其芳、俞平伯、林庚、褚斌杰及苏联费德林的文章，基本上代表了解放后到57年的研究成果水平。
但集中没有提到汤炳正，即后来的楚辞学会会长。
1958年到1966年为第三阶段。
在《楚辞研究论文集》中，唐、何其芳等人的文章已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而孙作云则更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
”的说法。
毛泽东关于“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著名论断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和研究起到了宪法的作用。
讲话时间是在40年代，而那是作用范围十分有限，而此时则大不一样了。
毛泽东权威性的评价标准在楚辞学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将游国恩、林庚、姜亮夫等划到了胡适的那条资产阶级线上进行无情的批判。
《楚辞》研究成了划右派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要舞台之一，在棍子帽子之下，学术研究立即偏向极端，走入深潭，相信在这两个标准下演变过程中，不予人世的学者当不甚少，还有什么成就可谈。
宋玉的研究历来冷落，从《史记》中就已经体现出来。
抗战时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把他写成卖师求荣的角色，并引起争论。
1953年，郭沫若和郑振铎、陆侃如又一次进行了争论。
由于当时政治气候不一般，所以没有争出什么明堂。
5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要善于辨别风向，推荐了宋玉的《风赋》。
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为了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又引用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将其作为颠倒黑白的典型。
因此，《光明日报》连续登载了评价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关的文章。
1977年前，共发表宋玉文章21篇，而这两年有12篇之多。
1962年至1964年间，《楚辞》研究领域渐渐平静下来，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随着1964年的社会主崐义教育运动，《楚辞》研究又偃旗息鼓了。
（四）1966年到1999年的楚辞学研究
30多年的楚辞研究反差特别明显，可以分为两期：
文革中和文革后。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以理性发展为形式的非理性行为，十分惨酷。
其影响远远不止所谓10年。
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正常的学术研究已难展开。
毛泽东对建国以后的文化工作部门持全盘否定，彻底消灭改造的态度。
在这种氛围下，别说工作、资料、思考，就连生活也难以保障，还有什么学术呢！
一开始的屈原就在四旧之中，武汉东湖行吟阁中的屈原像被推入水里。
还是毛泽东拯救了屈原研究。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送给他一套朱熹集注的《楚辞》，于是，人们开始谈屈原，但这不是研究。
不久，四人帮之流为达其政治目的发动评法批儒，以屈原为法家的代表。
于是屈原被当成改革家、法家，反儒的英雄。
屈原成了政治符号。
但有两点应当指出，一是《楚辞》得到了一些普及，二是法家的屈原概念认同符合历史事实。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楚辞》研究是相当热闹，也是比较辉煌的。
由于1976年和1977年两年空白，所以应从1978年说起。
大致由旧稿新刊、纪念文章、拨乱反崐正三类构成。
自79年以后，显得较为活跃，从此每年全国的报刊发表关于《楚辞》的论文超过百篇。
研究的面逐渐扩大，向纵深发展，学坛上出现了一批十分活跃的学者。
本年（1978）出版的著作有胡文英《屈骚指掌》（北京中国书店）、谭介甫《屈赋新编》（上、下）[3]（中华书局）。
其中谭介甫的书世称诳语，被当作是旁门左道之作。
1978年发表的论文至少有23篇，熊任望、李修生、殷光熹、萧兵、孙作云、陈子展、郭在贻等率先发言。
从此楚辞学研究新潮迭起。
当然，重点仍然是屈原生平与《离骚》等名篇。
从1982年到1985年4年间，我国出现了各种学会热，《楚辞》也是如此，经过多方努力，1985年成立了中国屈原学会。
1982年，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社联和湖北省文化局等单位联合发起，于端午节在湖北姊归县屈原的故乡举行了第一次屈原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18个省的代表共120多人。
姊归会议之后，一些省市，如湖北、湖南、天津、辽宁等相继成立了省市的屈原研究学会，并积极开展工作。
1983年，辽宁省在大连市召开了《楚辞》学术讨论会。
大连会议以后，一部份《楚辞》学者考虑到当时日本学者中出现的屈原存在怀疑与否定的观点，便发起组织了一次屈原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以便对国内外新否定论作一次清理。
1984年端午，由四川师范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在成都组织了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
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暨第4次学术讨论会在楚国古都所在地江陵举行。
会上推举姜亮夫为名誉会崐长，四川师范大学汤炳正为会长。
1986年第二届年会在浙江富阳、1988年在湖南旧罗，1990年在贵阳，然后又在临汾分别举办了年会。
1998年在深圳召开了国际《楚辞》学术讨论会。
也是本世纪最后一届年会。
每次会议大致有一个主题，如1986年议题是总结五四以来《楚辞》研究的经验，把新方法同传统方法结合起来，开拓《楚辞》研究的新局面。
1990年议题是爱国主义、《楚辞》和苗文化、研究方法论等，1998年是总结，回顾与展望。
这个学会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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