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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00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动荡
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动荡
【专题说明】
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动荡
（1956年11～12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得到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又被苏联兼并，而且急剧地进行了阶级镇压和农业集体化运动。
在随后的德国法西斯军队进入这些地方时，当地有些居民对德军表示了某种合作态度。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苏联政府对这三个共和国的所谓反苏投敌分子进行了镇压，不少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关入集中营，而且强行恢复集体农庄。
这一切就种下了民族矛盾的种子。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波、匈事件发生后，波罗的海三国出现了政治动荡。
从这些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三个共和国内都出现了对苏共政策的不满情绪，不少人要求脱离苏联。
可见，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独立要求源远流长，并非80年代末才有。
同时从这些档案中也可以看到，在苏联时期，苏共在民族政策上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其结果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所降低。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赵英杰翻译）
维什尼亚科夫等关于立陶宛情况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
（1956年11月3日）
副本
我们是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考纳斯市的俄罗斯族居民，兹通报，1956年11月2日到3日的夜间，在无名士兵烈士墓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居民反对苏维埃的活动。
参加这些活动的有老年人，年青人，特别是这个城市高等学校的一些学生。
这是一场打架斗殴事件。
他们唱着斯梅托纳执政时期的国歌，把他的旗子插满了全城，并高喊着口号：
“打倒苏维埃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当局对此毫无办法。
这些可怕的行动首先是针对俄罗斯人民的（俄罗斯族人），他们受尽了百般的侮辱和伤害。
难道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知道，在考纳斯市，在每年所谓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斯梅托纳》日子里，都要举行这样大规模的反苏维埃活动。
事情很快会发展到城市里的俄罗斯族人将遭到杀害的地步。
立陶宛人很善于进行这一点，立陶宛人是爱报复的人。
我们是1941年，当我们的军队从考斯纳市撤出时，立陶宛人所进行的野蛮行为的见证人。
德国法西斯分子就其残忍程度仍比立陶宛人人道一些，他们残杀没有任何过错的苏联人，即不懂立陶宛语言的男人、女人和儿童。
残杀发生在大街上、房屋里，在车站等待起程的人也遭杀害，任何地方都不准出现俄罗斯人。
这就是俄罗斯人民为之斗争并为之献出了几百万条生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事业在考纳斯市是怎样存在和获得胜利的，而它的领导作用已经化为乌有。
今后还会怎样呢?
中央主席团是否知道，在考纳斯市有百分之五十的具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他们不干工作，而专门从事投机倒把和组织进行反对苏维埃的活动。
说来惭愧，众所周知，考纳斯市水电站正在建设，他们暗中窃喜，没有参加建设，同时还声称：
“俄罗斯人去建设，我们来享受果实”。
在一些高等学府里也出现了严重的民族主义，这些学校用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因此，在各地都有学生成为所有反对苏维埃活动的先锋，这不是偶然的。
通常，该市的高等学校以培养民族干部为借口，不录取俄罗斯族青年入学，俄罗斯族的青年只能在城市的中学里毕业，而加盟共和国的其他高等学校接受的也是立陶宛人。
其结果是俄罗斯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
而进入城市的机关里工作根本不可能，因为必须通晓立陶宛语，他们不承认俄语。
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例子和事实来说明，在考纳斯市，居民中的一大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抱有敌意的态度，并公开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我们觉得，立陶宛共产党市委（第一书记卡斯纳乌斯卡伊杰同志，市执行委员会主席皮利格里马斯同志，以及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涅奇库斯同志）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来正确执行列宁的民族政策。
如果苏共中央主席团不采取根本措施（目前，在我们这里存在着这样的观点：
不干涉加盟共和国的事务），这将会扩大为整个国家的危机。
维什尼亚科夫
霍洛季洛夫
苏希赫
及其他一些人
1956年11月3日
地址：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考纳斯市，吉波德罗姆大街，12栋
Л·М·维什尼亚科夫
№09419
沙尔科夫关于立陶宛情况的报告
（1956年11月4日）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者之中的基本群众的政治情绪是健康的。
与此同时，在共和国中还存在着具有不健康政治情绪的个人和居民团体。
这样的情绪和针对在波兰、匈牙利以及近东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充满敌意的言论，在一部分老知识分子和学生之中表现尤为激烈。
敌对分子对于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给予肯定的评价，并对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抱有好感。
最近一些天以来，在维尔纽斯国立大学里发现了带有以下内容的标语和传单：
“匈牙利革命万岁”，“我们要以匈牙利革命为榜样”，“立陶宛人!
立陶宛是属于立陶宛人的，俄罗斯侵略者，赶快滚出去”以及其他一些类似性质的标语和传单。
还有一些敌对分子试图煽起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之间的不和。
考纳斯市的一名公民伊万瑙斯卡斯声称：
“匈牙利发生的事件，这是垮台的开始。
很快，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会通过推翻使他们憎恨的制度的途径脱离苏联。
然后，风潮会迅速波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最终结果同样是他们将摆脱俄罗斯人”。
考纳斯市的一名女教师巴尔图什凯娜说，如果其他的所有民主国家都像我们这里一样饱受苦难，那么，举行武装起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学生影响之下，甚至在共青团员之中也存在着落后的思想。
在10月25日的历史语文系学生共青团积极分子会议上以及10月28日的维尔纽斯国立大学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又重新提出了将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大街改名为格迪米纳大街，给维尔纽斯市的创始者格迪米纳树立纪念碑，理由是，在莫斯科已经为尤里·多尔戈鲁基建立了纪念碑。
大会还支持女大学生阿布赖季捷的发言，并将要求开设学校，为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受过镇压者的子女们，以及生活在相邻的白俄罗斯莫洛杰奇诺州的立陶宛人用立陶宛语授课的条款写入了决议中。
对于维尔纽斯市及其附近地区，以及考纳斯市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波兰事件。
这些事件加强了居民的某些阶层中的私有制倾向。
集体农庄庄员库拉科夫斯基（来自维尔纽斯地区，波兰族），以前曾由于从事反对苏维埃的活动而受到镇压，他宣称说：
“此前在波兰的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而现在是遭受过布尔什维克灾难的哥穆尔卡掌握了政权，他将不会再按他们的指令进行工作，而是会领导国家走条新的道路，正如铁托在南斯拉夫所作的那样。
当然，哥穆尔卡不会马上同苏联断绝来往，而是要积蓄力量，然后再结束与莫斯科的联系。
波兰将不会再有集体农庄，而是恢复1939年以前存在的那种体制。
因此，我们不应该再在集体农庄工作下去，反正春天我们就要前往波兰”。
鉴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八次全体会议做出的关于解散亏本的合作社的决议，个别居民表示希望解散立陶宛的集体农庄。
这同样加强了波兰族的公民离开苏联的愿望。
仅在维尔纽斯一个城市里，10月26日就办理了333份出卖个人房产的文件。
如果说自今年的2月份截止到10月份，共签发了259份前往波兰的签证，那么仅在10月份的20天内，就签发了198份。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论调。
来自维尔纽斯区日利亚涅兹村的个体农民马图谢维奇（波兰人）在有其他公民在场的情况下，宣称说：
“现在没有必要前往波兰，因为那里正在进行着政权的交替，在不久的将来，波兰政府将要求归还以前曾属于它的地区，即原维尔纽斯省，而我们只需要帮助波兰政府将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从这些地区中驱赶出去。
”
这些反苏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还由于《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自由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广播电台所进行的具有挑衅性质的无线电广播，而最近一段时间，这些广播的收听率又提高了。
我们的宣传机关却没有坚决有效地揭露这些攻击，并给予反击。
除此而外，还有来自被迁移的、以前曾遭到过镇压的人的对苏联制度的怀有敌意的宣传。
最近一段时间，返回立陶宛的这种人有18000多。
立陶宛的波兰居民还常常从来到立陶宛的波兰共和国的某些公民那里获得关于波兰形势的一些不正确的信息。
波兰军队的少校亚济科夫斯基在与维尔纽斯区博亚拉村的村民们交谈时说：
“在波兰的生活要比在苏联好得多。
那里给予农民很多优惠政策。
再也没有集体农庄了，合作社也被取消了，发展私营贸易。
从波兰非常容易就可以到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去，而你们这里的农民还生活在贫困之中。
因此，波兰族的农民应该到波兰去”。
滋生这些不健康情绪的除了这些反动的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原因。
在一些经济薄弱的集体农庄里，物质上的困难产生了对集体农庄制度的不满。
集体农庄的庄员说，生活开始变得困难了，不得不到城里去购买粮食，房屋倒塌了，可是没有钱去修善它们。
最近一段时期，共和国的居民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他们要求具体回答和解释产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在那里执行的政策有哪些错误。
以下是一些极具代表性的问题。
为什么在匈牙利会形成这样的局面，领导党为什么不管?
使用武器反对匈牙利人民是不是斯大林政策的继续?
为什么在共和国担任各种职务的俄罗斯人不懂立陶宛语，并对于学习这种语言常常抱有轻视的态度?
11月1和2日在共和国实行所谓的宗教节日《苦难日》。
在维尔纽斯市，特别是在考纳斯市，自11月2日一直到3日，从早6点开始一直到夜里12点，宗教信徒们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参加集会的其中还包括很多大学生，有维尔纽斯国立大学的，维尔纽斯师范学院和工学院的，以及考纳斯市其他高等学府的一些学生也参加了宗教集会。
在一些墓地旁唱资产阶级赞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歌曲，以及高喊反苏的口号：
“匈牙利共和国万岁，我们应该以匈牙利为榜样”，“即使牺牲一半，剩下一半，我们也要争取自由的立陶宛”，“给立陶宛自由”。
在考纳斯，有一小批人，大约25～30人，在晚上11点时，闯入党的市委会并高喊：
“匈牙利革命万岁。
给我们自由”，后来，采取了措施才被驱散。
关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将提交更为详细的情报。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采取措施，在共和国居民中间加强群众性政治解释工作。
党中央委员们已经前往各个企业，机关和学校，进行关于十月革命节以及讲解共和国政治形势和任务的谈话。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沙尔科夫
克里姆科夫关于立陶宛形势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
（1956年11月4日）
副本
1956年11月2日，立陶宛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在考纳斯市举行了庆祝宗教节日的活动。
庆祝活动是在列宁大街的墓地进行的，同时还伴随着反对立陶宛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在该墓地聚集了3万5千名民族主义分子，主要是工学院的大学生，立陶宛中学的学生以及1953年以后从监狱和西伯利亚流放地释放的原法西斯立陶宛的反动贵族们。
墓地上插着法西斯—斯梅托纳的旗帜，唱着斯梅托纳的歌曲，并高喊着口号：
“打倒立陶宛的苏维埃政权”，“独立的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万岁”，“俄罗斯人从立陶宛滚出去”，“打倒共产主义”。
我作为这次活动、实质上是一次示威活动的见证人，给你们写这封信。
而令我感到震惊的是：
第二天，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利亚乌季斯同志以及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纽尼卡同志召集我们开会时，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立陶宛共产党城市委员会书记卡斯纳乌斯卡伊杰同志和斯米尔诺夫同志，他们竟然宣布说这只是一些流氓（个别的）起哄闹事，因此，也不需要特别的重视。
我担心，他们是不是很准确地向苏共中央通报情况，或者是根本没有进行汇报。
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在立陶宛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热爱苏维埃政权，这一点从以下方面就可以看出，他们，即立陶宛人，非常憎恨集体农庄，这些集体农庄大部分都被荒芜了，而斯涅奇库斯同志和舒马乌斯卡斯同志却欺骗苏共中央，没有说出集体农庄的真实状况。
这不，我不得不同立陶宛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谈话，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姓毛克亚韦特丘斯，声称：
1937年，我父亲在邮局工作，是一名邮递员，每月收入170卢布，要供养家庭，4个孩子，母亲，他养活他们，有吃有穿。
这里可以进行比较，现在我有一个姐姐也是邮递员，每月收入270～320卢布，如果这笔钱供1个人好好地吃喝，那么只够5天花的，而如果供养一个6口之家，那么最多够2天的，而在领取下月工资前的这段时间怎么过呢，还有穿衣服，穿鞋子，等等。
这样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情况既是这样，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宣传也说服不了他。
这不，他说，如果我挨饿，如果这些钱在商店里什么也买不来：
既买不来糖、肉，也买不来黄油和香肠，甚至连面包都买不来，那还有什么能使我信服的呢，我努力地说服他，给他讲述国内的大型建设，并给他举例子，比如，在考纳斯市的涅曼河建设的水电站；但他却说——是这样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应该存在着挨饿的现象的，如果我不去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而现在我是在工作，并且是在勤奋地工作，却连家人的吃喝都不能保证，更别说穿戴了。
他很公正地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在商店里工作的人，也许是仓库主管，也许是售货员，他生活得很富裕，买汽车，“胜利”或者是“莫斯科人”牌子的，给自己盖房子，等等，而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卢布，而他却什么都有，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些钱呢?
也许是偷来的，这样就可以看出，谁能活着，而谁无法生活。
对于持有这样说法的人们，你是不能使他们信服的，但是，如果分析一下，他是对的。
现在，当反动势力在布达佩斯发动暴乱时，考纳斯的所有反动人士也开始暗自思量起来了。
工作变得困难了。
为什么要把这些亲斯梅托纳分子从狱监和流放地释放出来，要知道，对于他们目前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
带领立陶宛人民进行武装起义。
即使释放他们，也应该给他们提出条件，以使他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中证明自己。
这句“谁工作，谁就吃饭”，我们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这里工资很低，食品很贵，而商店里也没有食品。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进行思考，或者是确认1953年以前存在的制度，或者是给予生活条件。
人们不明白，工地上正在进行的建设，他们只知道一点：
“当斯梅托纳在立陶宛的时候，我们这里最贫穷的人，生活得也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当官的人要好”。
应该认真分析一下在立陶宛，特别是在考纳斯市开始形成的局势，而不是像利亚乌季斯、纽尼卡、斯涅奇库斯、舒马乌斯卡斯等同志所说的那样。
应该向苏联政府，苏共中央通报正确的情报，否则，就会迟了。
俄罗斯的“伊万诺夫”的鲜血将会再一次在立陶宛的土地上流淌。
这就是在考纳斯市的情况：
如果在排队购买食品的立陶宛妇女之中，站着俄罗斯妇女，那么，他们立即会被从队列中赶出去，还朝她们脸上吐痰。
在大街上，俄罗斯人遭到公开的侮辱。
仿佛，这些都是小事，但他们却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对俄罗斯人的敌意。
而从自己这方面，俄罗斯人会认为，这些不需要写给你们，你们是知道的。
只要到立陶宛的墓地去一次，就可以看到，有多少俄罗斯人为了使立陶宛摆脱法西斯的统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现在仍在与立陶宛的民族主义武装匪徒进行着斗争。
而现在，这个英雄的人民甚至不能自由地在考纳斯市的大街上通过。
我只是想让你们了解，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自然，思维正常的人是会理解，我们现在还不能满足关于工资和供给方面的所有要求，因为，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是明白，国家目前正处于什么时期，我们可以给所有的反动分子造就“条件”，我们有很多熟荒地，有西伯利亚广阔的地域，还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等等。
我们的政府和苏共中央应该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制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无情攻击。
我，作为所有这些事件的见证人，向你们通报这一点，并想说明，任何姑息的作法只能造成不好的后果，或者是在立陶宛建立最起码的生活条件。
关于约·维·斯大林的信函，使反革命分子充分放开了手脚，现在他们称共产党员是残酷无情的剥削者，并到处列举关于斯大林的例子。
这封信不是出自某个人的，而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应该理解这一点。
恳请收到这封信的苏共中央工作人员，将这封信转呈苏共中央主席团。
信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情况。
有如下建议：
将工学院迁到另外一座城市去，应该从忠诚于苏维埃政权的贫穷阶层之中招收学生，也就是像1917年革命以后，我们这里所进行的那样，把所有坏蛋都开除出学院，并让他们到矿井去工作。
卡斯纳乌斯卡伊杰同志，作为立陶宛共产党考纳斯市委员会的书记是非常不称职的。
克里姆科夫
1956年11月4日
№09422
凯宾关于爱沙尼亚情况给苏共中央的通报
（1956年11月5日）
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最近一段时期，1956年11月3、4日，在共和国内出现了一系列反对苏维埃的现象。
今年的11月3日，在塔林市的拉图什内广场逮捕了女公民斯季尔维尔克·安娜·亚诺夫娜，她1885年生，是瓦利夫残疾人集体农庄的看门人，在公众聚集的地方她大喊着：
“打倒共产党员。
俄罗斯人，赶快滚蛋”。
1956年11月3日大约晚上9点钟，在塔林市的一家名叫《科普利》的餐厅里，公民克里尔特·汉斯·萨姆伊洛维奇，1928年生，《佳赫特》集体农庄的钟表工人，高喊：
“俄罗斯人从爱沙尼亚滚出去”。
侦查机构对以上人员进行了侦讯。
今年10月末获得的情报说，塔林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通过有组织的方式，非法地制作带有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姓名首字母的纪念指环，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名字命名的中学的学生都配带这种指环。
已采取措施调查上述物品的组织和生产者。
自1956年10月28日到11月3日期间，在塔尔图市发现并没收了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反苏维埃传单19份。
已经查明，传单的制造和散发者是塔尔图市第一中学六年级的学生派克列·安茨、克莱斯·尤里和维尔巴·瓦尔杜尔，他们都是1944年出生的，他们自称是《斯巴达克同盟》成员。
正如已经确认的那样，传单的制造和散发的倡议者是克莱斯·尤里。
正如他所交待的那样，他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活动，是由于听了《美国之音》无线电台对匈牙利事件所进行的转播。
遵照党的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方针，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便弄清可能隐藏在这些少年背后的组织者。
1956年11月4日，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了联共（布）中央关于匈牙利的状况以及为准备庆祝十月革命节各级党组织的任务的电报，并通过决议，派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各部长以及有关负责人前往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和城市，以帮助地方进行这项工作。
11月5日上午，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些工作人员作了指示，全体人员已经动身前往各地区。
11月4日《真理报》的报道以及其他有关资料都已经译成了爱沙尼亚文字并随同这些同志带到各地区。
有关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的资料正在进行收集和整理，将在11月6日上午呈上。
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凯宾
1956年11月5日
转交人：
切尔尼科夫
接收人：
格里戈里耶娃
№09423
斯涅奇库斯关于立陶宛政治局势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56年12月6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必须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报，关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立陶宛引出了一些具有政治性质的某些现象。
应该指出，这些事件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的敌对分子活跃。
近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反对苏维埃的言论增加了，例如：
“摆脱苏维埃压迫的时刻来到了”，“应该像匈牙利那样行动起来”，等等。
某些地方还出现了带有反苏性质的传单和口号。
在村庄里频繁地发生纵火事件。
在11月份还发生了两起恐怖事件，其结果是打死了一名集体农庄的主席和两名集体农庄庄员。
11月2日，即宗教节日那天，考纳斯市的民族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反苏的目的，企图利用信徒们在墓地举行的集会。
民族主义分子还试图在青年学生中间积极进行自己的活动。
《美国之音》广播电台采用立陶宛语进行广播，以此来加强自己的教唆工作。
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公开宣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所进行的旨在立陶宛复辟资本主义的敌对活动将会得到美国执政当局的支持。
例如：
在今年10月18日的无线电转播中报道：
“副总统尼克松，已经开始了今年的预选活动，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接见了立陶宛代表团，并答应全力支持解放立陶宛的斗争”。
也是在这次无线电转播中还报道说，副总统尼克松代表华盛顿总统接受了立陶宛大学生代表团的请愿书，请愿书中提出了恢复立陶宛“独立性”的问题，并重申“美国坚信立陶宛对于自己的被奴役地位是不会心悦诚服的”。
获悉的情报说，1956年10月25日，艾森豪威尔接见了美国各侨民反苏组织的代表。
在回答立陶宛侨民代表提出的问题时，艾森豪威尔宣称说，如果在立陶宛出现类似于匈牙利一样的事件，美国将给予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以帮助。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特赦以及在服刑期间未经我们同意，一大批从前曾进行过严重的反革命犯罪活动的人返回了立陶宛，这一点对于共和国的政治状况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过去曾经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首领，反革命武装匪帮集团的头目。
不能不考虑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它是共和国国内民族主义敌对分子的合法外衣。
诚然，由于天主教会组成成分的一系列情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天主教教士在苏维埃立法的范围内从事自己的宗教活动。
但是僧侣中的大部分人仍然继续坚持反对苏维埃的敌对立场。
天主教会的活动完全有助于引起不仅是宗教的，而且是民族主义的偏见。
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人试图将天主教会描绘成立陶宛人民的“保护者”，使其文化摆脱“强制推行俄罗斯化”的救世主。
在公开进行的政治斗争遭到失败以后，宗教界中的反苏分子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思想领域斗争的问题上，竭力利用教会的影响——尽管不是总能获得成功——培植民族主义的偏见思想，特别是在青年中间。
应该指出，这一次，有更多的居民体现出民族主义情绪。
在某些共产党员身上也出现了不正确的行为。
我们认为，以上阐述的情况给共和国的党组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动员全部力量给予敌人的进攻以有力的回击。
针对这个任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把对敌人的任何一种攻击的打击与在群众中加强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到，现存的一系列使劳动者焦急不安并引起他们不满的问题也对共和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这些问题是：
第一、与目前实际中执行的民族政策有关系的问题；第二、涉及到集体农庄建设的问题；第三、改善收入低的工人和职员的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
（一）
与在加盟共和国实践中实行的民族政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今年6月6日致苏共中央的《关于学习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所产生的后果的报告》的信息材料之中已经作了阐述。
在报告中，我们阐述了共和国的劳动人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在实践之中贯彻民族政策问题所作的规定。
我们还指明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系列不足。
我们还请求苏共中央，在妥善调整报告之中所提出的问题方面给予帮助，但是，时至今日，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没有得到答复。
与此同时，在最近一段时期里，与实际在加盟共和国实行的民族政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加尖锐了。
在劳动者中间出现了一系列怨言，他们抱怨在很多机关组织中立陶宛人不能讲国语。
立陶宛人还向党中央提交了一系列声明，其中还有代表共产党员的声明，在声明中，对于共和国许多机关组织不重视立陶宛语表示了不满。
这些问题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例如：
在苏维埃作家协会理事会党组织的选举报告会议上，作家约尼纳斯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对于维尔纽斯市的许多机关组织中不允许使用立陶宛语进行谈判表示不满。
同时指出，某些工作人员甚至侮辱讲立陶宛语的公民。
这些批评意见得到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作家的支持。
这些问题在工学院、医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基层党组织的选举报告会议上被提出。
刊登在第9期《共产党员》杂志上的列宁晚期的著作，在劳动者之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同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将在什么程度上执行这些文件之中所阐述的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指示。
最有代表性的是，在知识分子之中，对于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继续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及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展开了广泛地评论。
在一系列场合下，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加盟共和国也采用在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原则。
一些劳动者，特别是一些青年大学生，广泛地提出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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